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孝道伦理文化的发展现状
以孝道伦理为核心内容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最深、包容最广、绵延最长、最有渗透融通力的文化系统,它大概包括奉养父母、敬爱父母、顺从父母、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和祭祀先辈等内容。延续几千年的孝道伦理“服务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集权统治,随着古老社会的延续而发展,其价值精神,由于历经长期的浸润,沦肌浃髓,早已渗入了民族血液,内化于民族主体中,与我们的民族习惯、民间生活浑然一体,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支配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4]。然而,当自由平等的现代文明充斥整个社会的时候,这种早已积淀成俗的道德伦理由于无法经受自由的诱惑而逐渐遭受侵蚀,向往而又欲罢不能的矛盾使得传统孝道伦理文化不得不承受着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斗争,从而使得我国伦理道德教育长期处于迷茫甚至“中空”的状态,社会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也才屡屡“上镜”,“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这种试图通过外在的强化约束来稳固伦理教育的方式也就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
2 孝道伦理文化教育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冲突性关系剖析
2.1 物质利益关系冲突:以生产关系为视角
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生产方式的变迁史,而一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直接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也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实质与核心,即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我们的社会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中,科技知识性的现代精神代替了经验性的传统意识,经济成为了社会的阿基米德点,从而引起的了“我”(即子代)与“第一他人”(即父母)关系的变迁,而且机械化已经把主体我排斥在某些必要的劳动之外。因此,子代最关心的是自我利益的获得和自我家庭的构建,他们宁愿对自己的下一代承担“过分”的责任,也不愿把更多时间花费在已无法创造更多价值的上一代人身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西方利益主义和自我中心论渗透和腐蚀的结果,今天的孝道伦理文化只怕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了。
2.2 代际关系界定冲突:以人际关系为视角
在代际关系上,中国孝道要竭力维护家族的延续、发展与团结稳定,就必然会强调代际间的整合关系,注重人际间的紧密和和谐,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实体实行的便是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结构形态,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紧密联系而又相互负责的,是以孝道为社会整体的基本精神来构建的;而西方文化则以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为最高价值,实行的是开放的商品经济政策,因此,他们强调的是代际断裂或者说代际分离的人际关系类型,父母尊重子女的意愿和个人隐私,每个人都被视为独立的个体,注重培养独立性的人格。因此,这种外来的商品经济文明必然会引起传统社会中以宗法制度为根基的孝道伦理文化的抵抗,甚至可以说,宗法制度的灭亡便是由于其与近代西方进步思想意识形态对抗而惨遭败北而至的。
2.3 家庭组建范式冲突:以本位归属为视角
中国传统孝道伦理讲求“无违”,不仅要无违于父母的意愿,而且要无违于事生、事死、事祭之礼,长辈甚至对后代掌有生杀大权,强调子女对于亲族的敬奉顺从,注重家庭全员的群体生活,并以家族本位和依附性人格为主;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自由平等理念的成长,西方的独立性人格和利己主义思维日益为国人所接受,子女对亲族不再“惟命是从”,而是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主的新型思想,强调自身的自由和权利,反对长辈的行为约束和思想控制,这种开放式的家庭管理范式的传入并扎根,导致了双方利益攫取的不断冲突,背后隐藏的则是西方这种思想观念对本土文化冲击的毁灭性结果。
2.4 思维方式迥异冲突:以民族特色为视角
一面临海、三面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与西方的海洋型文化不同的一种“大陆民族文化”,因此,传统孝道是素朴的,是内化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解释和论证,人们相信人的本性就是那样,而且就应该那样,如果不行使这些潜移默化的要求,便会感到不安和遭到谴责,这见证了中国人保守、重道德人伦的思想僵化意识;然而,西方海洋文化注重“社会价值规范”的确立和“法治”,而且,“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拒斥独断论,坚持追究一切现象的最终根据,一切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说明并接受逻辑的检验,[5]”这样一来,仅仅是感情和良好的愿望在理论上便显得苍白和缺乏说服力,而西方现代的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根本否认有认识真理的可能或所谓真理的存在,因此,道德在他们那里,便成为了仅仅是个人任意性的选择和爱好而已。
3 对于“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的社会性思考
任何一样东西的存在或者出现肯定都有其立于世上的利益空间和价值,况且世上并没有永恒的道德标准,道德总会或多或少地带上时代的印记。传统孝道伦理道德作为封建的意识形态,显然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但是作为一种伦理文化形态,其中必然会积淀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蕴含着具有普适性的一般人伦关系意蕴,我们的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只有立足于传统家庭伦理基础之上,才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和可受性。当前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教育举措就是一种孝道伦理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产物,人们为了追随最大的利益空间而忍痛丢弃阻碍其欲望的伦理约束,转向崇拜能够满足其追求的以西方为主的现代文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整个社会正逐渐被西化,我们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由外来东西拼凑而成的怪异的社会体系,而那些传统“正统”思想为了维系和扩大其生存的空间,就难免要与现代文明的理念相冲突,“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作为孝道伦理的范畴,虽然存在着种种不良舆论和实施设想问题,但它正是为了拯救传统优秀文化而作出的强烈抗争之举,它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华孝道伦理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性现状,企图以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种不和谐状态。
参考文献
[1] 王毓.中西方文化差异根源概述[J].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8).
[2] 李桂梅.中西家庭伦理比较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12.
[3] 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王垒.传统孝道伦理与现代政治文明[J].学术论坛,2005(2):30.
[5] 万本根,陈德述.中华孝道文化[M].成都:巴蜀书社,2001,9: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