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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2日,首届“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7位入围艺术家作品展在上海外滩美术馆拉开帷幕。虽然奖项以亚洲这个区域作为评选范围,但是入围的7位艺术家都出自于大中华区,这更像是一个专门针对中文区艺术家的奖项,其入围艺术家分别为大陆的李燎、胡向前、鸟头双人组、黎薇,香港的李杰、关尚智,以及台湾地区的许家维。有意思的是,李燎和胡向前也曾是我们杂志重点介绍过的艺术家。作为我们杂志最重要的艺术家栏目,我们每年选择介绍的艺术家也只有6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选择的艺术家能和HUGO BOSS大奖所选择的艺术家重合,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大家在艺术家的判断价值上具有某种一致性。那么,这种一致性或者说暂时达成的共识是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问题还得从这7位艺术家的创作入手。仔细研究这几位艺术家近年来的创作,不难发现他们的艺术创作都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比如李燎在富士康打工的“消费”,胡向前在广州南亭村参选村长的“蓝旗飘飘”,许家维在马祖岛上拍摄的“铁甲元帅”,关尚智将茅台酒和水兑在一起的“水马”等。无疑,这些作品都切入到了中国当下最为现实的问题,比如劳工问题、选举问题、贫富问题、文化信仰等问题。显然,对于社会问题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时代的关注成为这次奖项的选举准则,正如外滩美术馆馆长,也是这届大奖的评委主席拉瑞斯·弗洛乔所言“台湾地区的艺术家对怎样表现亚洲内部错综复杂的联系和殖民过程极感兴趣,他们运用诸如视频等新媒体来审视记忆的不同层次;香港地区的艺术家则深入到对社会语境的思考,他们运用观念艺术,新绘画和日常物品来重访个人与公共社会的挑战;年轻的内地艺术家们则将表演、摄影和装置艺术实践拓展至对记忆的回忆的重新发现,以及城市的转变。”
HUGO BOSS的这次评奖应该是自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艺术圈的评奖活动中最有价值的一次评奖。它没有落入成功艺术家把握的窠臼,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握住了当代艺术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力量,这首先表现在各个地方纷纷出现的自我组织,如武汉的“扬子江论坛”,重庆的“外省青年”,广州的“观察社”等等。其次是以艺术的方式积极到参与社会的改造中,其中最著名的有“东湖计划”、“碧山共同体”、“许村计划”、“石节子美术馆”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些艺术现象都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有些问题则是根本性的,比如乡建、区域自治、土地拆迁、城市扩张等。
与中国的问题相对应,在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之后,西方艺术界也掀起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如2012年的“柏林双年展”、第9届欧洲宣言展”,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和现实意味。如果说当代艺术是从西方舶来的,那么我觉得正是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垄断下的社会问题的关注才使得我们与西方艺术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的问题做出思考和反映。也许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共同思考使得我们在判断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上获得了某种一致性。
问题还得从这7位艺术家的创作入手。仔细研究这几位艺术家近年来的创作,不难发现他们的艺术创作都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比如李燎在富士康打工的“消费”,胡向前在广州南亭村参选村长的“蓝旗飘飘”,许家维在马祖岛上拍摄的“铁甲元帅”,关尚智将茅台酒和水兑在一起的“水马”等。无疑,这些作品都切入到了中国当下最为现实的问题,比如劳工问题、选举问题、贫富问题、文化信仰等问题。显然,对于社会问题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时代的关注成为这次奖项的选举准则,正如外滩美术馆馆长,也是这届大奖的评委主席拉瑞斯·弗洛乔所言“台湾地区的艺术家对怎样表现亚洲内部错综复杂的联系和殖民过程极感兴趣,他们运用诸如视频等新媒体来审视记忆的不同层次;香港地区的艺术家则深入到对社会语境的思考,他们运用观念艺术,新绘画和日常物品来重访个人与公共社会的挑战;年轻的内地艺术家们则将表演、摄影和装置艺术实践拓展至对记忆的回忆的重新发现,以及城市的转变。”
HUGO BOSS的这次评奖应该是自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艺术圈的评奖活动中最有价值的一次评奖。它没有落入成功艺术家把握的窠臼,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握住了当代艺术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力量,这首先表现在各个地方纷纷出现的自我组织,如武汉的“扬子江论坛”,重庆的“外省青年”,广州的“观察社”等等。其次是以艺术的方式积极到参与社会的改造中,其中最著名的有“东湖计划”、“碧山共同体”、“许村计划”、“石节子美术馆”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些艺术现象都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有些问题则是根本性的,比如乡建、区域自治、土地拆迁、城市扩张等。
与中国的问题相对应,在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之后,西方艺术界也掀起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如2012年的“柏林双年展”、第9届欧洲宣言展”,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和现实意味。如果说当代艺术是从西方舶来的,那么我觉得正是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垄断下的社会问题的关注才使得我们与西方艺术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的问题做出思考和反映。也许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共同思考使得我们在判断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上获得了某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