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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新东家的入职手续后，刘旭（化名）内心五味杂陈。
此前5年时间，他一直是中国移动某下属公司的一名经理，已经快熬到中层，放弃家人和朋友公认的金饭碗，跳槽到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公司，前途实在难料。
但多位老同事的接连出走，逐渐消弭他的顾虑，“外面的世界那么大，那么精彩，该出去看看了”。
从账面上看，中国移动所处的世界也不能说“不精彩”。2014年中国移动在央企利润收入榜中排行第三，每天的利润高达1.39亿元。但即便如此，人才流失问题却越发凸显。
事实上，在电信资产投建的退潮期和互联网经济的爆发期，人才流失成了整个通信行业的共同难题，除政策、市场环境影响之外，也暴露出运营商多年来传统体制机制下所积累的管理和效率顽疾。
如何留住骨干人才，在互联网经济的浪潮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2016年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三大运营商需面对的头道难题。
离职！离职！
2016年伊始，如果总结中国移动过去一年的关键词，“离职”一词可以入列。
最新案例来自中国移动转型移动互联网的排头兵——咪咕公司。2015年12月，有媒体报道了咪咕总经理戴和忠提交离职申请的消息。
对于戴和忠的离职，中国移动官方没有具体回应，对接媒体的相关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中国移动作为一家拥有数十万员工的大型企业，年底出现跳槽实属正常。
如果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近两年中国移动中高层的离职现象的确已经很“正常”。
据媒体报道，2014年底，中国移动控股公司卓望飞信事业部总监罗川离职，跳槽到李开复的创新工场;中国移动香港公司董事长林正辉离职，任中信国际电讯公司执行董事和行政总裁;2015年初，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晓庆、市场部副总经理徐刚、互联网公司（筹建 ）业务一部总经理杭国强相继辞职，原中国移动终端公司总经理的唐剑锋，也离职跳槽到三星。
但戴和忠跳槽传闻暗含的信息却没那么简单。随着传统电信业务营收下滑，咪咕作为中国移动重要的转型平台被寄予厚望。从现有的营收数据来看，其也不枉重负，在一年时间里与超过6000家合作伙伴展开深度战略合作，为合作伙伴带来高达121亿元的收入。
如此大好形势下转型排头兵的掌门人半路出走，不得不让人思考目前中国移动员工所面临的处境。
金饭碗与苦日子
从政策和市场环境来看，看似高收入金饭碗的电信运营商，实则过着苦日子。
外部的压力显而易见。
中国移动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业绩显示，中国移动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407亿元，增长4.9%，实现利润573亿元，利润率下降0.8%。虽然绝对数字在增长，但利润增幅早已放缓。
而另一面，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正在弱化用户与运营商的直接关联，电信运营商正在沦为互联网产业的网络“管道工”。
电信运营商中，月薪低于4000元收入的后端员工占比超过了70%。
“管道化”趋势严重冲击了运营商的传统业务。以苹果应用商店的收入构成为例，除去开发者获得的7成外，苹果自身拿到的是13%，信用卡公司获取16%，剩下的1%归数据存储和传输服务商。用户下载一个收费应用中，提供网络支持的运营商只有微不足道的收益。
外部重压下，内部的改革阵痛也纷至沓来。
2014年年末，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将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设施领域。而铁塔公司的出现，则在加速电信行业的去固定资产化。
中国通信业的体制机制决定了电信运营商既是身背国家通信发展重任的央企，又是肩负盈利目标的上市公司。刘旭认为，“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响应国家号召提速降费，另一方面，又要完成相关部门以及股东的业绩考核和营收要求。基层和中层员工夹在两者之间，压力巨大。”
任务和工作量增加，运营商员工的平均薪资却并没有外界想象中高。据《电信运营商后台员工月薪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电信运营商后端员工中收入低于2000元的超过39%，而月收入在3000元?4000元的比例占到38%。也就是说，低于4000元收入的后端员工占比超过了70%。
随之而来的央企薪资改革，更是“雪上加霜”。2015年7月，中国移动对外公布降薪方案，从集团到各省公司都做了相应调整，二级正以上高管（相当于子公司高管）年薪降50%，各省公司班子成员降40%，处长一级管理人员降20%。
一位电信行业资深专家认为，副处、处长一级人才一直是电信运营商的中坚力量，内部考核和薪酬体系的双重压力延伸到中层，人才流失就成了必然现象。
市场化重任
不过，在黄晓庆等一些离职高管的观点中，考核和降薪并非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
2014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三大运营商的高管均表态称不愿沦为互联网时代的管道公司。去电信化，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但实际情况是，受累于体制机制的束缚，运营商的互联网转型并不顺利。
2015年7月，中国移动集团召开总经理半年会，有消息称时任董事长的奚国华在讲话时曾表示，咪咕文化必须采用市场化机制，中国移动要给咪咕营造适合移动互联网公司特点的小环境、小气候。
但随后有媒体报道称，所谓的“小环境、小气候”并未实现，咪咕公司离真正的互联网化、市场化、去行政化的独立运作仍有距离。
与电信运营商内部考核和薪酬压力双增长对应的是，外部互联网公司快速发展带来了市场化机制的巨大诱惑。
刘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互联网行业，不少公司都专门准备了从电信运营商定向挖人的名单，除了数倍于电信运营商的薪酬、股权激励等，还包括中高层人才更为看重的运营决策自主权。
在黄晓庆看来，现有体制机制下，电信运营商很难放开手脚，想要真正实现市场化，必须有一整套系统化的改革机制，包括股权结构、人事任免、薪酬体系等各方面的协同推进。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此前5年时间，他一直是中国移动某下属公司的一名经理，已经快熬到中层，放弃家人和朋友公认的金饭碗，跳槽到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公司，前途实在难料。
但多位老同事的接连出走，逐渐消弭他的顾虑，“外面的世界那么大，那么精彩，该出去看看了”。
从账面上看，中国移动所处的世界也不能说“不精彩”。2014年中国移动在央企利润收入榜中排行第三，每天的利润高达1.39亿元。但即便如此，人才流失问题却越发凸显。
事实上，在电信资产投建的退潮期和互联网经济的爆发期，人才流失成了整个通信行业的共同难题，除政策、市场环境影响之外，也暴露出运营商多年来传统体制机制下所积累的管理和效率顽疾。
如何留住骨干人才，在互联网经济的浪潮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2016年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三大运营商需面对的头道难题。
离职！离职！
2016年伊始，如果总结中国移动过去一年的关键词，“离职”一词可以入列。
最新案例来自中国移动转型移动互联网的排头兵——咪咕公司。2015年12月，有媒体报道了咪咕总经理戴和忠提交离职申请的消息。
对于戴和忠的离职，中国移动官方没有具体回应，对接媒体的相关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中国移动作为一家拥有数十万员工的大型企业，年底出现跳槽实属正常。
如果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近两年中国移动中高层的离职现象的确已经很“正常”。
据媒体报道，2014年底，中国移动控股公司卓望飞信事业部总监罗川离职，跳槽到李开复的创新工场;中国移动香港公司董事长林正辉离职，任中信国际电讯公司执行董事和行政总裁;2015年初，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晓庆、市场部副总经理徐刚、互联网公司（筹建 ）业务一部总经理杭国强相继辞职，原中国移动终端公司总经理的唐剑锋，也离职跳槽到三星。
但戴和忠跳槽传闻暗含的信息却没那么简单。随着传统电信业务营收下滑，咪咕作为中国移动重要的转型平台被寄予厚望。从现有的营收数据来看，其也不枉重负，在一年时间里与超过6000家合作伙伴展开深度战略合作，为合作伙伴带来高达121亿元的收入。
如此大好形势下转型排头兵的掌门人半路出走，不得不让人思考目前中国移动员工所面临的处境。
金饭碗与苦日子
从政策和市场环境来看，看似高收入金饭碗的电信运营商，实则过着苦日子。
外部的压力显而易见。
中国移动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业绩显示，中国移动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407亿元，增长4.9%，实现利润573亿元，利润率下降0.8%。虽然绝对数字在增长，但利润增幅早已放缓。
而另一面，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正在弱化用户与运营商的直接关联，电信运营商正在沦为互联网产业的网络“管道工”。
“管道化”趋势严重冲击了运营商的传统业务。以苹果应用商店的收入构成为例，除去开发者获得的7成外，苹果自身拿到的是13%，信用卡公司获取16%，剩下的1%归数据存储和传输服务商。用户下载一个收费应用中，提供网络支持的运营商只有微不足道的收益。
外部重压下，内部的改革阵痛也纷至沓来。
2014年年末，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将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设施领域。而铁塔公司的出现，则在加速电信行业的去固定资产化。
中国通信业的体制机制决定了电信运营商既是身背国家通信发展重任的央企，又是肩负盈利目标的上市公司。刘旭认为，“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响应国家号召提速降费，另一方面，又要完成相关部门以及股东的业绩考核和营收要求。基层和中层员工夹在两者之间，压力巨大。”
任务和工作量增加，运营商员工的平均薪资却并没有外界想象中高。据《电信运营商后台员工月薪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电信运营商后端员工中收入低于2000元的超过39%，而月收入在3000元?4000元的比例占到38%。也就是说，低于4000元收入的后端员工占比超过了70%。
随之而来的央企薪资改革，更是“雪上加霜”。2015年7月，中国移动对外公布降薪方案，从集团到各省公司都做了相应调整，二级正以上高管（相当于子公司高管）年薪降50%，各省公司班子成员降40%，处长一级管理人员降20%。
一位电信行业资深专家认为，副处、处长一级人才一直是电信运营商的中坚力量，内部考核和薪酬体系的双重压力延伸到中层，人才流失就成了必然现象。
市场化重任
不过，在黄晓庆等一些离职高管的观点中，考核和降薪并非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
2014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三大运营商的高管均表态称不愿沦为互联网时代的管道公司。去电信化，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但实际情况是，受累于体制机制的束缚，运营商的互联网转型并不顺利。
2015年7月，中国移动集团召开总经理半年会，有消息称时任董事长的奚国华在讲话时曾表示，咪咕文化必须采用市场化机制，中国移动要给咪咕营造适合移动互联网公司特点的小环境、小气候。
但随后有媒体报道称，所谓的“小环境、小气候”并未实现，咪咕公司离真正的互联网化、市场化、去行政化的独立运作仍有距离。
与电信运营商内部考核和薪酬压力双增长对应的是，外部互联网公司快速发展带来了市场化机制的巨大诱惑。
刘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互联网行业，不少公司都专门准备了从电信运营商定向挖人的名单，除了数倍于电信运营商的薪酬、股权激励等，还包括中高层人才更为看重的运营决策自主权。
在黄晓庆看来，现有体制机制下，电信运营商很难放开手脚，想要真正实现市场化，必须有一整套系统化的改革机制，包括股权结构、人事任免、薪酬体系等各方面的协同推进。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