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究竟是否系官窑为圆明园特制？笔者依据几块瓷片提供的信息（图1、图2），通过格物、稽古、证史，于2010年起相继发表了《鉴藏界一桩民窑误为官窑的百年积案——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藏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考辨》《“中和堂”及“漱玉亭”诸事考——兼与迈克尔·巴特勒爵士并张东先生交流》《瞻公为康熙民窑“中和堂制”品牌创始人之确证——顺就“中和堂瞻公制”款识说“瞻公窑”》。作为回应，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分别用再说院内典藏或点评海外遗珍方式，表示所言署该款器属官窑系不刊之论。另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出来的业内知名人士亦撰文附议，并举例示证。
　　重申康熙“中和堂”款瓷器为圆明园帝居特制的权威性著作是《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瓷器》。主笔陈润民研究员在导论《康熙青花瓷》之“官窑款识”题下写道：康熙青花瓷的款识，多种多样，在清代一朝最为丰富。
　　康熙官窑早期一般不书帝王年号款，偶见宫廷中的斋堂款，不带双圈，如“中和堂制”“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十年）、“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十一年）、“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康熙十二年）等，中和堂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中的住所。
　　这几乎是其2005年所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瓷器类选第一卷·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文字的翻版：
　　康熙青花瓷的款识，多种多样，在清代一朝最为丰富。早期青花一般不书帝王年号款，偶见宫廷中的斋堂落款，不带双圈，如“中和堂制”“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十年）、“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十一年）、“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康熙十二年）等，中和堂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中的住所。
　　康熙时圆明园到底有无器上“中和堂”？既然故宫学者借介绍馆藏专著旧话重提，笔者便有必要也回到论辩原点。检索拙文《鉴藏界一桩民窑误为官窑的百年积案——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藏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考辨》，对此已经作过详细核查：
　　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是全面介绍圆明园早期情况的官修志书，其卷八十《国朝苑囿·圆明园一》、卷八十一《圆明园二》、卷八十二《圆明园三》详记该园门、坞、池、榭、楼、堂、轩、馆、殿、庑、书房、梵室及其由来，所录堂名有洞明堂、茹古堂、纪恩堂、五福堂、翠微堂、素心堂、含碧堂、旷然堂、全璧堂、品诗堂、乐善堂、横云堂、贵织山堂、耕云堂、涵秋堂、澄景堂、深柳读书堂、绮吟堂、永日堂、抱朴草堂，唯独没有中和堂。
　　同时从《国朝苑囿·圆明园一》找到了确切造园年份：圆明园为世宗宪皇帝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
　　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是儒臣奉旨对康熙朝学者朱彝尊《日下旧闻》的疏证，信达雅兼具，故一些大型工具书都曾援引。
　　既是胤稹藩邸，自非康熙别官。且带康熙辛亥纪年的“中和堂”款瓷器烧造时间（1671，康熙十年）比清皇室正式营建圆明园（1709，康熙四十八年）早38年，御窑厂不可能超前数十年为后建的一座赐园预烧堂名款器。何况，康熙与雍正甚至包括乾隆在位时圆明园都无“中和堂”。明常理者，皆会想到此类器物应为后来通过不同渠道入藏，甚至不排除文物商店调拨。
　　另一位力主“中和堂”款瓷器为圆明园行官定制的是叶佩兰研究员。叶佩兰女士在《海外遗珍·陶瓷（卷四）·清代陶瓷》中介绍英国大維德基金会藏“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款青花釉里红指日高升图折沿盆（图3）时写道：盆敞口，折沿，深弧腹，圈足。青花釉里红装饰，口沿部绘菊花、兰草图案一周，内壁绘菊石、蛱蝶、蜻蜒，盘心绘指日高升图，底部青花双圈款书“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八字楷书款。此盆用青花绘主题纹饰中的人物景物，用釉里红绘作为陪衬的花草纹饰，蓝红二色搭配和谐，增加了瓷画的装饰感。“康熙辛亥”为康熙十年，中和堂是圆明园中的殿堂名，康熙帝曾在此居住。传世的中和堂款瓷器均为青花釉里红瓷器，应是专为中和堂定制的瓷器。
　　显然，这样定论不仅在康熙时圆明园是否有“中和堂”及“康熙十年”官窑能否为“康熙四十八年所建”的圆明园提前38年烧造瓷器一类问题上同属失察，断言“传世的中和堂款瓷器均为青花釉里红瓷器”亦与事实不符。诸多先传世、后入土、再面世的署该款黄釉器、褐釉器、红釉器、白釉器暂且不论，上海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不都藏有康熙干支纪年的“中和堂”款酱色釉传世器吗？（图4）不同于一般性学术交流，叶佩兰女士是借品鉴流布域外官窑重器大平台强调该款性质，而被界定对象拥有者又是世界知名收藏机构，结论能辐射国际层面，故影响更广。
　　国内“中和堂”款瓷器的公私庋藏总量和品类都远逊于国外。从几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西欧东邻同行交流的情况看，宣读论文者汉学功底无不深厚。向他们介绍中国陶瓷，特别是介绍像“中和堂”是否系康熙在圆明园的行宫和署“中和堂”款瓷器是否只有青花釉里红这样史已记载且档可随查的事项时，务必审慎。
　　讨论中，李知宴先生从康熙官窑烧造年表入手来附和故宫专家关于“中和堂”款瓷器性质成论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康熙官窑大规模烧造有两次。一次是康熙十年。此前，官窑曾一度停烧。事见《清实录》之《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八年正月壬戌”：“江西进额造龙碗，得旨：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今后永行停止。”康熙登基九年后，由于祭祀需要和铺官损耗，有司上奏开窑烧造，史称“开御窑”。另一次是康熙二十年。据《清史稿》，御窑在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三藩之乱”中严重被毁。战事平息后重新修葺，并承前明之制派遣督陶官驻厂，史称“恢复御窑”。《李知宴清代陶瓷鉴赏与鉴定》即以此发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康熙“辛亥中和堂制”铭青花釉里红楼廓（阁）景物图盘是康熙早年的作品，因为辛亥年是康熙十年（1671），也是探讨御窑恢复之前官窑产品的代表作。
　　李知宴先生著作等身，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早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后入职中国历史博物馆，继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先生2014年交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瓷鉴藏》曾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揭秘典藏”策划方式，借用过拙著《辨识明代民窑青花罐》之“明正德青花法轮纹盖罐”“明天启青花折枝花纹盖罐”“明天启青花缠枝花纹盖罐”。虽未标出处，也算一段“翰墨缘”。有基于此，笔者对先生意见及其理路言筌格外重视，并作了认真分析。
　　查《浮梁县志》卷五《物产志》之《国朝御窑厂恭纪》，康熙辛亥确有官窑烧造记录：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项，俱估值销筭正项钱粮，并未派征，陶成分限解京。
　　但是，“中和堂”款瓷器上的“康熙辛亥”与《国朝御窑厂恭纪》中的“康熙十年”虽在改正朔和记干支上纪年同步，却绝对不能作“陶成分限解京”的时间换算。李知宴先生仅“因为辛亥年是康熙十年”，便以时间相符断定那些“青花釉里红楼廓（阁）景物图盘”是“官窑产品的代表作”，显系匆匆未温史乘。康熙辛亥是玄烨继位第十个年头，也是顺治逝世十周年。读《清实录》，康熙九年玄烨曾为顺治陵祭祀之事谕礼部：“皇考升遐，倏经十载，罔极之思，时恫于怀。山陵在望，展祭，尤切凄怆。……又奉太皇太后旨，思念情慇，亦欲诣陵。朕敬遵慈命，躬侍前往。应行典礼及需用各项，尔部详议具奏。”史记志述，都证实开御窑主要为烧造祭器。检视《皇朝礼器图式》，谒陵、祀神用瓷有饰亦限于龙纹、卦象、番莲，更多是以单色釉表示庄重。而“中和堂”款瓷器画意不是写怀人心绪，就是表近暮感受，甚至还有风花雪月题材。依据典章制度，此类寞落苍凉和绮泽香艳文图是万万不能上皇家祭坛的，内府也不会这般出具官样。
　　再看题句，虽似有椒房佳丽脂粉气，好像可与“奉造祭器”之外的“等项”联接，但频频错字依然透露出非官家烧造的底细。上海博物馆藏“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盘题句“少妇曾攀折，将归扫镜台”和“康熙癸丑中和堂制”盘题句“少妇曾攀拆，将归扫镜台”都出于孟浩然的《早梅》：“园中有早梅，年例犯寒开。少妇曾攀折，将归插镜台。犹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与原作校对，先是辛亥器上“插”误书为“扫”（图5），后癸丑复烧“折”又信手写成“拆”（图6）。即便是铺官器物，此等率意现象在御窑厂也概莫能容。且从皇太后、皇后、皇贵妃到皇子福晋，所用瓷器都是龙纹或单色釉，仅釉色和数量不同，这些规制《国朝官史》皆有详细记载，披卷可明。
　　排除了后妃日常用器，更不是朝廷祭祀礼器，“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器物与“康熙十年奉造”器物的窑场差别已洞若观火。
　　一个凭着几块瓷片起手作考证的人，竟然历时十年与坐拥宝库的国家级文博专家反复在官窑民窑问题上较雨量晴，并非不知行之艰事之难，而是分别是非使命所遣。为求真存实，不揣谫陋作此文，兼就正于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