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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
一双鞋要结实舒适,一块钱很难达到,但是100块基本都能达到,但是当它卖到100万时跟舒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查达哈的《奢侈崇拜症》(The Cult of the Luxury Brand)一书中,这样的奢侈品消费被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镇压、金钱之始、炫耀、适应、生活方式。当今的日本,被归入“生活方式”一类,中国则被定位在第3个阶段——“炫耀”。
“一个普遍炫耀的奢侈品消费,说明存在一个普遍的、需要被尊重的人群。”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孙时进认为,人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奢侈品的精神价值。
精神的成长
10月,上海财经频道一个商务脱口秀栏目中,两个女孩展示自己创立的连锁酒店,竞争与汉庭酒店连锁创始人、董事长季琦一起午餐的机会。其中一位女孩自称“草根”,创立了求职青年旅舍,而另一位则是“富二代”,镜头不断切向她手上的香奈尔饰品,她开了一家精品酒店。
当主持人问季琦,“你也有女儿,会不会希望你的女儿也创业?”他回答,“不会,除非她愿意,因为创业很辛苦。”
“富二代”的女孩子当场就掉了眼泪。她说,从小到大,她的所有成功在别人眼里,原因都是自己是富二代,还长得漂亮,她想要通过创业证实自己的价值。“酒店都是我一砖一瓦从零到有创立起来的,我不停考察、学习、参加酒店峰会。我知道,我们富二代创业,就会承受更多社会和家里的压力。”
而在节目的最后,季琦问了“草根”女孩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年薪三十万,买你的创意,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如何?”她回答,“那你要让我把团队也带过来。”
季琦问“富二代”女孩,“你的酒店也不怎么赚钱,能不能1500万卖给我?”她回答,“我不愿意,我想把它做成我的事业,未来十年把我们的品牌打造出来。”
一开始倾向于“草根”女孩的评委们,最终选择了“富二代”。他们认为,“她在用心做商业,与人交流。”
“一个是为了生存,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对富二代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很难想到自己的天职是成长。富二代已经不需要在物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他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怎么成长上,这对他来说就是天职。”
他们的精神成长,被通俗地称为附庸风雅,“这样的社会心理与他们的愿望大相径庭,”孙时进说,“实际上富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
“就像那个富二代女孩一样,很少有人尊重她自身的努力,”孙时进说,或许长久以来,人们得到的尊重都太少了。当人们有了钱,就会花费很高的价格创造一种尊重。香奈尔,高级红酒,豪车豪宅,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茶叶、红酒,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品出其中滋味,一旦他长期用心品味,解读之后,就可能有助于他的人格成长。”
如果人们还没有钱,则普遍喜欢假冒的奢侈品,“这也说明国民普遍缺少被别人尊重,也并不尊重奢侈品背后的精神价值。”
“收养”工艺
同样,一个尊重奢侈品价值的社会,其背后的价值也能得到延续。一些商人更早发现了这一点。
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台北商人丘先生,跟一帮朋友在苏州挑选苏绣时,发现市面上的苏绣很一般。当他们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后,发现苏绣艺术几乎快死亡了。丘先生很痛心,去探讨为什么?结果,丘先生发现,原因在于绣娘的报酬太低:“比如说一个绣卷,绣娘真正用心绣的话,恐怕要三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拿去卖,顶多也只卖几千块钱,没有人会用心绣。”
2006年,丘先生在苏州寻找了一批他们认为还有功底的绣娘,把她们的工作买断,“我说一年给你几万块钱的生活费,不要担心生活,你认真地去绣,然后我们再收购绣好的作品。”
丘先生认为,给他们的钱要够多,工艺师首先要有体面的生活。在奢侈品原产地欧洲,手工艺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有270年生产历史的瑞士宝柏表(Blancpain),保持了几百年来只生产手工机械表的历史,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至今保留着1755年招收手艺学徒的合同。在安特卫普,服装设计师是他们的骄傲,英国的瓷器工艺师则代代相传。
丘先生也得到了想要的工艺价值。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作为一种欣赏品来收藏苏绣。而商人的思维使丘先生很快找到了其他的方式:如果这个东西的价格能在市场上得到承认,在赚钱的同时,还可以使中国的苏绣文化真正地流传下去。
他们将收购的绣品在各地展出,逐渐获得了市场,价格也比以往翻了数倍。“一个品牌绝不只是靠宣传、广告、策略,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孙时进认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商人看得很低下,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商人。商人就是通过市场,把真正好的东西卖出好价钱。幸运的工匠师与真正的商人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理念,如果工匠只是想维持生活,你能想象他的作品理想会是怎么样?”
“但中国这样的商人还没有出来,或者说还不够。”孙时进说,“把工作作为一种理想,与长期的社会积累、经济发展有关,大部分商人还是停留在成为富人的思维上。”
布波族的升起
另一些人,则跳出了“富人-奢侈品”的思维逻辑,“布波族”(Bobos)就是例证。
2000年,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写出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他们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用健康的法则而非道德的法则规范世俗欲望。遵循这些法则的人过着有纪律和自我节制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布波族只是扔掉了一部分物质炫耀,但至少,一种不以物质为重心的时尚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
中国的布波族来得晚一些。他们基本由名牌大学制造,如果不是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也起码是国内名校的EMBA。他们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享乐,但必须与大众消费严格区分,长期使用同一个品牌,以昭显独特的品位。他们也可能对珠宝历史熟稔于心,或迷恋北京老城的胡同小店。
Ben算是其一。他在上海拥有几千万的豪宅,在北京也买下了昂贵地段的房产,在西南还拥有一套度假房。他的手腕上,始终是一块海鸥手表,他的车也是老牌的国产红旗车。
拼命追赶的人穿金戴银时,早富起来的Ben们则在水果蔬菜。“他们充分认识自己之后,不需要通过外在的物质手段来证实自己的社会地位。”孙时进认为,“他们才不会在乎别人看不出他昂贵衣服的价格,也不介意舒适豪车是不是贴上了晃眼的LOGO。”★
一双鞋要结实舒适,一块钱很难达到,但是100块基本都能达到,但是当它卖到100万时跟舒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查达哈的《奢侈崇拜症》(The Cult of the Luxury Brand)一书中,这样的奢侈品消费被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镇压、金钱之始、炫耀、适应、生活方式。当今的日本,被归入“生活方式”一类,中国则被定位在第3个阶段——“炫耀”。
“一个普遍炫耀的奢侈品消费,说明存在一个普遍的、需要被尊重的人群。”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孙时进认为,人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奢侈品的精神价值。
精神的成长
10月,上海财经频道一个商务脱口秀栏目中,两个女孩展示自己创立的连锁酒店,竞争与汉庭酒店连锁创始人、董事长季琦一起午餐的机会。其中一位女孩自称“草根”,创立了求职青年旅舍,而另一位则是“富二代”,镜头不断切向她手上的香奈尔饰品,她开了一家精品酒店。
当主持人问季琦,“你也有女儿,会不会希望你的女儿也创业?”他回答,“不会,除非她愿意,因为创业很辛苦。”
“富二代”的女孩子当场就掉了眼泪。她说,从小到大,她的所有成功在别人眼里,原因都是自己是富二代,还长得漂亮,她想要通过创业证实自己的价值。“酒店都是我一砖一瓦从零到有创立起来的,我不停考察、学习、参加酒店峰会。我知道,我们富二代创业,就会承受更多社会和家里的压力。”
而在节目的最后,季琦问了“草根”女孩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年薪三十万,买你的创意,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如何?”她回答,“那你要让我把团队也带过来。”
季琦问“富二代”女孩,“你的酒店也不怎么赚钱,能不能1500万卖给我?”她回答,“我不愿意,我想把它做成我的事业,未来十年把我们的品牌打造出来。”
一开始倾向于“草根”女孩的评委们,最终选择了“富二代”。他们认为,“她在用心做商业,与人交流。”
“一个是为了生存,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对富二代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很难想到自己的天职是成长。富二代已经不需要在物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他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怎么成长上,这对他来说就是天职。”
他们的精神成长,被通俗地称为附庸风雅,“这样的社会心理与他们的愿望大相径庭,”孙时进说,“实际上富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
“就像那个富二代女孩一样,很少有人尊重她自身的努力,”孙时进说,或许长久以来,人们得到的尊重都太少了。当人们有了钱,就会花费很高的价格创造一种尊重。香奈尔,高级红酒,豪车豪宅,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茶叶、红酒,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品出其中滋味,一旦他长期用心品味,解读之后,就可能有助于他的人格成长。”
如果人们还没有钱,则普遍喜欢假冒的奢侈品,“这也说明国民普遍缺少被别人尊重,也并不尊重奢侈品背后的精神价值。”
“收养”工艺
同样,一个尊重奢侈品价值的社会,其背后的价值也能得到延续。一些商人更早发现了这一点。
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台北商人丘先生,跟一帮朋友在苏州挑选苏绣时,发现市面上的苏绣很一般。当他们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后,发现苏绣艺术几乎快死亡了。丘先生很痛心,去探讨为什么?结果,丘先生发现,原因在于绣娘的报酬太低:“比如说一个绣卷,绣娘真正用心绣的话,恐怕要三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拿去卖,顶多也只卖几千块钱,没有人会用心绣。”
2006年,丘先生在苏州寻找了一批他们认为还有功底的绣娘,把她们的工作买断,“我说一年给你几万块钱的生活费,不要担心生活,你认真地去绣,然后我们再收购绣好的作品。”
丘先生认为,给他们的钱要够多,工艺师首先要有体面的生活。在奢侈品原产地欧洲,手工艺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有270年生产历史的瑞士宝柏表(Blancpain),保持了几百年来只生产手工机械表的历史,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至今保留着1755年招收手艺学徒的合同。在安特卫普,服装设计师是他们的骄傲,英国的瓷器工艺师则代代相传。
丘先生也得到了想要的工艺价值。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作为一种欣赏品来收藏苏绣。而商人的思维使丘先生很快找到了其他的方式:如果这个东西的价格能在市场上得到承认,在赚钱的同时,还可以使中国的苏绣文化真正地流传下去。
他们将收购的绣品在各地展出,逐渐获得了市场,价格也比以往翻了数倍。“一个品牌绝不只是靠宣传、广告、策略,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孙时进认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商人看得很低下,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商人。商人就是通过市场,把真正好的东西卖出好价钱。幸运的工匠师与真正的商人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理念,如果工匠只是想维持生活,你能想象他的作品理想会是怎么样?”
“但中国这样的商人还没有出来,或者说还不够。”孙时进说,“把工作作为一种理想,与长期的社会积累、经济发展有关,大部分商人还是停留在成为富人的思维上。”
布波族的升起
另一些人,则跳出了“富人-奢侈品”的思维逻辑,“布波族”(Bobos)就是例证。
2000年,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写出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他们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用健康的法则而非道德的法则规范世俗欲望。遵循这些法则的人过着有纪律和自我节制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布波族只是扔掉了一部分物质炫耀,但至少,一种不以物质为重心的时尚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
中国的布波族来得晚一些。他们基本由名牌大学制造,如果不是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也起码是国内名校的EMBA。他们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享乐,但必须与大众消费严格区分,长期使用同一个品牌,以昭显独特的品位。他们也可能对珠宝历史熟稔于心,或迷恋北京老城的胡同小店。
Ben算是其一。他在上海拥有几千万的豪宅,在北京也买下了昂贵地段的房产,在西南还拥有一套度假房。他的手腕上,始终是一块海鸥手表,他的车也是老牌的国产红旗车。
拼命追赶的人穿金戴银时,早富起来的Ben们则在水果蔬菜。“他们充分认识自己之后,不需要通过外在的物质手段来证实自己的社会地位。”孙时进认为,“他们才不会在乎别人看不出他昂贵衣服的价格,也不介意舒适豪车是不是贴上了晃眼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