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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66至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代人、一个民族关于历史的记忆。一种新的文化序列由于它的到来展现在中华大地之上。《孔雀》作为新时期获得国际声誉的优秀电影,从表面上没像第四代的伤痕影片那样直接正面描摹当时的真实图景,而是采用了一种较为艺术的表达,加上导演炉火纯青的技艺,不失为一部佳作。
[关键词] 精神分析 阉割 魅惑 符咒
一、生殖外科
在影片的开始,是一幅灰色的小镇民居图,如果不是蔼蔼升起的雾气,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幅写实的油画。然后我们知道了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自诉的电影,并且模糊地看到了“他”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70年代的夏天”。这一表述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十分暧昧,让人产生关于那一场“大手术”的无意识联想。表述的同时,前景被放置在一个走廊中,画面灰暗,一家人机械地吃着西瓜(没有父亲),几个孩子隐约听见走廊外锣鼓的声音,其他人都被吸引着出去了,而母亲却喝止了“我们”的行为。紧跟的镜头是白衣小辫的妹妹在拉手风琴,显示了她知识分子的身份。她的身后是目光呆滞的老年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几个连续画面把观众压抑在无形的意识形态阴影之中,被强行带上了呼吸面罩。以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妹妹为线索,影片开始了关于大范围外科手术的描述。整齐的灰色街道与木讷的人群同妹妹的活泼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妹妹做的三次大事件中有两次是处于自我“由缺席到达在场”的欲望的驱动。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理论来看,男性的欲望应该由母亲的缺席而产生,在迫于父亲阉割的权力之下将恋母情节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从而化解掉弑父娶母的念头,也就是成长。对于妹妹来说,这种情结应表现在对于父亲的依恋之上。然而这个悲剧在于中国的父亲由于在那场大手术之中被集体“阉割”了,因而出现了集体缺席的状况,也就是每个孩子只有一个共有的父亲,而这个符号化的神圣的父亲是不可能出现在家里的。
由于家里父权的集体缺席,出现了孩子集体失去了被阉割的恐惧从而摆脱不了俄狄浦斯情结,难以完成成长的过程。幸运的是勇敢的母亲承担了这一重任,占据了父亲的空位而让孩子象征性的完成自我的构建。显然,一个不争的事实产生了,母亲先天的缺席了。对于成千上万“红卫兵”那一代而言,父亲的缺失是永恒的,以至于在第五代导演拥有话语权的时候,在他们的影片中能看到蓬勃而出的弑父的杀气。弟弟的悲剧更集中的体现了对于父权的向往,由于有一个智障的哥哥,使得本来就已经被阉割的父权变得更为孱弱,随之产生了焦虑和寻求自我的行为,他急于为自己找一个“真正的父亲”或者可以代替父亲的角色。于是通过和他姐姐的合谋,他们找到一个替代的父亲,这个父亲显然不被当时的“父亲”,也就是真正掌握父权的那个符号所允许,产生了令外一个悲剧。实际上悲剧是由于父母双方的同时缺席造成的,说到底,文革手术不仅阉割了父亲,同时为母亲做了变性手术,是孩子产生了强烈的错位认知。
在整个父母的生殖外科手术后,妹妹通过两次外在时间的失败体验了离开母亲子宫的温暖,完成了自我主体的构建。弟弟也由于得不到宣泄的恋母情结而从一个上了年纪的舞女身上完成自我的安慰。
二、脑外科
影片中,老大这一角色被设置为智障,十分耐人寻味。由于智障,全家人所有的关爱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装疯卖傻”似乎是那个年代十分流行的“行为艺术”。历史上无数伟大的思想不得不在“痴”和“傻”的外衣下苟且偷生。值得一提的是,福柯对于疯癫的历史也做过详细的研究。文革中重要的“脑外科手术”以宣传机器做为手术刀,以达到强行改变“大脑结构”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程,也是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不断提高的历程,特别是经过庐山会议,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之后,不仅在军队,而且在全国推动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各行各业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神圣化了,毛泽东也被神化了。”[1]
历经手术的人都从此产生了“失语”以及“妄想”等症候。在《孔雀》中,最严重的失语患者是父亲,虽然他并未丧失语言功能。在无数次沉默之后,他的声音在弟弟匆忙的脚步中爆发了。那是人的本能,与政治无关的动物的本能。妹妹的失语同样严重,伴随着自卑/自恋的情结,她在面对威严帅气的军官时竟一语不发。当然,在那个年代经过“手术”的人们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影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施手术的细节:在妹妹为干爸爸拉琴、干爸爸忘情的跳舞时,当他们发现排练厅门口有三个不速之客时,竟同时缄默无声了。这时的沉默,比割断人喉咙而说不了话的沉默更加可怕。
全片最为让人感慨的段落可能是妹妹仰望蓝天而发呆的尽头。这是一个典型的拉康所说的白日梦。“在拉康那里,幻想指涉的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未满足的欲望。”[2] 飞机平缓地划过湛蓝的天空,几朵伞花自天空徐徐飘下,此时的妹妹竟把天空里的人看做了自己。“妄想症”并不在于她对与所妄想食物的期待程度,而是手术的自然结果。天空的形象暗喻了自由,对于每一个向往自由的年轻人来说,在一个色盲、失语、失忆、无父无母的环境中,跳伞自然变得让人渴望。“只有当现实的、创伤的或幻觉的际遇事件中的边界联结与富有同情心的热情相遇时,魅惑才会发生。魅惑在阉割、分离、断奶或突然中断的干预下,可能转化为符咒。”[3] 这里的符咒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指涉那些能让人在特殊情况下产生所谓“魅惑”作用的符号,这个单词的引申意告诉我们图像对于潜意识中欲望的意义,它来自弗洛伊德对于一个患者错误的病情分析。对于妹妹和许多经历过“手术”的人来说,魅惑效果很容易在某些明显有暗示作用的东西面前产生。“符咒是在图像中能够暂停和封冻生命的无意识元素”[4]。降落伞在空中的飘荡以及由妹妹凝视而生成的符咒开始支配她那疯狂的心灵。于是那个自制的降落伞成了代表妹妹存在的符号,使得她的灵魂可以在那个符号化的世界里激起一点波澜。第二次出现对于“魅惑”所产生的幻想是弟弟的出逃,这一次不是自身欲望的驱动,而是血亲情感的呼唤,这个是有血有肉的弟兄,不是那个被神遗弃的胖子。接下来的离婚画面融进现实里弟弟的回归,带着那个年长的带着孩子的女人。断掉的手指是一个被故意遗漏的产生意义的符号,手指的断掉得到了家庭的回归,得到了维持生存的手段,而明显的阉割意向在这里产生了奇怪的结果,它宣告阉割盛行的时代结束了。 由于“脑外科手术”对于语言的剥夺,产生了很多语言学试验式的表意符号。当妹妹的降落伞被果子得到以后,果子想用伞换取妹妹的爱情,而妹妹把伞看得比身体还要重要,以至于在买《性行为手册》这样的书都不好意思的年代,当着果子的面脱了裤子。这样的行为没有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同样,果子也没有用自然语言来回应他的无奈,对着地面开了一枪。这些能指组成了一些特有的意味,使那个时代区别与以前所有的时代。当干爸爸和弟弟妹妹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那品味显然高于其他人的黑白格子围巾,有回想起他的一手好风琴,以及两个拿大头娃娃(表演革命舞蹈的器具)的妇女对他的态度。可以很清楚的判定,他必然是资产阶级或黑五类分子成员。导演没有用一个自然语言符号,却清晰地分析了这一悲剧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能不感谢那些特殊时期语言符号的帮助。
三、术后恢复
直接患有脑疾的老大代表了一种漠然的态度,他的超脱是影片对于时代的讽刺,只有这样先天就被改造好的大脑才有权利过“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在灰暗的色彩中,这个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的胖子的大脑上仿佛有一道亮丽的光圈,神给于他时代的豁免权。然而,神却没有给他对于性别的超然性,把他设定成了一个依然有情欲的动物。他那似乎代表智慧的眼镜背后闪烁着某种对于一切都泰然自若的精神,就算面对一只白鹅,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偏见。在他那神圣的眼光里,活着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因此一颗对于弟弟妹妹十分重要的糖,在他看来是值得分享给白鹅的。蓝色的新中山装,白框的眼镜,微笑的容颜,迎来了他的新娘。这个女孩依然带有某种神性。她是上天派来人间教化世人的天使,她不是我们认为的“天残地缺”的搭配,她是在完成神对于人类缺陷的补救工作。人自以为智慧和狡黠是财富,却不知道它们也是罪恶的祸首。曾经的夜不闭户的神话早已演化成历史的悲剧,而确实存在的关于道德神话的理想也曾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虽然在它消失时无人留恋。同时,道德也被随意践踏,有时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人们需要它的时候,人们却抛弃它。当人们不需要它时,却喜欢自以为是的戴在身上,像是个配饰。就像影片中的父亲,这个被阉割的老男人,被做了脑部改造的男人,完成了弟弟对于家庭的叛逃,对于传统意义的社会的叛逃。那个女孩的裸体画像可以是弟弟的同桌,也可以不是,这个“符咒”不正是他的欲望和他本身存在的见证吗?不也是他存在的意义和方式吗?性别的差异被人强暴地书写成罪恶的来源,罪恶本身依然是最大摇大摆的幌子。弟弟完成了观众对于情欲的渴望,一个被符号化的阉割对象总是在图像系统中充当节点的作用,用以连接两个不同的表意符号,比如青春与残酷、性与家庭、失落与回归、倾诉与哭泣、死亡与成长。
手术的记忆渐渐远离我们的视野,一切回到了历史的轨迹。姐姐离婚了,带着对于失落爱情的救赎,曾经代表爱慕的符号再一次重现在银幕上,却没有产生“魅惑”的效果,它的失效反证了欲望沟壑的弥合。在曾经失去东西的地方来寻找显然是徒劳的,并且很多人喜欢刻舟求剑的方法。打破某种秩序需要勇气,恢复某种秩序似乎需要更大的努力。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反复出现打破与重构的双重主题,这样的节奏是社会发展规律在人潜意识中的显现。家庭的解构与重构代表这种规律的真实显现。弟弟的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姐姐的反抗与反省都在述说同样的心理历程。我们一次次离开新的欲望对象,又一次次地自觉回归,终于完成了人的自我构建。在这场大手术的背后,每一个人都被编列了属于他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带表着他将完成的历史使命,关于生存,关于死亡,关于爱情,关于埋藏与深不见底的海平面下的无限渴求。人们盲目地漂泊着,在不同表意符号间遨游,转换着不同的属性,最后沉淀在永恒之墓上。
复原代表着希望回到像过去一样的状态,而没有一种手术能让人恢复到没有经历它之前。孔雀没有因为人类的挑衅而开屏,而是自然的缓缓的张开美丽的羽毛。当一切都显得从容,包括面对父亲的死亡,弟弟完成了对影片的陈述。他同时完成了和他处于同一位置的历史符号的定义描述。手术刀被弃置在废旧的报纸里,人们身上的伤痕变成孩子们追问的对象,女孩依旧做着旧梦,男人继续在阉割的梦境里煎熬。《孔雀》总是在不经意间开屏。
注释
[ ] 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2]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布拉察L.埃廷格——魅惑以及女孩-与-母亲/他者的子宫界女性气质差异,《精神分析与图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4] 同上
作者简介
熊文醉雄,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戏剧影视文学博士,东方电影方向。
[关键词] 精神分析 阉割 魅惑 符咒
一、生殖外科
在影片的开始,是一幅灰色的小镇民居图,如果不是蔼蔼升起的雾气,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幅写实的油画。然后我们知道了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自诉的电影,并且模糊地看到了“他”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70年代的夏天”。这一表述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十分暧昧,让人产生关于那一场“大手术”的无意识联想。表述的同时,前景被放置在一个走廊中,画面灰暗,一家人机械地吃着西瓜(没有父亲),几个孩子隐约听见走廊外锣鼓的声音,其他人都被吸引着出去了,而母亲却喝止了“我们”的行为。紧跟的镜头是白衣小辫的妹妹在拉手风琴,显示了她知识分子的身份。她的身后是目光呆滞的老年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几个连续画面把观众压抑在无形的意识形态阴影之中,被强行带上了呼吸面罩。以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妹妹为线索,影片开始了关于大范围外科手术的描述。整齐的灰色街道与木讷的人群同妹妹的活泼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妹妹做的三次大事件中有两次是处于自我“由缺席到达在场”的欲望的驱动。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理论来看,男性的欲望应该由母亲的缺席而产生,在迫于父亲阉割的权力之下将恋母情节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从而化解掉弑父娶母的念头,也就是成长。对于妹妹来说,这种情结应表现在对于父亲的依恋之上。然而这个悲剧在于中国的父亲由于在那场大手术之中被集体“阉割”了,因而出现了集体缺席的状况,也就是每个孩子只有一个共有的父亲,而这个符号化的神圣的父亲是不可能出现在家里的。
由于家里父权的集体缺席,出现了孩子集体失去了被阉割的恐惧从而摆脱不了俄狄浦斯情结,难以完成成长的过程。幸运的是勇敢的母亲承担了这一重任,占据了父亲的空位而让孩子象征性的完成自我的构建。显然,一个不争的事实产生了,母亲先天的缺席了。对于成千上万“红卫兵”那一代而言,父亲的缺失是永恒的,以至于在第五代导演拥有话语权的时候,在他们的影片中能看到蓬勃而出的弑父的杀气。弟弟的悲剧更集中的体现了对于父权的向往,由于有一个智障的哥哥,使得本来就已经被阉割的父权变得更为孱弱,随之产生了焦虑和寻求自我的行为,他急于为自己找一个“真正的父亲”或者可以代替父亲的角色。于是通过和他姐姐的合谋,他们找到一个替代的父亲,这个父亲显然不被当时的“父亲”,也就是真正掌握父权的那个符号所允许,产生了令外一个悲剧。实际上悲剧是由于父母双方的同时缺席造成的,说到底,文革手术不仅阉割了父亲,同时为母亲做了变性手术,是孩子产生了强烈的错位认知。
在整个父母的生殖外科手术后,妹妹通过两次外在时间的失败体验了离开母亲子宫的温暖,完成了自我主体的构建。弟弟也由于得不到宣泄的恋母情结而从一个上了年纪的舞女身上完成自我的安慰。
二、脑外科
影片中,老大这一角色被设置为智障,十分耐人寻味。由于智障,全家人所有的关爱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装疯卖傻”似乎是那个年代十分流行的“行为艺术”。历史上无数伟大的思想不得不在“痴”和“傻”的外衣下苟且偷生。值得一提的是,福柯对于疯癫的历史也做过详细的研究。文革中重要的“脑外科手术”以宣传机器做为手术刀,以达到强行改变“大脑结构”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程,也是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不断提高的历程,特别是经过庐山会议,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之后,不仅在军队,而且在全国推动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各行各业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神圣化了,毛泽东也被神化了。”[1]
历经手术的人都从此产生了“失语”以及“妄想”等症候。在《孔雀》中,最严重的失语患者是父亲,虽然他并未丧失语言功能。在无数次沉默之后,他的声音在弟弟匆忙的脚步中爆发了。那是人的本能,与政治无关的动物的本能。妹妹的失语同样严重,伴随着自卑/自恋的情结,她在面对威严帅气的军官时竟一语不发。当然,在那个年代经过“手术”的人们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影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施手术的细节:在妹妹为干爸爸拉琴、干爸爸忘情的跳舞时,当他们发现排练厅门口有三个不速之客时,竟同时缄默无声了。这时的沉默,比割断人喉咙而说不了话的沉默更加可怕。
全片最为让人感慨的段落可能是妹妹仰望蓝天而发呆的尽头。这是一个典型的拉康所说的白日梦。“在拉康那里,幻想指涉的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未满足的欲望。”[2] 飞机平缓地划过湛蓝的天空,几朵伞花自天空徐徐飘下,此时的妹妹竟把天空里的人看做了自己。“妄想症”并不在于她对与所妄想食物的期待程度,而是手术的自然结果。天空的形象暗喻了自由,对于每一个向往自由的年轻人来说,在一个色盲、失语、失忆、无父无母的环境中,跳伞自然变得让人渴望。“只有当现实的、创伤的或幻觉的际遇事件中的边界联结与富有同情心的热情相遇时,魅惑才会发生。魅惑在阉割、分离、断奶或突然中断的干预下,可能转化为符咒。”[3] 这里的符咒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指涉那些能让人在特殊情况下产生所谓“魅惑”作用的符号,这个单词的引申意告诉我们图像对于潜意识中欲望的意义,它来自弗洛伊德对于一个患者错误的病情分析。对于妹妹和许多经历过“手术”的人来说,魅惑效果很容易在某些明显有暗示作用的东西面前产生。“符咒是在图像中能够暂停和封冻生命的无意识元素”[4]。降落伞在空中的飘荡以及由妹妹凝视而生成的符咒开始支配她那疯狂的心灵。于是那个自制的降落伞成了代表妹妹存在的符号,使得她的灵魂可以在那个符号化的世界里激起一点波澜。第二次出现对于“魅惑”所产生的幻想是弟弟的出逃,这一次不是自身欲望的驱动,而是血亲情感的呼唤,这个是有血有肉的弟兄,不是那个被神遗弃的胖子。接下来的离婚画面融进现实里弟弟的回归,带着那个年长的带着孩子的女人。断掉的手指是一个被故意遗漏的产生意义的符号,手指的断掉得到了家庭的回归,得到了维持生存的手段,而明显的阉割意向在这里产生了奇怪的结果,它宣告阉割盛行的时代结束了。 由于“脑外科手术”对于语言的剥夺,产生了很多语言学试验式的表意符号。当妹妹的降落伞被果子得到以后,果子想用伞换取妹妹的爱情,而妹妹把伞看得比身体还要重要,以至于在买《性行为手册》这样的书都不好意思的年代,当着果子的面脱了裤子。这样的行为没有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同样,果子也没有用自然语言来回应他的无奈,对着地面开了一枪。这些能指组成了一些特有的意味,使那个时代区别与以前所有的时代。当干爸爸和弟弟妹妹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那品味显然高于其他人的黑白格子围巾,有回想起他的一手好风琴,以及两个拿大头娃娃(表演革命舞蹈的器具)的妇女对他的态度。可以很清楚的判定,他必然是资产阶级或黑五类分子成员。导演没有用一个自然语言符号,却清晰地分析了这一悲剧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能不感谢那些特殊时期语言符号的帮助。
三、术后恢复
直接患有脑疾的老大代表了一种漠然的态度,他的超脱是影片对于时代的讽刺,只有这样先天就被改造好的大脑才有权利过“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在灰暗的色彩中,这个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的胖子的大脑上仿佛有一道亮丽的光圈,神给于他时代的豁免权。然而,神却没有给他对于性别的超然性,把他设定成了一个依然有情欲的动物。他那似乎代表智慧的眼镜背后闪烁着某种对于一切都泰然自若的精神,就算面对一只白鹅,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偏见。在他那神圣的眼光里,活着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因此一颗对于弟弟妹妹十分重要的糖,在他看来是值得分享给白鹅的。蓝色的新中山装,白框的眼镜,微笑的容颜,迎来了他的新娘。这个女孩依然带有某种神性。她是上天派来人间教化世人的天使,她不是我们认为的“天残地缺”的搭配,她是在完成神对于人类缺陷的补救工作。人自以为智慧和狡黠是财富,却不知道它们也是罪恶的祸首。曾经的夜不闭户的神话早已演化成历史的悲剧,而确实存在的关于道德神话的理想也曾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虽然在它消失时无人留恋。同时,道德也被随意践踏,有时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人们需要它的时候,人们却抛弃它。当人们不需要它时,却喜欢自以为是的戴在身上,像是个配饰。就像影片中的父亲,这个被阉割的老男人,被做了脑部改造的男人,完成了弟弟对于家庭的叛逃,对于传统意义的社会的叛逃。那个女孩的裸体画像可以是弟弟的同桌,也可以不是,这个“符咒”不正是他的欲望和他本身存在的见证吗?不也是他存在的意义和方式吗?性别的差异被人强暴地书写成罪恶的来源,罪恶本身依然是最大摇大摆的幌子。弟弟完成了观众对于情欲的渴望,一个被符号化的阉割对象总是在图像系统中充当节点的作用,用以连接两个不同的表意符号,比如青春与残酷、性与家庭、失落与回归、倾诉与哭泣、死亡与成长。
手术的记忆渐渐远离我们的视野,一切回到了历史的轨迹。姐姐离婚了,带着对于失落爱情的救赎,曾经代表爱慕的符号再一次重现在银幕上,却没有产生“魅惑”的效果,它的失效反证了欲望沟壑的弥合。在曾经失去东西的地方来寻找显然是徒劳的,并且很多人喜欢刻舟求剑的方法。打破某种秩序需要勇气,恢复某种秩序似乎需要更大的努力。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反复出现打破与重构的双重主题,这样的节奏是社会发展规律在人潜意识中的显现。家庭的解构与重构代表这种规律的真实显现。弟弟的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姐姐的反抗与反省都在述说同样的心理历程。我们一次次离开新的欲望对象,又一次次地自觉回归,终于完成了人的自我构建。在这场大手术的背后,每一个人都被编列了属于他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带表着他将完成的历史使命,关于生存,关于死亡,关于爱情,关于埋藏与深不见底的海平面下的无限渴求。人们盲目地漂泊着,在不同表意符号间遨游,转换着不同的属性,最后沉淀在永恒之墓上。
复原代表着希望回到像过去一样的状态,而没有一种手术能让人恢复到没有经历它之前。孔雀没有因为人类的挑衅而开屏,而是自然的缓缓的张开美丽的羽毛。当一切都显得从容,包括面对父亲的死亡,弟弟完成了对影片的陈述。他同时完成了和他处于同一位置的历史符号的定义描述。手术刀被弃置在废旧的报纸里,人们身上的伤痕变成孩子们追问的对象,女孩依旧做着旧梦,男人继续在阉割的梦境里煎熬。《孔雀》总是在不经意间开屏。
注释
[ ] 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2]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布拉察L.埃廷格——魅惑以及女孩-与-母亲/他者的子宫界女性气质差异,《精神分析与图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4] 同上
作者简介
熊文醉雄,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戏剧影视文学博士,东方电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