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乾隆至宝侥幸逃过一劫
中国书法既是记录华夏文明的语言符号载体,又是以线条和结构意境构成的造型视觉艺术形式。千百年来,书法名帖一直备受文人雅士的推崇,甚至连尊贵无比的皇帝也视为至宝。唐太宗李世民对“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心仪多年,不惜一切手段据为己有,临终还遗命陪葬。清朝乾隆皇帝对“三希堂”法帖爱不释手,一生临摹研究。
“三希堂”是养心殿西侧的一间小阁堂,乾隆帝将被誉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其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侄子王的《伯远帖》收藏于内。这三件书法名帖均是稀世珍宝,所以,乾隆帝将收藏它们的西暖阁命名为“三希(稀)堂”,从而也成为上述三件墨宝的代称。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全文共28个字,当时只是便笺手札,因帖内有“快雪时晴”几字而得名。此帖用笔洒脱,字体舒朗,是王体行书中的精品,后人称之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之势。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现都已失传,这幅《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惟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作真迹看待。
王献之的《中秋帖》,全文共22个字,也是便笺手札作品。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子,其书法受其父影响,且有创新。此帖已接近草书,用笔如行云流水,完美至极。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着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大多数人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就是米芾临摹的。明朝书画鉴赏家张丑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著成的《清河书画舫》一书中,对此有专门记述。
王的《伯远帖》全文共47个字,是问候亲友的一封信札,命名出自于首句的“伯远”二字。该帖用笔灵舞飞动,为上乘的行草作品。此帖是“三希”中惟一的真迹,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惟一真迹。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对《伯远帖》十分推崇,作诗赞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这三件墨宝历代备受珍重和追捧,从而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
1928年6月3日,军阀张作霖派人来到故宫博物院,找到首任院长易培基,索要一件宝贝——“三希堂”之一的《快雪时晴帖》。
易培基深知张大帅势力极大,不好断然拒绝,他急中生智指着那个锁着《快雪时晴帖》的保险柜编了个谎话:“文物在这个柜里,但是柜子的三把钥匙由三个人分别保管,其中一把在冯玉祥手里。”
1928年6月3日晚,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前夕,找人开柜取物已经来不及,来人只得失望离开。十几个小时之后,6月4日清晨5时许,张作霖所乘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而死。消息传来,易培基一阵心惊,庆幸国宝侥幸逃过一劫。
“二希”流入个人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避免文物遭受劫掠和损毁,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文物南迁。1932年夏秋之际,开始秘密筛选馆藏文物中的精品装箱,随时准备启运,“三希堂”法帖自然是“细软”中的首选。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6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由于少数人的反对,直至2月5日,第一批文物才开始起运。
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接到老友郭葆昌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郭葆昌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的“庶务司成”(内务总管),还曾赴江西景德镇为袁世凯督造“洪宪御瓷”。此人是个收藏家,尤其对瓷器深有研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他担任瓷器鉴定委员。
那天同去赴宴的还有庄尚严的前辈和老师,一位是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另一位是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后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饭后,郭葆昌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就有《中秋帖》《伯远帖》。一直在皇宫深藏的“二希”,居然流落到个人之手,庄尚严等3人大惑不解。
原来,1924年11月21日,同治帝的妃子敬懿搬出皇宫。此前她已经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自己的寿康宫,在出宫时把它们偷偷夹带至寓所。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公开出售,而是卖给后门桥一家叫“品古斋”的小古玩店。郭葆昌偶然发现后,以高价收购。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皇宫,也将《快雪时晴帖》偷偷夹在行李中欲带走,结果在出神武门时被军警查出并扣押。当时接管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如重新放置养心殿,很难保证文物安全。经过讨论之后,当天即派人购买一个有暗锁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快雪时晴帖》被锁进这个大铁柜里,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一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保险柜密码和钥匙由李煜瀛亲自保管。李煜瀛字石曾,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是著名学者和教育家。
因为《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大家都高兴地认为:“三希”可以重聚了!郭葆昌看出大家的心思,但并没表示出让的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三希’名迹,余得其二,可称平生快事。然文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统捐给故宫博物院。”
几个月后,故宫文物分批运抵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万多箱故宫文物,存在上海法租界,“七·七”事变后又艰辛辗转运到四川。
宋子文迫于压力
退还“二希”
1937年春天,一代收藏名家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中秋帖》和《伯远帖》。张伯驹是一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历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
张伯驹在他的书画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他担心郭葆昌买下“二希”的目的是“旨在图利,非为收藏”,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
于是,他请收购文物的惠古斋掌柜柳春农作中间人,与郭葆昌协商,以20万大洋(当时一般公务人员的月薪为80块大洋)的价钱,将郭葆昌手中的“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收购。首付6万元,余款一年付清。
然而,几个月后发生卢沟桥事变,由于日军的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帐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辗转西安,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第4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给郭葆昌。
1942年郭葆昌病逝,“二希”传给其子郭昭俊。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伯驹返回北平,继续委托柳春农询问“二希”。郭昭俊开出天价折合黄金1000两。这个价钱当时可以买下两座完整的清王府,张伯驹难以筹措。
不久,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郭昭俊把他父亲的部分藏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不但拿到行政院发给的10万元美金,还得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
郭昭俊所捐献的藏瓷文物价值一般,为何却得到如此厚报?朋友告诉张伯驹,郭昭俊经朱启钤介绍投靠宋子文,而“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郭昭俊。
中国书法既是记录华夏文明的语言符号载体,又是以线条和结构意境构成的造型视觉艺术形式。千百年来,书法名帖一直备受文人雅士的推崇,甚至连尊贵无比的皇帝也视为至宝。唐太宗李世民对“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心仪多年,不惜一切手段据为己有,临终还遗命陪葬。清朝乾隆皇帝对“三希堂”法帖爱不释手,一生临摹研究。
“三希堂”是养心殿西侧的一间小阁堂,乾隆帝将被誉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其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侄子王的《伯远帖》收藏于内。这三件书法名帖均是稀世珍宝,所以,乾隆帝将收藏它们的西暖阁命名为“三希(稀)堂”,从而也成为上述三件墨宝的代称。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全文共28个字,当时只是便笺手札,因帖内有“快雪时晴”几字而得名。此帖用笔洒脱,字体舒朗,是王体行书中的精品,后人称之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之势。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现都已失传,这幅《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惟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作真迹看待。
王献之的《中秋帖》,全文共22个字,也是便笺手札作品。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子,其书法受其父影响,且有创新。此帖已接近草书,用笔如行云流水,完美至极。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着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大多数人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就是米芾临摹的。明朝书画鉴赏家张丑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著成的《清河书画舫》一书中,对此有专门记述。
王的《伯远帖》全文共47个字,是问候亲友的一封信札,命名出自于首句的“伯远”二字。该帖用笔灵舞飞动,为上乘的行草作品。此帖是“三希”中惟一的真迹,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惟一真迹。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对《伯远帖》十分推崇,作诗赞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这三件墨宝历代备受珍重和追捧,从而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
1928年6月3日,军阀张作霖派人来到故宫博物院,找到首任院长易培基,索要一件宝贝——“三希堂”之一的《快雪时晴帖》。
易培基深知张大帅势力极大,不好断然拒绝,他急中生智指着那个锁着《快雪时晴帖》的保险柜编了个谎话:“文物在这个柜里,但是柜子的三把钥匙由三个人分别保管,其中一把在冯玉祥手里。”
1928年6月3日晚,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前夕,找人开柜取物已经来不及,来人只得失望离开。十几个小时之后,6月4日清晨5时许,张作霖所乘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而死。消息传来,易培基一阵心惊,庆幸国宝侥幸逃过一劫。
“二希”流入个人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避免文物遭受劫掠和损毁,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文物南迁。1932年夏秋之际,开始秘密筛选馆藏文物中的精品装箱,随时准备启运,“三希堂”法帖自然是“细软”中的首选。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6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由于少数人的反对,直至2月5日,第一批文物才开始起运。
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接到老友郭葆昌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郭葆昌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的“庶务司成”(内务总管),还曾赴江西景德镇为袁世凯督造“洪宪御瓷”。此人是个收藏家,尤其对瓷器深有研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他担任瓷器鉴定委员。
那天同去赴宴的还有庄尚严的前辈和老师,一位是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另一位是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后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饭后,郭葆昌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就有《中秋帖》《伯远帖》。一直在皇宫深藏的“二希”,居然流落到个人之手,庄尚严等3人大惑不解。
原来,1924年11月21日,同治帝的妃子敬懿搬出皇宫。此前她已经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自己的寿康宫,在出宫时把它们偷偷夹带至寓所。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公开出售,而是卖给后门桥一家叫“品古斋”的小古玩店。郭葆昌偶然发现后,以高价收购。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皇宫,也将《快雪时晴帖》偷偷夹在行李中欲带走,结果在出神武门时被军警查出并扣押。当时接管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如重新放置养心殿,很难保证文物安全。经过讨论之后,当天即派人购买一个有暗锁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快雪时晴帖》被锁进这个大铁柜里,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一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保险柜密码和钥匙由李煜瀛亲自保管。李煜瀛字石曾,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是著名学者和教育家。
因为《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大家都高兴地认为:“三希”可以重聚了!郭葆昌看出大家的心思,但并没表示出让的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三希’名迹,余得其二,可称平生快事。然文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统捐给故宫博物院。”
几个月后,故宫文物分批运抵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万多箱故宫文物,存在上海法租界,“七·七”事变后又艰辛辗转运到四川。
宋子文迫于压力
退还“二希”
1937年春天,一代收藏名家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中秋帖》和《伯远帖》。张伯驹是一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历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
张伯驹在他的书画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他担心郭葆昌买下“二希”的目的是“旨在图利,非为收藏”,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
于是,他请收购文物的惠古斋掌柜柳春农作中间人,与郭葆昌协商,以20万大洋(当时一般公务人员的月薪为80块大洋)的价钱,将郭葆昌手中的“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收购。首付6万元,余款一年付清。
然而,几个月后发生卢沟桥事变,由于日军的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帐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辗转西安,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第4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给郭葆昌。
1942年郭葆昌病逝,“二希”传给其子郭昭俊。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伯驹返回北平,继续委托柳春农询问“二希”。郭昭俊开出天价折合黄金1000两。这个价钱当时可以买下两座完整的清王府,张伯驹难以筹措。
不久,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郭昭俊把他父亲的部分藏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不但拿到行政院发给的10万元美金,还得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
郭昭俊所捐献的藏瓷文物价值一般,为何却得到如此厚报?朋友告诉张伯驹,郭昭俊经朱启钤介绍投靠宋子文,而“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郭昭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