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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丽的花儿代表了人类许多的情感，如爱情、亲情、友情、敬仰之情；鲜花还象征了人类的许多精神，如坚忍、自由、高贵、雅洁等等；鲜花更是人类美好愿望的寄托，如长寿、幸福、吉祥、财富……赏花、咏花、赞花、论花，花和中国文学有着说不尽、道不完、评不够、议不厌的不解之缘。文学艺术通过丰富的情感和想象，运用多样的文学表现手法来形象的渲染、夸张和集中花卉的美，熏陶感染人们的意识，使人们对花卉的审美态度和欣赏情趣随着这种影响和引导而变得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从而加深了对花卉的审美层次,甚至推动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提升。
【关键词】花卉文化；中国文学；交融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5-0018-02
千万年来，花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花文化。在众多中国文人心中，花是诗词歌赋取之不尽的吟咏题材，是名词佳句闪耀灵光的源头所在。花的出现成就了一个文学的国度，使得文学的殿堂姹紫嫣红、精彩纷呈。
翻开中国文学史，从屈原佩兰示节，陶渊明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丛，杜甫对花溅泪，白居易咏莲吟柳，乃至林逋梅妻鹤子……中国有无数风流文人为花卉草木所倾倒,创造了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千古佳作。对“花”之为人们挚爱的成因叶嘉莹做了极为精辟的分析：“‘花’之所以能成为感人之物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第一个极浅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花的颜色、香气、姿态，都具有引人之力，自花所得的意象既最鲜明，所以由花所触发的联想也最丰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以为则是因为花所予人的生命感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缘故。……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花’这一短小的缩写之中。因它的每一过程，每一遭遇，都极易唤起人类共鸣的感应。而况‘花’之为物，更复眼前身旁随处可见，所以古今诗人所写的牵涉关联到‘花’的作品也极多，这正是必然的结果。”[1]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在其三百零五篇作品中提到的花草就多达一百三十二种，其中以花喻人、以花喻事、借花抒情、借花达意的篇幅也在三十篇左右。
在诗歌总集《诗经?郑风?溱洧》中，就有一首生动美丽的兰诗：“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茼兮。女日观平?士日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土与女，殷其盈兮。女日观乎？士日既且，且往观平?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2]全诗以愉悦、轻松的笔调，把郑国风俗在每年三月初三于溱、洧两河边举行盛大集会时，一对男女青年相约去河边游玩的情景写了出来，并用一束兰花和一把芍药把男女青年的情意连结了起来。而比喻男女互赠礼物以示相爱的成语“采兰赠药”也来源于此。以花喻女子，借花拟女子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大传统。《诗经》中直接把花比作美人的就有三处。《郑风?有女同车》里就有“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舜，就是木槿花。《郑风?出其东门》也有“有女如荼”的比喻。荼，就是茅花，颜色洁白，轻巧可爱。《魏风?汾沮洳》中有“彼其之子，美如英”。英，就是华，盛开的花的意思。从《诗经》中的《周南?桃夭》这样写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2]这是一首祝贺女子出嫁的诗。该诗中把即将出嫁的少女比喻为夭夭艳丽的桃花,含苞欲放。“人面桃花”的出处大概就来源于此吧。
稍后的《楚辞》，诗人屈原运用大量的花木香草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初步建立了以“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意象内涵。[3]而中国历史上“尚花”之风最盛的当推唐宋，唐宋诗词上承诗骚与魏晋风流，将咏花诗词推向极致，使其成为一朵灿烂的文学之花。并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代表花卉即唐代的“牡丹”，宋代的“梅花”。
经过近四百多年的分裂和动乱之后，唐朝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社会局面，成为整个东方世界最强盛的帝国，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畅通引来了外来文化，服饰、音乐、舞蹈、美术、宗教等等，都成为长安风尚，佛、儒、道三教并存使唐朝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使当时的唐朝处于四方朝拜的尊者地位，洋溢着积极进取，昂扬奋发雍容豪迈的精神。而牡丹花大色艳，具有雍容华贵的丰腴之美，传达出磅礴的春天气势，因而成为盛世精神的最好象征和载体。牡丹作为唐代备受推崇的“国花”折射出大唐帝国的王者之风。牡丹成为“国花”又与杨贵妃的得宠有着内在的联系。开元中，皇宫内庆兴池东沉香亭前牡丹盛开，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乘夜游赏，招来翰林待招李白赋诗助兴，风华正茂，英姿勃勃的李白借花喻人，以牡丹喻杨玉环，写下了千古名作《清平调》辞三章：[4]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这三首诗借花喻人，巧妙摄取杨玉环与牡丹的相通特质——大气雍容、体态肥、艳压群芳、宠冠后宫的至高地位融于一体，形神兼具，达到了人花合一的完美境界。提起唐代描写牡丹的绝妙诗句刘禹锡的《赏牡丹》[5]不得不提，诗中以白描创造出情深境界含不尽之意尽在象中。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前两句以芍药、芙蓉两种绝色花卉的美中不足，而“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两句随之喷薄而出，以一个“动”字，将牡丹艳压群芳的王者之美，以及牡丹花开时长安城倾城观赏、万人空巷的轰动盛况，“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地投诸于读者的无尽联想之中。[6]唐代文人热烈地呤咏诞生了不少流光溢彩的佳作，将牡丹作为“国花”的王者之美烘托得淋漓尽致，如：徐凝之《牡丹》“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另如“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徐凝《寄白司马》）；“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买花》)；“金蕊霞英叠彩香，初疑少女出兰房”（周繇《看牡丹赠段成式》）。
人咏花，花映人，彼此彰显着雍容华贵、灿烂绚丽和大气磅礴，共构着自信开阔、昂扬奋进、雍容大度的时代风采。[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进一步发掘了牡丹冠压群芳繁荣劲心刚骨的品格：“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牡丹冠压天下。是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芳，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安得以‘富贵’一语概之！”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对于牡丹花容花品卓绝与万花的高度肯定。牡丹所象征的是声色之美和性情之美完美融合的大唐盛世的精神，亦是唐代文学的主体风貌。然而由唐入宋，时运推移，文化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文化表现出许多与唐朝文化反其道而行之的特征，内敛，典重代替了外向，豪放；“理趣”代替了情韵，理学大兴使得宋代文学精神趋向理性化和细密化推崇气节、品格。
“国花”从牡丹到梅花的转变，两宋之交是一个分水岭。金人入侵，北宋政权灭亡，从根本上震撼和改变了宋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乃至整个宋朝社会的发展.自北宋后期,文人由于外在实现严重受阻，内实现即是人格的实现与完成,就被抬到了高于一切的地位。“对气节、品格的关注和维护成为新一代文人精神的中心，文学创作的主旨也因此而有所转移。这种转移不是对前辈的否定，而是文学精神在特殊条件下的深化”。“除了杂用儒、释、道，以坚固心灵堡垒之外，北宋后期好读书、以书本抵抗现实也成为一种文人守护自我的方式”。[7]因此由“尚牡丹”到“尚梅”，乃是社会习尚和文人心态的变化而引发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可以说，梅花的特质与当时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相契合，迎合了两宋之交的文人追求风骨气节的心理需求。
林逋在咏梅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林和靖爱梅、与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合为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四爱图》可见他与梅之缘分深及生命的本质。他以高士的身份隐居杭州孤山梅园，生活情趣出入于“梅妻鹤子”之间，因此极大地提高了梅花意象的诗化程度和情趣浓度。当他一旦把自己清旷、高洁、淡远的情怀投入梅花意象的时候，梅花意象就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意趣和道德内涵，以清妙深幽的意志成为大大夫理想人格的象征，或人格自许的极佳对应物，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梅花审美的全新格局。辛弃疾有诗云“若无和靖即无梅”。他的咏梅极品的《山园小梅两首》[8]以第一首最为有名。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月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林逋首创将梅与水、月意象组合构筑诗的意境，烘托出一种朦胧清幽、静谧高雅的氛围。这不仅仅是一种高明的创作手法，更是一种提升和丰盈梅花意象内涵绝佳路径。
宋人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最宜与梅花相映衬、烘托的幽雅事物：“淡阴、晓月、薄寒、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铜瓶、林间吹笛、膝上横琴、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簪戴”[9]这些景物与梅相配，充分反映了宋人“梅花为天下神奇”的幽淡闲雅的审美情趣。对后世咏梅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北宋著名文人是王安石他的流传最广的为《梅花》[10]。
墙角数支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他巧妙地运用了“白雪”这一与梅花关系密切的物，点明梅花生长的环境烘托梅花的高洁品质。有反衬梅花质洁芬芳，品德高标的超乎本已高洁的自然风物的美，妙用同色互比的笔法，将梅花傲世独立的卓绝风骨呈现，写得简明单纯，意味深长。不同的花风缘于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气而呈现不同的气象。可以说，花卉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双向作用的显著特征，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赏花、咏花、赞花、论花，花和中国文学有着说不尽、道不完、评不够、议不厌的不解之缘。
这些精彩的花卉文学作品，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现出特有的情趣和艺术魅力，温暖、润泽着中国每一个文化人的心，甚至成为民俗化的理念。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到：“牡丹，花之富贵也。”2008年，牡丹被定为北京奥运会场馆的主插花，象征着敞开胸怀迎接世界，容纳天地的雍容大度的中国。而梅花由于宋人着力全面的开发，得以不断的升华，成为“岁寒三友”之一，“花中四君子”之首的梅花容纳了中国文化重人格的特征，绵延中国文化贵坚忍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审美图腾。总览现在为人们所公认的“十大”或“十二大”传统名花，它们的出名无不与文学的描写息息相关。
形形色色的花卉草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题材。使花卉在文人的笔下更具有风采。这种被融进诗意和故事情节的“人化”、“情化”、“心化”了的花卉，又给人们带来更为丰富更为崇高的美感，熏陶、感染着人们的意识，使人们对花卉的审美态度和欣赏情趣随着这种影响和引导而变得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从而使花卉美从它的色彩、形态、香味、质地等自然特性构成的客观自然属性的美凝聚升华到与主观相统一的自然意态之美，加深了对花卉的审美层次。综上所述，可见花卉与文学历来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吴兆基.中国古典文化精华•诗经[M].长城出版社，2002
[3]周武忠.花与中国文化[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4]全唐诗.第27卷[M].中华书局，1960
[5]全唐诗.第365卷[M].中华书局，1960
[6]孙耀良.花卉诗歌鉴赏辞典[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7]王晓舒.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8][宋]林逋.和靖集.宋诗钞.第13卷[M].中华书局，1986
[9][宋]周密.玉照堂梅品•花宜称[M].中华书局，1983
[10][宋]王安石.临川诗钞.宋诗钞.第19卷[M].中华书局，1986
【关键词】花卉文化；中国文学；交融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5-0018-02
千万年来，花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花文化。在众多中国文人心中，花是诗词歌赋取之不尽的吟咏题材，是名词佳句闪耀灵光的源头所在。花的出现成就了一个文学的国度，使得文学的殿堂姹紫嫣红、精彩纷呈。
翻开中国文学史，从屈原佩兰示节，陶渊明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丛，杜甫对花溅泪，白居易咏莲吟柳，乃至林逋梅妻鹤子……中国有无数风流文人为花卉草木所倾倒,创造了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千古佳作。对“花”之为人们挚爱的成因叶嘉莹做了极为精辟的分析：“‘花’之所以能成为感人之物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第一个极浅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花的颜色、香气、姿态，都具有引人之力，自花所得的意象既最鲜明，所以由花所触发的联想也最丰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以为则是因为花所予人的生命感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缘故。……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花’这一短小的缩写之中。因它的每一过程，每一遭遇，都极易唤起人类共鸣的感应。而况‘花’之为物，更复眼前身旁随处可见，所以古今诗人所写的牵涉关联到‘花’的作品也极多，这正是必然的结果。”[1]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在其三百零五篇作品中提到的花草就多达一百三十二种，其中以花喻人、以花喻事、借花抒情、借花达意的篇幅也在三十篇左右。
在诗歌总集《诗经?郑风?溱洧》中，就有一首生动美丽的兰诗：“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茼兮。女日观平?士日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土与女，殷其盈兮。女日观乎？士日既且，且往观平?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2]全诗以愉悦、轻松的笔调，把郑国风俗在每年三月初三于溱、洧两河边举行盛大集会时，一对男女青年相约去河边游玩的情景写了出来，并用一束兰花和一把芍药把男女青年的情意连结了起来。而比喻男女互赠礼物以示相爱的成语“采兰赠药”也来源于此。以花喻女子，借花拟女子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大传统。《诗经》中直接把花比作美人的就有三处。《郑风?有女同车》里就有“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舜，就是木槿花。《郑风?出其东门》也有“有女如荼”的比喻。荼，就是茅花，颜色洁白，轻巧可爱。《魏风?汾沮洳》中有“彼其之子，美如英”。英，就是华，盛开的花的意思。从《诗经》中的《周南?桃夭》这样写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2]这是一首祝贺女子出嫁的诗。该诗中把即将出嫁的少女比喻为夭夭艳丽的桃花,含苞欲放。“人面桃花”的出处大概就来源于此吧。
稍后的《楚辞》，诗人屈原运用大量的花木香草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初步建立了以“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意象内涵。[3]而中国历史上“尚花”之风最盛的当推唐宋，唐宋诗词上承诗骚与魏晋风流，将咏花诗词推向极致，使其成为一朵灿烂的文学之花。并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代表花卉即唐代的“牡丹”，宋代的“梅花”。
经过近四百多年的分裂和动乱之后，唐朝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社会局面，成为整个东方世界最强盛的帝国，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畅通引来了外来文化，服饰、音乐、舞蹈、美术、宗教等等，都成为长安风尚，佛、儒、道三教并存使唐朝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使当时的唐朝处于四方朝拜的尊者地位，洋溢着积极进取，昂扬奋发雍容豪迈的精神。而牡丹花大色艳，具有雍容华贵的丰腴之美，传达出磅礴的春天气势，因而成为盛世精神的最好象征和载体。牡丹作为唐代备受推崇的“国花”折射出大唐帝国的王者之风。牡丹成为“国花”又与杨贵妃的得宠有着内在的联系。开元中，皇宫内庆兴池东沉香亭前牡丹盛开，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乘夜游赏，招来翰林待招李白赋诗助兴，风华正茂，英姿勃勃的李白借花喻人，以牡丹喻杨玉环，写下了千古名作《清平调》辞三章：[4]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这三首诗借花喻人，巧妙摄取杨玉环与牡丹的相通特质——大气雍容、体态肥、艳压群芳、宠冠后宫的至高地位融于一体，形神兼具，达到了人花合一的完美境界。提起唐代描写牡丹的绝妙诗句刘禹锡的《赏牡丹》[5]不得不提，诗中以白描创造出情深境界含不尽之意尽在象中。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前两句以芍药、芙蓉两种绝色花卉的美中不足，而“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两句随之喷薄而出，以一个“动”字，将牡丹艳压群芳的王者之美，以及牡丹花开时长安城倾城观赏、万人空巷的轰动盛况，“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地投诸于读者的无尽联想之中。[6]唐代文人热烈地呤咏诞生了不少流光溢彩的佳作，将牡丹作为“国花”的王者之美烘托得淋漓尽致，如：徐凝之《牡丹》“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另如“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徐凝《寄白司马》）；“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买花》)；“金蕊霞英叠彩香，初疑少女出兰房”（周繇《看牡丹赠段成式》）。
人咏花，花映人，彼此彰显着雍容华贵、灿烂绚丽和大气磅礴，共构着自信开阔、昂扬奋进、雍容大度的时代风采。[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进一步发掘了牡丹冠压群芳繁荣劲心刚骨的品格：“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牡丹冠压天下。是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芳，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安得以‘富贵’一语概之！”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对于牡丹花容花品卓绝与万花的高度肯定。牡丹所象征的是声色之美和性情之美完美融合的大唐盛世的精神，亦是唐代文学的主体风貌。然而由唐入宋，时运推移，文化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文化表现出许多与唐朝文化反其道而行之的特征，内敛，典重代替了外向，豪放；“理趣”代替了情韵，理学大兴使得宋代文学精神趋向理性化和细密化推崇气节、品格。
“国花”从牡丹到梅花的转变，两宋之交是一个分水岭。金人入侵，北宋政权灭亡，从根本上震撼和改变了宋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乃至整个宋朝社会的发展.自北宋后期,文人由于外在实现严重受阻，内实现即是人格的实现与完成,就被抬到了高于一切的地位。“对气节、品格的关注和维护成为新一代文人精神的中心，文学创作的主旨也因此而有所转移。这种转移不是对前辈的否定，而是文学精神在特殊条件下的深化”。“除了杂用儒、释、道，以坚固心灵堡垒之外，北宋后期好读书、以书本抵抗现实也成为一种文人守护自我的方式”。[7]因此由“尚牡丹”到“尚梅”，乃是社会习尚和文人心态的变化而引发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可以说，梅花的特质与当时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相契合，迎合了两宋之交的文人追求风骨气节的心理需求。
林逋在咏梅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林和靖爱梅、与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合为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四爱图》可见他与梅之缘分深及生命的本质。他以高士的身份隐居杭州孤山梅园，生活情趣出入于“梅妻鹤子”之间，因此极大地提高了梅花意象的诗化程度和情趣浓度。当他一旦把自己清旷、高洁、淡远的情怀投入梅花意象的时候，梅花意象就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意趣和道德内涵，以清妙深幽的意志成为大大夫理想人格的象征，或人格自许的极佳对应物，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梅花审美的全新格局。辛弃疾有诗云“若无和靖即无梅”。他的咏梅极品的《山园小梅两首》[8]以第一首最为有名。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月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林逋首创将梅与水、月意象组合构筑诗的意境，烘托出一种朦胧清幽、静谧高雅的氛围。这不仅仅是一种高明的创作手法，更是一种提升和丰盈梅花意象内涵绝佳路径。
宋人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最宜与梅花相映衬、烘托的幽雅事物：“淡阴、晓月、薄寒、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铜瓶、林间吹笛、膝上横琴、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簪戴”[9]这些景物与梅相配，充分反映了宋人“梅花为天下神奇”的幽淡闲雅的审美情趣。对后世咏梅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北宋著名文人是王安石他的流传最广的为《梅花》[10]。
墙角数支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他巧妙地运用了“白雪”这一与梅花关系密切的物，点明梅花生长的环境烘托梅花的高洁品质。有反衬梅花质洁芬芳，品德高标的超乎本已高洁的自然风物的美，妙用同色互比的笔法，将梅花傲世独立的卓绝风骨呈现，写得简明单纯，意味深长。不同的花风缘于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气而呈现不同的气象。可以说，花卉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双向作用的显著特征，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赏花、咏花、赞花、论花，花和中国文学有着说不尽、道不完、评不够、议不厌的不解之缘。
这些精彩的花卉文学作品，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现出特有的情趣和艺术魅力，温暖、润泽着中国每一个文化人的心，甚至成为民俗化的理念。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到：“牡丹，花之富贵也。”2008年，牡丹被定为北京奥运会场馆的主插花，象征着敞开胸怀迎接世界，容纳天地的雍容大度的中国。而梅花由于宋人着力全面的开发，得以不断的升华，成为“岁寒三友”之一，“花中四君子”之首的梅花容纳了中国文化重人格的特征，绵延中国文化贵坚忍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审美图腾。总览现在为人们所公认的“十大”或“十二大”传统名花，它们的出名无不与文学的描写息息相关。
形形色色的花卉草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题材。使花卉在文人的笔下更具有风采。这种被融进诗意和故事情节的“人化”、“情化”、“心化”了的花卉，又给人们带来更为丰富更为崇高的美感，熏陶、感染着人们的意识，使人们对花卉的审美态度和欣赏情趣随着这种影响和引导而变得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从而使花卉美从它的色彩、形态、香味、质地等自然特性构成的客观自然属性的美凝聚升华到与主观相统一的自然意态之美，加深了对花卉的审美层次。综上所述，可见花卉与文学历来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吴兆基.中国古典文化精华•诗经[M].长城出版社，2002
[3]周武忠.花与中国文化[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4]全唐诗.第27卷[M].中华书局，1960
[5]全唐诗.第365卷[M].中华书局，1960
[6]孙耀良.花卉诗歌鉴赏辞典[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7]王晓舒.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8][宋]林逋.和靖集.宋诗钞.第13卷[M].中华书局，1986
[9][宋]周密.玉照堂梅品•花宜称[M].中华书局，1983
[10][宋]王安石.临川诗钞.宋诗钞.第19卷[M].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