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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诗歌，而建安诗歌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三曹”是建安诗坛的领袖，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梗概多气”的诗风基调，震慑当时，蔚为壮观，遗响后嗣，光照千古。本文就他们的创作风格加以阐述。
关键词：“三曹” 沉雄 清婉 纵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了长期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同时，它也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其成就不仅是俊才云蒸、作品众多，更重要的是作家创作自觉性的加强。作品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性，艺术上表现为强烈的抒情性，语言质朴，风格慷慨悲壮，这一特征被后世称为“建安诗风”。其中曹操、曹丕、曹植对后世影响最大，世人称为“三曹”。由于“三曹”引气不齐，所以在艺术构思时，捕捉的生活形象各不相同，塑造出不同的意象，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曹操沉雄，曹丕清婉，曹植纵逸。
曹操（155-220），字孟德，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鲁迅称赞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曹操资兼文武、才略出众，既有治国安邦之志，又有将相之才，而且是一个“横槊赋诗，皆成乐章”的文学家。御军三十余载，他手不释卷。作为一个志在统一天下的豪杰之士，曹操的诗多描写苍凉悲壮的丧乱景象、雄浑阔大的自然景物、济世慕贤的英雄人物。明胡应麟《诗 》曰：“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曹操多才多艺，乐府称绝，现存的二十多首诗全部是乐府歌辞。他的乐府诗是用旧调旧题写新内容，如《薤露行》和《蒿里行》是以挽歌写时事，这两首诗均是批评政治，记述汉末实事，诗中表现出沉重真挚的感情，质朴的诗句十分感人。
《薤露行》叙述公元189年，韩大将军何进密召董卓向京城进军，以便大杀宦官。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所杀。张让劫少帝和陈留王出走，后被董卓迎还。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不久又把他杀掉，立陈留王为帝，是为献帝。当东方讨董的武装兴起，董卓焚烧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曹操以沉痛的诗句描绘出董卓焚烧洛阳居民被驱入关的情形。
《蒿里行》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明代钟惺评此诗云：“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献帝初年，地方豪门大族起兵讨伐董卓，招募了五千人加入讨董联军的曹操，亲眼目睹了军阀争权夺利造成的悲惨情景。曹操以他政治家、军事家兼诗人的特殊身份，立足点高，具有比一般文士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叙写了当时兵祸的惨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诗人对人民的不幸遭遇流露出悲悯的感情，忧世伤时的悲叹表现出曹诗强烈的艺术个性，给人以壮美的艺术享受。谭元春《古诗归》评：“声响中亦有热肠，饮者察之。”
《苦寒性》是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讨高干途中所作。高干是袁绍的外甥，降曹操后又反叛，当时屯兵在壶关口。曹操从邺城出兵，取道河内，北度太行山。其时在正月，全诗备言征途之艰难，抒发了怀乡思归之情，读来真实感人，苦寒拂郁之中饶具苍莽沉雄之意味。
曹操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政治诗，反映时代的灾难，现实性较强，以《蒿里行》为代表。描绘了汉末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抒发了作者的悲愤之情，格调高古，慷慨悲凉。另一类为抒情诗，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胸襟抱负，艺术性较强，以《短歌行》、《步出厦门行》为代表。
广泛地招纳贤才，是曹操建功立业的重要措施，四言名篇《短歌行》就是他面对苦难的时代、短暂的人生所发出的慷慨悲歌。这是一篇借乐府旧题书写胸襟抱负的言志之作，诗的开头虽然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但作者的思想并不是消极颓废的，整首的基调高昂激越、诗意盎然。全诗八句一层，共四层：第一层表现了丧乱时代容易使人感到“人生无常”的苦闷，而这种迁逝之感又是同建功立业的理想相联系的，故“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第二层巧妙地化用《诗经》中的《子衿》、《鹿鸣》两诗成句，表达了诗人对贤才求之不得的沉吟忧思和求之既得后以嘉宾相待的欢悦，抒发了诗人求贤若渴的炽热心肠和浓挚的情思。第三层“明明”四句，写出对贤士的思念，借明月难掇写求贤不得的忧虑；而“越陌”四句，通过想象写招揽贤才的情况，何其绵邈情深。第四层，“月明”四句，以乌鸦择枝喻贤士托身无所，意蕴清绝；最后四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明志显情，一无遮掩，这是何等坦荡的襟怀与勃勃的雄心！
《步出厦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或歌咏升仙得道的乐府旧题，曹操大胆创新，用来描写景物，抒发情怀。这组诗共五章，其中以《观沧海》、《龟虽寿》最为著名。
《观沧海》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写景诗，又是一首著名的抒情诗。此诗是曹操北征乌桓，追歼袁绍残部，胜利回师，经过碣石山时所作。诗人借赞大海，抒发统一中国的壮阔襟怀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同时，此诗又借叹大海的广阔无垠，来暗写人生有限、功业未就的深忧。
《龟虽寿》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反映了作者不信天命、积极进取的精神。晋朝王敦常在酒后吟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他一边吟唱一边用如意击敲壶具来击打拍子，最后把壶具都敲坏了。可见这些名句是何其脍炙人口。本诗高亢明朗的主旋律，使读者领略到曹操诗歌阳刚美的美学风貌，不愧为千古名篇，志士所爱。
曹操诗无论反映时代乱离，还是抒发壮怀，其情调风格都是沉雄苍茫、慷慨悲壮、清越古直，给人以坚定进取、慷慨昂扬的情绪，开创了一代诗风。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曹丕是个守业君主，在他执政期间，虽然有一些开明的措施，但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突出的建树。但曹丕“天资文藻，才艺兼该”（《三国志·魏志》），是文坛的盟主和领袖。他和文士相处非常亲密，交谊很深，现存诗约四十首，内容比较狭窄，多以爱情和游子思妇为题材。曹丕虽“生于乱世，长于军”，目睹过战乱的现实，但基本上过的是安定的游乐生活，对时代的使命、人生的苦难，远没有曹操那样痛彻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于现实苦难的反映亦逊色得多。在《上留田行》中，曹丕十分尖锐地指出社会的贫富悬殊，但是后两句“禄命悬在苍天，今尔叹息将欲谁怨”，则用天命论来为社会的不公平作解释，从而暴露了曹丕作为一个统治者与人民在感情上的隔膜，大大地消弱了诗作的思想意义。 曹丕诗作正面反映民瘼的不多，而其优秀之作均属对离情别绪的书写，尤获赞誉的是《燕歌行》二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写女子怀念在远方作客的丈夫，是言情的名作。“秋风萧瑟天气凉”，以霜飞木落、凄凉秋夜为背景，以如泣如诉的笔调，细腻委婉地描摹出思妇独守空闺、愁肠欲断的相思之情。“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写出思妇对丈夫的爱情执著、情愫雅洁。“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构成了曹丕诗歌低回婉转的基调，与特定时代的伤感气韵相和谐，这正是此诗超迈前代、传诵千古而不衰的原因所在。
《杂诗二首》是游子思乡诗，对环境气氛的渲染、客观形象的刻画、游子思乡的心理描写，都非常生动工致。
曹丕的诗歌受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描写细致，语言清丽自然，感情委婉缠绵，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展示了其诗风的清婉娟秀，耐人咀嚼，清气含芳。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少时聪敏好学，诵读诗卷数十万言，善于写诗文，十八岁作《铜雀台赋》，名声大振。其父曹操曾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他任性而行，最终失宠。曹植的诗歌创作是以曹丕称帝为界线，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生活在邺城，有过“美遨游”的生活，凭才华深得曹操宠爱，并认为植“最可定大事”，所以曾考虑立为太子，曹氏僚属中也有人拥护。但植“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于是争嗣失败，“植宠日衰”。后期在曹丕的迫害和压抑下，抑郁地生活了十二年。曹丕即位后，杀掉了拥护曹植的丁仪和丁冀两兄弟，对植严密监视，借故贬了他的爵位，常常改换他的封地，不准参与政事，不许和亲戚往来，成为“圈牢之养物”，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
曹植前期诗作以《白马篇》、《名都篇》为代表。《白马篇》写游侠以自况，歌颂扬声边陲、为国捐躯的游侠少年，其中“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可见其弓马娴熟的武艺、英勇杀敌的行为和奋不顾身的精神。通过这个铮铮猛士的形象，可以透视出诗人毕生的追求和抱负，可以谛听到建安时代的最强音。《名都篇》全诗二十八句，其中二十四句集中而真实地描写了一群贵族子弟“斗鸡、走马、猎兔、射鹰、酒宴”等生活图景，揭露了富贵游荡子弟的骄逸生活。贵族公子长年累月沉溺于醉生梦死的游乐之中，不知国家、事业，字里行间隐藏着诗人的惋惜之情。诗人具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雄心壮志，表现了积极向上的思想感情。
曹植后期遭际悲惨，其诗作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比前期近了一步，在艺术上也更加成熟。《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泰山梁甫行》是曹植诗歌中极难得的一首，诗人以沉郁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海滨人民悲惨的生活画面：阴风凄雨、柴门萧条、狐鸣兔走。读者似乎可以听到诗人为民请命的呼吁，可以感受到诗人对边海人民的深切同情。《野田黄雀行》写于知交丁氏兄弟被曹丕杀害而自己无力救助之时。诗人借“见鹞自投罗”的黄雀，比喻自己和友人的处境十分危险，期盼得到“拔剑捎罗网”的少年来解救。诗中侠义少年的形象寄托了诗人的理想和反抗精神，明代徐祯《谈艺录》曰：“思王《野田黄雀行》，譬如锥出囊中，太索露矣。”此诗工于起调，直抒胸臆，悲怆高昂。且讲究炼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中四个“飞”字连用，形成顶真，读来恣纵飘逸。
《赠白马王彪》是曹植后期创作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交织着作者哀伤、愤慨和恐惧之情。此诗作于黄初四年（223），曹植时年三十二岁。全诗共七章：从京城的依恋和旅途的艰辛写起，渲染了一路饥渴劳累的情景；接着写兄弟被迫分离，怨恨小人谗间骨肉，表现自己不堪忍受的是生死离别的悲痛和政治迫害的苦闷；以下是哀悼曹彰，并由此感到人生无常；最后宽慰曹彪，希望对方珍重，实际上流露出更深的悲愤。该诗集中抒发了诗人与白马王归藩途中被迫分离的愤懑情绪，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势而骨肉相残的内幕。各章蝉联相因，因景写情，对曹丕的迫害提出抗议；同时又触景生情，把自己与骨肉兄弟被迫生离的眷恋和死别的哀伤融化在相应的景色之中。诗人在万般悲泣之中，仍不忘自己的理想抱负。诗的最后突转呜咽：“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真切地表现了诗人那种文人的胸襟和兄弟的至情，刚柔相济，自然和谐。钟嵘《诗品序》曰：“陈思为建安之杰”、“文章之圣”。
曹植的诗前期扬声沙漠，捐躯赴难，具有远大理想；后期虽多抑郁苦痛，但为国立功的雄心始终不减。他的诗继承了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在艺术和形式上又有开拓和发展，使五言诗从民歌走向文人诗苑。同时，他从楚辞中汲取了爱国和斗争的精神，形成了建安风骨，被后人称为“建安之杰”并非过誉。
综上所述，曹操诗作气韵沉雄苍莽，这是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物情怀之映现，是谁也及不上的；曹丕诗善写离情别绪，融合了特定时代的感伤气韵，其诗清采婉秀、笔力缓弱；曹植诗在书写个人不幸遭遇的同时，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深入的反映，他的诗骨气奇高、慷慨纵逸。所以，风雅当家，断推子建。
参考文献：
[1]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 （明）徐祯卿：《谈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 （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广陵书社，2009年版。
[4] （明）胡应麟：《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 （南朝）钟嵘：《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陈西川，男，1968—，河北邢台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关键词：“三曹” 沉雄 清婉 纵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了长期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同时，它也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其成就不仅是俊才云蒸、作品众多，更重要的是作家创作自觉性的加强。作品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性，艺术上表现为强烈的抒情性，语言质朴，风格慷慨悲壮，这一特征被后世称为“建安诗风”。其中曹操、曹丕、曹植对后世影响最大，世人称为“三曹”。由于“三曹”引气不齐，所以在艺术构思时，捕捉的生活形象各不相同，塑造出不同的意象，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曹操沉雄，曹丕清婉，曹植纵逸。
曹操（155-220），字孟德，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鲁迅称赞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曹操资兼文武、才略出众，既有治国安邦之志，又有将相之才，而且是一个“横槊赋诗，皆成乐章”的文学家。御军三十余载，他手不释卷。作为一个志在统一天下的豪杰之士，曹操的诗多描写苍凉悲壮的丧乱景象、雄浑阔大的自然景物、济世慕贤的英雄人物。明胡应麟《诗 》曰：“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曹操多才多艺，乐府称绝，现存的二十多首诗全部是乐府歌辞。他的乐府诗是用旧调旧题写新内容，如《薤露行》和《蒿里行》是以挽歌写时事，这两首诗均是批评政治，记述汉末实事，诗中表现出沉重真挚的感情，质朴的诗句十分感人。
《薤露行》叙述公元189年，韩大将军何进密召董卓向京城进军，以便大杀宦官。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所杀。张让劫少帝和陈留王出走，后被董卓迎还。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不久又把他杀掉，立陈留王为帝，是为献帝。当东方讨董的武装兴起，董卓焚烧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曹操以沉痛的诗句描绘出董卓焚烧洛阳居民被驱入关的情形。
《蒿里行》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明代钟惺评此诗云：“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献帝初年，地方豪门大族起兵讨伐董卓，招募了五千人加入讨董联军的曹操，亲眼目睹了军阀争权夺利造成的悲惨情景。曹操以他政治家、军事家兼诗人的特殊身份，立足点高，具有比一般文士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叙写了当时兵祸的惨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诗人对人民的不幸遭遇流露出悲悯的感情，忧世伤时的悲叹表现出曹诗强烈的艺术个性，给人以壮美的艺术享受。谭元春《古诗归》评：“声响中亦有热肠，饮者察之。”
《苦寒性》是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讨高干途中所作。高干是袁绍的外甥，降曹操后又反叛，当时屯兵在壶关口。曹操从邺城出兵，取道河内，北度太行山。其时在正月，全诗备言征途之艰难，抒发了怀乡思归之情，读来真实感人，苦寒拂郁之中饶具苍莽沉雄之意味。
曹操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政治诗，反映时代的灾难，现实性较强，以《蒿里行》为代表。描绘了汉末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抒发了作者的悲愤之情，格调高古，慷慨悲凉。另一类为抒情诗，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胸襟抱负，艺术性较强，以《短歌行》、《步出厦门行》为代表。
广泛地招纳贤才，是曹操建功立业的重要措施，四言名篇《短歌行》就是他面对苦难的时代、短暂的人生所发出的慷慨悲歌。这是一篇借乐府旧题书写胸襟抱负的言志之作，诗的开头虽然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但作者的思想并不是消极颓废的，整首的基调高昂激越、诗意盎然。全诗八句一层，共四层：第一层表现了丧乱时代容易使人感到“人生无常”的苦闷，而这种迁逝之感又是同建功立业的理想相联系的，故“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第二层巧妙地化用《诗经》中的《子衿》、《鹿鸣》两诗成句，表达了诗人对贤才求之不得的沉吟忧思和求之既得后以嘉宾相待的欢悦，抒发了诗人求贤若渴的炽热心肠和浓挚的情思。第三层“明明”四句，写出对贤士的思念，借明月难掇写求贤不得的忧虑；而“越陌”四句，通过想象写招揽贤才的情况，何其绵邈情深。第四层，“月明”四句，以乌鸦择枝喻贤士托身无所，意蕴清绝；最后四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明志显情，一无遮掩，这是何等坦荡的襟怀与勃勃的雄心！
《步出厦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或歌咏升仙得道的乐府旧题，曹操大胆创新，用来描写景物，抒发情怀。这组诗共五章，其中以《观沧海》、《龟虽寿》最为著名。
《观沧海》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写景诗，又是一首著名的抒情诗。此诗是曹操北征乌桓，追歼袁绍残部，胜利回师，经过碣石山时所作。诗人借赞大海，抒发统一中国的壮阔襟怀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同时，此诗又借叹大海的广阔无垠，来暗写人生有限、功业未就的深忧。
《龟虽寿》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反映了作者不信天命、积极进取的精神。晋朝王敦常在酒后吟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他一边吟唱一边用如意击敲壶具来击打拍子，最后把壶具都敲坏了。可见这些名句是何其脍炙人口。本诗高亢明朗的主旋律，使读者领略到曹操诗歌阳刚美的美学风貌，不愧为千古名篇，志士所爱。
曹操诗无论反映时代乱离，还是抒发壮怀，其情调风格都是沉雄苍茫、慷慨悲壮、清越古直，给人以坚定进取、慷慨昂扬的情绪，开创了一代诗风。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曹丕是个守业君主，在他执政期间，虽然有一些开明的措施，但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突出的建树。但曹丕“天资文藻，才艺兼该”（《三国志·魏志》），是文坛的盟主和领袖。他和文士相处非常亲密，交谊很深，现存诗约四十首，内容比较狭窄，多以爱情和游子思妇为题材。曹丕虽“生于乱世，长于军”，目睹过战乱的现实，但基本上过的是安定的游乐生活，对时代的使命、人生的苦难，远没有曹操那样痛彻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于现实苦难的反映亦逊色得多。在《上留田行》中，曹丕十分尖锐地指出社会的贫富悬殊，但是后两句“禄命悬在苍天，今尔叹息将欲谁怨”，则用天命论来为社会的不公平作解释，从而暴露了曹丕作为一个统治者与人民在感情上的隔膜，大大地消弱了诗作的思想意义。 曹丕诗作正面反映民瘼的不多，而其优秀之作均属对离情别绪的书写，尤获赞誉的是《燕歌行》二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写女子怀念在远方作客的丈夫，是言情的名作。“秋风萧瑟天气凉”，以霜飞木落、凄凉秋夜为背景，以如泣如诉的笔调，细腻委婉地描摹出思妇独守空闺、愁肠欲断的相思之情。“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写出思妇对丈夫的爱情执著、情愫雅洁。“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构成了曹丕诗歌低回婉转的基调，与特定时代的伤感气韵相和谐，这正是此诗超迈前代、传诵千古而不衰的原因所在。
《杂诗二首》是游子思乡诗，对环境气氛的渲染、客观形象的刻画、游子思乡的心理描写，都非常生动工致。
曹丕的诗歌受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描写细致，语言清丽自然，感情委婉缠绵，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展示了其诗风的清婉娟秀，耐人咀嚼，清气含芳。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少时聪敏好学，诵读诗卷数十万言，善于写诗文，十八岁作《铜雀台赋》，名声大振。其父曹操曾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他任性而行，最终失宠。曹植的诗歌创作是以曹丕称帝为界线，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生活在邺城，有过“美遨游”的生活，凭才华深得曹操宠爱，并认为植“最可定大事”，所以曾考虑立为太子，曹氏僚属中也有人拥护。但植“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于是争嗣失败，“植宠日衰”。后期在曹丕的迫害和压抑下，抑郁地生活了十二年。曹丕即位后，杀掉了拥护曹植的丁仪和丁冀两兄弟，对植严密监视，借故贬了他的爵位，常常改换他的封地，不准参与政事，不许和亲戚往来，成为“圈牢之养物”，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
曹植前期诗作以《白马篇》、《名都篇》为代表。《白马篇》写游侠以自况，歌颂扬声边陲、为国捐躯的游侠少年，其中“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可见其弓马娴熟的武艺、英勇杀敌的行为和奋不顾身的精神。通过这个铮铮猛士的形象，可以透视出诗人毕生的追求和抱负，可以谛听到建安时代的最强音。《名都篇》全诗二十八句，其中二十四句集中而真实地描写了一群贵族子弟“斗鸡、走马、猎兔、射鹰、酒宴”等生活图景，揭露了富贵游荡子弟的骄逸生活。贵族公子长年累月沉溺于醉生梦死的游乐之中，不知国家、事业，字里行间隐藏着诗人的惋惜之情。诗人具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雄心壮志，表现了积极向上的思想感情。
曹植后期遭际悲惨，其诗作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比前期近了一步，在艺术上也更加成熟。《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泰山梁甫行》是曹植诗歌中极难得的一首，诗人以沉郁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海滨人民悲惨的生活画面：阴风凄雨、柴门萧条、狐鸣兔走。读者似乎可以听到诗人为民请命的呼吁，可以感受到诗人对边海人民的深切同情。《野田黄雀行》写于知交丁氏兄弟被曹丕杀害而自己无力救助之时。诗人借“见鹞自投罗”的黄雀，比喻自己和友人的处境十分危险，期盼得到“拔剑捎罗网”的少年来解救。诗中侠义少年的形象寄托了诗人的理想和反抗精神，明代徐祯《谈艺录》曰：“思王《野田黄雀行》，譬如锥出囊中，太索露矣。”此诗工于起调，直抒胸臆，悲怆高昂。且讲究炼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中四个“飞”字连用，形成顶真，读来恣纵飘逸。
《赠白马王彪》是曹植后期创作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交织着作者哀伤、愤慨和恐惧之情。此诗作于黄初四年（223），曹植时年三十二岁。全诗共七章：从京城的依恋和旅途的艰辛写起，渲染了一路饥渴劳累的情景；接着写兄弟被迫分离，怨恨小人谗间骨肉，表现自己不堪忍受的是生死离别的悲痛和政治迫害的苦闷；以下是哀悼曹彰，并由此感到人生无常；最后宽慰曹彪，希望对方珍重，实际上流露出更深的悲愤。该诗集中抒发了诗人与白马王归藩途中被迫分离的愤懑情绪，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势而骨肉相残的内幕。各章蝉联相因，因景写情，对曹丕的迫害提出抗议；同时又触景生情，把自己与骨肉兄弟被迫生离的眷恋和死别的哀伤融化在相应的景色之中。诗人在万般悲泣之中，仍不忘自己的理想抱负。诗的最后突转呜咽：“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真切地表现了诗人那种文人的胸襟和兄弟的至情，刚柔相济，自然和谐。钟嵘《诗品序》曰：“陈思为建安之杰”、“文章之圣”。
曹植的诗前期扬声沙漠，捐躯赴难，具有远大理想；后期虽多抑郁苦痛，但为国立功的雄心始终不减。他的诗继承了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在艺术和形式上又有开拓和发展，使五言诗从民歌走向文人诗苑。同时，他从楚辞中汲取了爱国和斗争的精神，形成了建安风骨，被后人称为“建安之杰”并非过誉。
综上所述，曹操诗作气韵沉雄苍莽，这是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物情怀之映现，是谁也及不上的；曹丕诗善写离情别绪，融合了特定时代的感伤气韵，其诗清采婉秀、笔力缓弱；曹植诗在书写个人不幸遭遇的同时，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深入的反映，他的诗骨气奇高、慷慨纵逸。所以，风雅当家，断推子建。
参考文献：
[1]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 （明）徐祯卿：《谈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 （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广陵书社，2009年版。
[4] （明）胡应麟：《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 （南朝）钟嵘：《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陈西川，男，1968—，河北邢台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