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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谷学派史稿》一书采用纵向研究的方式探究了太谷学派及其思想发展的完整脉络,回顾了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状况,对二者有机结合进行的横向研究构成了本书独特的构思,立意深远。该书史料丰富,不乏创新,处处充满了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浓厚的问题意识,是一部了解太谷学派发展及其思想全貌具有较高理论深度的重要学术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 《太谷学派史稿》 纵横交错 理实结合
太谷学派是清嘉道年间安徽人周太谷创立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二教思想观念形成的“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1]1。太谷学派被称为“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2],“是考察近代民间学派和民间宗教之间影响和流变的难得且珍贵的‘典型’样本”[3]30-31。《太谷学派史稿》是扬州大学周新国教授等人撰写,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有关太谷学派的通史专著,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及江苏省重点规划项目。周新国教授是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太谷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扬州大学研究太谷学派的倡导者、引领者和实践者,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具有较强学术基础的研究团队,在扬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基础上,以该校“太谷学派研究”为栏目,以其为主的研究团队正不断深化太谷学派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因为此,作者对太谷学派的整体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思想发展研究具有宏观的把握和深刻独到的理解与领悟。全书在梳理百年来学术界对太谷学派研究的历史状况基础之上,首次对太谷学派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考证绵密入微,视野开阔宏大,是一部了解太谷学派发展及其思想全貌具有较高理论深度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对深化太谷学派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力作。
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参考价值。该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立意深远,构思独特
本书对太谷学派百年来的研究现状与太谷学派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思想发展状况进行了立体交叉、纵横有序的研究,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该书回顾了太谷学派百年来的学术研究史,总结了太谷学派研究的艰难历程及取得的可喜成果;对太谷学派发展脉络及学术思想的研究则凸显太谷学派从初创、发展、繁盛和衰落的活动轨迹及其较完整的学术思想传承与发扬,目的是使具有神秘色彩、其学派身份至今仍受到学界少部分學者质疑的太谷学派得到学界客观而公正的定位与评价。
一方面,作者系统性地梳理了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回顾。该书回顾了百年来有关太古学派研究经历的儒学性质认定的拓荒阶段、文献整理的缓慢发展、停滞阶段、资料整理、论文发表的复苏阶段、以“六个一”为标志对学派思想研究深入与拓展的高潮阶段及21世纪以来形成的以福建和江苏为中心的不同发展的各个时期,折射出学者们对太谷学派研究筚路蓝缕的学术研究的艰辛历程,让太谷学派鲜为人知的民间儒派得以重见天日并得以传播。分析回顾百年太谷学派的研究史,既是对太谷学派研究全貌及成果的展示与综述,又透露出太谷学派研究的重点、薄弱点及未来研究的着力点,对未来太谷学派研究无疑是有力的指引。另一方面,该书探究了太古学派的发展轨迹,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太古学派的发展经历了创立、发展、鼎盛、低谷、全盛、衰落的曲折历史过程。周太谷受扬州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完成了从学者走向学派创始人的蜕变,创立了太谷学派,其自身接受过儒释道三者合一的教育特点注定了太谷学派思想内容的儒释道兼容特性;周太谷逝后,太谷学派出现北南二宗,二代传人张积中“还道于北”,专心于黄涯传教,李光炘“传道于南”,太谷学派达到鼎盛;晚清国内动荡的特殊环境,最终产生了悲剧性的令人生疑的历史误会——张积中惨遭“黄崖教案”,太谷学派发展经历了低谷和瓶颈期;李光炘打破自我封闭格局,凭借传承的“宋儒学术思想”与地方当权派汉族地主曾国藩理学思想较为一致的特点,主动出击与官方沟通,积极避险,缓解因张积中“黄涯事件”而造成的紧张氛围,使太谷学派在张积中遇难后能够“劫后逢生”,振兴后的太谷学派三代传人黄葆年、蒋文田克服重重困难,以苏州“归群草堂”为基地,最终实现“南北和宗”,太谷学派达到全盛;太谷学派发展至四代传人李泰阶期间,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及学派内部经济捉襟见肘等状况,太谷学派走向衰落。太谷学派不似构成清末主流学派的扬州学派那样广为人知,因其思想内容兼儒释道为一体,晦涩难懂且秘不示人,导致其常年“深藏闺阁”而知之者寥寥,但该书通俗易懂而不失学术规范的系统全面介绍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失恢宏的学术画卷,为我们综合了解太谷学派开启了一扇宝贵的窗口。
对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太古学派的发展轨迹的纵向性研究,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可在一窥太谷学派学术思想研究全貌的基础上了解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成果及不足;该书突破传统局限于太谷学派单一角色的研究,把二者融为一体,自然得体的横向研究显示出该书独特的结构特点与深刻的用意,不仅有助于了解太谷学派发展全貌,还为研究太谷学派提供了重要的史学材料,开启了研究太谷学派的方便之门。其独特的构思显示出作者思维创新、视野开阔及极强的全局驾驭能力。
二、史料丰富,亮点突出
(一)该书史料丰富翔实。《太谷学派史稿》的研究基础毫无疑问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太谷学派由于自身隐而不显、秘而不宣的特性,导致太谷学派资料难觅。该书集文献查阅、田野调查、口述记录等多种史学研究方法,资料搜寻可谓不遗余力。丰富史料的结合表明,太谷学派余派仍在活动。正因如此,丰富翔实的史料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内容全面、主次鲜明、重点突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却不失宏大的民间儒教学派的发展画面,是清末国力衰落、内忧外患、局势动荡、社会转型时期以中国中下层老百姓为主的老百姓心路历程缩影的历史呈现,为我们了解秘密社会发展、学派发展、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扇窗口。
(二)该书跳出纯史学研究范畴,综合道教和佛教学研究,跨学科特色非常明显。全书对太谷学派的学派特色、张积中与李光炘的北南传道及黄葆年等最终实现“南北合宗”情况进行了详密的分析和公允的述评。太谷学派学术特点以儒教为主,杂糅佛道,并超越原始儒学思想,掺杂宋明儒教理学思想,并加以发挥和创新。“谷之为学,大抵贯穴孔孟,旁通老释,而自闭门户,时时纬以理教”[4]485。积中“藏释典诸书,乃取以附会六经及诸子语录,已闻其术,闻者惊为创论”[5]174。“太谷学派之研读乃至撰佛、道经典释义,完全是为了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以补儒学之缺失,为我所用。绝不如某些学者所谓仅仅是为了做参考,或拿来“弄神通”而已”[6]1336。显然。太谷学派学术思想并非单纯儒释道思想的糅合或是拿来主义,而是在吸收必要的儒释道思想营养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发挥和创造,自成一宗,其内容及倡导的人性说、天道观俨然已成一家之言。如人性之说,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主张有教无类;道家则认为人的本性是“无知无欲”,素朴无知,故提出人性的“复归”作为拯救社会的理想。太谷学派则认为:“人之性,有知有善无恶”[7]74。显然,太谷学派关于人性之说既不苟同于儒家单纯的“性善”之说,亦不同于道家的“性无知”说,而是在儒家、道家基础之上进一步加以发挥,构成了自己关于人性“有知有善无恶”说的思想观点,故要“希贤、希圣、希天”。在天命观方面,儒家认为,“天是形而上的本体”。道家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庄子《渔父》。太谷学派关于天道观提出了祖虚的概念,“非虚皆谓之物”,气为祖虚,“万物,物也;生万物者,亦物也。天地之始,丕丕翼翼,不行不息。气母鬱鬱,海岳混匿;气子粒粒,日星混密。是谓驯玄,是谓祖虚”[7]73。儒家认为“天”是万物之根本,道家认为“道”乃万物之本源,太谷学派则认为万物之源及世间万物皆为物,这一切都源于祖虚。按照太谷学派的说法,“天”和“道”亦是产生于“祖虚”。北宋司马光曾提出“虚”为万物的本源,“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显然,太谷学派在阐述天命观时,已经糅合了宋明理学思想,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儒道基础上加以发挥和创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太谷学派的研究必然涉及儒释道三者兼顾的现象,跨学科特色明显。 (三)全书考证严谨,剖析客观,结论确凿可信。全书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明确太谷学派的受众群体,其受众阶层十分广泛,初期以下层民众为主,逐渐发展为更多中下文人参与,发展至全盛时期时不乏上层知识分子的加入。显然,太谷学派的受众人群并非一成不变,其阶层随着太谷学派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太谷学派从没放弃寻找适宜生长的土壤,尤其是在“黄涯惨案”发生后太谷学派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李光炘主动出击求变,如让其子李少平打入地方官员湖北提督淮军将领李长乐府,并担任其幕僚,并成功把李长乐纳入龙川(李光炘)弟子行列,在人员结构上,寻找上层知识分子加入;学术思想上则力求消除清朝怀疑,尽力与地方统治人物曾国藩保持理念一致。太谷学派小心翼翼,在艰难险阻中求得生存,显示出太谷学派强劲的生命力与与时俱进的蓬勃生机。印证了太谷学派集儒释道为一体的特点,能基本满足各个阶层的学术需要和趣味爱好,是从侧面论证其应该属民间儒家学派的合理解释。本书对太谷学派的受众研究比较透彻,不失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四)该书挖掘出太谷学派传道的经济来源,可谓是此书的另一大亮点。太谷学派在传道过程中,其经费来源之一是学徒拜门之费。李光炘于1880年拜门时一次就拿出四千金。1881年“汉春又以三千金奉师”[8]143。汉春即为李长乐。两年之内,李长乐一人就为李光炘提供了七千金的“公德”[3]192。鉴于李长乐为淮军将领的特殊身份,一人拿出巨款为拜门费的情况应属个例。因此,除了门徒拜门费用之外,太谷学派还自筹门路,主创实业。张积中黄涯传道,首创实业,为其顺利传道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来源,为学派后人筹措经费提供了借鉴。“由于黄涯的经验,“归群草堂”改行教学、养学分途的办法。养学由刘鹗、毛庆蕃为主”[9]。而刘鹗是当时公认的“实业家”。这也是其与扬州学派不同之处。显示出太谷学派经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特征。换言之,太谷学派摆脱了教派纯粹靠化缘或学徒捐助或信徒施舍维持生计的特征,而是自创实业,自筹发展经费,从侧面上可排除其宗派特点,印证出太谷学派归类于学派更符合常理和逻辑。不能不说这是全书的另一大亮点。
三、社会使命感强,问题意识浓厚
该书处处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问题意识浓厚,体现出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重要特征。嘉道年间,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清末官场腐败、国力衰退、时局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对现实和未来充满迷茫,周太谷寄情于儒家学说,集合自身师承的道教、释教知识,传承羲皇、文王、周公、孔子思想,通过周敦颐《通书·志学》中的“希贤、希圣、希天”立志表达自己欲实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立功、立言、立德”的宏图大志。显示出其将宋朝儒家理学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融会贯通的以儒家学术为主体,兼释道于一体的学术宗旨。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面临着艰难的转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转型必然会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原有的社会模型未被彻底打破,新的社会模型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两者交相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过渡或者所谓的“空窗期”,这为太谷学派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环境。太谷学派的研究显然不是无病呻吟的结果。针对社会转型期有可能产生的民间组织,如何杜绝其产生的土壤,预防其产生或对已经产生的民间组织加以控制和正确引导,对他们疏而不堵,引导他们汇入主流社会的潮流,这种思想贯穿全文始终,彰显出史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及史学应有的问题意识,同时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便利的交通、先进的科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等,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中国与世界的交汇可谓水乳交融。出现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种种便利,但同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和利用的工具。考察以往社会转型期的民间组织,深入研究社会中民间草根文化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情况,为杜绝新时代下秘密社会的产生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和环境,或对已产生的民间组织正确控制引导,以阻挡西方无孔不入的文化意识入侵,正确引导民间草根文化,预防其量变走向質变,在当今社会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该书通过对太谷学派发展脉络的系统研究,为当今社会如何控制和引导民间秘密社会群体或组织、传承与弘扬区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进一步体现了太谷学派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意义,凸显了经世致用思想。
作为一部通史专著,本书存在一定的遗憾,如对于周太谷非常器重的大弟子汪全泰的研究鲜有涉及,作为太谷学派重要传承人兼诗人身份的蒋文田有待进一步挖掘,张积中为何在黄涯传道中出现黄涯惨案的结局疑点重重,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以便丰满太谷学派的研究。但碍于太谷学派距离现今年代久远,加之其秘而不宣的隐晦特色导致资料搜集局限重重,这不是仅凭作者个人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史学界同仁共同探讨。该书作为研究太谷学派的首部通史专著,其系统研究的完整性、逻辑的严密性,无疑是我们研究秘密社会、区域社会史很好的范本,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有目共睹。
参考文献:
[1]陈辽.周太谷评传[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
[2]周新国.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太古学派发展轨迹探讨[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81-86.
[3]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金天翮.皖志列传稿[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5]黄涯教匪.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6]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汪全泰.潜虚翼[A].方宝川,编.太古学派遗书(第三辑第一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8]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A].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C].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9]金子文.我所知道的太谷学派[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85-90.
关键词: 《太谷学派史稿》 纵横交错 理实结合
太谷学派是清嘉道年间安徽人周太谷创立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二教思想观念形成的“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1]1。太谷学派被称为“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2],“是考察近代民间学派和民间宗教之间影响和流变的难得且珍贵的‘典型’样本”[3]30-31。《太谷学派史稿》是扬州大学周新国教授等人撰写,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有关太谷学派的通史专著,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及江苏省重点规划项目。周新国教授是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太谷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扬州大学研究太谷学派的倡导者、引领者和实践者,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具有较强学术基础的研究团队,在扬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基础上,以该校“太谷学派研究”为栏目,以其为主的研究团队正不断深化太谷学派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因为此,作者对太谷学派的整体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思想发展研究具有宏观的把握和深刻独到的理解与领悟。全书在梳理百年来学术界对太谷学派研究的历史状况基础之上,首次对太谷学派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考证绵密入微,视野开阔宏大,是一部了解太谷学派发展及其思想全貌具有较高理论深度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对深化太谷学派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力作。
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参考价值。该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立意深远,构思独特
本书对太谷学派百年来的研究现状与太谷学派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思想发展状况进行了立体交叉、纵横有序的研究,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该书回顾了太谷学派百年来的学术研究史,总结了太谷学派研究的艰难历程及取得的可喜成果;对太谷学派发展脉络及学术思想的研究则凸显太谷学派从初创、发展、繁盛和衰落的活动轨迹及其较完整的学术思想传承与发扬,目的是使具有神秘色彩、其学派身份至今仍受到学界少部分學者质疑的太谷学派得到学界客观而公正的定位与评价。
一方面,作者系统性地梳理了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回顾。该书回顾了百年来有关太古学派研究经历的儒学性质认定的拓荒阶段、文献整理的缓慢发展、停滞阶段、资料整理、论文发表的复苏阶段、以“六个一”为标志对学派思想研究深入与拓展的高潮阶段及21世纪以来形成的以福建和江苏为中心的不同发展的各个时期,折射出学者们对太谷学派研究筚路蓝缕的学术研究的艰辛历程,让太谷学派鲜为人知的民间儒派得以重见天日并得以传播。分析回顾百年太谷学派的研究史,既是对太谷学派研究全貌及成果的展示与综述,又透露出太谷学派研究的重点、薄弱点及未来研究的着力点,对未来太谷学派研究无疑是有力的指引。另一方面,该书探究了太古学派的发展轨迹,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太古学派的发展经历了创立、发展、鼎盛、低谷、全盛、衰落的曲折历史过程。周太谷受扬州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完成了从学者走向学派创始人的蜕变,创立了太谷学派,其自身接受过儒释道三者合一的教育特点注定了太谷学派思想内容的儒释道兼容特性;周太谷逝后,太谷学派出现北南二宗,二代传人张积中“还道于北”,专心于黄涯传教,李光炘“传道于南”,太谷学派达到鼎盛;晚清国内动荡的特殊环境,最终产生了悲剧性的令人生疑的历史误会——张积中惨遭“黄崖教案”,太谷学派发展经历了低谷和瓶颈期;李光炘打破自我封闭格局,凭借传承的“宋儒学术思想”与地方当权派汉族地主曾国藩理学思想较为一致的特点,主动出击与官方沟通,积极避险,缓解因张积中“黄涯事件”而造成的紧张氛围,使太谷学派在张积中遇难后能够“劫后逢生”,振兴后的太谷学派三代传人黄葆年、蒋文田克服重重困难,以苏州“归群草堂”为基地,最终实现“南北和宗”,太谷学派达到全盛;太谷学派发展至四代传人李泰阶期间,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及学派内部经济捉襟见肘等状况,太谷学派走向衰落。太谷学派不似构成清末主流学派的扬州学派那样广为人知,因其思想内容兼儒释道为一体,晦涩难懂且秘不示人,导致其常年“深藏闺阁”而知之者寥寥,但该书通俗易懂而不失学术规范的系统全面介绍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失恢宏的学术画卷,为我们综合了解太谷学派开启了一扇宝贵的窗口。
对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太古学派的发展轨迹的纵向性研究,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可在一窥太谷学派学术思想研究全貌的基础上了解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成果及不足;该书突破传统局限于太谷学派单一角色的研究,把二者融为一体,自然得体的横向研究显示出该书独特的结构特点与深刻的用意,不仅有助于了解太谷学派发展全貌,还为研究太谷学派提供了重要的史学材料,开启了研究太谷学派的方便之门。其独特的构思显示出作者思维创新、视野开阔及极强的全局驾驭能力。
二、史料丰富,亮点突出
(一)该书史料丰富翔实。《太谷学派史稿》的研究基础毫无疑问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太谷学派由于自身隐而不显、秘而不宣的特性,导致太谷学派资料难觅。该书集文献查阅、田野调查、口述记录等多种史学研究方法,资料搜寻可谓不遗余力。丰富史料的结合表明,太谷学派余派仍在活动。正因如此,丰富翔实的史料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内容全面、主次鲜明、重点突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却不失宏大的民间儒教学派的发展画面,是清末国力衰落、内忧外患、局势动荡、社会转型时期以中国中下层老百姓为主的老百姓心路历程缩影的历史呈现,为我们了解秘密社会发展、学派发展、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扇窗口。
(二)该书跳出纯史学研究范畴,综合道教和佛教学研究,跨学科特色非常明显。全书对太谷学派的学派特色、张积中与李光炘的北南传道及黄葆年等最终实现“南北合宗”情况进行了详密的分析和公允的述评。太谷学派学术特点以儒教为主,杂糅佛道,并超越原始儒学思想,掺杂宋明儒教理学思想,并加以发挥和创新。“谷之为学,大抵贯穴孔孟,旁通老释,而自闭门户,时时纬以理教”[4]485。积中“藏释典诸书,乃取以附会六经及诸子语录,已闻其术,闻者惊为创论”[5]174。“太谷学派之研读乃至撰佛、道经典释义,完全是为了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以补儒学之缺失,为我所用。绝不如某些学者所谓仅仅是为了做参考,或拿来“弄神通”而已”[6]1336。显然。太谷学派学术思想并非单纯儒释道思想的糅合或是拿来主义,而是在吸收必要的儒释道思想营养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发挥和创造,自成一宗,其内容及倡导的人性说、天道观俨然已成一家之言。如人性之说,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主张有教无类;道家则认为人的本性是“无知无欲”,素朴无知,故提出人性的“复归”作为拯救社会的理想。太谷学派则认为:“人之性,有知有善无恶”[7]74。显然,太谷学派关于人性之说既不苟同于儒家单纯的“性善”之说,亦不同于道家的“性无知”说,而是在儒家、道家基础之上进一步加以发挥,构成了自己关于人性“有知有善无恶”说的思想观点,故要“希贤、希圣、希天”。在天命观方面,儒家认为,“天是形而上的本体”。道家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庄子《渔父》。太谷学派关于天道观提出了祖虚的概念,“非虚皆谓之物”,气为祖虚,“万物,物也;生万物者,亦物也。天地之始,丕丕翼翼,不行不息。气母鬱鬱,海岳混匿;气子粒粒,日星混密。是谓驯玄,是谓祖虚”[7]73。儒家认为“天”是万物之根本,道家认为“道”乃万物之本源,太谷学派则认为万物之源及世间万物皆为物,这一切都源于祖虚。按照太谷学派的说法,“天”和“道”亦是产生于“祖虚”。北宋司马光曾提出“虚”为万物的本源,“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显然,太谷学派在阐述天命观时,已经糅合了宋明理学思想,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儒道基础上加以发挥和创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太谷学派的研究必然涉及儒释道三者兼顾的现象,跨学科特色明显。 (三)全书考证严谨,剖析客观,结论确凿可信。全书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明确太谷学派的受众群体,其受众阶层十分广泛,初期以下层民众为主,逐渐发展为更多中下文人参与,发展至全盛时期时不乏上层知识分子的加入。显然,太谷学派的受众人群并非一成不变,其阶层随着太谷学派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太谷学派从没放弃寻找适宜生长的土壤,尤其是在“黄涯惨案”发生后太谷学派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李光炘主动出击求变,如让其子李少平打入地方官员湖北提督淮军将领李长乐府,并担任其幕僚,并成功把李长乐纳入龙川(李光炘)弟子行列,在人员结构上,寻找上层知识分子加入;学术思想上则力求消除清朝怀疑,尽力与地方统治人物曾国藩保持理念一致。太谷学派小心翼翼,在艰难险阻中求得生存,显示出太谷学派强劲的生命力与与时俱进的蓬勃生机。印证了太谷学派集儒释道为一体的特点,能基本满足各个阶层的学术需要和趣味爱好,是从侧面论证其应该属民间儒家学派的合理解释。本书对太谷学派的受众研究比较透彻,不失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四)该书挖掘出太谷学派传道的经济来源,可谓是此书的另一大亮点。太谷学派在传道过程中,其经费来源之一是学徒拜门之费。李光炘于1880年拜门时一次就拿出四千金。1881年“汉春又以三千金奉师”[8]143。汉春即为李长乐。两年之内,李长乐一人就为李光炘提供了七千金的“公德”[3]192。鉴于李长乐为淮军将领的特殊身份,一人拿出巨款为拜门费的情况应属个例。因此,除了门徒拜门费用之外,太谷学派还自筹门路,主创实业。张积中黄涯传道,首创实业,为其顺利传道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来源,为学派后人筹措经费提供了借鉴。“由于黄涯的经验,“归群草堂”改行教学、养学分途的办法。养学由刘鹗、毛庆蕃为主”[9]。而刘鹗是当时公认的“实业家”。这也是其与扬州学派不同之处。显示出太谷学派经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特征。换言之,太谷学派摆脱了教派纯粹靠化缘或学徒捐助或信徒施舍维持生计的特征,而是自创实业,自筹发展经费,从侧面上可排除其宗派特点,印证出太谷学派归类于学派更符合常理和逻辑。不能不说这是全书的另一大亮点。
三、社会使命感强,问题意识浓厚
该书处处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问题意识浓厚,体现出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重要特征。嘉道年间,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清末官场腐败、国力衰退、时局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对现实和未来充满迷茫,周太谷寄情于儒家学说,集合自身师承的道教、释教知识,传承羲皇、文王、周公、孔子思想,通过周敦颐《通书·志学》中的“希贤、希圣、希天”立志表达自己欲实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立功、立言、立德”的宏图大志。显示出其将宋朝儒家理学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融会贯通的以儒家学术为主体,兼释道于一体的学术宗旨。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面临着艰难的转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转型必然会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原有的社会模型未被彻底打破,新的社会模型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两者交相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过渡或者所谓的“空窗期”,这为太谷学派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环境。太谷学派的研究显然不是无病呻吟的结果。针对社会转型期有可能产生的民间组织,如何杜绝其产生的土壤,预防其产生或对已经产生的民间组织加以控制和正确引导,对他们疏而不堵,引导他们汇入主流社会的潮流,这种思想贯穿全文始终,彰显出史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及史学应有的问题意识,同时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便利的交通、先进的科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等,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中国与世界的交汇可谓水乳交融。出现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种种便利,但同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和利用的工具。考察以往社会转型期的民间组织,深入研究社会中民间草根文化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情况,为杜绝新时代下秘密社会的产生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和环境,或对已产生的民间组织正确控制引导,以阻挡西方无孔不入的文化意识入侵,正确引导民间草根文化,预防其量变走向質变,在当今社会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该书通过对太谷学派发展脉络的系统研究,为当今社会如何控制和引导民间秘密社会群体或组织、传承与弘扬区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进一步体现了太谷学派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意义,凸显了经世致用思想。
作为一部通史专著,本书存在一定的遗憾,如对于周太谷非常器重的大弟子汪全泰的研究鲜有涉及,作为太谷学派重要传承人兼诗人身份的蒋文田有待进一步挖掘,张积中为何在黄涯传道中出现黄涯惨案的结局疑点重重,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以便丰满太谷学派的研究。但碍于太谷学派距离现今年代久远,加之其秘而不宣的隐晦特色导致资料搜集局限重重,这不是仅凭作者个人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史学界同仁共同探讨。该书作为研究太谷学派的首部通史专著,其系统研究的完整性、逻辑的严密性,无疑是我们研究秘密社会、区域社会史很好的范本,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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