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媒体炒得最热火的新闻之一，大概要算“农民工当人大代表”的胡小燕了。
　　以前在科举考试中，因为姓氏稀僻而在会试中被录取的人称作“榜花”。据说自唐宣宗李忱起，就有此种规矩。文章不一定是字字珠玑，却能榜上有名，这不能说不是皇帝的恩宠、祖宗的荫庇吧？“岁取二三人”点缀于赵钱孙李之中，图个榜上有“花”，这也算是照顾性的“政策”，当然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因为姓氏常常与民族、地域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大多投鼠忌器，故而明显啧有烦言的并不多。眼下，有识之士就担心胡小燕一旦成了“榜花”，失去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英雄不问出处。这似乎是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就从中领悟到另一个现实，此前，很多地方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籍贯歧视。
　　中国人的地域观念本来就是很强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热泪一旦盈眶，原则就会异化；“阿拉伊拉”一开腔，缩短了彼此距离，天平自然就会使标准倾斜。很难说过去的“凭籍贯行赏”是什么“政治文明”。
　　英雄不问出处，这并不是我们的新发明。从战国时代一直到现在，人们都在这样喊，但是做起来，都很有“分寸”，一概非常谨慎，唯恐“照顾”了外来的女婿，惹恼了当地的父老乡亲。
　　譬如吴起，生在卫国(大概在今天的河南淇县一带)却能在鲁国做官，又娶了个齐国女子当老婆。这在齐军讨伐鲁国，而鲁侯准备任命吴起为大将军的“紧要关头”，颇显得尴尬。本来自己是“外侨”，又有个是敌国女子的婆娘，能不被猜忌吗？最后，吴起只能拔剑而起，杀掉了妻子，才让鲁侯心里的石头落地。吴起好功利而顾不得爱情，不谴责，说不过去；然而促使吴起下杀手的，还不是那个“籍贯”问题吗？在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反对拿为本地人所普遍赞同的“籍贯”倾向去引导某些方面的特殊“政策”。
　　纵观历史，凡是强调“籍贯”、重用本地酒囊饭桶的，有几个能真正凝聚人心、达到经济文化大飞跃的？信任“客卿”，且在褒奖面前人人平等的，倒反而繁荣兴旺，这样的例子还少吗？诸葛亮是阳都人，而刘备是涿县人，却三顾茅庐，临终托孤。功高天下，管他以前“躬耕”南阳襄阳！百无禁忌，这就是大气。
　　优秀的劳动者在“籍贯”上虽然存在着根本无关大局的“差异”，但他们应当得到相应的待遇，存养已熟，根基已厚，就等待头脑的领导者点化出许多精彩来！
　　“籍贯”的藩篱长期分割了团结，影响了优秀劳动者的“忠诚度”。你不给予他们以全部的褒奖，那么就等于迫使和鼓励人家“数典忘祖”。你偏心眼，“肥水不流外人田”，又岂能要求人家全心全意？
　　褒奖选举方面的不公平，说到底，这是对某一地域内人群的公然排斥和侮辱。究其实，这是一种封建意识、落后意识，是狭隘的地方主义的一种表现。不彻底消除“籍贯”隔阂，只是在“推广普通话”方面“领先”一步，仅仅是唯利是图打开人家钱包的需要，而所谓“打破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纯粹是一句空话。那种小家子气式的重视“籍贯”，与刘备的认识，也不可同日而语啊！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搞改革开放，得海纳百川，应该有大气魄。胡小燕这次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当然是好消息，只是来得有些迟了。不讲“籍贯”，本该如此；而评选还讲“籍贯”，于情有碍，于法无据。
　　对于“籍贯”的准确定义，最近有一种新观点，认为应该以成长地为准，而不必拘泥于祖居地、出生地。因为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而言，出生地是次要的，只有成长地才能留下深深的印记。很显然，这种新观点会让有些人为失去了优越感而嗤之以鼻，但肯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同。我住在上海，老是听人把农民工客气地唤作“在上海工作的非上海人”，以为这是种文明的抬举。什么时候，这般拗口的称呼不再准确了，不再流行了，我们这个国家前进的步子才算迈得越来越大了。■
　　图：马方路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