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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以实现其利益和主张,但是在没有政治制度和组织保障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政治混乱甚至是暴力革命,而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具有吸纳和同化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既扩大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又保证政治稳定的目标,必须发挥政党的作用。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对于今天中国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扩大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实现社会政治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产阶级;政党
中图分类号:D66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145-06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在该书中,亨廷顿论述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秩序的存在状态及影响因素,提出要维护政治稳定必须保持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相协调。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阶层的构成部分具有政治参与的愿望和需求,政党作为政治制度化的组织具有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和价值,这样维持政治秩序的需要便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亨廷顿在书中对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政党功能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形成了逻辑严密、独到新颖的一系列观点,对于今天中国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扩大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维护社会政治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分析思路
二战后,美、英、苏等发达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现代化浪潮,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大多数刚刚实现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现代化初期,新兴起的社会集团纷纷要求参与政治、获取权力和利益,而在缺乏能够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权威、合法的政治共同体和有效能的统治方式的情况下,官员腐化、城乡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普遍存在,民族冲突、阶级冲突、军人政变、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这些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8,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不安定现象——政变、暴动和示威等,不能听之任之而期盼良好的政治秩序自然生成,必须采取各种途径和方式维护政治稳定。
要处理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无序参与政治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亨廷顿特别提到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在吸纳、同化和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他将政党和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放到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
首先,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制度化的建设必须协调,这是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和根本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强,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纷纷要求参与政治以获取权力和资源,然而他们无序、混乱地参与政治的方式及行动,对政治稳定造成了威胁。因此,要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必须保证各种力量参与政治的规范化、有序性,而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形成固定的、受到尊敬的和不断强化的政治参与模式,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利益以及公共秩序。亨廷顿指出:“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1]79”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协调,是衡量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标准。根据他的观点,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组合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见图1)。
其中,处于A状态的社会称之为“执政官”式社会,处于B状态的社会称之为传统不发达社会,居于C状态的社会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居于D状态的社会称之为现代发达社会。这四种状态的社会政治稳定性是不同的:“执政官”式社会中的各种势力参与政治而政治制度化水平滞后,导致政治动荡;传统不发达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水平低而政治制度化程度也低,政治体系封闭、不流动,但比“执政官”式社会政治稳定;公民社会具有明确而多样的制度,为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提供合法的渠道,能够保障政治稳定;现代发达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高,形成了权威、高效的治理模式,政治稳定而富有弹性。也就是说,强有力的良好政治制度是扩大社会政治参与、保障公共利益的手段,如果一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那么政治参与水平越高,政治越不稳定。亨廷顿强调,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发生政治动荡,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1]4-5”即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关系不协调,政治制度不具备组织和输导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所致。
其次,能否建立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的组织,是评判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标志。通过政治制度化建设可以明确各政治主体的产权关系,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确立社会成员规范参与政治的方式和渠道,实现各种力量的和谐共存。那么如何更好地进行政治制度化建设呢,亨廷顿认为,需要构建具有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的组织。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新的社会集团不断出现并积极要求参与政治,这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建立有效的组织。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凝聚力和复杂程度越高,政治制度建设的水平也就越高,政治也就越稳定。亨廷顿指出:“发达政治社会与不发达政治社会的主要区别表现为其组织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以及效能的高低。[1]31”通过建立各种政治性组织和功能性组织,能够消除社会成员的互不信任感和狭隘的忠诚感,创建合法的政治秩序,相反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或者组织建设水平低下,容易引起政治秩序的混乱。
最后,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最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组织是政党。政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组织形式。在一国传统的政治体系无法维持或已解体的时候,强大的政党组织便成为合法性和权威的源泉,成为“消除腐败的、执政官式的或大众型社会的不稳定状况的惟一可能的力量。[1]90”在民众中具有深厚基础的政党可以为吸收新的社会集团进入政治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程序,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所以,拥有高度制度化政党组织的国家要比没有这种政党组织或者拥有软弱无力政党组织的国家政治要稳定。
关键词: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产阶级;政党
中图分类号:D66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145-06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在该书中,亨廷顿论述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秩序的存在状态及影响因素,提出要维护政治稳定必须保持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相协调。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阶层的构成部分具有政治参与的愿望和需求,政党作为政治制度化的组织具有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和价值,这样维持政治秩序的需要便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亨廷顿在书中对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政党功能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形成了逻辑严密、独到新颖的一系列观点,对于今天中国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扩大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维护社会政治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分析思路
二战后,美、英、苏等发达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现代化浪潮,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大多数刚刚实现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现代化初期,新兴起的社会集团纷纷要求参与政治、获取权力和利益,而在缺乏能够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权威、合法的政治共同体和有效能的统治方式的情况下,官员腐化、城乡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普遍存在,民族冲突、阶级冲突、军人政变、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这些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8,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不安定现象——政变、暴动和示威等,不能听之任之而期盼良好的政治秩序自然生成,必须采取各种途径和方式维护政治稳定。
要处理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无序参与政治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亨廷顿特别提到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在吸纳、同化和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他将政党和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放到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
首先,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制度化的建设必须协调,这是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和根本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强,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纷纷要求参与政治以获取权力和资源,然而他们无序、混乱地参与政治的方式及行动,对政治稳定造成了威胁。因此,要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必须保证各种力量参与政治的规范化、有序性,而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形成固定的、受到尊敬的和不断强化的政治参与模式,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利益以及公共秩序。亨廷顿指出:“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1]79”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协调,是衡量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标准。根据他的观点,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组合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见图1)。
其中,处于A状态的社会称之为“执政官”式社会,处于B状态的社会称之为传统不发达社会,居于C状态的社会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居于D状态的社会称之为现代发达社会。这四种状态的社会政治稳定性是不同的:“执政官”式社会中的各种势力参与政治而政治制度化水平滞后,导致政治动荡;传统不发达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水平低而政治制度化程度也低,政治体系封闭、不流动,但比“执政官”式社会政治稳定;公民社会具有明确而多样的制度,为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提供合法的渠道,能够保障政治稳定;现代发达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高,形成了权威、高效的治理模式,政治稳定而富有弹性。也就是说,强有力的良好政治制度是扩大社会政治参与、保障公共利益的手段,如果一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那么政治参与水平越高,政治越不稳定。亨廷顿强调,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发生政治动荡,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1]4-5”即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关系不协调,政治制度不具备组织和输导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所致。
其次,能否建立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的组织,是评判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标志。通过政治制度化建设可以明确各政治主体的产权关系,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确立社会成员规范参与政治的方式和渠道,实现各种力量的和谐共存。那么如何更好地进行政治制度化建设呢,亨廷顿认为,需要构建具有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的组织。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新的社会集团不断出现并积极要求参与政治,这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建立有效的组织。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凝聚力和复杂程度越高,政治制度建设的水平也就越高,政治也就越稳定。亨廷顿指出:“发达政治社会与不发达政治社会的主要区别表现为其组织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以及效能的高低。[1]31”通过建立各种政治性组织和功能性组织,能够消除社会成员的互不信任感和狭隘的忠诚感,创建合法的政治秩序,相反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或者组织建设水平低下,容易引起政治秩序的混乱。
最后,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最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组织是政党。政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组织形式。在一国传统的政治体系无法维持或已解体的时候,强大的政党组织便成为合法性和权威的源泉,成为“消除腐败的、执政官式的或大众型社会的不稳定状况的惟一可能的力量。[1]90”在民众中具有深厚基础的政党可以为吸收新的社会集团进入政治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程序,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所以,拥有高度制度化政党组织的国家要比没有这种政党组织或者拥有软弱无力政党组织的国家政治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