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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提出加强党的执政环境研究的命题，提出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学，是对我们党加强执政环境建设研究的积极回应，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执政环境； 环境政治学； 系统； 生态
[中图分类号] D62 ； X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8-0018-02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并在理论上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研究领域。当人们提出研究“执政环境”命题时，在时空结构上是侧重社会环境的研究，在理论适用上主要是借助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范式，以及借助一般环境理论的运用和研究。环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客观存在，即一种变量、一种社会发展与演变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动态的人文条件；同时，它是自然的、社会的诸要素共生和与人类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而结成的一定区域的综合体。因而，社会环境诸要素的演化趋势及特征、环境的质量与环境的功能、环境的效益与效应、环境的预测与环境管理，以及人们对环境影响的评价等等，是社会科学研究环境的重要理论视角，也是我们研究执政环境的重要理论视角。因而，研究环境诸要素的演化趋势及特征，既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需要，又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实现国家的、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确保长治久安、长期执政的需要。
在当代国际上，环境科学研究正走向交叉与综合，并逐渐超越了狭义的环境科学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科学；如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形成的边缘学科；如环境社会学，是专门研究环境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学科等。然而，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国际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没有在理论上提出和在实践中建构“环境政治学”。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提出加强党的执政环境研究的命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学，提供了理论创新的路向。
我们认为，环境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广义的环境政治学，是研究全球政治生态系统的基本状态、发展趋势和政治环境的演化特征及制约因素的综合性学科；狭义的环境政治学，是研究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制度因素、执政党体制、政府治理结构，以及支持、影响和制约国家及政府的作用和执政党功能发挥的经济、文化诸要素的交叉性学科。环境政治学在理论研究的路向上有九个层次或视角：一是全球政治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及诸要素在同一生态系统中所处的结构位置；二是全球生态政治系统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征，以及已形成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对各国政治生态环境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三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态系统对全球政治生态系统发展及演变的影响和反制；四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发展与演变对该国执政党的支持、影响和制约；五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建构的执政环境，对国家政治生态系统良性发展和演化的影响、支持和牵制；六是执政党建构的政治生态环境对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以及国家的经济、文化及社会诸因素对执政党执政环境建设的影响和制约；七是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执政党建构的政治生态环境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和产生的作用，以及社会公众对国家及执政党政治生态环境建设的参与、互动的机制与可能性；八是一个国家执政党党内政治环境的建设对执政党党员的影响和制约，以及执政党党员对执政党员的个人建设对执政党执政环境建设的影响与制约；九是党内政治环境对非执政党和党外人士、民间组织、民间团体的影响与制约，以及非执政党、党外人士、民间组织、民间团体的政治参与和互动对执政党执政环境建设的影响和制约。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生态环境是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因而，“环境”具有客观实在性。因此，“执政的环境”和“执政—环境”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表述：即前者重在描述人们社会行动的条件和现状；后者重在研究“执政”（主观）与“环境”（客观）二者的结构和关系。值得思考的是：所谓"执政"是主观能动性及行为选择问题；所谓"环境"是客观存在问题；当二者都处在发展、变化状态时，“能动性—结构”这一困扰人类几百年的矛盾是否再次显现出来？“执政—环境”表达的是一种结构关系，所谓“内因是主要的”，不能理解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任何条件下或不分阶段地能够改变客观存在；所谓“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否意味着人们只能是在承认客观存在的决定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谓“实践检验一切”，是指能动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来检验能动性的正确性，还是能动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来检验能动性的正确性？（这涉及“生产力”作为一个“标准”的现实适用性问题）
研究环境政治学的理论适用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1）我们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客观反映等基本原理是我们最锐利的思想武器。（2）全球化理论作为一种国际语境，它描述了独立和凌驾于民族国家之外和超越民族国家控制的人类社会变迁方式、进程、状态、趋势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为认知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某种趋同化、共生性现象提供一个维度、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外模式，它客观上塑造了不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重构与同构的一种环境与条件。由此，如何应对全球化，既是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检验其执政能力的一项构成。（3）布尔迪厄的“惯习—场域”关系理论认为，场域是各种客观位置中的关系网络，“场”指场境、状况，“域”指环境、条件；它意味着执政党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中有控制和利用几乎一切国家的和部分社会的资源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本身又是受到限制的，那就是责任与义务问题。“惯习”表达的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某种定式，它本身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并成为执政党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但这种资源本身又对“执政”构成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既能由社会产生又能产生社会；因为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为它的变既有堕距现象，又有超前可能；因为在新的环境中透支历史的这种资源具有巨大的风险；因为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不可能以原有的方式利用这种资源而不做新的结构性补偿。（4）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强调，不同国家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自位置上，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变迁，由国际交换和它在这一交换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世界体系论”提供的是一种认知问题的视角。“执政党”意味着在一个变动的社会结构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而处在中心位置，意味着可利用的资源及环境不同；意味着执政者发挥能动性空间大和机遇众多；但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不同，以及“风险”的伴随。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意识到了。（5）系统论与生态环境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是两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并整合为人类社会大生态系统。开放是系统的基本特征。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提出的“交换模型”理论，以“边界关系”的语境来描述每个子系统的联系以及每个子系统通过它的边界进行交换的相互性和互补性，但前提是各个子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具有平衡性、对等性和互补性。问题在于：环境本身是一个系统的基础或客观存在，执政党与政党、执政党与非党力量、执政党与民间力量、执政党与社会成员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广义的“交换”？当环境改变时，原有的交换方式、交换内容（程度）是否也应随之改变？“交换”的有效性、公平性和“能力”本身是什么关系？积极主动的“交换”是否是一种降低执政成本和化解其风险的方法与途径？（6）角色理论告诉我们，任何角色扮演都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环境提供的资源愈多，角色扮演的分类愈多，角色冲突的可能就愈大；角色能力的大小与强弱，与角色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是分不开的。那么，市场经济环境及市场化发展趋势，对执政党角色扮演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应当看到，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执政党都面临着同样的全球生态环境。具体说来，全球经济生态环境的嬗变基元包括经济全球化，全球性市场化，新科技革命，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WTO与世界统一市场，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加深，全球竞争加剧，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全球性经济发展风险增大、全球产业链的安全问题突显；政治生态环境的嬗变基元包括全球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起伏，建立全球政治新秩序需求凸现，地区冲突与全球恐怖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彰显，政党与执政党竞争加剧，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社会生态环境的嬗变基元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成为社会总目标，开放型社会迅速发展，公民社会普遍发育、社团革命重构第三部门成为趋势，综合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新的价值尺度；文化生态环境的嬗变基元包括“多文化主义”走向“跨文化主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冲突加深，文化变迁非同源性现象突现，全球网络文化相融性增强，打造学习型社会，种族结构变迁加快、生活方式发生互融增强……然而，全球生态环境嬗变因素在每个国家的具体要求和表现确是非常地不同。这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就不能不考虑全球生态环境嬗变因素在中国的具体情况。同时，中国共产党执政还面临着特殊的国内环境。建立新中国，即基本制度环境彻底改变，意味着中共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时空结构发生根本性重组（地位和角色）；55年的执政环境发生三次重构；惟一执政党地位意味着具有运用几乎所有国家资源的条件和机会；新的执政环境和条件提供了新机遇和提出了新挑战。
20世纪以来，全球有部分政党通过变革基本制度成为执政党。因而这类由政党转变执政党的党，几乎没有同源性的执政经验可参照和原有基本制度的“遗产”可借鉴。“如何执政”是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因此，研究国内执政环境的变化，从宏观方面，我们要考虑国内执政环境的变化与国际环境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国内执政环境的建构已凸显出民主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大趋势和要求；国内执政的政治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等因素。从中观方面，我们要考虑政治生态环境建构已由历史合法性转向现实合法性；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执政环境建设的重要基础与条件；国内执政环境建设的要素日趋多元化和具有复杂化；地方执政环境与全国执政环境的关系正发生新变化；发展中的负效应和各种重大社会问题正在成为一种“亚环境”；执政环境建设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和监控系统；由于“制度”是解决事物发展规范性、预期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关键，因此，研究“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研究执政环境，重点应是制度建设问题，“制度环境”研究应是重要取向与目标。
提出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学，是对我们党提出加强执政环境建设的积极回应，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表现在：一是能够有力地支持执政党提出加强执政环境研究的新课题，即提供基于环境科学和政治科学综合研究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支持；二是为深入研究执政环境提供了共性寓于个性的条件与机会，从而把执政党的执政环境研究拓展到和纳入到整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去思考、去定位、去整合资源；三是有利于持续开展和不断深化执政党的执政环境研究，有利于把执政环境研究与国家政治环境研究有机结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关注和参与执政党执政环境的研究等等。
[关键词] 执政环境； 环境政治学； 系统； 生态
[中图分类号] D62 ； X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8-0018-02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并在理论上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研究领域。当人们提出研究“执政环境”命题时，在时空结构上是侧重社会环境的研究，在理论适用上主要是借助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范式，以及借助一般环境理论的运用和研究。环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客观存在，即一种变量、一种社会发展与演变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动态的人文条件；同时，它是自然的、社会的诸要素共生和与人类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而结成的一定区域的综合体。因而，社会环境诸要素的演化趋势及特征、环境的质量与环境的功能、环境的效益与效应、环境的预测与环境管理，以及人们对环境影响的评价等等，是社会科学研究环境的重要理论视角，也是我们研究执政环境的重要理论视角。因而，研究环境诸要素的演化趋势及特征，既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需要，又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实现国家的、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确保长治久安、长期执政的需要。
在当代国际上，环境科学研究正走向交叉与综合，并逐渐超越了狭义的环境科学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科学；如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形成的边缘学科；如环境社会学，是专门研究环境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学科等。然而，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国际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没有在理论上提出和在实践中建构“环境政治学”。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提出加强党的执政环境研究的命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学，提供了理论创新的路向。
我们认为，环境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广义的环境政治学，是研究全球政治生态系统的基本状态、发展趋势和政治环境的演化特征及制约因素的综合性学科；狭义的环境政治学，是研究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制度因素、执政党体制、政府治理结构，以及支持、影响和制约国家及政府的作用和执政党功能发挥的经济、文化诸要素的交叉性学科。环境政治学在理论研究的路向上有九个层次或视角：一是全球政治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及诸要素在同一生态系统中所处的结构位置；二是全球生态政治系统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征，以及已形成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对各国政治生态环境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三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态系统对全球政治生态系统发展及演变的影响和反制；四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发展与演变对该国执政党的支持、影响和制约；五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建构的执政环境，对国家政治生态系统良性发展和演化的影响、支持和牵制；六是执政党建构的政治生态环境对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以及国家的经济、文化及社会诸因素对执政党执政环境建设的影响和制约；七是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执政党建构的政治生态环境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和产生的作用，以及社会公众对国家及执政党政治生态环境建设的参与、互动的机制与可能性；八是一个国家执政党党内政治环境的建设对执政党党员的影响和制约，以及执政党党员对执政党员的个人建设对执政党执政环境建设的影响与制约；九是党内政治环境对非执政党和党外人士、民间组织、民间团体的影响与制约，以及非执政党、党外人士、民间组织、民间团体的政治参与和互动对执政党执政环境建设的影响和制约。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生态环境是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因而，“环境”具有客观实在性。因此，“执政的环境”和“执政—环境”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表述：即前者重在描述人们社会行动的条件和现状；后者重在研究“执政”（主观）与“环境”（客观）二者的结构和关系。值得思考的是：所谓"执政"是主观能动性及行为选择问题；所谓"环境"是客观存在问题；当二者都处在发展、变化状态时，“能动性—结构”这一困扰人类几百年的矛盾是否再次显现出来？“执政—环境”表达的是一种结构关系，所谓“内因是主要的”，不能理解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任何条件下或不分阶段地能够改变客观存在；所谓“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否意味着人们只能是在承认客观存在的决定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谓“实践检验一切”，是指能动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来检验能动性的正确性，还是能动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来检验能动性的正确性？（这涉及“生产力”作为一个“标准”的现实适用性问题）
研究环境政治学的理论适用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1）我们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客观反映等基本原理是我们最锐利的思想武器。（2）全球化理论作为一种国际语境，它描述了独立和凌驾于民族国家之外和超越民族国家控制的人类社会变迁方式、进程、状态、趋势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为认知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某种趋同化、共生性现象提供一个维度、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外模式，它客观上塑造了不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重构与同构的一种环境与条件。由此，如何应对全球化，既是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检验其执政能力的一项构成。（3）布尔迪厄的“惯习—场域”关系理论认为，场域是各种客观位置中的关系网络，“场”指场境、状况，“域”指环境、条件；它意味着执政党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中有控制和利用几乎一切国家的和部分社会的资源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本身又是受到限制的，那就是责任与义务问题。“惯习”表达的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某种定式，它本身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并成为执政党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但这种资源本身又对“执政”构成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既能由社会产生又能产生社会；因为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为它的变既有堕距现象，又有超前可能；因为在新的环境中透支历史的这种资源具有巨大的风险；因为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不可能以原有的方式利用这种资源而不做新的结构性补偿。（4）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强调，不同国家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自位置上，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变迁，由国际交换和它在这一交换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世界体系论”提供的是一种认知问题的视角。“执政党”意味着在一个变动的社会结构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而处在中心位置，意味着可利用的资源及环境不同；意味着执政者发挥能动性空间大和机遇众多；但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不同，以及“风险”的伴随。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意识到了。（5）系统论与生态环境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是两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并整合为人类社会大生态系统。开放是系统的基本特征。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提出的“交换模型”理论，以“边界关系”的语境来描述每个子系统的联系以及每个子系统通过它的边界进行交换的相互性和互补性，但前提是各个子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具有平衡性、对等性和互补性。问题在于：环境本身是一个系统的基础或客观存在，执政党与政党、执政党与非党力量、执政党与民间力量、执政党与社会成员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广义的“交换”？当环境改变时，原有的交换方式、交换内容（程度）是否也应随之改变？“交换”的有效性、公平性和“能力”本身是什么关系？积极主动的“交换”是否是一种降低执政成本和化解其风险的方法与途径？（6）角色理论告诉我们，任何角色扮演都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环境提供的资源愈多，角色扮演的分类愈多，角色冲突的可能就愈大；角色能力的大小与强弱，与角色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是分不开的。那么，市场经济环境及市场化发展趋势，对执政党角色扮演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应当看到，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执政党都面临着同样的全球生态环境。具体说来，全球经济生态环境的嬗变基元包括经济全球化，全球性市场化，新科技革命，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WTO与世界统一市场，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加深，全球竞争加剧，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全球性经济发展风险增大、全球产业链的安全问题突显；政治生态环境的嬗变基元包括全球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起伏，建立全球政治新秩序需求凸现，地区冲突与全球恐怖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彰显，政党与执政党竞争加剧，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社会生态环境的嬗变基元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成为社会总目标，开放型社会迅速发展，公民社会普遍发育、社团革命重构第三部门成为趋势，综合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新的价值尺度；文化生态环境的嬗变基元包括“多文化主义”走向“跨文化主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冲突加深，文化变迁非同源性现象突现，全球网络文化相融性增强，打造学习型社会，种族结构变迁加快、生活方式发生互融增强……然而，全球生态环境嬗变因素在每个国家的具体要求和表现确是非常地不同。这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就不能不考虑全球生态环境嬗变因素在中国的具体情况。同时，中国共产党执政还面临着特殊的国内环境。建立新中国，即基本制度环境彻底改变，意味着中共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时空结构发生根本性重组（地位和角色）；55年的执政环境发生三次重构；惟一执政党地位意味着具有运用几乎所有国家资源的条件和机会；新的执政环境和条件提供了新机遇和提出了新挑战。
20世纪以来，全球有部分政党通过变革基本制度成为执政党。因而这类由政党转变执政党的党，几乎没有同源性的执政经验可参照和原有基本制度的“遗产”可借鉴。“如何执政”是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因此，研究国内执政环境的变化，从宏观方面，我们要考虑国内执政环境的变化与国际环境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国内执政环境的建构已凸显出民主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大趋势和要求；国内执政的政治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等因素。从中观方面，我们要考虑政治生态环境建构已由历史合法性转向现实合法性；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执政环境建设的重要基础与条件；国内执政环境建设的要素日趋多元化和具有复杂化；地方执政环境与全国执政环境的关系正发生新变化；发展中的负效应和各种重大社会问题正在成为一种“亚环境”；执政环境建设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和监控系统；由于“制度”是解决事物发展规范性、预期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关键，因此，研究“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研究执政环境，重点应是制度建设问题，“制度环境”研究应是重要取向与目标。
提出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学，是对我们党提出加强执政环境建设的积极回应，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表现在：一是能够有力地支持执政党提出加强执政环境研究的新课题，即提供基于环境科学和政治科学综合研究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支持；二是为深入研究执政环境提供了共性寓于个性的条件与机会，从而把执政党的执政环境研究拓展到和纳入到整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去思考、去定位、去整合资源；三是有利于持续开展和不断深化执政党的执政环境研究，有利于把执政环境研究与国家政治环境研究有机结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关注和参与执政党执政环境的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