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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弟弟提了一袋橙子探监后，他就开始在监狱里，用步伐计量果树之间的株距，心里一再盘算一亩地的投入与收成
褚时健的落幕，引发了太多的关注，全国掀起了关于国企领导待遇的激烈讨论。最终，关于国企领导薪制的申请报告被递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办公桌上，朱镕基大笔一挥，从此一改国企领导低收入的局面。
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拿到了100万元的年薪，而褚时健当了17年的厂长，他一路打拼、扭亏为盈的玉溪卷烟厂为国家创造税利900多亿元，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元，他在17年间的全部收入只有88万元。
这对褚时健来说公平吗？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社会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国企制度变革的牺牲者”。在1998年初的北京两会上，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当时有一句话流传甚广：“一个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身在狱中，与世隔绝，褚时健对人们的评论早已充耳不闻。他平静地接受了法律对他的审判：“无论规则合不合理，接受了就要遵守，触犯它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坐牢。
从1999年以71岁高龄走进监狱，到2002年保外就医，褚时健在狱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个71岁且被判无期徒刑的人，还有未来吗
褚时健进入云南省第二监狱，住在图书室四楼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做图书管理的工作。刚进监狱，如果只是从外表看，这个年逾古稀的罪犯与别的罪犯没什么两样，他按时作息，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着什么。
人与人的不同在于梦想。
正是那些在黑夜里产生的想法，让他以后的人生与众不同。
多年以后，褚时健这样吐露自己的心迹：
这次私分公款，的確有心理不平衡的因素。我自己衡量，这个刑期不会超过5年。我一直没想到会是无期。
宣判之后，我的思想负担很沉重。不过两三天之后，我就冷静下来了，前前后后地想，想明白了。既然已经成了全国最大的案子，上诉也没有用，也就没有上诉。生闷气也没用，想开些，过好最后的这些日子。
老家矣则村村委会主任冯德芸带着几个同乡到监狱看望褚时健，说：“褚大爹，你要保重，千万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家乡人，摆摆手。“不会不会！”他说，然后用云南方言狠狠地撂下一句：“搁球不住（我心里才不放这些事情）！”
在监狱里，每当褚时健独自一人静下来的时候，他想得最多的，除了家人，就是未来的路怎么走？难道自己的余生只能在监狱度过？对于一个已71岁且被判无期徒刑的老人来说，还有未来吗？
“不管未来如何，自己一定要努力争取改造，希望能够减刑。”尽管已经71岁，明知自己被判了无期徒刑，褚时健还是希望能够再搏上一搏。
马静芬在狱中，不知道女儿出事了。她最大的担心，就是丈夫会不会被判死刑。后来在狱中通过电视里的新闻得知丈夫被判无期徒刑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要人还活着，一家人总有团聚的那一天。
后来回想起那段监狱生活，褚时健的评论是“很难扛”。走上过人生巅峰，如今跌入谷底，褚时健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也许在别人眼里，你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马静芬被关了4年多，比褚时健先进监狱，也先一步出来，夫妻俩差不多有5年没见面。出狱后，马静芬每周都要到监狱里去看望丈夫，她早已从律师马军那儿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更加觉得亲情的可贵。她和丈夫约定，都要看开些，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人生除了生和死，再没什么大事。
监狱因他而显得热闹，几乎每天都有好几拨人申请探监
起初，探监并不容易。探望的时候还有人在一旁监视，见面气氛并不轻松。渐渐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不再跟着，有时他们还能和褚时健聊上两三个小时，这大概和褚时健的情绪平稳也有关系。
冯德芸有时会拿上几条烟和十几箱自己村里种的水果给褚时健，褚时健一般会让他把水果留下，烟带回去。因为他的小房间里已放了不少烟——在探望他的人群里，烟草界的人占了大多数，因为他在这个行业里的威名一直都在。水果留下后，他会招呼给自己做饭的小伙儿或者狱友：“搬几箱走！拿去吃。”
褚时健是一个特殊的罪犯。监狱因他显得很热闹——几乎每天都有好几拨人申请来看望他，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老朋友们更是三天两头来。当年在业务上有往来的商人们也来探望，走时还悄悄留点儿钱给他，褚时健也没在意，随手就把钱放在图书室的书架上。后来他离开监狱时，把书架上的钱找来数了数，竟有将近100万。
褚时健的传记作者周桦说：“在他最低谷时，大家还愿意那么对他……包括早就离开卷烟厂的邱建康（现任云南红河卷烟总厂厂长，1969年至1990年曾在玉溪卷烟厂工作），褚时健入狱时，他三天两头去看望褚时健。褚时健不贪，所以才会获得别人最大的善意。”
尽管监狱方在生活上很照顾褚时健，但是毕竟在监狱，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人孤独地在图书室里想各种事情。
2001年大年三十一大早，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书记任新民便摘菜、杀鸡。像前两年一样，他要到监狱陪褚时健过年。从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盖职工宿舍认识了褚时健，“褚厂长”一直是任新民的偶像，那时他20岁出头，褚时健50多岁。褚时健看中他年轻肯干，便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他们既像朋友，又似父子。“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神一样。”任新民说。
“褚厂长”刚出事的那阵子，只要贴个“褚”字，沾个“马”（褚时健夫人马静芬的姓）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都不敢来了。专案组的人问任新民：“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他们都跑了，你怎么还天天来？”任新民说：“没有他就没有我。” “做事先做人”，这是他从“褚厂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他和整个大营街都是在红塔集团的荫蔽下富起来的，现在是他们报恩的时候了。任新民把褚时健的外孙女圆圆接到自己家中。圆圆要上初中，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学，恳求校长：“帮帮忙，我的孩子没什么，这是褚厂长的孩子。”后来，在褚时健夫妇的坚持下，圆圆改跟任新民姓“任”，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任书逸。
任新民想起从前在烟厂，都是“褚厂长”做饭。“褚厂长”爱做饭，他做的饭菜非常好吃，其中云南“蘸水鸡”是一绝。这一天，轮到他给“褚厂长”炖鸡了。
但到了狱中相对，两人反而没多少话要讲。“褚厂长”只是问他的企业做得怎么样，而他一遍又一遍地让老人注意身体。
这是褚时健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弟弟来看他时，提了一袋橙子
2001年，根据褚时健在狱中的表现，经云南省高院刑事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7年。
一天，褚时健蹲下身再站起来时，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醒来后，两眼看不见东西了。狱医看过后，建议将他转送到昆明的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到医院后，褚时健被诊断出患有十分严重的糖尿病。“我以为我都不行了。”褚时健说，他一个月瘦了七八斤，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只能扶着墙挪步。
褚时健第一次感到，他曾经的雄心壮志，在日渐衰老的身体和日益严重的病情面前，是那么茫然而无助。
这年底，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到监狱来探视他。这两个从小在一起的兄弟，如今都已经两鬓斑白。家里没有什么好带来的，来看哥哥的时候，褚时佐只带了一袋自家种的橙子。
褚时健吃了一个，说：“这橙子味道不错啊。”
褚时佐告诉哥哥，这是老家种的橙子，如今老家很多人都在种这个，好歹能增加一些收入。
褚时健咂巴了一下嘴，说：“种橙子，关键得靠质量取胜。”
褚时佐劝他再吃一个，褚时健笑着说：“不行啦，这是冰糖橙，我的糖尿病很严重，吃多了受不了。”
褚时佐安慰道：“等你出狱了，我们老家还有很多橙子，身体好些之后，可以多吃点儿。”
褚时健面色沉重，缓缓地说道：“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被問起老家农民的收入，褚时佐不禁感叹地说：“现在的农民还比较怀念种烟的时代，那时候烟叶收购价格高，用不了多大一块烟叶地，就可以供养一个大学生上学;现在不行了，农民已经不种烟了。”
“那农民们怎么办？总得想点儿出路吧。”褚时健说。
褚时佐说：“现在很多农民都开始转行种冰糖橙，但是却卖不出好价钱，只能换点儿零花钱用。”
弟弟的一番话，让褚时健陷入了沉思。“如果有出去的那一天，跟乡亲们再种种橙子，也是不错的选择。”熟悉农业、农民、农村的褚时健，在心里这样想。他建议弟弟大量种植冰糖橙，还说：“资金不够，我可以托朋友帮忙凑点儿。我们可以一起做。我能出去更好，不能出去，就算是支持你了。”
此后的几次探监，褚时健和弟弟聊天的内容，几乎全是有关冰糖橙的了。褚时健心里记挂着这件事，再出门到山上或操场上散步时，就开始用步伐计量果树之间的株距，心里一再盘算一亩地的投入与收成。
褚时佐对褚时健说了一个熟悉的地名：新平临近戛洒镇的水塘镇硬寨梁子——当年褚时健在新平做红糖厂副厂长时常去那儿看甘蔗的种植，如今褚时佐决定去那里承包农场种冰糖橙。
谁也没有想到，硬寨梁子竟是褚时健命运的下一站。
2002年初的一天，褚时健在狱中再次晕倒，连下地走路都很困难。他申请了保外就医。这一年春，褚时健办理好手续后，回到家中治病，按照规定，活动范围仅限于玉溪市。
保外就医这一年，褚时健74岁。他终于活着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一段刻骨往事，总算关上门扣上了锁
2002年5月15日，褚时健回到玉溪家中与马静芬重聚。家中已物是人非，褚时健觉得离开家远不止4年多这么一点儿时间。
自出狱后，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家中只有他和马静芬两个人，夜深人静时两位老人相对而坐，难免显得孤清。身体，可以请医生医治;心情的低落，却是谁也帮不上忙。
儿子褚一斌在新加坡得知了这一切。在父亲牢狱之灾的几年，褚一斌也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几地颠沛流离，国内的一切似乎离他越来越远……褚时健出狱后和儿子的每一次电话，褚一斌都能感觉到父母的状态不佳。这时，他的第一个儿子在新加坡出生，他觉得找到了安慰父亲的最好方式，赶紧一个电话打到玉溪，告诉褚时健：“您有孙子了！”褚时健果然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颤抖：“有多重啊？”
褚一斌迅速安排了褚时健、马静芬和孙子的见面。褚时健向来以宠爱第三代被亲友共知，孙女褚楚和外孙女任书逸都不在身边多年后，褚时健又一次感受到了血缘传承的幸福感。褚一斌后来每逢假期就把孩子带到褚时健身边，他说：“只要孙子孙女们在身边，感觉老父亲的精神要爽利得多。”
从回来的第一天开始，褚时健的家又开始宾客盈门，热闹情状比他任烟厂厂长时更甚。他虽然更希望安静地休息和治疗，但新朋旧识们的到来也给了他另一层安慰：他并不是人走茶凉。
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派了一个司机和私人保健医生照顾他，司机还是以前的张启学，这让褚时健很安慰，人老了，故交更让人踏实。在病情稳定下来后，褚时健就让红塔烟草集团把保健医生取消了，因为他觉得既然都已经回到家，身体可以慢慢养着，不必浪费公司的一份人力。
任新民自褚时健回玉溪后就希望他搬离烟厂的旧居，到5公里外的大营街去住。一来他可以就近照顾褚时健和马静芬，二来也可以远离市中心——那里无论人和物都太嘈杂了，对刚走出风浪期的褚时健，并不是一个好的居住环境。褚时健同意了这一安排，觉得自己已不是烟厂一员，远离烟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任新民在大营街自己开发的一处别墅区为褚时健安排了住处。因为褚时健坚持要买，任新民便让财务处算了一个低价，卖给褚时健。褚时健就此在大营街安下家来。
任新民不仅把褚时健邀请到了大营街，后来还把与褚时健同案的玉溪烟草集团原总会计师罗以军也安排到了大营街居住。尽管烟厂许多老职工在电视上的审判现场看到罗以军指证褚时健，对他愤愤不平，但几年后，他们在大营街又看到了褚时健和罗以军在街边偶遇时停下来聊天的场景，大家也都释然了。
对于牢狱之灾，褚时健说得轻描淡写：“第一，人生哪个没有错？第二，我错了，我可以改正。人生应该为社会、为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些贡献。条件不同，条件好了贡献多点儿，条件差点儿贡献少点儿。”
2003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2004年，褚时健获准假释。一段刻骨往事，总算关上门扣上了锁。是结束，也是开始。
褚时健的落幕，引发了太多的关注，全国掀起了关于国企领导待遇的激烈讨论。最终，关于国企领导薪制的申请报告被递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办公桌上，朱镕基大笔一挥，从此一改国企领导低收入的局面。
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拿到了100万元的年薪，而褚时健当了17年的厂长，他一路打拼、扭亏为盈的玉溪卷烟厂为国家创造税利900多亿元，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元，他在17年间的全部收入只有88万元。
这对褚时健来说公平吗？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社会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国企制度变革的牺牲者”。在1998年初的北京两会上，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当时有一句话流传甚广：“一个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身在狱中，与世隔绝，褚时健对人们的评论早已充耳不闻。他平静地接受了法律对他的审判：“无论规则合不合理，接受了就要遵守，触犯它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坐牢。
从1999年以71岁高龄走进监狱，到2002年保外就医，褚时健在狱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个71岁且被判无期徒刑的人，还有未来吗
褚时健进入云南省第二监狱，住在图书室四楼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做图书管理的工作。刚进监狱，如果只是从外表看，这个年逾古稀的罪犯与别的罪犯没什么两样，他按时作息，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着什么。
人与人的不同在于梦想。
正是那些在黑夜里产生的想法，让他以后的人生与众不同。
多年以后，褚时健这样吐露自己的心迹：
这次私分公款，的確有心理不平衡的因素。我自己衡量，这个刑期不会超过5年。我一直没想到会是无期。
宣判之后，我的思想负担很沉重。不过两三天之后，我就冷静下来了，前前后后地想，想明白了。既然已经成了全国最大的案子，上诉也没有用，也就没有上诉。生闷气也没用，想开些，过好最后的这些日子。
老家矣则村村委会主任冯德芸带着几个同乡到监狱看望褚时健，说：“褚大爹，你要保重，千万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家乡人，摆摆手。“不会不会！”他说，然后用云南方言狠狠地撂下一句：“搁球不住（我心里才不放这些事情）！”
在监狱里，每当褚时健独自一人静下来的时候，他想得最多的，除了家人，就是未来的路怎么走？难道自己的余生只能在监狱度过？对于一个已71岁且被判无期徒刑的老人来说，还有未来吗？
“不管未来如何，自己一定要努力争取改造，希望能够减刑。”尽管已经71岁，明知自己被判了无期徒刑，褚时健还是希望能够再搏上一搏。
马静芬在狱中，不知道女儿出事了。她最大的担心，就是丈夫会不会被判死刑。后来在狱中通过电视里的新闻得知丈夫被判无期徒刑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要人还活着，一家人总有团聚的那一天。
后来回想起那段监狱生活，褚时健的评论是“很难扛”。走上过人生巅峰，如今跌入谷底，褚时健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也许在别人眼里，你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马静芬被关了4年多，比褚时健先进监狱，也先一步出来，夫妻俩差不多有5年没见面。出狱后，马静芬每周都要到监狱里去看望丈夫，她早已从律师马军那儿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更加觉得亲情的可贵。她和丈夫约定，都要看开些，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人生除了生和死，再没什么大事。
监狱因他而显得热闹，几乎每天都有好几拨人申请探监
起初，探监并不容易。探望的时候还有人在一旁监视，见面气氛并不轻松。渐渐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不再跟着，有时他们还能和褚时健聊上两三个小时，这大概和褚时健的情绪平稳也有关系。
冯德芸有时会拿上几条烟和十几箱自己村里种的水果给褚时健，褚时健一般会让他把水果留下，烟带回去。因为他的小房间里已放了不少烟——在探望他的人群里，烟草界的人占了大多数，因为他在这个行业里的威名一直都在。水果留下后，他会招呼给自己做饭的小伙儿或者狱友：“搬几箱走！拿去吃。”
褚时健是一个特殊的罪犯。监狱因他显得很热闹——几乎每天都有好几拨人申请来看望他，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老朋友们更是三天两头来。当年在业务上有往来的商人们也来探望，走时还悄悄留点儿钱给他，褚时健也没在意，随手就把钱放在图书室的书架上。后来他离开监狱时，把书架上的钱找来数了数，竟有将近100万。
褚时健的传记作者周桦说：“在他最低谷时，大家还愿意那么对他……包括早就离开卷烟厂的邱建康（现任云南红河卷烟总厂厂长，1969年至1990年曾在玉溪卷烟厂工作），褚时健入狱时，他三天两头去看望褚时健。褚时健不贪，所以才会获得别人最大的善意。”
尽管监狱方在生活上很照顾褚时健，但是毕竟在监狱，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人孤独地在图书室里想各种事情。
2001年大年三十一大早，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书记任新民便摘菜、杀鸡。像前两年一样，他要到监狱陪褚时健过年。从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盖职工宿舍认识了褚时健，“褚厂长”一直是任新民的偶像，那时他20岁出头，褚时健50多岁。褚时健看中他年轻肯干，便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他们既像朋友，又似父子。“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神一样。”任新民说。
“褚厂长”刚出事的那阵子，只要贴个“褚”字，沾个“马”（褚时健夫人马静芬的姓）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都不敢来了。专案组的人问任新民：“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他们都跑了，你怎么还天天来？”任新民说：“没有他就没有我。” “做事先做人”，这是他从“褚厂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他和整个大营街都是在红塔集团的荫蔽下富起来的，现在是他们报恩的时候了。任新民把褚时健的外孙女圆圆接到自己家中。圆圆要上初中，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学，恳求校长：“帮帮忙，我的孩子没什么，这是褚厂长的孩子。”后来，在褚时健夫妇的坚持下，圆圆改跟任新民姓“任”，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任书逸。
任新民想起从前在烟厂，都是“褚厂长”做饭。“褚厂长”爱做饭，他做的饭菜非常好吃，其中云南“蘸水鸡”是一绝。这一天，轮到他给“褚厂长”炖鸡了。
但到了狱中相对，两人反而没多少话要讲。“褚厂长”只是问他的企业做得怎么样，而他一遍又一遍地让老人注意身体。
这是褚时健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弟弟来看他时，提了一袋橙子
2001年，根据褚时健在狱中的表现，经云南省高院刑事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7年。
一天，褚时健蹲下身再站起来时，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醒来后，两眼看不见东西了。狱医看过后，建议将他转送到昆明的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到医院后，褚时健被诊断出患有十分严重的糖尿病。“我以为我都不行了。”褚时健说，他一个月瘦了七八斤，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只能扶着墙挪步。
褚时健第一次感到，他曾经的雄心壮志，在日渐衰老的身体和日益严重的病情面前，是那么茫然而无助。
这年底，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到监狱来探视他。这两个从小在一起的兄弟，如今都已经两鬓斑白。家里没有什么好带来的，来看哥哥的时候，褚时佐只带了一袋自家种的橙子。
褚时健吃了一个，说：“这橙子味道不错啊。”
褚时佐告诉哥哥，这是老家种的橙子，如今老家很多人都在种这个，好歹能增加一些收入。
褚时健咂巴了一下嘴，说：“种橙子，关键得靠质量取胜。”
褚时佐劝他再吃一个，褚时健笑着说：“不行啦，这是冰糖橙，我的糖尿病很严重，吃多了受不了。”
褚时佐安慰道：“等你出狱了，我们老家还有很多橙子，身体好些之后，可以多吃点儿。”
褚时健面色沉重，缓缓地说道：“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被問起老家农民的收入，褚时佐不禁感叹地说：“现在的农民还比较怀念种烟的时代，那时候烟叶收购价格高，用不了多大一块烟叶地，就可以供养一个大学生上学;现在不行了，农民已经不种烟了。”
“那农民们怎么办？总得想点儿出路吧。”褚时健说。
褚时佐说：“现在很多农民都开始转行种冰糖橙，但是却卖不出好价钱，只能换点儿零花钱用。”
弟弟的一番话，让褚时健陷入了沉思。“如果有出去的那一天，跟乡亲们再种种橙子，也是不错的选择。”熟悉农业、农民、农村的褚时健，在心里这样想。他建议弟弟大量种植冰糖橙，还说：“资金不够，我可以托朋友帮忙凑点儿。我们可以一起做。我能出去更好，不能出去，就算是支持你了。”
此后的几次探监，褚时健和弟弟聊天的内容，几乎全是有关冰糖橙的了。褚时健心里记挂着这件事，再出门到山上或操场上散步时，就开始用步伐计量果树之间的株距，心里一再盘算一亩地的投入与收成。
褚时佐对褚时健说了一个熟悉的地名：新平临近戛洒镇的水塘镇硬寨梁子——当年褚时健在新平做红糖厂副厂长时常去那儿看甘蔗的种植，如今褚时佐决定去那里承包农场种冰糖橙。
谁也没有想到，硬寨梁子竟是褚时健命运的下一站。
2002年初的一天，褚时健在狱中再次晕倒，连下地走路都很困难。他申请了保外就医。这一年春，褚时健办理好手续后，回到家中治病，按照规定，活动范围仅限于玉溪市。
保外就医这一年，褚时健74岁。他终于活着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一段刻骨往事，总算关上门扣上了锁
2002年5月15日，褚时健回到玉溪家中与马静芬重聚。家中已物是人非，褚时健觉得离开家远不止4年多这么一点儿时间。
自出狱后，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家中只有他和马静芬两个人，夜深人静时两位老人相对而坐，难免显得孤清。身体，可以请医生医治;心情的低落，却是谁也帮不上忙。
儿子褚一斌在新加坡得知了这一切。在父亲牢狱之灾的几年，褚一斌也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几地颠沛流离，国内的一切似乎离他越来越远……褚时健出狱后和儿子的每一次电话，褚一斌都能感觉到父母的状态不佳。这时，他的第一个儿子在新加坡出生，他觉得找到了安慰父亲的最好方式，赶紧一个电话打到玉溪，告诉褚时健：“您有孙子了！”褚时健果然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颤抖：“有多重啊？”
褚一斌迅速安排了褚时健、马静芬和孙子的见面。褚时健向来以宠爱第三代被亲友共知，孙女褚楚和外孙女任书逸都不在身边多年后，褚时健又一次感受到了血缘传承的幸福感。褚一斌后来每逢假期就把孩子带到褚时健身边，他说：“只要孙子孙女们在身边，感觉老父亲的精神要爽利得多。”
从回来的第一天开始，褚时健的家又开始宾客盈门，热闹情状比他任烟厂厂长时更甚。他虽然更希望安静地休息和治疗，但新朋旧识们的到来也给了他另一层安慰：他并不是人走茶凉。
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派了一个司机和私人保健医生照顾他，司机还是以前的张启学，这让褚时健很安慰，人老了，故交更让人踏实。在病情稳定下来后，褚时健就让红塔烟草集团把保健医生取消了，因为他觉得既然都已经回到家，身体可以慢慢养着，不必浪费公司的一份人力。
任新民自褚时健回玉溪后就希望他搬离烟厂的旧居，到5公里外的大营街去住。一来他可以就近照顾褚时健和马静芬，二来也可以远离市中心——那里无论人和物都太嘈杂了，对刚走出风浪期的褚时健，并不是一个好的居住环境。褚时健同意了这一安排，觉得自己已不是烟厂一员，远离烟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任新民在大营街自己开发的一处别墅区为褚时健安排了住处。因为褚时健坚持要买，任新民便让财务处算了一个低价，卖给褚时健。褚时健就此在大营街安下家来。
任新民不仅把褚时健邀请到了大营街，后来还把与褚时健同案的玉溪烟草集团原总会计师罗以军也安排到了大营街居住。尽管烟厂许多老职工在电视上的审判现场看到罗以军指证褚时健，对他愤愤不平，但几年后，他们在大营街又看到了褚时健和罗以军在街边偶遇时停下来聊天的场景，大家也都释然了。
对于牢狱之灾，褚时健说得轻描淡写：“第一，人生哪个没有错？第二，我错了，我可以改正。人生应该为社会、为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些贡献。条件不同，条件好了贡献多点儿，条件差点儿贡献少点儿。”
2003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2004年，褚时健获准假释。一段刻骨往事，总算关上门扣上了锁。是结束，也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