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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李达均为我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二人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深入研究和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和李达在分析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了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理论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使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研究二人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认知的理路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历程，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未来也不无裨益。
一、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探索
李大钊和李达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并非源于他们的主观臆断或一时的热情，而是基于对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亦即他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正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中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在困惑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在对其性质和意义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将为中国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和人民幸福的新道路。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①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②“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③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就庄严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④李大钊的这种预言和信念是对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影响力的估价，是对社会主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他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开端。而在李大钊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就更有了“强固的根据”⑤，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⑥这说明，李大钊已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此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⑦
而此时正在日本留学攻读数理专业的李达，也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而不得的极端苦闷中看到了光明，产生了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他“深刻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⑧李达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⑨而且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由唯物史观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变革而进于社会主义社会，由剩余价值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必然崩坏而达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由阶级斗争说得推知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阶级最后之敌抗形式，而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必归于消灭。”⑩这一深刻分析也显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确实达到了时代思想的高度。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学说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五四前后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大多以社会主义为旗号，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甚至曲解，所以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显得尤为必要。李大钊和李达依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对澄清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曲解，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和李达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其共同之处在于对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揭示上。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新的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指出：“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现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李达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界说是：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社会共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社会主义经济的革命就是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发展产业的意思。”这里，李大钊和李达实际上就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分配方式上的基本特征，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公平的分配和发展生产力。
首先，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准。李大钊和李达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重要特征有深刻的认识。李大钊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组织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李达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
其次，实行公平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李大钊认为：“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也就是说“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之后，随着对社会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他又提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里，李大钊就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李达在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理解中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生产物”还不十分丰富，还不能采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所以“为奖励各人劳动计，实有按照劳动分量以分配财富之必要。”也就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是李大钊和李达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中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李大钊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而且“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后来，李大钊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亦即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李达对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理论对此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三、对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探索
社会主义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法则，促进社会改良的制度。”李达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所以，李大钊和李达不仅注重从学理上研究社会主义，更注重探索在实践中怎样实现社会主义。
李大钊和李达对俄国人民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深表赞同。虽然二人并不否认有其他夺取政权的手段，如李大钊认为：“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李达也认为：“社会革命底具体的手段大约可分数种：一、议会政策；二、工会运动；三、直接行动。”但他们皆以为，革命以外的其它方式难于达到目的。所以，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他的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级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打破卵壳，是革命的现象；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革命的现象”；“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而“政权的夺取”“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有深刻地理解，他对社会革命的根源、目的、步骤、手段等都有深入的探讨。他指出：“社会革命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行的革命。”亦即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根源，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任何社会形态的变更，都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和财产关系的冲突，遂变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无产阶级为自谋生存起见，就发生了阶级的觉悟；由阶级的觉悟演出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因而爆发。而“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步骤，李达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准备时期”，“第二是夺取政权的时期”，“第三是发展产业时期”。“这三个时期是社会革命必经的历程。”而其中“夺取政权”是革命的关键环节。那么，无产阶级采用何种手段夺取政权，达到革命的目的呢？李达认为：“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是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而所谓“直接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
四、对中国社会主义“特性”的初步思考
李大钊和李达在研究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切实关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前途，深刻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充满信心。
在同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的论战中，李大钊和李达深刻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李大钊从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同时，李大钊有力地驳斥了研究系分子所谓的中国“振兴实业而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论调，坚信“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李达在同研究系分子的论战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的认识也相当深刻。他坚信：“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我想无论何人都当承认的。中国生产事业虽十分幼稚，远不如欧美日本，然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实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他认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
李大钊和李达不仅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应该有自己的特色的思想。李大钊一方面强调：“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因此，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但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而且更要有中国自己的个性特征。李达在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中提出：“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即中国的社会主义要由中国的国情决定，要有自己的特性。他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该采用什么政策？”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也强调了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和李达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既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又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学习和研究他们探索的理论成果及其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和李达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对它们的迷信和盲从，而是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研究，力求对其理论体系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以期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未必完全准确，但他们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却具有更普遍更久远的意义。
（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看做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推重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李大钊和李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把它们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加以固守，而是把它们看做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和宣传的过程中，他们以开放求知的心态积极吸取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三）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和李达研究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和他人记住或背诵其中的某些条文，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当中，解决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他们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来具体分析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寻找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对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未来社会主义特征的科学预见等对中国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226、256、255、263。
⑤⑥⑦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316、316、316、 197、135-136、354、136、354、195、135、46、134-135。
⑧李达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733-734。
⑨⑩李达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67、380、232、233、41、50、386、31、62、52、232、47。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50、51、 285、277、272。
李达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4、52、232-233、56、55、72、64-65、197、104、212。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65、245、245。
一、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探索
李大钊和李达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并非源于他们的主观臆断或一时的热情，而是基于对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亦即他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正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中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在困惑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在对其性质和意义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将为中国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和人民幸福的新道路。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①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②“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③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就庄严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④李大钊的这种预言和信念是对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影响力的估价，是对社会主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他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开端。而在李大钊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就更有了“强固的根据”⑤，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⑥这说明，李大钊已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此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⑦
而此时正在日本留学攻读数理专业的李达，也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而不得的极端苦闷中看到了光明，产生了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他“深刻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⑧李达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⑨而且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由唯物史观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变革而进于社会主义社会，由剩余价值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必然崩坏而达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由阶级斗争说得推知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阶级最后之敌抗形式，而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必归于消灭。”⑩这一深刻分析也显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确实达到了时代思想的高度。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学说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五四前后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大多以社会主义为旗号，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甚至曲解，所以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显得尤为必要。李大钊和李达依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对澄清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曲解，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和李达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其共同之处在于对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揭示上。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新的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指出：“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现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李达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界说是：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社会共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社会主义经济的革命就是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发展产业的意思。”这里，李大钊和李达实际上就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分配方式上的基本特征，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公平的分配和发展生产力。
首先，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准。李大钊和李达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重要特征有深刻的认识。李大钊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组织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李达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
其次，实行公平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李大钊认为：“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也就是说“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之后，随着对社会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他又提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里，李大钊就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李达在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理解中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生产物”还不十分丰富，还不能采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所以“为奖励各人劳动计，实有按照劳动分量以分配财富之必要。”也就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是李大钊和李达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中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李大钊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而且“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后来，李大钊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亦即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李达对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理论对此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三、对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探索
社会主义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法则，促进社会改良的制度。”李达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所以，李大钊和李达不仅注重从学理上研究社会主义，更注重探索在实践中怎样实现社会主义。
李大钊和李达对俄国人民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深表赞同。虽然二人并不否认有其他夺取政权的手段，如李大钊认为：“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李达也认为：“社会革命底具体的手段大约可分数种：一、议会政策；二、工会运动；三、直接行动。”但他们皆以为，革命以外的其它方式难于达到目的。所以，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他的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级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打破卵壳，是革命的现象；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革命的现象”；“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而“政权的夺取”“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有深刻地理解，他对社会革命的根源、目的、步骤、手段等都有深入的探讨。他指出：“社会革命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行的革命。”亦即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根源，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任何社会形态的变更，都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和财产关系的冲突，遂变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无产阶级为自谋生存起见，就发生了阶级的觉悟；由阶级的觉悟演出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因而爆发。而“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步骤，李达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准备时期”，“第二是夺取政权的时期”，“第三是发展产业时期”。“这三个时期是社会革命必经的历程。”而其中“夺取政权”是革命的关键环节。那么，无产阶级采用何种手段夺取政权，达到革命的目的呢？李达认为：“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是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而所谓“直接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
四、对中国社会主义“特性”的初步思考
李大钊和李达在研究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切实关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前途，深刻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充满信心。
在同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的论战中，李大钊和李达深刻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李大钊从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同时，李大钊有力地驳斥了研究系分子所谓的中国“振兴实业而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论调，坚信“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李达在同研究系分子的论战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的认识也相当深刻。他坚信：“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我想无论何人都当承认的。中国生产事业虽十分幼稚，远不如欧美日本，然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实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他认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
李大钊和李达不仅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应该有自己的特色的思想。李大钊一方面强调：“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因此，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但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而且更要有中国自己的个性特征。李达在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中提出：“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即中国的社会主义要由中国的国情决定，要有自己的特性。他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该采用什么政策？”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也强调了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和李达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既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又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学习和研究他们探索的理论成果及其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和李达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对它们的迷信和盲从，而是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研究，力求对其理论体系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以期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未必完全准确，但他们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却具有更普遍更久远的意义。
（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看做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推重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李大钊和李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把它们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加以固守，而是把它们看做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和宣传的过程中，他们以开放求知的心态积极吸取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三）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和李达研究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和他人记住或背诵其中的某些条文，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当中，解决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他们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来具体分析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寻找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对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未来社会主义特征的科学预见等对中国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226、256、255、263。
⑤⑥⑦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316、316、316、 197、135-136、354、136、354、195、135、46、134-135。
⑧李达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733-734。
⑨⑩李达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67、380、232、233、41、50、386、31、62、52、232、47。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50、51、 285、277、272。
李达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4、52、232-233、56、55、72、64-65、197、104、212。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65、24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