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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独秀的国家观主要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第二次是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本文主要考察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陈独秀国家观的此次转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陈独秀自身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的素质等也是其实现国家观转变的重要因素。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国家观；转变；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断传入，个人对国家的认识也变得复杂多样，因此，通过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的认识与发展以进一步加深对国家的了解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独秀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最早关注和明确提出国家本质问题并试图予以解答的代表人物”，[1]其对国家观的贡献尤为重大。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
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
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不仅对陈独秀本人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1 转变的表现
陈独秀在经历了由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之后，又逐步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是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自由主义国家观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国家，对于国家的阶级性则毫无涉及。
二是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转变。陈独秀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极力号召向西方学习，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当陈独秀认清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时，逐步向劳农阶级专政转变。
三是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转变。陈独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改良，然而，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的重要性，实现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1 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转变
在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抽象的国家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借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极度热衷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民众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才能由愚昧走向科学，由保守走向进步。陈独秀主张国家的全民性，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是为全民服务的。然而，他并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性，使得民众只是抽象地爱国，空喊爱国口号，不知道国为何物，没有理解国家的本质并做出实际的爱国行为。
在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本质。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一改以前的提法，“意识到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不久，陈独秀又进一步深化了其阶级性的观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阶级性的提出是陈独秀国家观转变的重大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因此，陈独秀在认清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国家观逐渐失去信心，为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2 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处境。此时，陈独秀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情有独钟，他表示“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3]陈独秀认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民众可以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窘境，获得自由与独立，实现自身的解放。陈独秀之所以倾向于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因为他将其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作了清晰的对比。
一战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弊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模板，实行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此，陈独秀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制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积极主张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工人与农民的力量，依靠工农联盟夺取政权，而不是依靠西方所謂的民主与自由。他在《谈政治》中也表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我国是一个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实行劳农专政有利于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其革命力量，掌握革命主导权。
总之，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是陈独秀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迈进的一大表现。
1.3 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
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以和平改革的方式实行对中国民众的教育，使其通过个人素质的提升，树立爱国情感，获得伦理的复归，实现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高度融合。然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因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改良忽视了社会客观环境的作用，对社会制度进行轻微的改良不但解决不了国民爱国心不强的问题，而且容易陷入抽象自由的环节中，使国民盲目地追求绝对的自由与民主。陈独秀号召“平民征服政府，此时还停留在幼稚的阶段，认为只靠和平的改革就能使平民的力量得到彰显。
五四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使受剥削受奴役的劳农阶级获得解放。在五四期间，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使得陈独秀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前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认识到在内外交困的中国实行暴力夺权的重要性。 总之，陈独秀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是其摒弃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2 转变的原因分析
2.1 客观原因
第一，一战的浩劫和巴黎和会的失败使得陈独秀对自由主义国家观丧失信心。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陈独秀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没有获得应得的权益。因此，陈独秀对西方国家的态度由追捧逐渐转向愤恨。面对中国备受压榨的情况，陈独秀重新思考学习西方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逐渐了解西方的抽象自由与民主的实质。西方列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对中国进行不断地欺压与封锁。陈独秀企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获取其对中国的帮助与扶持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幼稚与幻想。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使得陈独秀对自由主义国家观产生了怀疑。
第二，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开展使得陈独秀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当陈独秀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与失望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给处于迷茫的陈独秀带来了新的救国救民的思想。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取武装反抗、阶级斗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地反抗，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开展了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事实上，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西方的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政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基础上，陈独秀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2.2 主观原因
第一，陈独秀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虽然陈独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国家观，但是他始终秉持着爱国精神，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呼号。当自由主义国家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能使中国人民普遍觉醒时，陈独秀必然要重新思考国家未来的方向。正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着陈独秀在慢慢长夜中走出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第二，陈独秀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其思想的复杂性、多变性尤为明显。就其国家观而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陈独秀复杂多样的国家观。针对不同的情况，陈独秀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灵活的策略。陈独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其国家观的转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陈独秀不拘泥于现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寻找新的出路，他才能不断地破旧立新，为实现新的转变提供良好的契机。
第三，陈独秀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了解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抽象性后，开始向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其实现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陈独秀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谈政治》等，而且，在《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中，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极大的宣传。
3 陈独秀国家观第二次转变的方法论意义
陈独秀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建和谐社会、个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使国家理论开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实现由自由主义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转变时，对普通大众的国家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使得中国人民逐渐改变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维护群众自身的利益，打破向西方学习抽象的自由、民主的幻想。陈独秀主张国家的阶级性本质，主张武装夺权与阶级斗争，实行劳农阶级专政，在此影响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逐步确立。
第二，有利于认清自由主义的本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五四运动后，思想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陈独秀毅然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面对西方侵略压榨我国的事实，陈独秀认识到靠学习其制度与思想使得中国人获得伦理上的觉悟只能治标不治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领导群众运动取得革命性胜利。
3.2 现实意义
第一，就国家而言，我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增多。通过回顾陈独秀第二次国家观的转变，有利于人民认清自由主义的弊端，吸取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目前，我国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处理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改进。
第二，就社会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觀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不仅具有政治统治的职能，还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消除。其自由主义国家观仍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强调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为人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机制，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
第三，就个人而言，有利于人们坚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政治改革缓慢进行，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缺失已成为影响人们国家观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对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探析，有利于人们明确方向，形成对国家的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于化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之国家观探析[J].东岳论丛，2011（6）.
[2]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郗凤芹，1991.11，女，山东莱芜人，汉，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陈独秀；国家观；转变；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断传入，个人对国家的认识也变得复杂多样，因此，通过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的认识与发展以进一步加深对国家的了解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独秀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最早关注和明确提出国家本质问题并试图予以解答的代表人物”，[1]其对国家观的贡献尤为重大。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
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
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不仅对陈独秀本人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1 转变的表现
陈独秀在经历了由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之后，又逐步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是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自由主义国家观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国家，对于国家的阶级性则毫无涉及。
二是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转变。陈独秀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极力号召向西方学习，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当陈独秀认清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时，逐步向劳农阶级专政转变。
三是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转变。陈独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改良，然而，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的重要性，实现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1 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转变
在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抽象的国家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借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极度热衷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民众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才能由愚昧走向科学，由保守走向进步。陈独秀主张国家的全民性，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是为全民服务的。然而，他并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性，使得民众只是抽象地爱国，空喊爱国口号，不知道国为何物，没有理解国家的本质并做出实际的爱国行为。
在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本质。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一改以前的提法，“意识到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不久，陈独秀又进一步深化了其阶级性的观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阶级性的提出是陈独秀国家观转变的重大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因此，陈独秀在认清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国家观逐渐失去信心，为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2 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处境。此时，陈独秀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情有独钟，他表示“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3]陈独秀认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民众可以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窘境，获得自由与独立，实现自身的解放。陈独秀之所以倾向于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因为他将其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作了清晰的对比。
一战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弊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模板，实行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此，陈独秀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制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积极主张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工人与农民的力量，依靠工农联盟夺取政权，而不是依靠西方所謂的民主与自由。他在《谈政治》中也表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我国是一个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实行劳农专政有利于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其革命力量，掌握革命主导权。
总之，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是陈独秀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迈进的一大表现。
1.3 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
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以和平改革的方式实行对中国民众的教育，使其通过个人素质的提升，树立爱国情感，获得伦理的复归，实现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高度融合。然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因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改良忽视了社会客观环境的作用，对社会制度进行轻微的改良不但解决不了国民爱国心不强的问题，而且容易陷入抽象自由的环节中，使国民盲目地追求绝对的自由与民主。陈独秀号召“平民征服政府，此时还停留在幼稚的阶段，认为只靠和平的改革就能使平民的力量得到彰显。
五四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使受剥削受奴役的劳农阶级获得解放。在五四期间，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使得陈独秀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前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认识到在内外交困的中国实行暴力夺权的重要性。 总之，陈独秀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是其摒弃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2 转变的原因分析
2.1 客观原因
第一，一战的浩劫和巴黎和会的失败使得陈独秀对自由主义国家观丧失信心。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陈独秀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没有获得应得的权益。因此，陈独秀对西方国家的态度由追捧逐渐转向愤恨。面对中国备受压榨的情况，陈独秀重新思考学习西方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逐渐了解西方的抽象自由与民主的实质。西方列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对中国进行不断地欺压与封锁。陈独秀企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获取其对中国的帮助与扶持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幼稚与幻想。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使得陈独秀对自由主义国家观产生了怀疑。
第二，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开展使得陈独秀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当陈独秀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与失望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给处于迷茫的陈独秀带来了新的救国救民的思想。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取武装反抗、阶级斗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地反抗，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开展了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事实上，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西方的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政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基础上，陈独秀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2.2 主观原因
第一，陈独秀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虽然陈独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国家观，但是他始终秉持着爱国精神，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呼号。当自由主义国家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能使中国人民普遍觉醒时，陈独秀必然要重新思考国家未来的方向。正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着陈独秀在慢慢长夜中走出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第二，陈独秀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其思想的复杂性、多变性尤为明显。就其国家观而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陈独秀复杂多样的国家观。针对不同的情况，陈独秀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灵活的策略。陈独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其国家观的转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陈独秀不拘泥于现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寻找新的出路，他才能不断地破旧立新，为实现新的转变提供良好的契机。
第三，陈独秀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了解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抽象性后，开始向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其实现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陈独秀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谈政治》等，而且，在《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中，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极大的宣传。
3 陈独秀国家观第二次转变的方法论意义
陈独秀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建和谐社会、个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使国家理论开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实现由自由主义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转变时，对普通大众的国家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使得中国人民逐渐改变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维护群众自身的利益，打破向西方学习抽象的自由、民主的幻想。陈独秀主张国家的阶级性本质，主张武装夺权与阶级斗争，实行劳农阶级专政，在此影响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逐步确立。
第二，有利于认清自由主义的本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五四运动后，思想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陈独秀毅然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面对西方侵略压榨我国的事实，陈独秀认识到靠学习其制度与思想使得中国人获得伦理上的觉悟只能治标不治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领导群众运动取得革命性胜利。
3.2 现实意义
第一，就国家而言，我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增多。通过回顾陈独秀第二次国家观的转变，有利于人民认清自由主义的弊端，吸取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目前，我国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处理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改进。
第二，就社会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觀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不仅具有政治统治的职能，还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消除。其自由主义国家观仍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强调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为人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机制，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
第三，就个人而言，有利于人们坚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政治改革缓慢进行，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缺失已成为影响人们国家观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对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探析，有利于人们明确方向，形成对国家的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于化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之国家观探析[J].东岳论丛，2011（6）.
[2]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郗凤芹，1991.11，女，山东莱芜人，汉，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