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奔驰女”事件引爆舆论后，有人又抛出了这番论调，在网上激起不小的讨论。
　　事实上，这类针对“舆论监督”的监督——不将矛头对准特权本身，而是对准民众的论调，在涉耍特权事件中并不鲜见。
　　这就很尴尬了。當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批评不公、伸张规则时，有人指出来，其实你的动机也不纯，进而发出“灵魂拷问”：如果把你换成此次事件中的当事人，你确定你不会这么做？这样的拷问很有杀伤力。在道德逼视面前，每个人都是脆弱的。但这种反思，与舆论监督的目的毫无关系。
　　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确实是洞察了人性。但以特权破坏规则，在任何时候都是站不住脚的，天然就是舆论监督的对象。从舆论监督的触发机制来讲，事情本身的不义，从来都是公众情绪的第一触发点。
　　相对于“由嫉妒引发的痛恨”，那种对由于规则被破坏而带来的不安全感，才是人们发声的关键。
　　好比前段时间网红进机舱拍照事件，舆论也对此展开猛烈批评，但批评的动机是因为“她能够进机舱而我们不能”吗？大概没有人会羡慕别人享有了这项昂贵的特权，人们关心与紧张的，是此种行为带来的生命危险。
　　再者，批评特权与出于哪种动机，只要没有付诸突破底线的行动，便无可指摘。
　　说到底，将舆论监督说成是对自己没有享受特权的不忿，是将严肃话题庸俗化解读，它会模糊舆论监督的焦点，甚至将舆论监督陷入一种“不可知论”的境地：如果认为每个人批评特权的动机都是恶意的，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到底在哪里？
　　舆论批评特权享受者，是因为特权让公共利益受损，这不一定要配上什么特别的赞许，但也绝不能遭曲解贬抑。对特权的敏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拿“你痛恨的不是特权，是自己没特权”对其诛心，没有太大意义。
　　就像电影《辩护人》中的台词：我们批评享受特权者，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享受特权，只是因为想要世界变得更好。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