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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本文口述者戚发轫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也是当年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发的“航天勇士”之一。
“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中国第一颗卫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这个难题落到了技术负责人孙家栋的头上。科学家每个人都有一个课题，都希望把自己的成果用在中国第一颗卫星上。但是每个人的课题进展不一样，卫星研制进度很紧张，重量又受限制。
孙家栋根据当时中央对卫星的要求——“上得去、抓得着、看得见、听得到”来作出决策，凡是跟这几项要求有关的技术，即使来不及也必须抓紧研制;无关的技术一律不采用，即使以后有用，这个时候也不采用。比如，太阳能电池很先进，但来不及研制成功，又不影响这几项要求的实现，就未被采用，而是采用了已有的化学蓄电池。
为了做到“看得见”，我们专门请教了天文学家，夜间从地面上能不能用肉眼看见一千多公里外的太空中直径为1米的物体，天文学家说看不见。我们就想办法，在末级火箭上加了个观测裙，表面上加上反光的涂层，发射的时候是收起来的，入轨以后因为旋转展开，形成直径为10米的发光物体，肉眼在地面就能看得见了。1970年5月1日晚上，毛主席亲眼看到了这颗卫星。
至于“听得到”，因条件所限，以当年的水平，卫星上的功率、地面接收机的灵敏度的限制，靠普通的收音机、靠耳朵是听不见乐曲的。所以，地面站接收了卫星信号再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出去，全国人民才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东方红》乐曲。
为什么要“抓得住”，因为要准备预报什么时候到哪个国家首都了，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得见，都来感受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什么时候经过天安门城楼上空，也得预报准确才行，这样毛主席在天安门也能看见了。
当年的发射场条件极其艰苦
根据搞导弹的经验，为了保证飞行试验成功，必须作充分的地面试验。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总体部刚刚成立，条件还很差，为试验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卫星天线在发射的时候是收起来的，到天上以后，要靠旋转把天线甩出来，这就必须要在地面作大量的模拟试验。没有场地，我们就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一个仓库去做实验。
试验的时候，天线甩出来很危险，有伤人的可能。
当时没有条件配置安全防护设备，年长者拿仓库里包装箱的盖子当防护板，透过缝隙观看试验，年轻人骑在房梁上从上面看试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成功找到了关键环节，确定了设计参数和天线的状态。类似的试验也都是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做成的。
世界上第一颗卫星是苏联发射的，美国人非常紧张，所以紧跟着在1958年也发射了一颗卫星。第三是法国，接下来就看日本和中国哪个快了。由于我们遭遇“文化大革命”发射时间比日本人晚了2个月。日本是2月发射的，成为了世界第四。1970年4月24日，中国把第一颗卫星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上天，成为世界第五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值得自豪的是，我们的卫星比前四个国家首发的卫星加起来都重——苏联的是83公斤，美国的是八点几公斤，法国的是38公斤，日本的是九点几公斤，加起来是140公斤，我们的是173公斤。
周总理保驾护航
物质条件差还好克服，真正大的压力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
研制东方红一号时，“四人帮”是跟周总理对着干的。周总理负责领导卫星研制工作，他们就幸灾乐祸地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为此，周总理和我们都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当我们讨论卫星发射方案的时候，有人提出，运载火箭第一次上天，万一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唱着《东方红》乐曲掉下来了，那不就是“红太阳落地”了吗？这样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交代，尤其是在政治上。为此，有人提出研制一个过载开关，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就接通电源，唱《东方红》乐曲，若达不到则不唱，免得造成重大政治影响。但是又有人提出，过载开关也是第一次上天，谁能保证不出问题？要是出了问题，该唱又唱不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倒了，连钱学森也做不了主，只好请示周总理。最后，周总理拍板，去掉了这个开关。
此外，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卫星上每个仪器上也都贴着毛主席像。但卫星是有重量限制的，并且贴着像章影响散热，掉下来就变成多余物了。然而，当时没人敢随便把像章拿下来，我们只好请示周总理。周总理说，你看我们这儿也没有那么多毛主席像，科学家要按科学办事，既然不需要，那就拿掉。所以，最后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并没有贴毛主席像章。
在酒泉基地，经过精心的准备，技术阵地测试完毕，卫星和运载火箭已经对接，水平放在运输车上，正当准备转运到发射阵地时，我们接到通知——回北京到人民大会堂给周总理汇报工作。听完汇报，总理问道，上天之后能不能准确播放《东方红》乐曲，会不会变调？我只能老实回答，凡是想到的，地面能作的试验我都作过了，就是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总理说，你们工作做得很细，但要写个报告，经政治局讨论后才能转场。我一听连忙说：“总理，来不及了！”他问为什么来不及，我说：我让研制蓄电池的人作了4天4夜横放的试验，蓄电池中的电解液不漏，再久了我就没有把握了。总理便用责备的口气说：“为什么不多做几天？”我说：“我们搞总体的同志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总理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搞总体的人，要像货郎担子和赤脚医生那样，走出大楼，到第一线去，把你们的要求原原本本地告诉人家，人家不就会做了吗？汇报回来我们马上赶写书面报告，任新民负责写火箭的一级、二级，杨南生负责写火箭的第三级，卫星的部分则是由我来写。白纸黑字，心里总有些犹豫;考虑再三，那份报告的结论我当时还是写得很肯定。因为我想，如果我们自己对产品质量都不敢肯定，那怎么能要求中央尽快批准发射呢？既然我们所作的一次次试验、一项项工作是有把握的，还留余地干什么？我们很希望这一颗星早日打到天上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把报告交上去了。最后中央批准了，在4天之内转场了。受了周总理的批评，我心里虽然有点儿委屈，但周总理的教誨我终生记在心，并一直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太空中响起《东方红》
我永远忘不了发射那天——1970年4月24日。
那天晚上天气不好，指挥部领导和我们下面的同志都很焦急，都希望发射的时候是个大晴天，能够用光学跟踪设备把发射轨迹测量下来。当年的发射基地司令（现场总指挥）非常着急，老问天气好不好。还好天公作美，晚上9点多钟，天空中的云层在发射轨道的方向上裂开一道缝。卫星发射很顺利，我们在敖包山上相继听到口令“点火”“星箭分离”……基地司令一听到“星箭分离”的口令（说明入轨了）就很高兴，一拍我肩膀：“小伙子，成啦！”准备庆功。我说不成，还得等着，还没听到《东方红》乐曲呢。直到喀什站收到信号才放下心来。这就看出搞卫星的和搞火箭的情况不一样。
新华社马上发出喜报，天安门广场上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人们开始狂欢庆祝，街道和乡村的百姓团团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东方红》，《参考消息》将所有外媒报道集中了一整版，其中德新社的报道写道：“中国人过去被大大低估了。”
（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神舟”首任总设计师讲述：中国航天的历程》）
“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中国第一颗卫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这个难题落到了技术负责人孙家栋的头上。科学家每个人都有一个课题，都希望把自己的成果用在中国第一颗卫星上。但是每个人的课题进展不一样，卫星研制进度很紧张，重量又受限制。
孙家栋根据当时中央对卫星的要求——“上得去、抓得着、看得见、听得到”来作出决策，凡是跟这几项要求有关的技术，即使来不及也必须抓紧研制;无关的技术一律不采用，即使以后有用，这个时候也不采用。比如，太阳能电池很先进，但来不及研制成功，又不影响这几项要求的实现，就未被采用，而是采用了已有的化学蓄电池。
为了做到“看得见”，我们专门请教了天文学家，夜间从地面上能不能用肉眼看见一千多公里外的太空中直径为1米的物体，天文学家说看不见。我们就想办法，在末级火箭上加了个观测裙，表面上加上反光的涂层，发射的时候是收起来的，入轨以后因为旋转展开，形成直径为10米的发光物体，肉眼在地面就能看得见了。1970年5月1日晚上，毛主席亲眼看到了这颗卫星。
至于“听得到”，因条件所限，以当年的水平，卫星上的功率、地面接收机的灵敏度的限制，靠普通的收音机、靠耳朵是听不见乐曲的。所以，地面站接收了卫星信号再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出去，全国人民才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东方红》乐曲。
为什么要“抓得住”，因为要准备预报什么时候到哪个国家首都了，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得见，都来感受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什么时候经过天安门城楼上空，也得预报准确才行，这样毛主席在天安门也能看见了。
当年的发射场条件极其艰苦
根据搞导弹的经验，为了保证飞行试验成功，必须作充分的地面试验。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总体部刚刚成立，条件还很差，为试验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卫星天线在发射的时候是收起来的，到天上以后，要靠旋转把天线甩出来，这就必须要在地面作大量的模拟试验。没有场地，我们就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一个仓库去做实验。
试验的时候，天线甩出来很危险，有伤人的可能。
当时没有条件配置安全防护设备，年长者拿仓库里包装箱的盖子当防护板，透过缝隙观看试验，年轻人骑在房梁上从上面看试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成功找到了关键环节，确定了设计参数和天线的状态。类似的试验也都是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做成的。
世界上第一颗卫星是苏联发射的，美国人非常紧张，所以紧跟着在1958年也发射了一颗卫星。第三是法国，接下来就看日本和中国哪个快了。由于我们遭遇“文化大革命”发射时间比日本人晚了2个月。日本是2月发射的，成为了世界第四。1970年4月24日，中国把第一颗卫星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上天，成为世界第五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值得自豪的是，我们的卫星比前四个国家首发的卫星加起来都重——苏联的是83公斤，美国的是八点几公斤，法国的是38公斤，日本的是九点几公斤，加起来是140公斤，我们的是173公斤。
周总理保驾护航
物质条件差还好克服，真正大的压力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
研制东方红一号时，“四人帮”是跟周总理对着干的。周总理负责领导卫星研制工作，他们就幸灾乐祸地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为此，周总理和我们都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当我们讨论卫星发射方案的时候，有人提出，运载火箭第一次上天，万一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唱着《东方红》乐曲掉下来了，那不就是“红太阳落地”了吗？这样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交代，尤其是在政治上。为此，有人提出研制一个过载开关，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就接通电源，唱《东方红》乐曲，若达不到则不唱，免得造成重大政治影响。但是又有人提出，过载开关也是第一次上天，谁能保证不出问题？要是出了问题，该唱又唱不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倒了，连钱学森也做不了主，只好请示周总理。最后，周总理拍板，去掉了这个开关。
此外，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卫星上每个仪器上也都贴着毛主席像。但卫星是有重量限制的，并且贴着像章影响散热，掉下来就变成多余物了。然而，当时没人敢随便把像章拿下来，我们只好请示周总理。周总理说，你看我们这儿也没有那么多毛主席像，科学家要按科学办事，既然不需要，那就拿掉。所以，最后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并没有贴毛主席像章。
在酒泉基地，经过精心的准备，技术阵地测试完毕，卫星和运载火箭已经对接，水平放在运输车上，正当准备转运到发射阵地时，我们接到通知——回北京到人民大会堂给周总理汇报工作。听完汇报，总理问道，上天之后能不能准确播放《东方红》乐曲，会不会变调？我只能老实回答，凡是想到的，地面能作的试验我都作过了，就是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总理说，你们工作做得很细，但要写个报告，经政治局讨论后才能转场。我一听连忙说：“总理，来不及了！”他问为什么来不及，我说：我让研制蓄电池的人作了4天4夜横放的试验，蓄电池中的电解液不漏，再久了我就没有把握了。总理便用责备的口气说：“为什么不多做几天？”我说：“我们搞总体的同志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总理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搞总体的人，要像货郎担子和赤脚医生那样，走出大楼，到第一线去，把你们的要求原原本本地告诉人家，人家不就会做了吗？汇报回来我们马上赶写书面报告，任新民负责写火箭的一级、二级，杨南生负责写火箭的第三级，卫星的部分则是由我来写。白纸黑字，心里总有些犹豫;考虑再三，那份报告的结论我当时还是写得很肯定。因为我想，如果我们自己对产品质量都不敢肯定，那怎么能要求中央尽快批准发射呢？既然我们所作的一次次试验、一项项工作是有把握的，还留余地干什么？我们很希望这一颗星早日打到天上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把报告交上去了。最后中央批准了，在4天之内转场了。受了周总理的批评，我心里虽然有点儿委屈，但周总理的教誨我终生记在心，并一直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太空中响起《东方红》
我永远忘不了发射那天——1970年4月24日。
那天晚上天气不好，指挥部领导和我们下面的同志都很焦急，都希望发射的时候是个大晴天，能够用光学跟踪设备把发射轨迹测量下来。当年的发射基地司令（现场总指挥）非常着急，老问天气好不好。还好天公作美，晚上9点多钟，天空中的云层在发射轨道的方向上裂开一道缝。卫星发射很顺利，我们在敖包山上相继听到口令“点火”“星箭分离”……基地司令一听到“星箭分离”的口令（说明入轨了）就很高兴，一拍我肩膀：“小伙子，成啦！”准备庆功。我说不成，还得等着，还没听到《东方红》乐曲呢。直到喀什站收到信号才放下心来。这就看出搞卫星的和搞火箭的情况不一样。
新华社马上发出喜报，天安门广场上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人们开始狂欢庆祝，街道和乡村的百姓团团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东方红》，《参考消息》将所有外媒报道集中了一整版，其中德新社的报道写道：“中国人过去被大大低估了。”
（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神舟”首任总设计师讲述：中国航天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