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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从一些奇异的风景和神秘的人物出现在古代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笔下，一个神奇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至今。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隐居者，他41岁时辞去了彭泽县令，归隐山野。在《桃花源记》中，更多的描写来自于陶渊明的想象和民间的传闻。这个理想、虚幻的世外乐园或许困扰了诗人一生，并带给后人无尽的想象。
陶渊明笔下的世外圣景“桃花源”真的存在吗?书中描写的“武陵”又在哪里呢?
其实，
“武陵”山区位于北纬30度纬线上，发脉于贵州境内的梵净山，横跨黔、鄂、渝、湘，被长江、乌江、清江、酉水、贡水、沅水等诸多河流交错切割，从而造就出神秘莫测的峡谷、峰峦和洞穴。这里的每块土地都透着《桃花源记》中的神谜与未知。许久以前，这里居住着一个神奇的民族——土家族。(图1)
71岁的谭学朝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土家族端公。端公是古时巫师的称呼，今天，他们有了新的角色，他们能歌善舞，是将历史和现今连接起来的人。(图2)
谭学朝的技艺是父亲传下来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在这里延续了多少代。现在，他在生活中，时而是歌师、舞者，时而又是具有法力的通灵者。
土家族是唯一深居中国腹地、人口达600多万的少数民族，被史学界认为是曾在长江流域建立过庞大国家的古代巴人的后裔。
50年代，人类学家潘光旦首先提出了古代巴人与土家人的族源联系，这几乎是里程碑式的开端。
此后，学者开始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遗传学等各领域进行研究，获取了丰富的证据，种种迹象表明古代巴人与土家人之间存在着许多分割不断的关联。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罗二虎说，巴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白虎，他们崇拜白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正明说，清江流域的土家人特别崇拜老虎，把老虎叫作“老巴子”。
重庆市文化局博物馆处副处长柳春鸣说，巴人因为近水居住，有干栏式建筑；土家人也有这种干栏式建筑。
张正明说，巴人打仗冲锋时载歌载舞，为阵亡战友送葬时也载歌载舞，这种风俗保留至今，这就是清江土家的跳丧。
20世纪末，考古学家在三峡地区发掘出的大量巴人墓葬中，相继发现了高度约2米左右的人骨架，他们身边随葬着成套的巴式青铜兵器。如此高大的身躯令人惊叹，今天的土家人普遍为中等身材，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在陶渊明的时代，广阔的武陵对古人充满了神秘。即使今天，说到武陵，人们透出的仍是神秘。对于“世外桃源”中的隐居者，陶渊明这样描述：“男女衣着，悉入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些既陌生又生动的面孔，他们的生命或许真的存在过。
36岁的李涛是武汉音乐学院舞蹈系讲师，是一名土家族舞蹈演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研究并实践了本民族的各种民间歌舞，并致力于对这些古老文化的原生状态进行挖掘。
李涛说，我出生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时候经常看见跳丧舞，跳摆手舞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小学时，有一次我们去野游，我看见田里的农民，有的在锄地，有的站在田埂上唱薅草锣鼓。小时候没有多少艺术感受，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庄孔韶，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民族学博士，1990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切斯特·弗里茨博士后研究基金。从1997年起，庄教授开始运用综合手段对古代巴人与土家人的关系进行研究，包括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多种手段。这是一项跨学科、跨机构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复杂工程。
庄孔韶说，过去，古人与现代人两者之间找不到可比的东西。自从有了DNA技术，它能用古人的牙齿、用现代人的血液做检测，像一种语言似的，可以对比了。
罗二虎说，论证一个古代民族和现代某个民族的关系，考古学方法、民族学方法，主要是从外部的、形态的角度去对比分析，是外部形态学的分析；但DNA技术完全是从人内在的，从一个种族内在的遗传序列关系去分析研究。
因为年代久远，族群分支的不确定性，对土家人基因与战国时期巴人基因的对比工作，现在还没有明晰的结果。根据考古学家在三峡沿线发现大量巴族墓葬的情况分析，庄孔韶将第一个研究地点选择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县。(图3)
庄孔韶说，人类学家经常在研究开始时，把问题局限得非常小，墓葬非常具体，史料也是非常明显的区域性史料。我们做的现生的人群也非常具体。选择了一个姓氏的一个群体，看看他的古代跟今天的连接性。
谭姓是土家大姓，与巴人最初的姓氏一脉相承。我们具体的测试对象定在一个谭姓村落，与谭姓家族相对应的材料从同一范围的明代墓葬中获得。调研队的专家从这些遗骸中提取了DNA样本；同时，另一组调研队在谭姓村落中，从不同年龄、性别的村民身体内抽取DNA样本。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求证，许多可能就藏在其中。(图4)
土家族是个歌舞民族，直到今天，歌舞仍是他们讲述生活的重要方式，这些歌舞包含着什么呢?(图5)
1960年，考古学家在湖北荆门车桥大坝发掘出一个奇特的墓葬，墓主身边有一把巴式柳叶青铜剑，而另一件兵器尤其引人注目，考古学家称之为“戚”，上面铸有谜语般的图案和铭文。“戚”上的人形图案，头饰野鸡翎，通身鳞甲，手握双头鱼和巨蜥，脚踏日月。他是在舞蹈?还是在祈祷?这位死于千百年前的持戚者是什么人呢?(图6)(图7)
文字专家认为，铜戚上的铭文具有楚文字的风格，但结构上属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字类型。这个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震动和争论。
张正明说，“戚”显然不是用于实战的兵器，应该是跳舞时拿在手里的道具。他跳的是武舞，是表现战斗场景的舞蹈，叫”大武之乐”。“戚”上的四字铭文，最早大家比较一致的解释是“大武避兵”，后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是“兵避太岁”，即用兵要避开太岁。(图8)
“太岁”即“太岁星”，是古人设想的一颗与木星运行方向相反的行星。由于木星在天体运行时会发生逆行和超辰现象，与之相对的太岁星的位置，便被赋予了某种同样神秘的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兵避太岁”，充满了浓烈的军事禁忌和巫术色彩。
关于“大武舞”，据《白虎通·礼乐》记载，周武王依靠前歌后舞的巴人，打败商纣王以后，将巴人的这种战舞改编，取名为“大武舞”。这种舞蹈一直被巴人演练传习。
张正明说，“戚”上的铭文不论什么读法，都不能改变这件铜器的用途，它是用在“大武之乐”上的，表现的是一种威武的舞蹈。
铜戚上的图案和文字几乎就是墓主的墓志铭，他是一个在战场上领舞冲杀的巴人舞者，青铜巴式柳叶剑和墓葬形制，进一步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
汉字中的舞、巫、武，有着相似 的读音，但对于巴人和土家人，更多的品质来自精神层面。善舞、崇巫、尚武，至今仍是学术界连接远古巴人和后世土家人的重要依据。
从文字初始的形义上，可以解读许多远古民族的神秘世界。而对于远古巴人，他们或许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勇敢和力量来自神灵和歌舞。直到汉代，大武舞仍被一支巴人流传在巴蜀地区。
张正明说，刘邦看过巴人的歌舞，他说，“此武王伐纣之舞也”，这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舞蹈。刘邦下令，命宫廷舞人、乐师学习巴人的歌舞，取名叫“巴渝舞”，在汉朝宫廷里表演。
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管维良说，考古分析，大武舞戚的拥有者，在巴国是表演大武舞的领舞者，因此他的戚的样式与众不同。
张正明说，他能把铜戚带到自己的坟墓里，表明他有相当的地位。假定是一个“舞蹈队”，他可能就是“队长”。
管维良说，巴国被秦灭亡后，墓主被秦征调，他又拿着舞戚参加伐楚战争，最后战死在荆门。
对于这个神秘的死者，专家们有着种种不同的推测。那些属于一个个体生命的真实背景和故事，也许成了永远的谜。但舞蹈却能告诉我们更多。如果生在今天，他会不会是一名出色的现代土家舞者呢?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这是中国历代战事中，唯一以歌舞破敌的例证。数千年来，人们记住了“牧野之战”中这段浪漫的插曲。
2000多年前，长眠在江汉平原的巴人武士，带走了一枝长戚、一把短剑和来自祖先的秘密。许久以后，我们相信这些秘密仍藏在武陵山中。
李涛说，茅谷斯舞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土家族舞蹈，它是最原始的，又是最简单的，是一种对于土家族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的崇拜。
遗存于武陵山区的“茅谷斯舞”是一种介于原始舞蹈和原始戏剧的群体活动，表现出最为原生的生命意义和生殖崇拜。古代巴人战舞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直白，面对死亡的阴影，他们需要一种强烈的直白方式。这，或许就是那个秘密。
1000多年后，人们仍在猜测陶渊明笔下的那些避世者，他们是谁?他们来自何方?
据记载，秦统一天下后，巴人的支系迁往中国各地，他们的文化被汉文化渐渐湮没。唯有进入武陵腹地的巴人，将自己的文化流传了下来。
武陵是巴人最早的家园，经过春秋战国的洗礼、秦戈楚剑的磨砺，这里又成为他们最终的灵魂栖息处。(图9)
张正明说，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这是一条又长又宽的文化沉积带。许多古代的文化已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一干二净，可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还保留着古代的歌腔、古代的语音、古代的巫风。
庄孔韶说，根据分子生物学原则和判定标准，表明现在被医学检测的这个群体和明代墓是一脉相承的。
研究表明了该族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三峡是古代巴人频繁活动的区域，今天仍有许多土家人生活在这里。
庄孔韶说，分子生物学家对巴人的墓葬作DNA的检测；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也在对现代土家族人群做研究。双方将会建立联系，携手深入考古。
在《桃花源记》的最后，一个人循着捕鱼者留下的路标去寻找神秘的桃花源，但他最终迷失在山重水复中。那个时刻他抬眼四顾，他不知道那条穿越时空的无形神秘纬线正在穿越他的生命，太阳升起之前，一切在他的眼中慢慢地模糊起来。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隐居者，他41岁时辞去了彭泽县令，归隐山野。在《桃花源记》中，更多的描写来自于陶渊明的想象和民间的传闻。这个理想、虚幻的世外乐园或许困扰了诗人一生，并带给后人无尽的想象。
陶渊明笔下的世外圣景“桃花源”真的存在吗?书中描写的“武陵”又在哪里呢?
其实，
“武陵”山区位于北纬30度纬线上，发脉于贵州境内的梵净山，横跨黔、鄂、渝、湘，被长江、乌江、清江、酉水、贡水、沅水等诸多河流交错切割，从而造就出神秘莫测的峡谷、峰峦和洞穴。这里的每块土地都透着《桃花源记》中的神谜与未知。许久以前，这里居住着一个神奇的民族——土家族。(图1)
71岁的谭学朝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土家族端公。端公是古时巫师的称呼，今天，他们有了新的角色，他们能歌善舞，是将历史和现今连接起来的人。(图2)
谭学朝的技艺是父亲传下来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在这里延续了多少代。现在，他在生活中，时而是歌师、舞者，时而又是具有法力的通灵者。
土家族是唯一深居中国腹地、人口达600多万的少数民族，被史学界认为是曾在长江流域建立过庞大国家的古代巴人的后裔。
50年代，人类学家潘光旦首先提出了古代巴人与土家人的族源联系，这几乎是里程碑式的开端。
此后，学者开始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遗传学等各领域进行研究，获取了丰富的证据，种种迹象表明古代巴人与土家人之间存在着许多分割不断的关联。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罗二虎说，巴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白虎，他们崇拜白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正明说，清江流域的土家人特别崇拜老虎，把老虎叫作“老巴子”。
重庆市文化局博物馆处副处长柳春鸣说，巴人因为近水居住，有干栏式建筑；土家人也有这种干栏式建筑。
张正明说，巴人打仗冲锋时载歌载舞，为阵亡战友送葬时也载歌载舞，这种风俗保留至今，这就是清江土家的跳丧。
20世纪末，考古学家在三峡地区发掘出的大量巴人墓葬中，相继发现了高度约2米左右的人骨架，他们身边随葬着成套的巴式青铜兵器。如此高大的身躯令人惊叹，今天的土家人普遍为中等身材，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在陶渊明的时代，广阔的武陵对古人充满了神秘。即使今天，说到武陵，人们透出的仍是神秘。对于“世外桃源”中的隐居者，陶渊明这样描述：“男女衣着，悉入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些既陌生又生动的面孔，他们的生命或许真的存在过。
36岁的李涛是武汉音乐学院舞蹈系讲师，是一名土家族舞蹈演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研究并实践了本民族的各种民间歌舞，并致力于对这些古老文化的原生状态进行挖掘。
李涛说，我出生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时候经常看见跳丧舞，跳摆手舞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小学时，有一次我们去野游，我看见田里的农民，有的在锄地，有的站在田埂上唱薅草锣鼓。小时候没有多少艺术感受，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庄孔韶，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民族学博士，1990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切斯特·弗里茨博士后研究基金。从1997年起，庄教授开始运用综合手段对古代巴人与土家人的关系进行研究，包括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多种手段。这是一项跨学科、跨机构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复杂工程。
庄孔韶说，过去，古人与现代人两者之间找不到可比的东西。自从有了DNA技术，它能用古人的牙齿、用现代人的血液做检测，像一种语言似的，可以对比了。
罗二虎说，论证一个古代民族和现代某个民族的关系，考古学方法、民族学方法，主要是从外部的、形态的角度去对比分析，是外部形态学的分析；但DNA技术完全是从人内在的，从一个种族内在的遗传序列关系去分析研究。
因为年代久远，族群分支的不确定性，对土家人基因与战国时期巴人基因的对比工作，现在还没有明晰的结果。根据考古学家在三峡沿线发现大量巴族墓葬的情况分析，庄孔韶将第一个研究地点选择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县。(图3)
庄孔韶说，人类学家经常在研究开始时，把问题局限得非常小，墓葬非常具体，史料也是非常明显的区域性史料。我们做的现生的人群也非常具体。选择了一个姓氏的一个群体，看看他的古代跟今天的连接性。
谭姓是土家大姓，与巴人最初的姓氏一脉相承。我们具体的测试对象定在一个谭姓村落，与谭姓家族相对应的材料从同一范围的明代墓葬中获得。调研队的专家从这些遗骸中提取了DNA样本；同时，另一组调研队在谭姓村落中，从不同年龄、性别的村民身体内抽取DNA样本。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求证，许多可能就藏在其中。(图4)
土家族是个歌舞民族，直到今天，歌舞仍是他们讲述生活的重要方式，这些歌舞包含着什么呢?(图5)
1960年，考古学家在湖北荆门车桥大坝发掘出一个奇特的墓葬，墓主身边有一把巴式柳叶青铜剑，而另一件兵器尤其引人注目，考古学家称之为“戚”，上面铸有谜语般的图案和铭文。“戚”上的人形图案，头饰野鸡翎，通身鳞甲，手握双头鱼和巨蜥，脚踏日月。他是在舞蹈?还是在祈祷?这位死于千百年前的持戚者是什么人呢?(图6)(图7)
文字专家认为，铜戚上的铭文具有楚文字的风格，但结构上属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字类型。这个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震动和争论。
张正明说，“戚”显然不是用于实战的兵器，应该是跳舞时拿在手里的道具。他跳的是武舞，是表现战斗场景的舞蹈，叫”大武之乐”。“戚”上的四字铭文，最早大家比较一致的解释是“大武避兵”，后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是“兵避太岁”，即用兵要避开太岁。(图8)
“太岁”即“太岁星”，是古人设想的一颗与木星运行方向相反的行星。由于木星在天体运行时会发生逆行和超辰现象，与之相对的太岁星的位置，便被赋予了某种同样神秘的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兵避太岁”，充满了浓烈的军事禁忌和巫术色彩。
关于“大武舞”，据《白虎通·礼乐》记载，周武王依靠前歌后舞的巴人，打败商纣王以后，将巴人的这种战舞改编，取名为“大武舞”。这种舞蹈一直被巴人演练传习。
张正明说，“戚”上的铭文不论什么读法，都不能改变这件铜器的用途，它是用在“大武之乐”上的，表现的是一种威武的舞蹈。
铜戚上的图案和文字几乎就是墓主的墓志铭，他是一个在战场上领舞冲杀的巴人舞者，青铜巴式柳叶剑和墓葬形制，进一步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
汉字中的舞、巫、武，有着相似 的读音，但对于巴人和土家人，更多的品质来自精神层面。善舞、崇巫、尚武，至今仍是学术界连接远古巴人和后世土家人的重要依据。
从文字初始的形义上，可以解读许多远古民族的神秘世界。而对于远古巴人，他们或许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勇敢和力量来自神灵和歌舞。直到汉代，大武舞仍被一支巴人流传在巴蜀地区。
张正明说，刘邦看过巴人的歌舞，他说，“此武王伐纣之舞也”，这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舞蹈。刘邦下令，命宫廷舞人、乐师学习巴人的歌舞，取名叫“巴渝舞”，在汉朝宫廷里表演。
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管维良说，考古分析，大武舞戚的拥有者，在巴国是表演大武舞的领舞者，因此他的戚的样式与众不同。
张正明说，他能把铜戚带到自己的坟墓里，表明他有相当的地位。假定是一个“舞蹈队”，他可能就是“队长”。
管维良说，巴国被秦灭亡后，墓主被秦征调，他又拿着舞戚参加伐楚战争，最后战死在荆门。
对于这个神秘的死者，专家们有着种种不同的推测。那些属于一个个体生命的真实背景和故事，也许成了永远的谜。但舞蹈却能告诉我们更多。如果生在今天，他会不会是一名出色的现代土家舞者呢?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这是中国历代战事中，唯一以歌舞破敌的例证。数千年来，人们记住了“牧野之战”中这段浪漫的插曲。
2000多年前，长眠在江汉平原的巴人武士，带走了一枝长戚、一把短剑和来自祖先的秘密。许久以后，我们相信这些秘密仍藏在武陵山中。
李涛说，茅谷斯舞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土家族舞蹈，它是最原始的，又是最简单的，是一种对于土家族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的崇拜。
遗存于武陵山区的“茅谷斯舞”是一种介于原始舞蹈和原始戏剧的群体活动，表现出最为原生的生命意义和生殖崇拜。古代巴人战舞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直白，面对死亡的阴影，他们需要一种强烈的直白方式。这，或许就是那个秘密。
1000多年后，人们仍在猜测陶渊明笔下的那些避世者，他们是谁?他们来自何方?
据记载，秦统一天下后，巴人的支系迁往中国各地，他们的文化被汉文化渐渐湮没。唯有进入武陵腹地的巴人，将自己的文化流传了下来。
武陵是巴人最早的家园，经过春秋战国的洗礼、秦戈楚剑的磨砺，这里又成为他们最终的灵魂栖息处。(图9)
张正明说，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这是一条又长又宽的文化沉积带。许多古代的文化已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一干二净，可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还保留着古代的歌腔、古代的语音、古代的巫风。
庄孔韶说，根据分子生物学原则和判定标准，表明现在被医学检测的这个群体和明代墓是一脉相承的。
研究表明了该族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三峡是古代巴人频繁活动的区域，今天仍有许多土家人生活在这里。
庄孔韶说，分子生物学家对巴人的墓葬作DNA的检测；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也在对现代土家族人群做研究。双方将会建立联系，携手深入考古。
在《桃花源记》的最后，一个人循着捕鱼者留下的路标去寻找神秘的桃花源，但他最终迷失在山重水复中。那个时刻他抬眼四顾，他不知道那条穿越时空的无形神秘纬线正在穿越他的生命，太阳升起之前，一切在他的眼中慢慢地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