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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传统宗教思想和鬼神观念的理性主义阐释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一大文化原因，事实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与繁荣的一大文化因素。本文通过对《论语》的解读讨论了儒家伦理如何在文化上带来封建社会的繁荣，强调了儒家伦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理性规范作用，论述了自明清以来中国社会衰落的文化根源，即儒家伦理在理性中的自负情结，由此也看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理性的自负所带来的衰退征兆。
关键词：理性主义；理性的自负；儒家伦理；新教伦理
一、韦伯的新教伦理
韦伯（Weber，M）从文化的角度对经济与社会的思考无疑是一次学术的巨大突破，当然他也没有放弃经济的阐释力。他首先认为“鉴于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的重要性，每一种力图做出的解释都必须首先考量经济条件”[1]。同时他也看到，“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反向的因果关联；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仅要依赖于理性技术和理性法律的在先发展，而且取决于人们支持某些践行的、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和性向(disposition)”[2]。从对文化的强调出发，他认为，“巫术和宗教力量以及基于对这些力量之信仰的关于义务的伦理观念一直是人类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形塑因素”[3]。韦伯谈到，新教伦理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动力。十五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通过重新诠释教义的方式，将人们从对上帝的束缚性崇拜中解脱出来，重新进入现世的世界并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崇拜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崇拜已经与现世的拼搏进取结合起来并产生出强大的文化动力，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
二、韦伯的问题：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
韦伯的上述观点大体上是说得通的，但是韦伯在遇到中国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采用其合理化观点分析中西近代化演变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韦伯认为，“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在中国或印度未曾起到同样的作用呢？为什么那里的科学、艺术、政治或经济发展没有沿着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道路前进呢？所有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定的而且与众不同的唯理主义”[4]。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文化，就会发现韦伯的问题。事实上，从孔子起始的儒家伦理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带来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
按照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的说法，孔子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了古代原始文化“礼乐”，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用理性的管辖之下。所谓“实用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5]例如颜渊询问孔子“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认为“仁”不是玄妙的事情，只要我们约束自身言行使其合乎礼，那么天下就归依仁了。颜渊继续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要做好了这些，那么就实现了克己复礼，实现了仁。这是孔子将理性贯彻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具体说来，儒家伦理包括了两个部分，即李泽厚所说的“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6]。“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又如季路询问事奉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请问怎样看待死呢？”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是儒家伦理区别于其他宗教的重要方面。不去事鬼，而先明白如何事人，从而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提供世界观的参考。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谈到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7]。这一点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个部分是“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认为“仁”在我们自己心中，只要我们向往仁，那么仁就会来到。这就不像是其他宗教一样，认为人们需要革除自己的欲望，潜心修行，才能在来世获得幸福或者在天国中成仙成佛。又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些关于后生的规定都是积极入世的。同时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又体现出一种价值观。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从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出发，得出了他的财富观：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那应该是入世人生的一部分。这一点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理性的自负：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何中国的儒家伦理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为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思潮”的“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矣” [8]，然而“清代思潮”却没有带来文艺复兴的效果呢？
如果从文化层面看，中国文化不是缺乏韦伯所谓的欧洲所特有的理性主义，而恰恰是理性主义的泛滥，即文化层面上的理性的自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明清以来中国文化的理性的自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的文化专制，二是对外的盲目自大。对内的文化专制是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而强化的，比如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禁止士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又如文字狱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不再关心社会。对外的盲目自大，台湾学者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所提出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即是一例。所谓“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一是自我中心的，二是不以平等看待外国。[9]甚至到了20世纪，这种观点还很有市场，胡适也曾经批判过这种观点。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胡适进而批判道：“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作顺民。”[10]
四、从明清以来东方文化的式微
看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
西方文化自启蒙运动以来依然面临着不断扩张的理性所带来的社会危机。这种理性的不断扩张一是源自卢梭（Rousseau）以来的唯理主义。[11]曾如哈耶克所言；“运用理性的目的，乃在于控制及预测。但是，理性增长的进程却需依赖于自由以及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那些夸张理性力量的人士，通常只看到了人的思想与行为间互动的一个方面，但是他们却未能看到，欲使发展成为可能，理性生成所赖以为基础的社会进程就必须免于理性的控制。”[12]二是源自“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或者使得西方看不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或者会使得西方因恐惧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可能会对自身构成威胁从而采取极其不明智的遏制政策。“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使得目前的世界存在着从中心到边缘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状态以及文化的不平衡状态，而这对西方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局限与封闭。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使中国人对世俗社会有了更多的控制能力，但是正是这种不断增强到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掌控能力带来了中国自明清以来文化的衰微，而西方文化也正出现着这样的足以使其走向自我毁灭的危机。
注释：
[1][2][3][4] [德]韦伯（Weber，M）：《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美]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0-11页。
[5] 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6] 李泽厚：《美的历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9] 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
[10] 胡适：《胡适文集》（4），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 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3页。
[12]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理性主义；理性的自负；儒家伦理；新教伦理
一、韦伯的新教伦理
韦伯（Weber，M）从文化的角度对经济与社会的思考无疑是一次学术的巨大突破，当然他也没有放弃经济的阐释力。他首先认为“鉴于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的重要性，每一种力图做出的解释都必须首先考量经济条件”[1]。同时他也看到，“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反向的因果关联；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仅要依赖于理性技术和理性法律的在先发展，而且取决于人们支持某些践行的、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和性向(disposition)”[2]。从对文化的强调出发，他认为，“巫术和宗教力量以及基于对这些力量之信仰的关于义务的伦理观念一直是人类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形塑因素”[3]。韦伯谈到，新教伦理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动力。十五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通过重新诠释教义的方式，将人们从对上帝的束缚性崇拜中解脱出来，重新进入现世的世界并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崇拜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崇拜已经与现世的拼搏进取结合起来并产生出强大的文化动力，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
二、韦伯的问题：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
韦伯的上述观点大体上是说得通的，但是韦伯在遇到中国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采用其合理化观点分析中西近代化演变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韦伯认为，“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在中国或印度未曾起到同样的作用呢？为什么那里的科学、艺术、政治或经济发展没有沿着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道路前进呢？所有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定的而且与众不同的唯理主义”[4]。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文化，就会发现韦伯的问题。事实上，从孔子起始的儒家伦理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带来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
按照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的说法，孔子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了古代原始文化“礼乐”，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用理性的管辖之下。所谓“实用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5]例如颜渊询问孔子“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认为“仁”不是玄妙的事情，只要我们约束自身言行使其合乎礼，那么天下就归依仁了。颜渊继续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要做好了这些，那么就实现了克己复礼，实现了仁。这是孔子将理性贯彻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具体说来，儒家伦理包括了两个部分，即李泽厚所说的“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6]。“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又如季路询问事奉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请问怎样看待死呢？”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是儒家伦理区别于其他宗教的重要方面。不去事鬼，而先明白如何事人，从而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提供世界观的参考。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谈到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7]。这一点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个部分是“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认为“仁”在我们自己心中，只要我们向往仁，那么仁就会来到。这就不像是其他宗教一样，认为人们需要革除自己的欲望，潜心修行，才能在来世获得幸福或者在天国中成仙成佛。又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些关于后生的规定都是积极入世的。同时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又体现出一种价值观。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从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出发，得出了他的财富观：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那应该是入世人生的一部分。这一点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理性的自负：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何中国的儒家伦理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为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思潮”的“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矣” [8]，然而“清代思潮”却没有带来文艺复兴的效果呢？
如果从文化层面看，中国文化不是缺乏韦伯所谓的欧洲所特有的理性主义，而恰恰是理性主义的泛滥，即文化层面上的理性的自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明清以来中国文化的理性的自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的文化专制，二是对外的盲目自大。对内的文化专制是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而强化的，比如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禁止士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又如文字狱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不再关心社会。对外的盲目自大，台湾学者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所提出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即是一例。所谓“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一是自我中心的，二是不以平等看待外国。[9]甚至到了20世纪，这种观点还很有市场，胡适也曾经批判过这种观点。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胡适进而批判道：“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作顺民。”[10]
四、从明清以来东方文化的式微
看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
西方文化自启蒙运动以来依然面临着不断扩张的理性所带来的社会危机。这种理性的不断扩张一是源自卢梭（Rousseau）以来的唯理主义。[11]曾如哈耶克所言；“运用理性的目的，乃在于控制及预测。但是，理性增长的进程却需依赖于自由以及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那些夸张理性力量的人士，通常只看到了人的思想与行为间互动的一个方面，但是他们却未能看到，欲使发展成为可能，理性生成所赖以为基础的社会进程就必须免于理性的控制。”[12]二是源自“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或者使得西方看不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或者会使得西方因恐惧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可能会对自身构成威胁从而采取极其不明智的遏制政策。“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使得目前的世界存在着从中心到边缘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状态以及文化的不平衡状态，而这对西方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局限与封闭。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使中国人对世俗社会有了更多的控制能力，但是正是这种不断增强到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掌控能力带来了中国自明清以来文化的衰微，而西方文化也正出现着这样的足以使其走向自我毁灭的危机。
注释：
[1][2][3][4] [德]韦伯（Weber，M）：《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美]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0-11页。
[5] 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6] 李泽厚：《美的历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9] 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
[10] 胡适：《胡适文集》（4），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 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3页。
[12]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