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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南海工作了27年,那时候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央一些首长及其家属一起,自己买票到西楼大厅看娱乐电影,再加上轮到现场值班或卖票,所以耳闻目睹了许多与中南海内部电影有关的故事,其中有些故事相当感人,有些十分有趣,至今依然回味无穷。
西楼大厅观看电影的故事
所谓“中南海内部电影”,通常说的就是西楼大厅所放映的电影,是中央领导人同机关干部、职工一起看的公开发行,或暂不公开发行的电影。而西楼大厅除了放映电影外,还是首长开会、办公、接见、吃饭和举行舞会的场所,只是根据不同的活动内容,灵活布置不同的形式罢了。
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分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供片单位和影片类别,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对于首长们来说,通过观看和审查这些片子,既能扩大视野,了解世界,又能减轻疲劳,得到休息,如果在规定的日子看即将发行的故事片,还能接触不少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无疑,这又是一件大家都很高兴的事。当然,西楼地属中南海甲区,警卫级别是高的,相关人员出入,必须要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制作的通行证。但就看电影而言,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对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干部作风时,还专门以此为例。他说:“这是中央以身作则,带了个好头,它好就好在:(一)不论是谁自己掏钱买票;(二)坚持同机关群众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规定时间、地点放映,没有谁等谁、照顾谁的问题,到时间就放;(四)不搞首长个人专场,没有特殊化。”
此前,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中央负责同志能及时看到国产新片,也曾安排过专用拷贝。虽然后来取消了,但发行公司得到新片时,仍优先供应并收每场折旧费10元(含新闻、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则每场收折旧费15元。西楼电影同外面影院一样,取片是要付钱的,所以看片就得买票,没有公款招待一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楼大厅看电影的首长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谭震林、胡乔木、张际春等,特别是前四位,几乎每场必到。
西楼每月在规定的日子里,平均要放映9—10场电影,国产片一时接不上,就由放映组挑选一些暂时适合机关内部小范围观看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两部电影曾引起不小的议论。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旧片(片名已忘)。前者是刚制作完的新片,又是名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等主演,因此来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较多,当时快把整个大厅都坐满了。大家看后反映热烈,纷纷叫好,尤其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兴奋地说:“电影拍得真好,演员演得也好,我们当初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时,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几位首长夫人也赞扬道:“故事编得曲折生动,人物感情含蓄细腻。”然而过了不久,这部在我们看来拍得不错的《早春二月》,却被人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问题反映到高层,周总理亲自过问。据放映组组长于器海回来对我们讲:总理在西花厅看过片子后,还找导演谈了话。
至于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那部电影,那天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演员中有江青(江青当时叫“蓝蘋”)。当银幕上出现“某某蓝蘋饰”的文字时,场内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随着故事逐渐展开,蓝蘋的镜头也多了起来,由于她演的是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话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使得大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刻邓小平出来解围,他边走边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此事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毕竟江青已参加革命多年,是从延安来的老人,当时又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过去在上海演的那种电影,自然影响不好。所幸此事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过了一个月,竟有几位心直口快的人对我们说:“感谢服务科放映组的同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典故。”
西楼大厅放映的另一类影片,就是专供首长看的工作片(也叫参考片或审查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例,片子从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在3年多的时间里,涵盖了多方面的设计、实验、准备,直至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爆的一系列机密内容。中央军委将此片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按不同部门和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在我的印象里,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片子由部队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领导层审查观看时,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原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映大厅,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长接电话,才能进去通报并须尽快退出。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卫,以防他人进入。这种措施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后来大概过了半年时间,中央办公厅作出决定,组织所属各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观看同类纪录片,此时已是三等密级。放映那天,由于一时集中来到西楼大厅的人很多,领导临时把我拉上去做登记、验票等工作,于是我也有机会看到不少镜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想不到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厉害到如此程度:××距离外的解放牌大卡车被炸得在地上翻滚;火车钢轨扭曲成了麻花状;枪弹、手雷内的固体炸药变成了液态。据介绍,这种镜片的自动暗度变换时间要比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辐射光速快,并且小巧灵活,携带方便,完全适合实战要求,是我国科技人员自己研制成功的。电影结束后,很多人没有像平时那样站起来就走,而是依旧坐着,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毛主席的话“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手里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的深刻含义。
作为首长看的工作片,还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60年代苏联的《雁南飞》、《第41》等,以及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讲解)。毫无疑问,所有首长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电影的关注
毛主席看电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相比,算是很少的一位。朱德总司令曾说过:“主席是一开两看的大忙人(即开会、看文件、看书),哪有啥子时间多看电影。”然而毛主席对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次同电影人交谈时,他就很赞同下述看法:现代电影作为精神食粮(或商品),是个新兴事业,其发展速度之快,传播面积之广,群众接受程度之高,社会影响面之大,并且经济效益之好,是别的文艺剧种(商品)无法比拟的。所以新中国刚成立半年多,就经毛主席同意批准,由文化部公布了《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电影旧片清理》和《影业登记》五个暂行办法。由此,新中国电影事业很快进入有序、健康的发展轨道。
毛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我在放映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此外,毛主席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经常来此跳舞;后来安装了放映座机和银幕,便成了跳舞和看电影的活动场所。不过平时毛主席很少看,只是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每到这个时候,舞厅又是另一番轻松欢乐的景象:舞伴们和工作人员,人人提着一把椅子,紧紧地围着毛主席,高高兴兴地一边看电影,一边自在安逸地休息着,而此刻首长也显得格外安详,像过年家里团聚时的老人一样。
后来随着毛主席年龄增高和工作压力增大,看电影的次数就更少了,甚至一两个月都不看一次。再往后他仅在新住地——游泳池,偶尔看看“样板戏”拍成的电影。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他老人家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和腿力衰退尤为明显。江青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我们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总理对于电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不仅重视本国的,也重视外国的,而且还切实做到了“洋为中用”。例如: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
当时国内形势虽然有了初步好转,但“左”的思想还很重,不少人一谈起美国,就说是“帝国主义”,也不敢多说它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因此看了眼前出现的镜头,加上周总理的讲话,大多数人开始沉思起来,有人甚至不断叹息。电影看完后,李先念又请了几位部长进过道会议室,一边休息,一边座谈。有的说:“人家已经有能力飞向月球,我们连普通客机都不能制造,差距太大了。”有的讲:“有毛主席、周总理在,我们一定会赶上去的。”李先念插话道:“现在经济状况比前两年要好,中央已经决定拿出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把工业基础搞上去,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有些搞经济工作的干部胆子小、顾虑重,怕的东西太多。我想大家看过这部影片和听过总理讲话后会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对于这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一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如此有条不紊,逐级下来,大家都受益匪浅。
周总理对本国电影更是全力支持和倍加爱护。1960年夏,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部分电影工作者,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要反对和纠正错误倾向的话后,还列举了一连串他看过的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好电影。最后他目光慈祥地对大家说:“你们的父母或孩子看到这样好的故事,这样好的表演,该有多高兴啊!”提到孩子,有人自然联想到周总理自己没有孩子,于是脱口而出:“总理,我们当您的干儿子、干女儿好不好?不履行手续,说了就算。”周总理听了双臂抱胸,哈哈一笑。
直到最后岁月,周总理在治病、医疗期间依旧常看国产片,对祖国的电影事业,对众多的电影人仍是充满热爱,有时躺在床上还听越剧电影《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两段录音。在一次看完《闪闪的红星》后,医疗专家吴阶平陪着周总理往外走的时候说:“小孩子的影片,能这样深深地感动大人,真不简单。”周总理也很感叹,说道:“我也一样受教育啊!”
江青看电影的与众不同
讲到中南海内部电影,江青在春耦斋定的个人专场,是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江青常看国产故事片、艺术片、外国片,平均每周三次。在长达八九年的接触中,我深感她看电影与众不同,有时候还有点怪异。
(一)看得多。开始我以为江青是演过电影的人,或许对电影感情深,所以要多看。特别是1963年、1964年这两年看的次数更多,重点是解放后的国产片,当然国外片也不少。有的片子看过后,过几天还要再看一遍,直到看透为止。
(二)看得急。一般而言,人们看电影总是要等电影全部拍完并且制作好以后才会看,可是江青不然。有段时间她急着要看送审片。这就让放映组为难了,因为送审片在有关部门未审查合格前,制片厂对片子画面与声带是分别洗印的,而春耦斋的放映机,只能放映画面与声音连在一起的成片。没有办法,江青只能到“新影”(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去观看。几个来回后,她不乐意,提出改造原来的放映机。但要改造春耦斋的放映座机,可不是一件小事。这台机器主要是为保证毛主席看电影能够有良好效果,经周总理批准于1960年从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进口的,当时价格15万,在北京乃至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机器,弄坏了损失太大。何况那时江青除了看电影,没有别的工作,行政职务为协理员,属处级干部,所以汪东兴没有批准。江青也不再坚持,继续到“新影”看片子。我们曾私下议论过,为什么要急成这个样子?她要看的影片有的是,何必这样麻烦人家呢?但谁也不敢当面劝她。
(三)不准他人同看。除身边的警卫员、护士和值班的工作人员外,江青是不准别人进放映厅同她一起看电影的。她似乎很怕分散精力,更怕别人掌握她看电影的类别和规律。
(四)不动声色,只看不语。在那几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青几乎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电影制片厂拍的故事片、艺术片,甚至童话片都看过了。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她每看完一部或两部影片后,从不表态,既不赞扬也不批评,对制片、导演、演员一字不提。大概江青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不说而已。
(五)例外待客。江青与人是极少交往的,只有在极其特别的情况下,才会露面约人谈论有关电影方面的事,或请人吃饭。我遇到过两次,都是在颐年堂。一次她约康生专门谈文艺界方面的现状和理论问题,交谈中她很欣赏并赞同康生提到的“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它会对人的思想、社会制度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次是请两位演员同她一起吃便饭。她们边吃边谈,也是文艺界的事,诸如不同意见、亲疏有别、待遇问题。显然,此时江青对文艺界,特别是电影方面,已远非我们先前认为的只是“消遣消遣,看看而已”的范围了。它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尖锐的高度。
1966年,江青当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一跃成为权力顶峰上的人物之后,对电影界、文艺界不仅指手画脚,更是发号施令了。这时,我们才对她急着集中看那么多电影恍然大悟,难怪她不久前,在林彪的支持下,在军队高级干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近期以来,我有系统有目的地看了一百多部电影,发现问题很严重。长期以来我们被一条资产阶级黑线统治着……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这种情况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岂能容忍!必须砸烂。”
(责任编辑 文世芳 汪文庆)
西楼大厅观看电影的故事
所谓“中南海内部电影”,通常说的就是西楼大厅所放映的电影,是中央领导人同机关干部、职工一起看的公开发行,或暂不公开发行的电影。而西楼大厅除了放映电影外,还是首长开会、办公、接见、吃饭和举行舞会的场所,只是根据不同的活动内容,灵活布置不同的形式罢了。
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分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供片单位和影片类别,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对于首长们来说,通过观看和审查这些片子,既能扩大视野,了解世界,又能减轻疲劳,得到休息,如果在规定的日子看即将发行的故事片,还能接触不少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无疑,这又是一件大家都很高兴的事。当然,西楼地属中南海甲区,警卫级别是高的,相关人员出入,必须要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制作的通行证。但就看电影而言,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对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干部作风时,还专门以此为例。他说:“这是中央以身作则,带了个好头,它好就好在:(一)不论是谁自己掏钱买票;(二)坚持同机关群众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规定时间、地点放映,没有谁等谁、照顾谁的问题,到时间就放;(四)不搞首长个人专场,没有特殊化。”
此前,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中央负责同志能及时看到国产新片,也曾安排过专用拷贝。虽然后来取消了,但发行公司得到新片时,仍优先供应并收每场折旧费10元(含新闻、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则每场收折旧费15元。西楼电影同外面影院一样,取片是要付钱的,所以看片就得买票,没有公款招待一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楼大厅看电影的首长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谭震林、胡乔木、张际春等,特别是前四位,几乎每场必到。
西楼每月在规定的日子里,平均要放映9—10场电影,国产片一时接不上,就由放映组挑选一些暂时适合机关内部小范围观看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两部电影曾引起不小的议论。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旧片(片名已忘)。前者是刚制作完的新片,又是名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等主演,因此来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较多,当时快把整个大厅都坐满了。大家看后反映热烈,纷纷叫好,尤其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兴奋地说:“电影拍得真好,演员演得也好,我们当初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时,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几位首长夫人也赞扬道:“故事编得曲折生动,人物感情含蓄细腻。”然而过了不久,这部在我们看来拍得不错的《早春二月》,却被人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问题反映到高层,周总理亲自过问。据放映组组长于器海回来对我们讲:总理在西花厅看过片子后,还找导演谈了话。
至于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那部电影,那天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演员中有江青(江青当时叫“蓝蘋”)。当银幕上出现“某某蓝蘋饰”的文字时,场内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随着故事逐渐展开,蓝蘋的镜头也多了起来,由于她演的是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话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使得大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刻邓小平出来解围,他边走边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此事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毕竟江青已参加革命多年,是从延安来的老人,当时又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过去在上海演的那种电影,自然影响不好。所幸此事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过了一个月,竟有几位心直口快的人对我们说:“感谢服务科放映组的同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典故。”
西楼大厅放映的另一类影片,就是专供首长看的工作片(也叫参考片或审查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例,片子从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在3年多的时间里,涵盖了多方面的设计、实验、准备,直至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爆的一系列机密内容。中央军委将此片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按不同部门和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在我的印象里,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片子由部队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领导层审查观看时,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原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映大厅,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长接电话,才能进去通报并须尽快退出。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卫,以防他人进入。这种措施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后来大概过了半年时间,中央办公厅作出决定,组织所属各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观看同类纪录片,此时已是三等密级。放映那天,由于一时集中来到西楼大厅的人很多,领导临时把我拉上去做登记、验票等工作,于是我也有机会看到不少镜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想不到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厉害到如此程度:××距离外的解放牌大卡车被炸得在地上翻滚;火车钢轨扭曲成了麻花状;枪弹、手雷内的固体炸药变成了液态。据介绍,这种镜片的自动暗度变换时间要比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辐射光速快,并且小巧灵活,携带方便,完全适合实战要求,是我国科技人员自己研制成功的。电影结束后,很多人没有像平时那样站起来就走,而是依旧坐着,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毛主席的话“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手里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的深刻含义。
作为首长看的工作片,还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60年代苏联的《雁南飞》、《第41》等,以及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讲解)。毫无疑问,所有首长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电影的关注
毛主席看电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相比,算是很少的一位。朱德总司令曾说过:“主席是一开两看的大忙人(即开会、看文件、看书),哪有啥子时间多看电影。”然而毛主席对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次同电影人交谈时,他就很赞同下述看法:现代电影作为精神食粮(或商品),是个新兴事业,其发展速度之快,传播面积之广,群众接受程度之高,社会影响面之大,并且经济效益之好,是别的文艺剧种(商品)无法比拟的。所以新中国刚成立半年多,就经毛主席同意批准,由文化部公布了《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电影旧片清理》和《影业登记》五个暂行办法。由此,新中国电影事业很快进入有序、健康的发展轨道。
毛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我在放映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此外,毛主席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经常来此跳舞;后来安装了放映座机和银幕,便成了跳舞和看电影的活动场所。不过平时毛主席很少看,只是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每到这个时候,舞厅又是另一番轻松欢乐的景象:舞伴们和工作人员,人人提着一把椅子,紧紧地围着毛主席,高高兴兴地一边看电影,一边自在安逸地休息着,而此刻首长也显得格外安详,像过年家里团聚时的老人一样。
后来随着毛主席年龄增高和工作压力增大,看电影的次数就更少了,甚至一两个月都不看一次。再往后他仅在新住地——游泳池,偶尔看看“样板戏”拍成的电影。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他老人家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和腿力衰退尤为明显。江青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我们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总理对于电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不仅重视本国的,也重视外国的,而且还切实做到了“洋为中用”。例如: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
当时国内形势虽然有了初步好转,但“左”的思想还很重,不少人一谈起美国,就说是“帝国主义”,也不敢多说它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因此看了眼前出现的镜头,加上周总理的讲话,大多数人开始沉思起来,有人甚至不断叹息。电影看完后,李先念又请了几位部长进过道会议室,一边休息,一边座谈。有的说:“人家已经有能力飞向月球,我们连普通客机都不能制造,差距太大了。”有的讲:“有毛主席、周总理在,我们一定会赶上去的。”李先念插话道:“现在经济状况比前两年要好,中央已经决定拿出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把工业基础搞上去,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有些搞经济工作的干部胆子小、顾虑重,怕的东西太多。我想大家看过这部影片和听过总理讲话后会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对于这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一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如此有条不紊,逐级下来,大家都受益匪浅。
周总理对本国电影更是全力支持和倍加爱护。1960年夏,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部分电影工作者,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要反对和纠正错误倾向的话后,还列举了一连串他看过的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好电影。最后他目光慈祥地对大家说:“你们的父母或孩子看到这样好的故事,这样好的表演,该有多高兴啊!”提到孩子,有人自然联想到周总理自己没有孩子,于是脱口而出:“总理,我们当您的干儿子、干女儿好不好?不履行手续,说了就算。”周总理听了双臂抱胸,哈哈一笑。
直到最后岁月,周总理在治病、医疗期间依旧常看国产片,对祖国的电影事业,对众多的电影人仍是充满热爱,有时躺在床上还听越剧电影《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两段录音。在一次看完《闪闪的红星》后,医疗专家吴阶平陪着周总理往外走的时候说:“小孩子的影片,能这样深深地感动大人,真不简单。”周总理也很感叹,说道:“我也一样受教育啊!”
江青看电影的与众不同
讲到中南海内部电影,江青在春耦斋定的个人专场,是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江青常看国产故事片、艺术片、外国片,平均每周三次。在长达八九年的接触中,我深感她看电影与众不同,有时候还有点怪异。
(一)看得多。开始我以为江青是演过电影的人,或许对电影感情深,所以要多看。特别是1963年、1964年这两年看的次数更多,重点是解放后的国产片,当然国外片也不少。有的片子看过后,过几天还要再看一遍,直到看透为止。
(二)看得急。一般而言,人们看电影总是要等电影全部拍完并且制作好以后才会看,可是江青不然。有段时间她急着要看送审片。这就让放映组为难了,因为送审片在有关部门未审查合格前,制片厂对片子画面与声带是分别洗印的,而春耦斋的放映机,只能放映画面与声音连在一起的成片。没有办法,江青只能到“新影”(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去观看。几个来回后,她不乐意,提出改造原来的放映机。但要改造春耦斋的放映座机,可不是一件小事。这台机器主要是为保证毛主席看电影能够有良好效果,经周总理批准于1960年从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进口的,当时价格15万,在北京乃至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机器,弄坏了损失太大。何况那时江青除了看电影,没有别的工作,行政职务为协理员,属处级干部,所以汪东兴没有批准。江青也不再坚持,继续到“新影”看片子。我们曾私下议论过,为什么要急成这个样子?她要看的影片有的是,何必这样麻烦人家呢?但谁也不敢当面劝她。
(三)不准他人同看。除身边的警卫员、护士和值班的工作人员外,江青是不准别人进放映厅同她一起看电影的。她似乎很怕分散精力,更怕别人掌握她看电影的类别和规律。
(四)不动声色,只看不语。在那几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青几乎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电影制片厂拍的故事片、艺术片,甚至童话片都看过了。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她每看完一部或两部影片后,从不表态,既不赞扬也不批评,对制片、导演、演员一字不提。大概江青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不说而已。
(五)例外待客。江青与人是极少交往的,只有在极其特别的情况下,才会露面约人谈论有关电影方面的事,或请人吃饭。我遇到过两次,都是在颐年堂。一次她约康生专门谈文艺界方面的现状和理论问题,交谈中她很欣赏并赞同康生提到的“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它会对人的思想、社会制度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次是请两位演员同她一起吃便饭。她们边吃边谈,也是文艺界的事,诸如不同意见、亲疏有别、待遇问题。显然,此时江青对文艺界,特别是电影方面,已远非我们先前认为的只是“消遣消遣,看看而已”的范围了。它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尖锐的高度。
1966年,江青当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一跃成为权力顶峰上的人物之后,对电影界、文艺界不仅指手画脚,更是发号施令了。这时,我们才对她急着集中看那么多电影恍然大悟,难怪她不久前,在林彪的支持下,在军队高级干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近期以来,我有系统有目的地看了一百多部电影,发现问题很严重。长期以来我们被一条资产阶级黑线统治着……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这种情况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岂能容忍!必须砸烂。”
(责任编辑 文世芳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