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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民国全国性政权的建立，使其有能力在乡村建立完整的区、乡政权。乡村原来的文化权威阶层适应新政权的要求，开始进一步离乡或是官僚化，与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相适应。民国政府通过乡村教育体系和乡村建设运动推行与乡村原来不同的文化，多种文化在乡村发展，而实际结果是加剧了乡村文化的衰败。
［关键词］民国 基层政权 文化 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21－02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以前，乡村一直是国家财税、兵员的重要来源，政府通过政治体制和乡村教化，维持乡村的传统秩序和文化。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社会开始了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建立系统的乡村政权，加强了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控制。同时，乡村学校教育的开展改变了以科举为目的的乡村教育和文化导向，乡村自治、乡村建设运动使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政治文化输入乡村。乡村基层政权在这种输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民国基层政权和教育体制建设
作为行政体制组成部分的乡村教育机构是乡村中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苏南地区乡村教育体制由两部分构成：学校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由县教育局（劝学所）、区教育委员和乡村学校组成。在乡村中起社会教育责任的是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农民教育馆。省教育厅在省会设立省定民众教育馆，县在县城或县属繁盛市镇设立民众教育馆，隶居于教育局。县在本县原有自治区或学区划分民众教育区，设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下设阅览部等部，办理民众教育的各种事项。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江苏省，这项事业开展得也尤为积极。据1933年的统计，“（江苏省）各县有县立民众教育馆131处，农民教育馆86处，附属于各县立机关之民众茶园123处，民众识字处466处，问字处682处，阅报处1170处。全省服务社会教育的人员6400余人。”[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教育馆大多数分布在乡村，设立“书报阅览处、民众学校、问字代笔处、发行刊物、民众诊所、国术团、合作社、农艺试验场或示范农场、体育场、民众剧社、娱乐室、陈列室等”。[2]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的设立与乡村基层政权的区划在一定程度上重合，管理人员也与基层政权的管理人员重合，可以说是乡村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起着改革乡村教育，变革乡村文化的责任。
二、政权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权威的转变
士绅的官僚化、离乡，大量的士绅被吸取到国家政权中，长时间地脱离乡村，使乡村文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该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3]
随着新式教育的开展，在乡村中一种新型的文化领袖出现，他们是乡村中的教师。由于乡村中民众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传统私塾教师一直是乡村中的文化领袖。1918年无锡县停办私塾，完成向新式小学过渡。这时全县有公、私立小学314所，学生近2万人，各市、乡教育会均已成立。到北伐光复前夕，全县有小学教师1067人，其中城区260人、乡区807人。1930年后，全县小学数稳定于300～400所，小学教师数稳定于一千多人。这些乡村的教师大都受过新式教育，接受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热心政治。由于“尊师重教是江南的千年古风，在农村，乡民们对于‘学里老师’是特别敬重并且以之作为立身处世的楷模的，于是小学教师们自然成为各乡区的领袖。”[4]他们成为乡村地方文化中的重要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士绅离乡所带来的乡村文化权威的缺失。这些人对政治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趋向，这样政治文化的宣传在乡村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第一次国共内战后，双方逐渐认识到中国乡村中蕴含的力量，也开始争夺乡村的阵地，加大各自在乡村中的政治宣传。政治话语占据了乡村话语的主流。
三、乡村学校教育对乡村文化的影响
新教育培养目标不是科举的选人为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其失去对乡民的吸引力。新式的课程与农村生活、生产又格格不入，所以新式教育的开展并不顺利。新式教育培养的学生学习知识“却找不到一条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座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来说，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5]结果“现在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完成把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6]乡村教育背离了乡村教育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乡村的困境。导致民国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做苏南乡村调查时，在乡村找个中学生也不容易。
当然这不是说乡村教育完全失败，根据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无锡11个村，1929年14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占73.41%，1936年占68.14%。在整体乡村文化衰败的情况下，民众的文盲率还是有所下降。但整体上近代知识分子对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是持否定态度的。梁漱溟描述这种教育体制“乡间的儿童到县城里入了高等小学之后，便对他旧日乡村简朴生活已过不来，旧日饭亦不能吃了，旧日衣亦不能穿了，茶亦没得喝，烟亦没得吃，种种看不来，种种耐不得。而乡村农家应具的知识能力又一毫没有，代以学校里半生不熟绝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学科知识；乡间的劳作一切不能作，代以体操打球运动与手足不勤的游惰习惯。”[7]教育严重脱离农村的需求，与乡村社会的脱节，使新式教育不为民众所接受，也导致乡村中私塾的继续存在。在19世纪30年代整个江苏省的儿童入学率约为百分之四十，而入私塾的不在百分之十以下。改良后的私塾仍以四书、五经等为教授内容，这样的结果表明在乡村中，民众对私塾的接受程度要比新式学校高，私塾和新式学校在生源、教学内容等多方面的争夺不可避免。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乡村文化的改良
中国乡村面临的这种衰败，引起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注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个农业国家，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在中国占大多数的乡村的落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也应该从振兴乡村开始。梁漱溟理想中的乡村建设是一个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1933年梁漱溟在山东省国民政府主席的支持下，取消了邹平县内县级以下的区、乡镇政权，按照乡村间的经济联系，把全县划分为14个乡，乡设乡学。又划分为366个自然村，村设立村学。乡学、村学是作为地方行政、教育机关存在的，管理地方的教育、经济等事务，这样以学校取代政权的功能。这种模式尽管与国民政府推行的区、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完全背离，但却是建立新型基层政权的一种尝试。而梁漱溟正是要否定国民政府的这种努力，因为在他看来官僚主义的政府是乡村衰败的祸根所在。
苏南地区乡村建设运动和梁漱溟在复兴乡村的共同目的下采取不同的措施，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路是通过复兴乡间的儒家文化，这与费孝通的乡村“文化反哺”正好相反。费孝通的看法实际上与晏阳初、黄炎培的实践相同，都是通过把外来的西方文化引入乡村，他们开办学校，基本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来设置学校课程、教授新学。而这些是梁漱溟极力反对的。除此之外，各个实验区还改进农业，推广良种，兴修水利。1935年全国乡村工作会议在无锡举行，乡村建设运动在无锡发展起来。在实验区的农村中，乡村建设者以乡、镇为单位组织“改进会”，使之成为一乡、一镇地方事业的中心。计划到一定时间联合各乡镇改进会为区改进会，实现区长民选，使全区完全自治。无锡实验区制定《改进会组织通则》，以大村、小村联合、镇为单位建会，每一单位内只限建立一会，由各乡村、镇改进会联合而成“区改进会联合会”；规定改进会会员应有民众学校毕业的资格，全区先后共建立乡村、镇改进会19处。[8]这种乡村的建设运动是和乡村中本来存在的政治机构结合在一起的，着重的是乡村文化、经济的建设，也符合民国政府“管、教、养、卫”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理念。
近代乡村文化衰败是整个乡村衰败的一个方面，20世纪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加剧了乡村文化衰败，尽管也试图在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来发展乡村文化，这样导致了乡村建设运动是极其脆弱的，也不能根本上改变20世纪中国乡村文化衰败的困境。所以在乡村整体文化衰败的情况下，基层政权建设加剧了这种情况，而乡村建设运动的文化建设对乡村文化的复兴作用也有限，使整个20世纪上半期苏南乡村的文化处于一种衰败境地。
【参考文献】
[1]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物发行处,1934年版,第159页.
[2]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页.
[3][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98-301页.
[4][7]朱邦华.无锡民国史话.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版,第52、182页.
[6]梁漱溟.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30年版,第151-152页.
［关键词］民国 基层政权 文化 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21－02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以前，乡村一直是国家财税、兵员的重要来源，政府通过政治体制和乡村教化，维持乡村的传统秩序和文化。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社会开始了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建立系统的乡村政权，加强了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控制。同时，乡村学校教育的开展改变了以科举为目的的乡村教育和文化导向，乡村自治、乡村建设运动使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政治文化输入乡村。乡村基层政权在这种输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民国基层政权和教育体制建设
作为行政体制组成部分的乡村教育机构是乡村中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苏南地区乡村教育体制由两部分构成：学校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由县教育局（劝学所）、区教育委员和乡村学校组成。在乡村中起社会教育责任的是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农民教育馆。省教育厅在省会设立省定民众教育馆，县在县城或县属繁盛市镇设立民众教育馆，隶居于教育局。县在本县原有自治区或学区划分民众教育区，设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下设阅览部等部，办理民众教育的各种事项。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江苏省，这项事业开展得也尤为积极。据1933年的统计，“（江苏省）各县有县立民众教育馆131处，农民教育馆86处，附属于各县立机关之民众茶园123处，民众识字处466处，问字处682处，阅报处1170处。全省服务社会教育的人员6400余人。”[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教育馆大多数分布在乡村，设立“书报阅览处、民众学校、问字代笔处、发行刊物、民众诊所、国术团、合作社、农艺试验场或示范农场、体育场、民众剧社、娱乐室、陈列室等”。[2]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的设立与乡村基层政权的区划在一定程度上重合，管理人员也与基层政权的管理人员重合，可以说是乡村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起着改革乡村教育，变革乡村文化的责任。
二、政权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权威的转变
士绅的官僚化、离乡，大量的士绅被吸取到国家政权中，长时间地脱离乡村，使乡村文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该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3]
随着新式教育的开展，在乡村中一种新型的文化领袖出现，他们是乡村中的教师。由于乡村中民众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传统私塾教师一直是乡村中的文化领袖。1918年无锡县停办私塾，完成向新式小学过渡。这时全县有公、私立小学314所，学生近2万人，各市、乡教育会均已成立。到北伐光复前夕，全县有小学教师1067人，其中城区260人、乡区807人。1930年后，全县小学数稳定于300～400所，小学教师数稳定于一千多人。这些乡村的教师大都受过新式教育，接受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热心政治。由于“尊师重教是江南的千年古风，在农村，乡民们对于‘学里老师’是特别敬重并且以之作为立身处世的楷模的，于是小学教师们自然成为各乡区的领袖。”[4]他们成为乡村地方文化中的重要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士绅离乡所带来的乡村文化权威的缺失。这些人对政治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趋向，这样政治文化的宣传在乡村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第一次国共内战后，双方逐渐认识到中国乡村中蕴含的力量，也开始争夺乡村的阵地，加大各自在乡村中的政治宣传。政治话语占据了乡村话语的主流。
三、乡村学校教育对乡村文化的影响
新教育培养目标不是科举的选人为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其失去对乡民的吸引力。新式的课程与农村生活、生产又格格不入，所以新式教育的开展并不顺利。新式教育培养的学生学习知识“却找不到一条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座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来说，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5]结果“现在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完成把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6]乡村教育背离了乡村教育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乡村的困境。导致民国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做苏南乡村调查时，在乡村找个中学生也不容易。
当然这不是说乡村教育完全失败，根据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无锡11个村，1929年14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占73.41%，1936年占68.14%。在整体乡村文化衰败的情况下，民众的文盲率还是有所下降。但整体上近代知识分子对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是持否定态度的。梁漱溟描述这种教育体制“乡间的儿童到县城里入了高等小学之后，便对他旧日乡村简朴生活已过不来，旧日饭亦不能吃了，旧日衣亦不能穿了，茶亦没得喝，烟亦没得吃，种种看不来，种种耐不得。而乡村农家应具的知识能力又一毫没有，代以学校里半生不熟绝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学科知识；乡间的劳作一切不能作，代以体操打球运动与手足不勤的游惰习惯。”[7]教育严重脱离农村的需求，与乡村社会的脱节，使新式教育不为民众所接受，也导致乡村中私塾的继续存在。在19世纪30年代整个江苏省的儿童入学率约为百分之四十，而入私塾的不在百分之十以下。改良后的私塾仍以四书、五经等为教授内容，这样的结果表明在乡村中，民众对私塾的接受程度要比新式学校高，私塾和新式学校在生源、教学内容等多方面的争夺不可避免。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乡村文化的改良
中国乡村面临的这种衰败，引起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注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个农业国家，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在中国占大多数的乡村的落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也应该从振兴乡村开始。梁漱溟理想中的乡村建设是一个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1933年梁漱溟在山东省国民政府主席的支持下，取消了邹平县内县级以下的区、乡镇政权，按照乡村间的经济联系，把全县划分为14个乡，乡设乡学。又划分为366个自然村，村设立村学。乡学、村学是作为地方行政、教育机关存在的，管理地方的教育、经济等事务，这样以学校取代政权的功能。这种模式尽管与国民政府推行的区、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完全背离，但却是建立新型基层政权的一种尝试。而梁漱溟正是要否定国民政府的这种努力，因为在他看来官僚主义的政府是乡村衰败的祸根所在。
苏南地区乡村建设运动和梁漱溟在复兴乡村的共同目的下采取不同的措施，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路是通过复兴乡间的儒家文化，这与费孝通的乡村“文化反哺”正好相反。费孝通的看法实际上与晏阳初、黄炎培的实践相同，都是通过把外来的西方文化引入乡村，他们开办学校，基本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来设置学校课程、教授新学。而这些是梁漱溟极力反对的。除此之外，各个实验区还改进农业，推广良种，兴修水利。1935年全国乡村工作会议在无锡举行，乡村建设运动在无锡发展起来。在实验区的农村中，乡村建设者以乡、镇为单位组织“改进会”，使之成为一乡、一镇地方事业的中心。计划到一定时间联合各乡镇改进会为区改进会，实现区长民选，使全区完全自治。无锡实验区制定《改进会组织通则》，以大村、小村联合、镇为单位建会，每一单位内只限建立一会，由各乡村、镇改进会联合而成“区改进会联合会”；规定改进会会员应有民众学校毕业的资格，全区先后共建立乡村、镇改进会19处。[8]这种乡村的建设运动是和乡村中本来存在的政治机构结合在一起的，着重的是乡村文化、经济的建设，也符合民国政府“管、教、养、卫”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理念。
近代乡村文化衰败是整个乡村衰败的一个方面，20世纪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加剧了乡村文化衰败，尽管也试图在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来发展乡村文化，这样导致了乡村建设运动是极其脆弱的，也不能根本上改变20世纪中国乡村文化衰败的困境。所以在乡村整体文化衰败的情况下，基层政权建设加剧了这种情况，而乡村建设运动的文化建设对乡村文化的复兴作用也有限，使整个20世纪上半期苏南乡村的文化处于一种衰败境地。
【参考文献】
[1]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物发行处,1934年版,第159页.
[2]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页.
[3][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98-301页.
[4][7]朱邦华.无锡民国史话.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版,第52、182页.
[6]梁漱溟.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30年版,第151-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