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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菀猐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惊雷震撼九州，甬江沿岸掀起爱国怒潮。宁波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通电声援，游行示威，筹建爱国群众组织，以各种形式上街宣传。与此同时，提倡购用国货，抵制日货。“六三”以后，工潮澎湃，宁波的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运动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斗争形式由学生罢课发展为工人罢工，再发展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工学商的联合行动把这场爱国斗争推向了高潮。五四爱国热潮不仅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在宁波的进一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广泛普及，而且为宁波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建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五四运动;宁波;影响;百年纪念
[中图分类号] K26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3-0121-08
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100年前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震天惊雷，震撼着神州大地，甬江沿岸也掀起了爱国怒潮。最早是学潮兴起，宁波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通电声援，上街游行，筹建爱国群体组织，用各种形式开展爱国斗争。“六三”以后，工潮澎湃，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不久，汇集成工学商联合的反帝怒潮。斗争的形式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五四运动后，宁波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向纵深发展。今天，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缅怀宁波先辈在五四运动中丰功伟绩，继承他们的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一、甬上学潮兴起
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全国人民大为震惊，激起了愤怒和反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格精神再次化为人们的行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并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支援。全国各地各阶层群众纷纷响应，发出通电，表示坚决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神州开始了。在五四惊雷震撼之下，甬江沿岸也掀起了反帝爱国浪潮。
五四运动中，学生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首先起来响应的是广大爱国学生，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急先鋒。宁波也一样。《申报》曾记载说：“青岛噩耗传来，甬中各界不胜愤激，学界尤甚。”[1]5月7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宁波，富有革命激情的宁波热血学生义愤填膺，奋起响应。他们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一些中等学校相互联络，频繁活动。鄞县的青年发出了“国者我之国，国与我固有密切之关系，而莫之能离焉，国亡斯我亡矣”[2]P187的怒吼，由此奏响了宁波青年学生声援五四运动的序曲。
位于宁波城区的效实中学、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等中学生，分别于5月9日集会，纪念“五·九国耻日”，发表爱国演讲，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开始筹建爱国团体。私立钟灵学校校长金臻庠暨各教员于是日率领全体学生手执白旗，上书“国耻勿忘”等字样，高唱国耻歌：“一更儿子里，月儿起之东，东方的野心国，要求实在凶，他想我辽东地，山东福建江西与满蒙，又要我财政权，军警教育路矿一起送。二更儿子里，月儿昏沉沉，廿一条，尽多事，种定亡国的根，大借款、大押款，密约签的狠，眼睁睁，把江山，拱手送他人.......”并沿途游行。5月10日，宁波效实中学与省立四中学生成立“学生自助会”和“殖群社”。他们通过宣言和通电，对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要求把山东主权收回，严厉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
经金臻庠等联络数十人，学界决定于5月11日下午1时在宁波城区江北岸新民鼓舞台召开大会。遭到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并派警员找到相关发起人，劝阻集会。发起者起初并没有答应，后被迫商定不开大会，但即刻致电巴黎和会专使、巴黎中国专使：“外交消息日恶，望公等始终坚持，后盾之责，有国民在。”又致北洋政府：“鲁事警耗，闻者共愤，伏乞斡施，以挽危局。”[3]
11日下午1时许，大雨顷盆，但“各界冒雨来鼓舞台者极众，内有小学生数群，未带雨具，踯躅泥泞，状至可悯。自一时至四时络绎不绝，或鹄立门首，或徘徊道上，亦有定欲开会者。经警竭立抚慰，女生大骂官厅之无良而散。”[3]
5月14日，北京军阀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北京26所大中学校学生闻讯后举行罢课，宁波学生积极响应。
5月18日，宁波召开报告会。杭州救国教团派出的代表江慎臣、高霁初二人于晚上到了宁波省立四中，次日下午在省立四中举行报告会，报告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宁波效实中学、省立四中、省第四师范、甲种商业学校、工业学校、斐迪学校、毓才中学、浸会中学、崇信中学、三一中学（今宁波三中）、女子师范等11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于省立四中礼堂听报告。杭州教团代表从5个方面做了阐述：（一）评述青岛之得失与我国前途的关系;（二）北京学生之种种举动俱起于公愤，出于爱国热情;（三）章宗祥、曹汝霖等必须从严惩办;（四）抵制日货，务必宣传持久;（五）杭州已联合14个学校成立中等以上学生救国团，希望宁波成立学生联合会，与杭州一致行动，为政府后盾。会上，宁波效实中学、省立四中等11所学校的20余名学生相继登台演说，“皆慷慨激昂。”[4]报告持续5个小时，一直到下午6时结束。这次报告会大大地激起了宁波学生的爱国热情。
是日，位于宁波城区的宁波效实、四中、浸会、中工、女师、毓才、甲商、斐迪、崇德、崇信、圣模等13所中等以上学校发起宣告成立“宁波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出席会议的有3000余名学生，会上通过章程决议及各校代表名单。具体如下：（一）简章。定名为宁波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二）宗旨。联络感情，交换知己，群策群力，扬民气以救国;（三）地点临时指定;（四）职员。总代表效实中学，文牍兼书记第四师范学校，庶务兼会计甲种商业学校;（五）职员任期。以一学期为限;（六）会务。各校各自进行，务从本会宗旨上发扬;（七）会期。分常会和临时会：常会每月1次（时间临时指定），特别时期发生时开临时代表会;（八）基本金。每个会员各出小洋1角;（九）本会章程由代表会议修改;（十）本会有未妥处，由代表会更正。会上还推荐了各校代表21名，即四师章启斌、赵龙骄、张宗麟;效实毛起、袁敦襄;甲商李锐、胡汝谐;甲工缪德海、王显岑;四中张其昀、汤誾;斐迪王福生、王信德;崇信谷兆焕、张慕翰;浸会李甬溎、谢德润;毓才王文亭、李德元;女师丁菊贞、廖中眉。[5]（PP3～4） 与此同时，成立“宁波中等以上学校校外同志会”并进行活动。1919年6月27日的《四明日报》刊登该会第二次大会的开会广告：“中等以上学校同志鉴：本会定旧历六月初二日下午一时，在旧县学明伦堂开第二次大会。诸同志住址未能尽悉，恐有遗漏，除分函通告外，持此登报奉邀。凡我同志，届时务希莅会藉盼。教言而匡，不逮是盼。宁波中等以上学校校外同志会启。”1919年6月30日（六月初二），宁波中等以上学校校外同志会在鄞县县学召开第二次会议，就抗日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宁波学生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响应，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其中一项重要活动是组织宣传队。学生们纷纷上街演讲、演出和散发传单，向市民讲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严重后果和北京、上海等地民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等口号下，言词愤慨，内容动人，听者为之感动。宁波女子师范学生串门走户，向家庭妇女宣讲青岛事件真相，痛述亡国奴的苦难。省立四中学生王吟雪在演讲时当场咬破手指，用殷红的鲜血写上“誓死抗日”4个大字，千余听众为之感动。一些学生还编了不少爱国歌曲，其中一首歌词是：“同胞同胞，匈奴未死，雄心不可消。杀贼杀贼，灭此朝食，枕戈听斗刁。青岛浑春，齐鲁八闽，门户尽萧条。我身何有，我家何托，用看士气骁。”[6]各校学生还在宁波城区与乡村演出。内容有《痛打卖国贼》《东洋乌龟爬不动》等，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组织的演剧团，排演《高丽亡国惨史》等剧，在城乡演出。《四明日报》曾有报导：“闻（鄞县）南乡胡家坟山学校，亦于日前特派胡泰眎君，赴甬聘请师范学生演剧团，准下月初六、初七二日下乡演剧。”学生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广泛联系群众，启发了工农大众的觉悟。
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发展，使北洋政府在宁波当局十分震骇，他们出示“训令”“通告”，禁止学生集会，不准报馆登学生集会、罢课消息，并以解散学校相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激起了学生的愤慨。宁波学界并没有被吓到，反而激起了学生的反帝浪潮。5月25日，宁波小学师生借江北岸余使君庙北隅第三小学召开联合大会。金臻痒主持会议，各校派人参加，并拟订章程，成立“救国团”。
5月29日，浙江督军杨培德和省长齐耀珊发出通告，要“各校学生遵守校规，安心问学”，“如不再率训诫，即行查明斥惩，倘有逾法行动，妨碍秩序遵守，依法逮治，不稍宽贷。”次日，省长又下训令说：“暑假期迩，授课三天几时，应即日一律放假。”[7]为此，杭州学生发表宣言，明确指出：“自五月二十九日起，至杭城各校九月一日开校之规定止，为时九十日。长夏漫漫，学生于草泽之间，无人出而奔走呼号，彼辈乃得逞所欲为，肆意媚敌，断送祖国，人而有心，孰肯出此？”[8]（pp188～189）并决定5月29日全省统一罢课。
是日，上海学生亦派代表吴经熊来宁波联络，并提出应将目光由解决“枝叶问题”转向解决根本问题，即推究“政府所以敢与日本订结种种不合法之条约，与日人之所以敢打破公理，蔑视我国，欧会之所以不为我国援助，以及国家所以屡呈险象之故。”[9]
5月29日，以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为起点，全省出现了统一行动，宁波学生随即举行罢课，5月31日、6月初举行总罢课。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也发表了宣言，义正词严地阐发爱国决心，抗议军阀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迫害和污蔑。宁波学生在罢课宣言中说：“宁波中等以上学生谨宣言于全国父老、昆季、诸姑伯娣之曰：国危矣！学生等不忍数万里土地人民见奴于异族，竭力图救，死且不避，何有于操劳，何有于辍学。故北京学生首先罢课，沪杭各处继其后尘。然所要求各件，仍无完满答复，而复催残公论，学生等不忍坐视，自五月三十一日起，一律罢课，以待政府完满之答复。”[10]
5月底，鄞县学生张其昀代表宁波学联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大会强调全国学联的宗旨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以新思想建设新中华。”[11]（P65）
上述事实已充分表明，宁波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他们既走在运动的前头，最早起来支持北京学生，又动员宁波各界群众，推动爱国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二、爱国工潮澎湃
1919年6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宁波也是如此。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甬江沿岸掀起爱国工潮。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宁波民族资本经济空前发展，宁波的工人阶级已迅速形成一支主要的社会力量。当时宁波城乡有企业40余家，工人万余，其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比如，1915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杭甬铁路工人团结奋起，“一面响应对袁世凯的声讨，一面严厉执行对日货的拒购拒运。”[12]（pp32～33）1918年，位于江东的和丰纱厂工人也起来反对日本“拿摩温”（工头）。[13]（P138）这就表明，宁波工人的爱国斗争为参加五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月15日，江北岸的码头工人首先发动罢工，拒绝为日本煤船富士丸号卸运煤炭。富士丸号“只得将原载开往他埠”。[14]（P356）北京的学生联合会给宁波工界的信中称颂：“近闻工界同胞亦投袂奋起，同仇敌忾，宁波工人代日商运煤炭者，今已经表示不为再运......热忱爱国，海内同钦。深望始终坚持，毅力进行，中国前途实赖利之。”[15]
1919年6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学生。“六三”大逮捕，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震惊。从6月5号起，上海工人举行了声援学生的罢工。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从而把这场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宁波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与上海工人大罢工相呼应，6月5日铁路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工人阶级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是日，杭甬铁路工人为营救北京被捕的学生，一律停止工作，与学生一起行动。7月上午，杭甬铁路总机厂的工人宣布正式罢工，执事洋员虽一再劝谕工人工作，但“各工匠坚心国事，率不允从”。“又沪宁、杭甬、淞沪等铁路机车司机工匠以及办公员司等亦会议数次，有刻日罢工等说。如果实行，交通断绝，其危可知矣。”[16]8日，沪宁、沪杭杭甬两路局的数百名工人，决定次日实行全线同盟罢工。局方获悉这个情报，大为惶恐，急忙派人召工人代表问话。洋总管诘问：“尔等有何要求，竟要罢工？”工人代表说：“工人等亦系国民之一分子。缘交通总长曹汝霖卖国……工人等因良心主张，亦无旁人指示。”[17]工人们不顾局方的劝谕，毅然举行全路罢工。9日，沪杭甬铁路除办公人员在洋人威胁利诱下仍旧上班外，全体行车人员一律加入罢工行列，东南大动脉中断。行驶于沪甬航线的新宁绍号，新北京号、江天号等轮船的水手、伙夫同全上海海员一道罢工。10日，和丰纱厂、正大火柴厂和一些洋行的中国员工、汽车司机，也相继起来罢工。11日，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仍复全体罢工。[18]（P19）其它航运系统的工人也开始罢工。停泊在宁波的宁绍、大达、三北、招商、太古、怡和等各船的水手、火夫也放下工作，于12日起罷工。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工界群众认识到要抵制日货，就要提倡国货，振兴实业，发展民族工业。许多工界人士积极从事提倡国货活动。比如，坐落在鄞县城区北门植物园的民醒砂皮厂，于5月18日在《申报》上登广告，其标题是《请用国货砂皮》：“本厂自制铜砂皮、铁砂皮、木砂皮及以砂带、砂粉。货与‘舶来’（洋货），品同而价廉甚”。
工人阶级的爱国运动，严重地威胁着军阀政府在宁波的代理人，并影响到帝国主义在宁波的利益。这场斗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锋芒直逼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充分地表明了宁波工人阶级不畏强暴的革命坚定性。
三、工学商联合的反帝怒潮汹涌
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宁波的商界也开始罢市，斗争形式由学生罢课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工、学、商采取联合行动，掀起了工学商联合的反帝怒潮。
6月5日晚，宁波旅沪同乡会来电，介绍了上海罢市的情况，要求宁波迅速一致。为此，宁波商界决心与学界联合，次日举行行动。据《申报》记载，6月6日午前，宁波商会致电政府，请求释放被捕学生，以安人心。午后又邀集各业，电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请警厅长分令各管辖分署加派警察维持秩序，释放学生”。[19]又致电北京北洋政府：“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北京学生演讲被捕，群情激愤，全沪罢市，甬地影响，人心慌惶，不可终日，乞从速释放，以安人心，而弭隐患，迫切陈词，伏维垂鉴！浙江宁波总商会叩。”[19]时隔不久，商会又通电说：“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午后二时，宁波全埠一律罢市，人心浮动，祸在眉睫。商会极力劝谕，无效，迫恳俯念地方治安，将被捕北京学生予释，以维危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19]
商会同时致电杭州浙江督军杨培德、省长齐耀珊：“督军省长钧鉴：甬地受上海影响，已于鱼日（6日～引者）一律罢市，人心浮动，祸在眉睫，除商会设序劝谕，并请地方官厅维持秩序外，迫恳迅电政府将被捕北京学生从速释放，以维大局。”[19]
6月6日下午1时半，各校学生和部分商人1000余人在江北岸新民鼓舞台门前集合进行游行。“执旗游行，排队出发，游行示威，秩序整齐，而所过城厢内外，各店铺不待劝告，遂争先纷纷闭门，无一踌躇观望者，可见人心之一致。”[19]
午后，宁波城区商人举行罢市。宁波学生和部分商人共1000余人从东门街一带到大池头以及小江桥等处，沿街商店都先后关闭。城内的大有、小丰、有恒、二广货店，则紧闭前门，从后门出入。美利华钟表店门前贴有韵语谓：“本号营业自由，军警不必干涉，伙友不愿上柜。”[19]江北岸新性号之大亨亦贴有店主谕：“休息数天，营业自由，军警不得干涉。”8日，城内自东门至鼓楼沿，大商店一律闭门，较前日更坚，灵桥门、江东、江北一带亦然。下午三时后，西门外商店自石桥头起，到航船埠头止也都关门。
钱业公所亦议定，从8日起先停止上海汇划收解业务，本埠仍照常过账，是日晚间，各钱庄职员召开紧急会议，大多数人主张“完全停止”业务。数十家报关行也决定自9日起“凡各埠进口、出口货物，一律停口报关”[11]（P70）。宁波罢市从6月6日起到6月12日结束，历时7天，反映了宁波广大商人、店主、职员的爱国热情。
五四运动的锋芒，主要指向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1919年5月中旬，北京、杭州学生出现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宁波人民纷纷响应，各地学生和工人先后成立了“抵制日货会”“日货检查队”“国货维持团”“劝用国货团”“国货负贩团”等组织，并响亮地提出“勿用日货”的口号，以刷国耻。
宁波工校学生组织“国货负贩团”，在工余负贩国货，并在1919年6月27日的《四明日报》上登广告：“本团团员为宁波工校暨宁波工厂两处之学生、艺徒。于工作余睱，负贩国货，区区之心，无非欲国人知国货之精良，激发其愛用国货之决心。惟同人若无商业知识，能进货物或恐为奸商所朦，混入洋货。尚蒙惠顾，诸君见本团所贩，确系洋货者，能指示确实，证据，俾得谋之处置，则不特本团之幸抑，为国货前途之幸也。谨启。”[20]
奉化县立锦溪高小校全体学生，因外交失败不胜愤激，于6月下旬发起组织国货维持团，推选正、副会长各一人及干事长、编辑长、书记长、劝导长、调查长、会计等职员，开会议订章程，其宗旨为“以维护国货、抵制日货。”[21]凡该校学生，只有承认这一宗旨，签名入册，交纳会费1角可以成为会员。并规定每星期日上午9点开会一次，临时大会则由会长召集。
鄞县同道乡吴龚村知本小学校长龚紫泉对于提倡国货一事甚为热心。1919年5月29号至30号，于村庙演剧，师生数十名登台演讲，“闻者无不鼓掌称善。”附近的戴家明义学校，由戴冯诸老师率学生30人在该处演讲，以引导学童爱国热情，并力劝购用国货。
慈溪洪塘（今属宁波市江北区）承启国民兼高等小学师生，自青岛问题发生后，不胜愤激，编成抵制日货通告，言极痛切，遍贴通衢车站等处。同时组织学生编成露天演讲队10队，在该镇市期，各执旗子分队演讲，上书“国将亡了，同胞猛醒，抵制日货，尚可挽回”[22]，演讲语言极为哀壮，听者动容，有的含泪，有的鼓掌。
学生在进行宣传时，不少听众焚毁了自己日常所用的日货，这一举动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申报》曾报导说，宁波定期“试演爱国剧，现除不用日货，沿途讲演和拟试演爱国新剧，以唤醒国民。”
在学界的推动之下，宁波总商会于5月17日开会讨论抵制日货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业商人200多人。王叔云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外交失败，祸患日迫，亟宣提倡国货，籍谋抵制。”糖业代表余子权当场表示：“除洋布及各种洋货外，洋糖为进口大宗之一。现查糖业中向其洋行预定之货，尚未运到者约计10余万元，正拟设法解约，嗣后不再定货，以示决心”[23]。洋布业代表亦表示：“本业关系甚巨，已经同业决议，准明日于洋货公所集商妥善办法，再行报告。”[23]嗣经到会同人议决：“此事既由本会提倡，更应由各业自行设法劝勉期达实行抵制之目的”。[23] 由于抵制日货，日商企业遭到很大的损失。宁波城区江北岸的日商中村兼吉所设之中村旅馆，平日窝娼聚赌，生涯极盛。“自我抵制日货风潮发生后，馆中营业顿形衰落。该日商以食口繁多，支撑不易，欲携眷回国。”[24]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学生向工商界提出处理日货和以后不得再购日货的要求。此议遭到少数奸商的抵制和破坏，这些不法奸商采取隐匿日货，换掉标签等恶劣手法企图蒙混过关以维护私利。一方要抵制，一方要反抵制，双方展开激烈的争斗。当地学生、店员和工人密切合作，一致行动。搬运工人和船员，为拒绝搬运日货而举行罢工;学生和救国十人团则不避风雨，日夜在港口巡逻，检查日货，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查获了新章、余樊、大丰昶等商店的大批日货，并加以焚毁。这个过程中，曾发生了震动宁波各界的“余懋事件”和“新章事件”。
“余懋”是一家在甬上有一定规模的纸店，店主叫陈声源，他唯利是图，专卖日货。宁波学联对他提出警告无效后，只得派人前去检查，当场查出大批日本纸。陈声源并不收敛，而且气势嚣张，纠集流氓打手执凶器，抢回被查抄的货物。检查队员冒着危险从流氓手中夺回货物，为此多名学生受伤。陈声源的罪恶行径激起群众的愤怒，于是抓住陈声源戴上高帽，示众游街，沿途群众十分痛恨，高呼“打倒奸商”口号。
“新章”是宁波城区一家老牌洋货店，在运动中学生、工人对老板多次劝告都未奏效，继续私购日货。该店曾私购日纱件，由太古轮船公司从上海运至宁波，被学生和十人团查获，学商两界决定于5月27日焚毁。但是，当学生持单据向太古轮船公司提货时，该公司以没有新章盖印为借口不予提货。学生到新章，店主拒绝盖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遂临时决定将该店内所存日货十三、十四车全部运往新马路焚毁，并将店主朱如松戴高帽游街示众，“观者填巷塞途，有万人上下”。当时的《越铎日报》称赞说：“此可称吾甬空前绝后之盛举”。[5]（P11）
但是，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朱如松虽然表面上认罪，保证不再经销日货，暗中却我行我素，他依靠国会议员胡翔清做后台，同洋广公所结成了破坏抵制日货的联盟。雇佣了打手，准备武力对付学生。学联获得举报后，出动数百名学生前往该店搜查时，遭到他们袭击，受伤10多人，重伤3人。新章毒打学生事件，引起了各界人民的公愤。为此，学生向道署请愿，同时向地方审判厅起诉，全国学联和救国十人团也来电声援。在群众的压力下，法院被迫宣布判处朱如松有期徒刑4个月，但仍以罚款代之。对此，《鄞县通志》曾作了记述：“新章主人罹祸酷，羞愤满腔恨绵绵。市侩殉利欲逐逐，死且不畏何况辱。一朝日货又披露，老羞成怒心手毒。学生搜查至新章，猝然遇伏事不防。......学界起诉泄此恨，官府得贿无公论。法庭判决故迟迟，黑幕甚于葫芦闷。呜呼！学生爱国具热忱，奸商受辱衔恨深，为虎作伥肆无忌，令人忾叹泪沾身。”[25]
各界群众积极参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斗争。上海五金店俱出售铜砂，由上海亨达、利华利、美华利经售，“爱国诸君请速购用，以杜外货。”[26]
江东眼科医士姚和清，每日公余在胡家垫桥阅报社前做提倡国货讲演，称抵制日货，提供国货，为吾民天职，不容稍缓，惟振兴实业，空前无补，愿同胞共发天良，俭省日常消耗，集腋成裘，移充创办工厂之资本，使无数劳动者得藉以为生活，以为抵制日货之后盾。[27]
宁波城区崔衙界（今属宁波市海曙区）源益烟公司以广告词的形式，宣传提倡国货。该广告词说：“同胞诸君，快快维持国货。”双童牌香烟为国货，“价廉物美，味清香”。“事急矣，请吸国货香烟。”[28]
鄞县商人朱章甫制草帽也使用本地席草，并用我国所产的绸缎等料为其装饰，成为“完全国货”，名曰“振雪社之国货草帽”，并以“警钟”为商标。[29]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宁波“救国十人团”，它的成立是宁波社会各阶层将爱国运动推向整个社会的重要标志。宁波“救国十人团”组织最初由《四明日报》记者、小学教师及和丰纱厂职工组成。6月初“救国十人团”召开团员大会，成立“宁波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公推金臻庠为会长。《救国十人团宣言》明确提到“团体之强弱，不在乎人数之多寡，范围之大小。苟志同道合，则有所举措，皆合全力以赴之，而无不成。”“而一团，而十团，而百团，而千万团，以至于全国而举为团，则合而言之，其人数亦之众也，其范围亦之雄厚也。”并且提到“十人团之所以发起者，为抵制某贷，提倡国货一事宜。”[30]把提倡国货作为“救国十人团”一项任务。由于救国十人团宗旨明确，吸引了不少群众，很快发展到126个团，有团员1260人。随后，宁波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与宁波学联共同发动查抄日货，倡用国货斗争。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商界的企业家认识到要彻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就必须振兴实业，发展民族工业。宁波的一些企业家说：“我们中国的贫困，已经达于极点了，国家府库空虚，人民生计困难……原因很多，不过我国工业不发达，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因此，他們提出的根本办法是“振兴工业，多开工厂”。专门开辟了国货商场，办起了美球袜厂、翔熊软席厂、大丰厂、瑞成洋伞、更生麻线厂等工厂。比如，鄞县大有恒经理茅鲤庭，鉴于国货产品缺乏，认为其原因是“实业衰颓之故”，为此在江东开办大丰厂，生产雨伞、草帽、软席等产品“均以国货原料制厂，与洋货一式”。[31]
为抵制日货，一些企业也主张不用洋伞，改用国货油纸伞，以示提倡国货。由于纸伞既笨重，又恐易破，未能受到社会欢迎。宁波企业家邬道衡，进行改良与创新，制造“盖日伞”，不仅减轻伞的重量，由于改为弯柄后，方便于群众，深受民众欢迎。对此，《四明日报》以《提倡制伞之所闻》为标题作了报导。报导说：“自抵制日货风潮发生后，洋伞一项亦系某国之货，行销最广，故明达之士间有改用国货油纸伞，以示提倡国货之真实。惟以纸伞既嫌笨重，又恐易散，是谓末能受社会之欢迎。现闻此业中人熟思深计，拟图改良，先将重量减轻并用弯柄以便取携云。”同日，该报又报导说：“又闻有商民邬道衡近日拟创造一种‘盖日伞’，特呈实业厅请予专利以资持久，而保血本。昨奉实业叶云厅长批示：该商人创造‘盖日伞’，系为振兴国货，挽回利权起见深堪嘉许。”[32] 四、余论：弘扬五四的爱国传统
五四运动在宁波开展是有历史意义的，不仅促进宁波民族经济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为宁波党团组织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条件。
五四运动已过去了100年，但五四时期宁波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永驻人间。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千古不衰的光荣传统，是激励中华儿女谋求祖国生存发展、繁荣富强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深深扎根于最为广泛的群众之中，蕴藏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基于这种情感，人们承担起对祖国的应尽义务，献身于祖国的繁荣和富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具体内容。如果说100年前五四期间宁波人民的爱国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那么今天发扬爱国精神，就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把爱国热情引导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人们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中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继承、弘扬五四时期宁波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要与今天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把宁波建设成“名城名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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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建娜
[关键词]五四运动;宁波;影响;百年纪念
[中图分类号] K26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3-0121-08
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100年前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震天惊雷，震撼着神州大地，甬江沿岸也掀起了爱国怒潮。最早是学潮兴起，宁波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通电声援，上街游行，筹建爱国群体组织，用各种形式开展爱国斗争。“六三”以后，工潮澎湃，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不久，汇集成工学商联合的反帝怒潮。斗争的形式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五四运动后，宁波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向纵深发展。今天，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缅怀宁波先辈在五四运动中丰功伟绩，继承他们的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一、甬上学潮兴起
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全国人民大为震惊，激起了愤怒和反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格精神再次化为人们的行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并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支援。全国各地各阶层群众纷纷响应，发出通电，表示坚决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神州开始了。在五四惊雷震撼之下，甬江沿岸也掀起了反帝爱国浪潮。
五四运动中，学生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首先起来响应的是广大爱国学生，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急先鋒。宁波也一样。《申报》曾记载说：“青岛噩耗传来，甬中各界不胜愤激，学界尤甚。”[1]5月7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宁波，富有革命激情的宁波热血学生义愤填膺，奋起响应。他们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一些中等学校相互联络，频繁活动。鄞县的青年发出了“国者我之国，国与我固有密切之关系，而莫之能离焉，国亡斯我亡矣”[2]P187的怒吼，由此奏响了宁波青年学生声援五四运动的序曲。
位于宁波城区的效实中学、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等中学生，分别于5月9日集会，纪念“五·九国耻日”，发表爱国演讲，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开始筹建爱国团体。私立钟灵学校校长金臻庠暨各教员于是日率领全体学生手执白旗，上书“国耻勿忘”等字样，高唱国耻歌：“一更儿子里，月儿起之东，东方的野心国，要求实在凶，他想我辽东地，山东福建江西与满蒙，又要我财政权，军警教育路矿一起送。二更儿子里，月儿昏沉沉，廿一条，尽多事，种定亡国的根，大借款、大押款，密约签的狠，眼睁睁，把江山，拱手送他人.......”并沿途游行。5月10日，宁波效实中学与省立四中学生成立“学生自助会”和“殖群社”。他们通过宣言和通电，对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要求把山东主权收回，严厉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
经金臻庠等联络数十人，学界决定于5月11日下午1时在宁波城区江北岸新民鼓舞台召开大会。遭到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并派警员找到相关发起人，劝阻集会。发起者起初并没有答应，后被迫商定不开大会，但即刻致电巴黎和会专使、巴黎中国专使：“外交消息日恶，望公等始终坚持，后盾之责，有国民在。”又致北洋政府：“鲁事警耗，闻者共愤，伏乞斡施，以挽危局。”[3]
11日下午1时许，大雨顷盆，但“各界冒雨来鼓舞台者极众，内有小学生数群，未带雨具，踯躅泥泞，状至可悯。自一时至四时络绎不绝，或鹄立门首，或徘徊道上，亦有定欲开会者。经警竭立抚慰，女生大骂官厅之无良而散。”[3]
5月14日，北京军阀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北京26所大中学校学生闻讯后举行罢课，宁波学生积极响应。
5月18日，宁波召开报告会。杭州救国教团派出的代表江慎臣、高霁初二人于晚上到了宁波省立四中，次日下午在省立四中举行报告会，报告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宁波效实中学、省立四中、省第四师范、甲种商业学校、工业学校、斐迪学校、毓才中学、浸会中学、崇信中学、三一中学（今宁波三中）、女子师范等11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于省立四中礼堂听报告。杭州教团代表从5个方面做了阐述：（一）评述青岛之得失与我国前途的关系;（二）北京学生之种种举动俱起于公愤，出于爱国热情;（三）章宗祥、曹汝霖等必须从严惩办;（四）抵制日货，务必宣传持久;（五）杭州已联合14个学校成立中等以上学生救国团，希望宁波成立学生联合会，与杭州一致行动，为政府后盾。会上，宁波效实中学、省立四中等11所学校的20余名学生相继登台演说，“皆慷慨激昂。”[4]报告持续5个小时，一直到下午6时结束。这次报告会大大地激起了宁波学生的爱国热情。
是日，位于宁波城区的宁波效实、四中、浸会、中工、女师、毓才、甲商、斐迪、崇德、崇信、圣模等13所中等以上学校发起宣告成立“宁波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出席会议的有3000余名学生，会上通过章程决议及各校代表名单。具体如下：（一）简章。定名为宁波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二）宗旨。联络感情，交换知己，群策群力，扬民气以救国;（三）地点临时指定;（四）职员。总代表效实中学，文牍兼书记第四师范学校，庶务兼会计甲种商业学校;（五）职员任期。以一学期为限;（六）会务。各校各自进行，务从本会宗旨上发扬;（七）会期。分常会和临时会：常会每月1次（时间临时指定），特别时期发生时开临时代表会;（八）基本金。每个会员各出小洋1角;（九）本会章程由代表会议修改;（十）本会有未妥处，由代表会更正。会上还推荐了各校代表21名，即四师章启斌、赵龙骄、张宗麟;效实毛起、袁敦襄;甲商李锐、胡汝谐;甲工缪德海、王显岑;四中张其昀、汤誾;斐迪王福生、王信德;崇信谷兆焕、张慕翰;浸会李甬溎、谢德润;毓才王文亭、李德元;女师丁菊贞、廖中眉。[5]（PP3～4） 与此同时，成立“宁波中等以上学校校外同志会”并进行活动。1919年6月27日的《四明日报》刊登该会第二次大会的开会广告：“中等以上学校同志鉴：本会定旧历六月初二日下午一时，在旧县学明伦堂开第二次大会。诸同志住址未能尽悉，恐有遗漏，除分函通告外，持此登报奉邀。凡我同志，届时务希莅会藉盼。教言而匡，不逮是盼。宁波中等以上学校校外同志会启。”1919年6月30日（六月初二），宁波中等以上学校校外同志会在鄞县县学召开第二次会议，就抗日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宁波学生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响应，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其中一项重要活动是组织宣传队。学生们纷纷上街演讲、演出和散发传单，向市民讲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严重后果和北京、上海等地民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等口号下，言词愤慨，内容动人，听者为之感动。宁波女子师范学生串门走户，向家庭妇女宣讲青岛事件真相，痛述亡国奴的苦难。省立四中学生王吟雪在演讲时当场咬破手指，用殷红的鲜血写上“誓死抗日”4个大字，千余听众为之感动。一些学生还编了不少爱国歌曲，其中一首歌词是：“同胞同胞，匈奴未死，雄心不可消。杀贼杀贼，灭此朝食，枕戈听斗刁。青岛浑春，齐鲁八闽，门户尽萧条。我身何有，我家何托，用看士气骁。”[6]各校学生还在宁波城区与乡村演出。内容有《痛打卖国贼》《东洋乌龟爬不动》等，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组织的演剧团，排演《高丽亡国惨史》等剧，在城乡演出。《四明日报》曾有报导：“闻（鄞县）南乡胡家坟山学校，亦于日前特派胡泰眎君，赴甬聘请师范学生演剧团，准下月初六、初七二日下乡演剧。”学生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广泛联系群众，启发了工农大众的觉悟。
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发展，使北洋政府在宁波当局十分震骇，他们出示“训令”“通告”，禁止学生集会，不准报馆登学生集会、罢课消息，并以解散学校相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激起了学生的愤慨。宁波学界并没有被吓到，反而激起了学生的反帝浪潮。5月25日，宁波小学师生借江北岸余使君庙北隅第三小学召开联合大会。金臻痒主持会议，各校派人参加，并拟订章程，成立“救国团”。
5月29日，浙江督军杨培德和省长齐耀珊发出通告，要“各校学生遵守校规，安心问学”，“如不再率训诫，即行查明斥惩，倘有逾法行动，妨碍秩序遵守，依法逮治，不稍宽贷。”次日，省长又下训令说：“暑假期迩，授课三天几时，应即日一律放假。”[7]为此，杭州学生发表宣言，明确指出：“自五月二十九日起，至杭城各校九月一日开校之规定止，为时九十日。长夏漫漫，学生于草泽之间，无人出而奔走呼号，彼辈乃得逞所欲为，肆意媚敌，断送祖国，人而有心，孰肯出此？”[8]（pp188～189）并决定5月29日全省统一罢课。
是日，上海学生亦派代表吴经熊来宁波联络，并提出应将目光由解决“枝叶问题”转向解决根本问题，即推究“政府所以敢与日本订结种种不合法之条约，与日人之所以敢打破公理，蔑视我国，欧会之所以不为我国援助，以及国家所以屡呈险象之故。”[9]
5月29日，以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为起点，全省出现了统一行动，宁波学生随即举行罢课，5月31日、6月初举行总罢课。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也发表了宣言，义正词严地阐发爱国决心，抗议军阀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迫害和污蔑。宁波学生在罢课宣言中说：“宁波中等以上学生谨宣言于全国父老、昆季、诸姑伯娣之曰：国危矣！学生等不忍数万里土地人民见奴于异族，竭力图救，死且不避，何有于操劳，何有于辍学。故北京学生首先罢课，沪杭各处继其后尘。然所要求各件，仍无完满答复，而复催残公论，学生等不忍坐视，自五月三十一日起，一律罢课，以待政府完满之答复。”[10]
5月底，鄞县学生张其昀代表宁波学联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大会强调全国学联的宗旨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以新思想建设新中华。”[11]（P65）
上述事实已充分表明，宁波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他们既走在运动的前头，最早起来支持北京学生，又动员宁波各界群众，推动爱国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二、爱国工潮澎湃
1919年6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宁波也是如此。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甬江沿岸掀起爱国工潮。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宁波民族资本经济空前发展，宁波的工人阶级已迅速形成一支主要的社会力量。当时宁波城乡有企业40余家，工人万余，其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比如，1915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杭甬铁路工人团结奋起，“一面响应对袁世凯的声讨，一面严厉执行对日货的拒购拒运。”[12]（pp32～33）1918年，位于江东的和丰纱厂工人也起来反对日本“拿摩温”（工头）。[13]（P138）这就表明，宁波工人的爱国斗争为参加五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月15日，江北岸的码头工人首先发动罢工，拒绝为日本煤船富士丸号卸运煤炭。富士丸号“只得将原载开往他埠”。[14]（P356）北京的学生联合会给宁波工界的信中称颂：“近闻工界同胞亦投袂奋起，同仇敌忾，宁波工人代日商运煤炭者，今已经表示不为再运......热忱爱国，海内同钦。深望始终坚持，毅力进行，中国前途实赖利之。”[15]
1919年6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学生。“六三”大逮捕，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震惊。从6月5号起，上海工人举行了声援学生的罢工。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从而把这场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宁波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与上海工人大罢工相呼应，6月5日铁路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工人阶级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是日，杭甬铁路工人为营救北京被捕的学生，一律停止工作，与学生一起行动。7月上午，杭甬铁路总机厂的工人宣布正式罢工，执事洋员虽一再劝谕工人工作，但“各工匠坚心国事，率不允从”。“又沪宁、杭甬、淞沪等铁路机车司机工匠以及办公员司等亦会议数次，有刻日罢工等说。如果实行，交通断绝，其危可知矣。”[16]8日，沪宁、沪杭杭甬两路局的数百名工人，决定次日实行全线同盟罢工。局方获悉这个情报，大为惶恐，急忙派人召工人代表问话。洋总管诘问：“尔等有何要求，竟要罢工？”工人代表说：“工人等亦系国民之一分子。缘交通总长曹汝霖卖国……工人等因良心主张，亦无旁人指示。”[17]工人们不顾局方的劝谕，毅然举行全路罢工。9日，沪杭甬铁路除办公人员在洋人威胁利诱下仍旧上班外，全体行车人员一律加入罢工行列，东南大动脉中断。行驶于沪甬航线的新宁绍号，新北京号、江天号等轮船的水手、伙夫同全上海海员一道罢工。10日，和丰纱厂、正大火柴厂和一些洋行的中国员工、汽车司机，也相继起来罢工。11日，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仍复全体罢工。[18]（P19）其它航运系统的工人也开始罢工。停泊在宁波的宁绍、大达、三北、招商、太古、怡和等各船的水手、火夫也放下工作，于12日起罷工。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工界群众认识到要抵制日货，就要提倡国货，振兴实业，发展民族工业。许多工界人士积极从事提倡国货活动。比如，坐落在鄞县城区北门植物园的民醒砂皮厂，于5月18日在《申报》上登广告，其标题是《请用国货砂皮》：“本厂自制铜砂皮、铁砂皮、木砂皮及以砂带、砂粉。货与‘舶来’（洋货），品同而价廉甚”。
工人阶级的爱国运动，严重地威胁着军阀政府在宁波的代理人，并影响到帝国主义在宁波的利益。这场斗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锋芒直逼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充分地表明了宁波工人阶级不畏强暴的革命坚定性。
三、工学商联合的反帝怒潮汹涌
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宁波的商界也开始罢市，斗争形式由学生罢课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工、学、商采取联合行动，掀起了工学商联合的反帝怒潮。
6月5日晚，宁波旅沪同乡会来电，介绍了上海罢市的情况，要求宁波迅速一致。为此，宁波商界决心与学界联合，次日举行行动。据《申报》记载，6月6日午前，宁波商会致电政府，请求释放被捕学生，以安人心。午后又邀集各业，电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请警厅长分令各管辖分署加派警察维持秩序，释放学生”。[19]又致电北京北洋政府：“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北京学生演讲被捕，群情激愤，全沪罢市，甬地影响，人心慌惶，不可终日，乞从速释放，以安人心，而弭隐患，迫切陈词，伏维垂鉴！浙江宁波总商会叩。”[19]时隔不久，商会又通电说：“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午后二时，宁波全埠一律罢市，人心浮动，祸在眉睫。商会极力劝谕，无效，迫恳俯念地方治安，将被捕北京学生予释，以维危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19]
商会同时致电杭州浙江督军杨培德、省长齐耀珊：“督军省长钧鉴：甬地受上海影响，已于鱼日（6日～引者）一律罢市，人心浮动，祸在眉睫，除商会设序劝谕，并请地方官厅维持秩序外，迫恳迅电政府将被捕北京学生从速释放，以维大局。”[19]
6月6日下午1时半，各校学生和部分商人1000余人在江北岸新民鼓舞台门前集合进行游行。“执旗游行，排队出发，游行示威，秩序整齐，而所过城厢内外，各店铺不待劝告，遂争先纷纷闭门，无一踌躇观望者，可见人心之一致。”[19]
午后，宁波城区商人举行罢市。宁波学生和部分商人共1000余人从东门街一带到大池头以及小江桥等处，沿街商店都先后关闭。城内的大有、小丰、有恒、二广货店，则紧闭前门，从后门出入。美利华钟表店门前贴有韵语谓：“本号营业自由，军警不必干涉，伙友不愿上柜。”[19]江北岸新性号之大亨亦贴有店主谕：“休息数天，营业自由，军警不得干涉。”8日，城内自东门至鼓楼沿，大商店一律闭门，较前日更坚，灵桥门、江东、江北一带亦然。下午三时后，西门外商店自石桥头起，到航船埠头止也都关门。
钱业公所亦议定，从8日起先停止上海汇划收解业务，本埠仍照常过账，是日晚间，各钱庄职员召开紧急会议，大多数人主张“完全停止”业务。数十家报关行也决定自9日起“凡各埠进口、出口货物，一律停口报关”[11]（P70）。宁波罢市从6月6日起到6月12日结束，历时7天，反映了宁波广大商人、店主、职员的爱国热情。
五四运动的锋芒，主要指向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1919年5月中旬，北京、杭州学生出现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宁波人民纷纷响应，各地学生和工人先后成立了“抵制日货会”“日货检查队”“国货维持团”“劝用国货团”“国货负贩团”等组织，并响亮地提出“勿用日货”的口号，以刷国耻。
宁波工校学生组织“国货负贩团”，在工余负贩国货，并在1919年6月27日的《四明日报》上登广告：“本团团员为宁波工校暨宁波工厂两处之学生、艺徒。于工作余睱，负贩国货，区区之心，无非欲国人知国货之精良，激发其愛用国货之决心。惟同人若无商业知识，能进货物或恐为奸商所朦，混入洋货。尚蒙惠顾，诸君见本团所贩，确系洋货者，能指示确实，证据，俾得谋之处置，则不特本团之幸抑，为国货前途之幸也。谨启。”[20]
奉化县立锦溪高小校全体学生，因外交失败不胜愤激，于6月下旬发起组织国货维持团，推选正、副会长各一人及干事长、编辑长、书记长、劝导长、调查长、会计等职员，开会议订章程，其宗旨为“以维护国货、抵制日货。”[21]凡该校学生，只有承认这一宗旨，签名入册，交纳会费1角可以成为会员。并规定每星期日上午9点开会一次，临时大会则由会长召集。
鄞县同道乡吴龚村知本小学校长龚紫泉对于提倡国货一事甚为热心。1919年5月29号至30号，于村庙演剧，师生数十名登台演讲，“闻者无不鼓掌称善。”附近的戴家明义学校，由戴冯诸老师率学生30人在该处演讲，以引导学童爱国热情，并力劝购用国货。
慈溪洪塘（今属宁波市江北区）承启国民兼高等小学师生，自青岛问题发生后，不胜愤激，编成抵制日货通告，言极痛切，遍贴通衢车站等处。同时组织学生编成露天演讲队10队，在该镇市期，各执旗子分队演讲，上书“国将亡了，同胞猛醒，抵制日货，尚可挽回”[22]，演讲语言极为哀壮，听者动容，有的含泪，有的鼓掌。
学生在进行宣传时，不少听众焚毁了自己日常所用的日货，这一举动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申报》曾报导说，宁波定期“试演爱国剧，现除不用日货，沿途讲演和拟试演爱国新剧，以唤醒国民。”
在学界的推动之下，宁波总商会于5月17日开会讨论抵制日货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业商人200多人。王叔云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外交失败，祸患日迫，亟宣提倡国货，籍谋抵制。”糖业代表余子权当场表示：“除洋布及各种洋货外，洋糖为进口大宗之一。现查糖业中向其洋行预定之货，尚未运到者约计10余万元，正拟设法解约，嗣后不再定货，以示决心”[23]。洋布业代表亦表示：“本业关系甚巨，已经同业决议，准明日于洋货公所集商妥善办法，再行报告。”[23]嗣经到会同人议决：“此事既由本会提倡，更应由各业自行设法劝勉期达实行抵制之目的”。[23] 由于抵制日货，日商企业遭到很大的损失。宁波城区江北岸的日商中村兼吉所设之中村旅馆，平日窝娼聚赌，生涯极盛。“自我抵制日货风潮发生后，馆中营业顿形衰落。该日商以食口繁多，支撑不易，欲携眷回国。”[24]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学生向工商界提出处理日货和以后不得再购日货的要求。此议遭到少数奸商的抵制和破坏，这些不法奸商采取隐匿日货，换掉标签等恶劣手法企图蒙混过关以维护私利。一方要抵制，一方要反抵制，双方展开激烈的争斗。当地学生、店员和工人密切合作，一致行动。搬运工人和船员，为拒绝搬运日货而举行罢工;学生和救国十人团则不避风雨，日夜在港口巡逻，检查日货，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查获了新章、余樊、大丰昶等商店的大批日货，并加以焚毁。这个过程中，曾发生了震动宁波各界的“余懋事件”和“新章事件”。
“余懋”是一家在甬上有一定规模的纸店，店主叫陈声源，他唯利是图，专卖日货。宁波学联对他提出警告无效后，只得派人前去检查，当场查出大批日本纸。陈声源并不收敛，而且气势嚣张，纠集流氓打手执凶器，抢回被查抄的货物。检查队员冒着危险从流氓手中夺回货物，为此多名学生受伤。陈声源的罪恶行径激起群众的愤怒，于是抓住陈声源戴上高帽，示众游街，沿途群众十分痛恨，高呼“打倒奸商”口号。
“新章”是宁波城区一家老牌洋货店，在运动中学生、工人对老板多次劝告都未奏效，继续私购日货。该店曾私购日纱件，由太古轮船公司从上海运至宁波，被学生和十人团查获，学商两界决定于5月27日焚毁。但是，当学生持单据向太古轮船公司提货时，该公司以没有新章盖印为借口不予提货。学生到新章，店主拒绝盖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遂临时决定将该店内所存日货十三、十四车全部运往新马路焚毁，并将店主朱如松戴高帽游街示众，“观者填巷塞途，有万人上下”。当时的《越铎日报》称赞说：“此可称吾甬空前绝后之盛举”。[5]（P11）
但是，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朱如松虽然表面上认罪，保证不再经销日货，暗中却我行我素，他依靠国会议员胡翔清做后台，同洋广公所结成了破坏抵制日货的联盟。雇佣了打手，准备武力对付学生。学联获得举报后，出动数百名学生前往该店搜查时，遭到他们袭击，受伤10多人，重伤3人。新章毒打学生事件，引起了各界人民的公愤。为此，学生向道署请愿，同时向地方审判厅起诉，全国学联和救国十人团也来电声援。在群众的压力下，法院被迫宣布判处朱如松有期徒刑4个月，但仍以罚款代之。对此，《鄞县通志》曾作了记述：“新章主人罹祸酷，羞愤满腔恨绵绵。市侩殉利欲逐逐，死且不畏何况辱。一朝日货又披露，老羞成怒心手毒。学生搜查至新章，猝然遇伏事不防。......学界起诉泄此恨，官府得贿无公论。法庭判决故迟迟，黑幕甚于葫芦闷。呜呼！学生爱国具热忱，奸商受辱衔恨深，为虎作伥肆无忌，令人忾叹泪沾身。”[25]
各界群众积极参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斗争。上海五金店俱出售铜砂，由上海亨达、利华利、美华利经售，“爱国诸君请速购用，以杜外货。”[26]
江东眼科医士姚和清，每日公余在胡家垫桥阅报社前做提倡国货讲演，称抵制日货，提供国货，为吾民天职，不容稍缓，惟振兴实业，空前无补，愿同胞共发天良，俭省日常消耗，集腋成裘，移充创办工厂之资本，使无数劳动者得藉以为生活，以为抵制日货之后盾。[27]
宁波城区崔衙界（今属宁波市海曙区）源益烟公司以广告词的形式，宣传提倡国货。该广告词说：“同胞诸君，快快维持国货。”双童牌香烟为国货，“价廉物美，味清香”。“事急矣，请吸国货香烟。”[28]
鄞县商人朱章甫制草帽也使用本地席草，并用我国所产的绸缎等料为其装饰，成为“完全国货”，名曰“振雪社之国货草帽”，并以“警钟”为商标。[29]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宁波“救国十人团”，它的成立是宁波社会各阶层将爱国运动推向整个社会的重要标志。宁波“救国十人团”组织最初由《四明日报》记者、小学教师及和丰纱厂职工组成。6月初“救国十人团”召开团员大会，成立“宁波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公推金臻庠为会长。《救国十人团宣言》明确提到“团体之强弱，不在乎人数之多寡，范围之大小。苟志同道合，则有所举措，皆合全力以赴之，而无不成。”“而一团，而十团，而百团，而千万团，以至于全国而举为团，则合而言之，其人数亦之众也，其范围亦之雄厚也。”并且提到“十人团之所以发起者，为抵制某贷，提倡国货一事宜。”[30]把提倡国货作为“救国十人团”一项任务。由于救国十人团宗旨明确，吸引了不少群众，很快发展到126个团，有团员1260人。随后，宁波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与宁波学联共同发动查抄日货，倡用国货斗争。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商界的企业家认识到要彻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就必须振兴实业，发展民族工业。宁波的一些企业家说：“我们中国的贫困，已经达于极点了，国家府库空虚，人民生计困难……原因很多，不过我国工业不发达，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因此，他們提出的根本办法是“振兴工业，多开工厂”。专门开辟了国货商场，办起了美球袜厂、翔熊软席厂、大丰厂、瑞成洋伞、更生麻线厂等工厂。比如，鄞县大有恒经理茅鲤庭，鉴于国货产品缺乏，认为其原因是“实业衰颓之故”，为此在江东开办大丰厂，生产雨伞、草帽、软席等产品“均以国货原料制厂，与洋货一式”。[31]
为抵制日货，一些企业也主张不用洋伞，改用国货油纸伞，以示提倡国货。由于纸伞既笨重，又恐易破，未能受到社会欢迎。宁波企业家邬道衡，进行改良与创新，制造“盖日伞”，不仅减轻伞的重量，由于改为弯柄后，方便于群众，深受民众欢迎。对此，《四明日报》以《提倡制伞之所闻》为标题作了报导。报导说：“自抵制日货风潮发生后，洋伞一项亦系某国之货，行销最广，故明达之士间有改用国货油纸伞，以示提倡国货之真实。惟以纸伞既嫌笨重，又恐易散，是谓末能受社会之欢迎。现闻此业中人熟思深计，拟图改良，先将重量减轻并用弯柄以便取携云。”同日，该报又报导说：“又闻有商民邬道衡近日拟创造一种‘盖日伞’，特呈实业厅请予专利以资持久，而保血本。昨奉实业叶云厅长批示：该商人创造‘盖日伞’，系为振兴国货，挽回利权起见深堪嘉许。”[32] 四、余论：弘扬五四的爱国传统
五四运动在宁波开展是有历史意义的，不仅促进宁波民族经济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为宁波党团组织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条件。
五四运动已过去了100年，但五四时期宁波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永驻人间。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千古不衰的光荣传统，是激励中华儿女谋求祖国生存发展、繁荣富强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深深扎根于最为广泛的群众之中，蕴藏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基于这种情感，人们承担起对祖国的应尽义务，献身于祖国的繁荣和富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具体内容。如果说100年前五四期间宁波人民的爱国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那么今天发扬爱国精神，就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把爱国热情引导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人们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中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继承、弘扬五四时期宁波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要与今天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把宁波建设成“名城名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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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