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集体行动参与者行为研究一直秉持“内驱型”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当代社会精英在共同价值及多元利益驱使下，利用专业优势对行动参与者影响的多面性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公众舆论场情境营造。为探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生成逻辑”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实际，利用扎根研究方法，对“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的渔民集体抗争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构建了包括六个核心范畴在内的理论模型。由模型可知，在数字交互传媒构建的无障碍时空环境下，散落在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法律精英、传媒精英等社会精英，利用自身优势和能力，以近乎“零收益”主动介入事件，并以倾向性传媒互动引爆舆论场，驱动渔民完成集体抗争组织动员，并在行动方案选择、行动策略优化、提升共同收益预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发现原子化分布的社会精英对事件的主动介入及对公众舆论场的选择性营造，对驱动集体行动生成并向纵深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关键词]集体行动;社会精英;环境损害;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0）06-0088-11
表2 “康菲溢油事故”后集體抗争过程的开放性译码 原始语句（案例资料摘要） 概念化 范畴 2011年6月4日，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蓬莱19-3油田B平台发生原油泄漏。（a1） 6月17日，蓬莱19-3油田C平台C20井在钻井作业中发生小型井涌事故，附近海域出现大量油污。（a2） 原油泄漏（A1） 海域污染（A2） 环境损害事件发生（AA1） …… …… …… 2017年10月青岛市海事法院对此案公开审理。（a207） 部分受灾渔民仍然对判决不满，持续抗争。（a208） 赔偿起诉（A127） 继续诉讼（AA26） 合计： 原始语句208条 概念127条 范畴26条 表3 主轴性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关系内涵 损害发生 環境损害事件发生/养殖户利益受损 溢油事故发生后，油污造成海域污染，海水养殖业损失惨重 “外部精英”介入 新媒体精英引导舆论/法律专业人士介入事件/学者关注事件/社会组织关注事件 严重海域污染引发社会关注。新闻报道后许多热心环境公益的精英人士介入事件 媒体造势 信任危机加深舆情危机/中央媒体关注 涉事企业消极的应对态度引起公众愤怒，媒体跟进报道，进一步引起社会精英关注，他们的技术性介入使舆情危机加深 舆论跟进 公信力危机/涉事企业责任危机 新媒体精英与传统媒体的互激式报道，及事件细节的披露导致严重公信力危机 损害信息识别 损害识别 在外围社会精英和受损渔民双重压力下，相关部门开始收集损害信息 集体行动愿景 企业承诺赔偿 涉事企业受强大外部压力，承认责任，承诺对利益受损渔民给予经济赔偿 内部集结 初次集结/寻求政府维权 利益受损渔民为了尽快获得经济赔偿，开始谋求集体维权 机会比较 集体行动司法途径不畅通/依赖政府维权/政府发布权威结论 为了在集体维权中获得主动，渔民开始在多种维权策略中比较 行动方案优化 选择政治途径维权 在经过若干次集体行动后，渔民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可行行动方案 行动策略设计 “外部精英”帮助维权 经过反腐权衡比较，并在外部精英指导下，渔民确定最佳行动方案 内外部资源整合 “外部精英”多途径支持/维权信心增加/向政府施压维权 在社会精英全方位指导和帮助下，渔民策略性的进行了若干次集体维权行动 损害赔偿 赔偿方案公布/环境损害补偿/内部利益纷争 在社会精英帮助下，渔民集体维权行动取得初步效果，涉事企业开始对利益受损渔民进行赔偿 持续抗争 继续诉讼 部分渔民对赔偿方案不满意，继续采取行动谋求更多利益补偿 表4选择性编码形成的核心范畴 核心范畴 主范畴 核心范畴 主范畴 环境损害信息 损害发生 损害信息识别 “外部精英”驱动 外部精英介入 行动策略设计 强利益联盟 集体行动愿景 内部集结 机会比较 弱利益联盟 媒体造势 舆论跟进 集体抗争行动策略 内外部资源整合 行动方案优化 寻求共同利益实现 损害赔偿 持续抗争 图2 修正后现代集体行动过程模型
由图2可清晰地看出，当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外部精英”介入并驱动内部利益实际受损者（集体抗争参与者）展开抗争维权，并在内外部有效互动下共同推动维权行动不断走向深入。在数字传媒时代，焦点事件形成的舆论场对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起到非常重要推动作用。从情景因素和自我（个体）因素两个方面来考察，舆论场对集体行动意愿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自我（个体）效能能有效感知舆论场支持，二者的增强性互动对推动集体行动发生可能及规模具有非常重要影响。[21]因此，在当代社会，“外部精英”构成的非利益相关者群体是许多集体行动生成的关键性因素。外部非利益相关者的存在（即关键因素方面的智力及财力支持）会极大地改变组织成员的收益预期，使参与者偏好更倾向于采取实际集体行动的方向发展。
图3 引入“外部精英”驱动路径的现代集体行动模型
（四）“外部精英”驱动与传统的内驱型“集体行动”逻辑契合，形成结构更为完整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
①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社会各领域的“优秀人物”。本研究中的精英群体是指，在当代社会各领域分布的、具有技术优势、知识优势、智力优势、资源优势等的个体或群体。
② 资料显示，河北渔民栾树海、刘明炜等21人索赔上诉案件在2016年9月二审判决书，但渔民依然不服从判决;山东烟台牟平区及长岛县渔民2017年9月到青岛海事法院对索赔康菲公司进行开庭前的证据交换，2017年10月青岛海事法院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此案，但渔民的抗争还在继续。由此可以看出，“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的维权事件持续数年依然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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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价值理念、信息技术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信息传输与扩散对集体行动产生、发展与次生危机叠加都带来了质的改变。在集体行动过程中，数字化匿名信息的发布、加工、整合、再传输对改变参与者预期，促进共同价值形成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散落在社会各领域的“精英”①群体，利用自身技术及资源优势，在集体行动信息扩散、虚拟群体塑造、合成虚拟舆论压力，以及帮助完善集体行动动员结构、组织方式、抗争剧目与框架过程四个层面都发挥了重要影响。信息技术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互动方式深刻改变了集体行动参与者的边界、动员方式、认同与支持路径，甚至可能改变传统集体行动内涵与外延。[1]在现实中，我国近年来发生的许多集体行动事件也难以完美地用传统的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框架进行分析。我国环境集体抗争事件逐年递增现状说明集体行动在当代社会并非如奥尔森所言常常难以达成，某些社会条件的改变使集体行动更易于生成，即使较大规模的集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对数字传媒高度发达、网络舆论层出不穷、线上线下交互进行的集体行动问题进行深入实证分析。以典型集体行动案例为蓝本，利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以期发现新的理论线索，进一步完善集体行动理论。
二、文献回顾
集体行动是与人类社会相伴随而存在的社会现象，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整体而言，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主要经历了社会运动、革命和社会抗争三大阶段，且各阶段间存在鲜明的进化色彩。[2]集體行动问题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68年。二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运动的广泛开展，社会冲突中集体行动形成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如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提出、“政体模型”的提出和革命理论的提出等。
在浩瀚的集体行动经典文献中，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以其独特的切入视角，数十年来深受社会科学界推崇。其认为集体行动中参与者根据个体成本—收益预期值来决定是否参与行动并为行动组织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但由于“搭便车”问题的普遍存在，个体缺乏为集体利益付出必要资源的激励，因此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3]（p68）时代的变迁推动着理论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存在的缺陷展开深入探讨。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不以政权指向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公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许多学者开始对该理论提出反思。
（一）基于“利益”分析的文献梳理
奥尔森的理论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主要在于其分析视角严格按照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及遵循“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一特征决定了“利益”是集体行动生成与否的关键因素。[4]但有学者认为，从集团性质来考察，奥尔森理论在分析过程中存在很多模糊区域。人类行为具有复杂社会性特征，奥尔森仅以个体成本—收益计量来权衡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显然存在片面性，非经济激励也是集团成员考量是否参加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在现实世界，小集团与大集团（如国家）在构成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奥尔森在分析时却未将二者有效区分，用分析无组织大集团逻辑来分析小集团行动，并以一次博弈结论解释多次博弈均衡问题，显然有失偏颇。[5]
集体行动参与者会受到所处集团特性及集团内其他人的影响。以协同惰性视角分析，集体行动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对集体行动生成都产生重要影响。[6]若考虑到集体组织内部信任问题，则社会资本首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关系性资源，强化了主体间联系，消减了行为参与者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增进了主体间信任，助推了集体行动生成。[7]集团利益有经济利益集团和非经济利益集团之分，而奥尔森仅分析了经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问题，并未对非经济利益集团内在运行机制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而非经济利益集团在现代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在当代社会，受某些外在因素影响（如地方政府维稳压力），集体行动参与者会主动地调整行动策略，期待在集体行动初现端倪时，政府通过回应式政策的颁布促使共同利益实现。[8]
（二）基于“价值”分析的文献梳理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长期关注群体冲突、集体抗争、社会革命等问题。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属于社会运动领域研究范畴，但与其他社会运动理论区分点在于奥尔森的理论强调“利益”分析，其他社会运动理论强调“价值”分析。社会运动理论关注的是推动社会群体事件发生、发展的缘由，其中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及框架建构理论等都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有所补充。
麦卡锡和左尔德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关注到了集体组织内部参与者成本考量对集体行动生成的重要影响，但社会制度环境的改变使集体行动参与者可供利用的资源增多，导致集体行动更容易发生。查尔斯·蒂利提出的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认为社会运动就是各种政治“机会”（opportunity）或“威胁”（threat）之间的博弈过程。其中，“政治机会结构”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最关键因素，一国的政治制度、法制环境、习俗惯例等都是政治机会结构中的重要参数。[9]阿兰·图海纳、尤尔根·哈贝马斯等提出的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民众对共同价值、身份认同的诉求促使许多社会运动发生。[10]詹姆斯·斯科特、伯特·克兰德曼斯和戴维·斯诺等提出的社会建构理论则是从文化心理视角解释群体冲突的重要理论，认为权力的认知也是造成集体行动发生的因素。[11]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对运动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当某种“社会怨恨”被包装、被赋予某种特殊社会意义时，有可能引起社会运动的发生。
还有学者从制度建构方面来考察，认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任何人类行为都离不开制度环境，而奥尔森的理论忽略了制度因素对集体行动参与者的重要影响。[12]一国特定政治形态限定下的制度结构会对集体行动演进路径产生重要影响。[13]在关注一国制度建构的同时，有学者也注意到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也是影响集体行动生成的重要因素。[14]在现实中，人类情感、道德、习俗等因素在实际社会交往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情感唤起在一些集体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比如集体认同感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变量。[16]
（三）现有研究缺陷及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
上述研究虽然弥补了奥尔森理论的一些缺陷，但笔者认为技术进步推动的社会变革致使集体行动生成条件发生巨大改变。人类进入21世纪，受信息技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等因素影响，使地球人形成了“强命运相关性”现象。一个典型事件曝光后，“人类共同价值”更易于促使社会各领域精英及普通大众积极地介入非直接利益相关事件，并助推事件向纵深发展。因此，摆脱现有理论定势，对集体行动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发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至少存在两方面挑战。
第一，非组织成员并非为分享“组织成员”追求的共同利益而参与集体行动，这一现象与奥尔森论断相悖。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许多普适性的共同价值。在许多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利益受損者的经历会唤醒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共同价值，使很多非利益直接相关者积极关注事件，形成广泛的舆论共识。特别是作为理性人的“社会精英”以“零收益预期”参与集体行动时，将对集体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方向性影响，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并未对此展开论述。
第二，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为集体行动提供的技术指导、智力支持、财力援助，成为集体行动屡屡发生的推动力。在当代社会，受法律及政府政策的影响，集体行动越来越具有技术性特征，精英下沉对基层民众集体事件的影响日益凸显。[17]成功的集体行动总是能发现社会精英在组织设计、组织动员、行动策略选择、事件善后等方面进行了更具智慧性的策略指导，但现有文献缺乏对此现象的深入探讨。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有必要对当代集体行动事件进行深入探究，以期能发现新的理论端倪，进一步完善、发展集体行动理论。本文选择了一起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案例——“康菲溢油事故”后渔民的集体维权抗争作为扎根研究案例，以期通过科学、严谨分析，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完善。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编码过程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集体行动是真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集体行动的形成逻辑难以简单地利用理性逻辑进行推理解释，脱离现实采用纯理论推理或思想实验的方式并不能得到客观结论。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学派的分析方法对当代集体行动问题展开研究。
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征，在利用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案例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环节。[18]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本研究制定了以下案例选择标准。一是案例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二是案例资料充分、真实、证据链完整。基于以上标准，本文选择“康菲溢油事故”为案例，并利用扎根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康菲溢油事件”引发的渔民集体抗争持续时间久，从2011年6月至2017年10月，渔民通过各种方式维权。②研究团队从2011年开始，一直关注此事件，资料非常详实。因此，选择该事件作为分析案例具有两方面优势。第一，该案例虽然事发时间距今已数年，但时至今日才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选择这一经过相当长时间沉淀的案例，对研究的深入开展非常有利。第二，该案例社会关注度极高，与此案例相关的信息充分，在梳理事件过程中不易造成关键信息疏漏。第三，该案例是一个典型的环境集体抗争事件。利益受损渔民以宗族、血缘、地缘等为联系纽带，进行广泛组织动员并以自然村为单位展开系列集体维权活动，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
为进一步确保资料的可靠性，在研究过程中对资料作了以下归类。其一，直接资料源自课题组于2017年7月至8月对受灾区域渔民访谈（访谈提纲见表1）。课题组根据访谈录音，对原始音频资料进行文本化转换，共整理出26份访谈资料，编号为（A1-A26）。其二，间接资料主要以CSSCI期刊公开发表论文，及生态环境部官网、中国石油总公司官网、康菲公司官网、青岛海事法院官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关于“康菲溢油事故”报道的资料和数据，共计15份，编号为（B1-B15）。其三，在对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整理归类过程中，对资料中一些事项相互进行核实与检验，以提高资料整理的全面性、效度和信度。其四，由于本研究主要聚焦于集体行动演变过程中各方参与者行为研究，因此将最终整理归纳的资料按照时间—事件序列进行编码归类。
在扎根研究过程中，为确保资料分析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将利用质性研究软件——Nvivo10.0来辅助完成资料编码工作，使研究过程更准确。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随机选择2/3资料（28份）进行扎根编码分析，另留1/3资料（13份）用于饱和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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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的编码过程
扎根理论对问题展开研究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具体步骤依次为形成开放式编码、主轴译码和选择译码，下面依次按照这三个要素对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问题展开研究。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通过对资料的广泛查询，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信息，对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界定，发现其中的一些理论要件，实现对资料的有效聚敛。本研究共搜集到与事件相关度较高的208条原始语句，经过仔细整理从中抽象出127个初始概念。对概念进一步抽象，最终形成了26个范畴。在编码过程中，原始语句表示为（ax），概念化表示为（Ax），范畴表示为（AAx）。为说明研究过程和节省空间，本文仅截取部分表格作为例证，如表2所示。
2.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是通过将开放性编码中彼此分割的信息，经过系统分析和整合，在范畴之间建立关联的过程。为了真正了解集体抗争参与者的动机和意向，本研究利用主轴译码进一步理清范畴之间关系，如表3所示。
3.选择性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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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核心范畴，进而提炼出完整的环境集体抗争故事线，获取最终的扎根理论模型（图1）。
4.理论饱和度检验
扎根分析的理论饱和度检验主要为了确定何时停止资料采样。本文的理论饱和度检验利用预留的1/3原始资料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最终得到的理论模型中范畴已得到足够发展，未发现新的范畴和关系，因此模型实现饱和。
四、研究结论与主要认识
通过对“康菲溢油事故”后渔民集体行动的典型案例扎根分析，发现“环境损害信息”“外部精英驱动”“强利益联盟”“弱利益联盟”“集体抗争行动策略”“寻求共同利益实现”6个核心范畴共同构成了渔民集体行动演化逻辑。并由此构建了外部精英驱动环境集体抗争生成及演进模型，丰富了当代数字传媒高度发达社会形态下对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解。
（一）环境集体抗争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晰其形成机理
本文以环境集体抗争这一典型群体性事件为<！--[if gte v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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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遭受环境自然损害的群体，裹挟在海量社会信息和社会舆论的漩涡中，他们会努力地寻找、识别、利用有用信息，为后续维权提供支持。在“康菲溢油事故”中，通过扎根理论的有效梳理发现，在2011年6月20日溢油事件发生后，经微博曝光、网络名人转发、自媒体跟进、主流媒体跟踪报道、法律学者呼吁后，渔民们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的抗争由最初的个体渔民向当地乡镇政府、环保部门反映情况，逐渐演变为通过多种渠道集体维权。这一现象符合目前我国集体维权的一般特征，即维权集体组织总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寻找最有利的行动策略，即使有<！--[if gte v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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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然意义的“环境损害”转化为社会意义的“环境集体事件”时，污染事件造成的影响不仅是生态损失，更是社会损失。尤其当社会舆论出现非理性的生态风险放大问题时，社会损失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期。[19]溢油引发集体抗争事件的核心受损者是附近居民，但由于事件的强关联性，导致其他社会组织（如企业、各类协会、律师团体）以及公众等都会被裹挟其中，从而使自然生态事件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社会风险问题。本研究在借鉴奥尔森集体行动模型基础上，形成了“外部精英”驱动型集体抗争模型。这一模型很好地反映了在现代数字传媒、公众普世意识、政府管理方式等都有别于过去的社会背景下，集体行动事件是如何产生、演变并逐步消退。
（二）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因素及精英原子化分布的影响，“外部精英”对激发公众舆论场、推动环境集体抗争生成起到非常关键作用
在研究中，发现集体行动呈现多主体、分层次参与现象，且参与者既有明显的入场时间顺序，又在集体行动演变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互通信息，呈现主体间彼此纵横交错的局面。例如在“康菲溢油事故”中，新闻媒体、律师、学者、社会公益组织及普通网民的共同前期参与，对推动其后渔民集体抗争产生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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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当代社会，防范集体抗争演变为激烈社会冲突，要注重“外部精英”驱动因素对集体抗争行动策略选择的指导作用
“外部精英”主动地参与自己认为重要的议题并努力营造有利于集体行动生成的公众舆论空间。非利益相关者在集体行动问题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形成了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出现的话语情境和舆论场域。尤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对推动集体行动在“线上”（互联网虚拟空间）和“线下”（实际维权行动）的螺旋互动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冲击。
在人类交互沟通空间不断扩展的背景下，集体行动前期动员潜力、动员特性及动员历程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2]在以技术为依托的沟通空间，人际互动具有沟通成本低、扩散迅捷、互动性强、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常常成为非利益相关者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的有利工具。[23]焦点事件一经网络曝光，共同价值推动公众（非利益相关者）在虚拟性和匿名性的遮掩下，极容易使网民进入到一个新的议题，形成外围舆论风潮，这一过程可用传播学“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理论”解释。舆论风暴裹挟着所有可能的传播渠道，海量的信息短时期内就可以使议题参与者最大化聚集。焦点事件导致的舆论场瞬间爆发，助推着直接利益相关者集结，并采取集体行动谋求组织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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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外部精英”驱动模型，并非意味着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存在缺陷，而仅是根据时代变迁，对原有理论作以补充。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主要以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群体内部行为为研究对象，并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组织成员展开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变迁，组织内部成员集体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衡量机制越来越强烈地受到组织外部社会资源的影响，有时候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许多群体性焦点事件的演进逻辑也充分表明，当散落在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群体被有效动员起来，参与某项社会焦点事件时，其资源整合能力、信息搜集能力、信息加工与传播能力、有效组织行动能力等远远超出人们预期。因此，在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分析模型中，引入“外部精英”驱动因素，能更好地建立起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奥尔森的分析模型起始点由Ⅱ开始，即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组织内部成员（直接利益相关者）会产生集体行动的愿望。但这些愿望能否演变成实际谋求集体利益的行动，仅受组织内部成员是否成功的采取了某些动员策略（强制或选择性激励）和克服了搭便车问题两方面因素影响。
但在当代社会，受社会条件改变的影响，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应加入Ⅰ模型。集体行动的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直接利益相关者扩大至对某社会事件感兴趣的所有社会阶层。及时快速的信息传输技术克服了焦点事件的时空壁垒，便捷的自媒体平台为公众互动、组织动员、物质筹措等提供了便利。跨越时空的社会力量介入，使集体行动的演变路径发生了根本改变。[27]在许多集体行动事件中，外围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常常以内部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智力提供者、技术指导者、物资供应者、舆论造势者、风险分担者等角色出现。在当代社会，外围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对许多焦点事件的介入，直接影响着集体行动的演变方向和最终结果。
当然，必须承认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深刻性，他在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集体行动问题时，认为只有当集体合成的行动力大于“搭便车”造成的阻滞力时，集体行动才可以发生。这种分析无疑在传统社会形态和信息技术不发达社会条件下是成立的。但任何理论的产生及解释力都根植于特定社会环境。在当代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情境下，当某社会事件出现后，集体行动的助推力量常常既源自直接利益相关者（组织内部），又源自“外部精英”引导并点燃公众的命运共同感知情绪，并在众多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关注和支持下，推动直接利益相关者克服搭便车心理，改变基于内部的成本—收益预期赋值，凝聚成集体行动的内核力量。因此，在奥尔森传统集体行动（内部驱动型集体行动）基础上，增加当代集体行动（“外部精英”驱动型集体行动），可以形成更加完整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
五、结束语
时代变迁助推理论发展。本文利用扎根分析方法对集体行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技术条件、沟通方式、表达机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集体行动的生成不仅局限于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收益考量，外部社会“精英”（互联网名人、律师、记者、学者等）受多重诉求考量（共同价值、社会知名度、潜在收益等）主动介入事件后，在集体行动生成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该研究对深入探讨数字传媒时代集体行动问题、中国式环境抗争问题、集体抗争的应对政策等都具有一定价值。
奥尔森基于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对集体行动问题展开的论述，在分析传统型社会组织的公共物品提供问题时显得非常恰切。但社会变迁对理论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尔森的理论显然难以恰切地对当代社会一些集体行动进行有效分析。本文分析与讨论的重点，在于发现并解释散落在社会各领域的“精英”缘何会主动介入事件并驱动集体行动生成，故而构建的扎根模型均侧重“外部精英”对内部参与者聚合的驱动。在充分考虑社会“精英”原子化分布对社会形态造成冲击的基础上，提出“外部精英”驱动型集体行动生成模型能有效地完善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使该理论在新时代释放出更多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为渔民，而渔民群体与知识分子、工人、社区市民等相比存在文化层次、认知能力、被社会认可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别可能对集体行动的演变路径产生影响。集体行动的生成存在多种可能，本文为了突出重点、深入挖掘信息传媒时代集体行动的新特征，选择单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单案例研究方法与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相比，虽然有利于在纵向深入中发现新理论线索，但其中也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环境集体抗争的形成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本文只是论证了外部因素对环境集体行动的驱动效用，但没有对外部因素以何种强度促成集体行动生成进行量化研究。以上研究不足，期待学界同仁进行更深入地探讨，以进一步完善集体行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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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