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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越来越突出，并且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还将延续。在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以及现代素质教育理念主导下的乡村教育转型中，带来了学校教育退缩和家庭教育责任强化的结果。原来的隔代教育面臨着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难以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青年妇女回归家庭留守陪读是农民家庭的策略选择，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模式下，家庭劳动力分工精细化，青年妇女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家庭两代劳动力合力提供经济支持，青年妇女在子女家庭教育决策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青年妇女留守陪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教育缺位的状况，但是依然面临着文化层次不高、教育理念陈旧的矛盾，同时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重，新的教育不均衡逐渐显现。
[关键词]青年妇女;陪读;城市化;乡村教育;家庭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1-0088-09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与此相伴随的，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中西部农村的普遍现象。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已达6100万，占农村儿童的40%，在城市化进程中，留守儿童规模迅速扩大。留守儿童虽然有完整的家庭，但是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生活在隔代家庭中，生活照料等问题主要转移到（外）祖父母身上。[1]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系统性破坏，他们的身心健康、学习和社会化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问题。[2]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持续关注的重点。
教育是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中的核心问题，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一直在持续。既有研究延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化的认识，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以下问题：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占用大量的学习时间;祖辈监护人教育程度低，难以提供实质性的学习辅导;亲子分离导致的心理、行为、性格上的不良表现传递到学业表现;在读书无用论和农村青少年辍学潮影响下学习动力不足;农村教育资源的约束。[3]关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也有不同的争论。有学者指出，外出务工父母的汇款能为留守子女接受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有助于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4]并且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因他们的父母是否出去打工和打工长短而有差异。[5]虽然关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尚存争论，但是对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位和亲情缺失则有较广泛的共识。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经商，长期与子女分离，祖辈已经成为农村子女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已是普遍现象，并且还将长期存在。在隔代照料和隔代教育模式下，面临着诸多问题。留守儿童处于情感、人格发育方面的变化转折期，长期与父母分离由祖辈照料，缺少父母的直接亲情关怀和学习监督，很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困扰，影响学习和人格发育。[6]
虽然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教育缺位的问题，但是在留守儿童现象出现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乡村教育还在兴盛发展，学校教育和农民家庭的教育理念保持着传统的一面。由于在儿童教育中，学校教育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并不造成根本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经过持续的乡村教育改革，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新的教育环境。布局调整乃至农村教育受现代化、城镇化思想所主导，学校教育隐性功能逐渐消失，物质化问题日益严重，学校撤并后，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会出现学生自然的分流，强化了社会分层，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7]家庭教育投入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支持性因素，教育改革与发展离不开优化家庭教育投入结构、离不开家庭教育投入取向的参与和渗透。[8]家庭为了满足其家庭成员的教育需求，付出劳动、支出货币以换取教育服务，[9]面临着家庭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有学者呼吁，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密切配合的立体化的“三位一体”教育格局。[10]可见，在教育改革和乡村教育转型背景下，家庭和家庭教育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乡村教育转型及家庭教育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凸显，原来普遍存在的留守儿童隔代照料和隔代教育模式还能否适应新的教育需求？乡村教育转型对农民家庭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面临着怎样的抉择，该如何选择？
笔者在浙东山区农村、长江中游F镇以及晋西北W乡的经验调研发现，有别于原来的隔代教育模式，青年妇女留守陪读逐渐成为新的普遍现象。不同于因为自身素质或者人力资本限制，无法实现劳动力转移而留在家庭顺便承担孩子教育、照料老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村留守妇女现象，青年留守妇女则主要是为了应对子女家庭教育缺位而选择专门留守或者返乡陪读，是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教育转型中的新现象和新趋势。本文基于多地的经验调研基础，从农村青年妇女留守陪读现象切入，对城市化进程中，面临乡村教育转型的现实需求，农民家庭做出的策略选择方式进行学理考察。
二、乡村教育转型：学校教育退缩与家庭责任强化
在农村儿童的教育责任分配中，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的主体也在发生变化，以学校为代表的公共教育资源和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教育资源，一直是支持和影响农村儿童教育的主要因素。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传统以学校为主导的乡村教育模式逐渐瓦解，家庭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强化，这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家庭教育模式的选择。
（一）学校教育为主导的农村儿童教育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集体时期，国家和政府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儿童教育是国家和集体的责任，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在国家和集体的大力投入下，极大地提高了人口受教育率。改革开放之后的整个税费时期，村集体是乡村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通过收取教育附加费、教育筹资等形式，每个村集体都组织起有效的村办教育，保障了农村儿童的入学。这一时期随着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开始出现了因年轻人外出而形成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隔代照料现象。然而整个税费时期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并不十分突出，这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首先是学校教育发挥了农村儿童教育的主导作用，父母外出务工所形成的家庭教育缺位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家庭主要是祖辈提供生活照料的场所，儿童绝大多数的教育责任由学校承担，时间在学校度过。其次是这一时期农民的教育理念还比较传统，认为学校才是学习文化的教育场所，对家庭教育的作用并不重视，因此并不认为子女留守会带来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农村家庭生育观念和生育结构还没彻底转变，传统生育观下的家庭，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对教育重视不足。[11]外出务工改善家庭经济是家庭的主要目标，而这一时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还没有真正作为家庭的大事被重视。因此在整个税费时期，虽然存在留守儿童问题，但是在学校教育为主导的农村儿童教育模式下，村办学校教育、同辈群体、家庭和村庄社会在同一个场域中共同担负起留守儿童教育，这一时期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矛盾尚不突出。 （二）乡村教育转型与教育责任配置
进入新世纪，伴随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对素质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强调使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家庭教育问题不断显现。在教育改革和乡村教育转型中，教育责任重新配置，家庭教育逐渐被重视，提升到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相较于税费时期的学校教育主导模式，乡村教育转型的突出特点是学校教育的退缩，家庭教育责任的不断强化和农村儿童教育主体多元化特征显著。
首先是公办学校教育的退缩。学校教育的退缩并不是学校教育不再重要或者不再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只是在教育改革中原本学校教育为主导的模式，在对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强调中，公办学校教育不再是一方主导，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得以确立。这其中，撤点并校和对素质教育的倡导，使得学校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责任减弱。第一，撤点并校进行学校布局调整，是计划生育和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学龄儿童减少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进了公办教育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提高了利用效率。第二，素质教育在乡村教育系统中也不断推进，对学生的在校时间、学校教学内容、学校考核评价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学校责任更为多元，但是单一的教育责任被冲淡了。在东中西部的乡村调研中发现，在学生减负的改革背景下，学生在校时间被严格控制，很多乡村小学下午三四点钟必须放学离校，不准组织学生补课。学校课程教学内容要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严格限制传统的语文数学等课程学时，增加体音美等素质教育课时，很多地方每周数学课只有三四节。学校的评价体系也不再以成绩竞争为导向，强调快乐教育，不准开展学生之间、学校之间的成绩竞争，学校和教师对成绩竞争的压力减轻。与此同时，学校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行政化任务和安全教育任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学校对文化教育的精力，在教育改革和乡村教育转型中，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在农村学生的文化成绩教育方面的责任不断弱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家庭对学生教育的责任不断加强。
其次是家庭在农村学生教育中责任的强化。在乡村教育转型背景下，家庭责任强化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农民家庭教育观念转变的主观原因。撤点并校和素质教育改革中，学生在校时间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校外时间的增加，家庭承担了更多的学生照料和学习辅导的责任。撤点并校之后农村学生入学距离拉长，广大中西部农村小学缺乏配备校车的条件，因此家庭成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每天接送。对学生在校时间严格控制之后，每天四点左右就要放学离校，之后大量的时间需要在家里度过。同时对课程设置和课时的控制，使得在校学习只能勉强按照课程大纲讲完规定课程，难以在学校进行练习和辅导，因此练习巩固和辅导需要在校外由家庭来承担。乡村教育改革在客观上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责任分担。在素质教育和家庭、学校、社会立体化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农民对家庭教育的意识和重视程度逐渐增加，农村父母在主观上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投入和家庭责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家庭对子女抱有很高的向上流动的期望，高度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12]这种投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农村家庭在时间和人力方面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总之，在乡村教育转型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农村儿童教育出现了私人责任化和市场化的转型，学校等公共教育的缩减，使得儿童教育成为家庭的主要责任。
三、已婚青年妇女陪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困境与农民家庭策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半工半耕”已经成为中国农民最为普遍的家庭生计模式，“新三代家庭结构”[13]成为城市化转型中农民家庭基本的结构模式。处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家庭，面临进城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经济压力，还不足以完成全家体面进城的城市化目标，因此青年人在城里务工，老人和小孩在农村生活的家庭模式还将持续存在，这也意味着农村留守儿童及其教育问题依然突出。面对农民城市化的压力，以及乡村教育转型中家庭教育的困境，需要农民家庭做出符合家庭利益和实际的应对策略。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困境
农村留守儿童主要是由（外）祖父母进行隔代照料和隔代教育，在传统的学校教育为主导的乡村教育模式下，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还可以被学校替代，问题并不突出。但是在乡村教育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对儿童的教育责任不断强化，要承担起更多的家庭教育责任。然而延续隔代教育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乡村教育转型的现实需求，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困境。
首先是隔代教育带来的家庭教育缺位困境。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普遍由祖辈承担家庭教育的责任，由此也带来了家庭教育缺位等诸多矛盾。这种监护人年龄偏大且文化程度较低，使得他们不太可能给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学习上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最主要职责可能是仅仅为留守儿童提供食宿等生活条件。[14]与此同时，祖辈的知识结构大多是在乡村传统文化生活中习得的，注重对儿童的传统伦理道德习惯的培养，知识结构的陈旧难以跟上新时期学生教育的需求。注重安全而轻视学习教育也是隔代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调研中很多爷爷奶奶说“不出事就好，管不了孙子其他就由着他来”，可见隔代教育对家庭教育依然难以形成足够的重视，孙子交到自己手上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这种隔代教育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是与当前乡村教育转型期对家庭教育责任的强化难以匹配的，需要进行新的家庭资源配置。
其次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配置造成的乡村教育衰落。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但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转移，同时优质教育资源也不断向城市集聚，乡村教育明显衰落。第一，农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尤其是优质生源争相进城接受教育情况普遍。在农村，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率先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接受教育，同时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条件也争相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生源流失影响了乡村学校整体的教学环境。在晋西北Z乡，1万余人的乡镇，乡村学校在校学生只有四五十人;长江中游F鎮乡村完小的在校学生人数也不足百人，一些学生人数只有个位数的教学点难以维持而撤并;东部发达地区的偏远山区也面临同样的乡村学校生源严重流失的矛盾。第二，乡村学校年轻专职教师缺乏，难以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在长江中游F镇，很多乡村小学依然是以民办教师转公办的老教师队伍为主，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知识结构陈旧，由于难以吸引和留得住年轻教师，严重缺乏英语、体音美等方面的专业教师，很多素质教育要求的课程难以开起来。虽然国家对乡村教育的硬件物质设施投入了大量资源，教育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软件方面尤其是师资方面的缺乏依然严重，城乡教育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第三，城市聚集了大量优质公立学校以及便利的市场化教育资源，而农村不但面临学校教育衰败的矛盾，同时市场化教育培训资源也稀缺，加剧了农村学生向城市的流动。 再次是农民经济分化教育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家庭教育的责任。教育一直是个人和家庭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往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15]在农民经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一些条件好的家庭在城里买房送子女进城读书，获得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这就增加了农村中产阶层教育竞争的负担，同时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底层家庭，就只能选择在乡村学校接受教育。而教育竞争是以家庭教育支出为前提的，这就对家庭经济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强化的家庭教育责任，需要农民家庭不断整合家庭资源投入子女教育，家庭教育负担不断加重。
（二）青年妇女陪读：农民家庭的策略选择
在我国城市化转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就业，形塑了农民“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以及“新三代家庭”结构。老人留守在家照顾孙辈，年轻子女外出务工获得家庭主要经济收入，这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家庭普遍的家庭劳动力分工和家庭再生产的基本模式。然而，面对城市化快速发展和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乡村教育困境，尤其是家庭教育责任强化和现实的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促使农民家庭做出新的策略选择，进行家庭资源的重新配置。家庭策略的产生和实施实际上是家庭解决问题的过程，它考虑的基本问题是成本和收益问题，或者说是策略实施结果的问题。[16]在家庭教育责任不断加强和农村学生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中，选择怎样的家庭教育模式和资源配置就成为当前农村家庭面临的重要抉择。
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为了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乡村教育的困境，一般会采取三種方式来应对。第一是外出务工的父母把子女带在身边到务工地接受教育，第二是进城买房居住生活使子女接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第三种则是把子女继续留在乡村接受教育，同时采取新的家庭劳动力分工模式，由父母或者其中一方陪读。前两种模式都对家庭经济基础有较高的要求，注定只能成为少数父母工作稳定经济基础好的农村上层家庭的选择。由于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念书费用高，城市消费价格太贵，父母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孩子，父母流动性太强等，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子女还是要留在家乡。[17]当面对家庭教育责任强化和现实中隔代教育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时，需要农民家庭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在实践中第三种模式就成为当下农民家庭新的策略选择模式。那么为了弥补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究竟选择父母哪一方或者双方都留在农村陪读呢？
在东中西部多地调研中，发现乡村教育转型中，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现象在农村悄然兴起，逐渐成为普遍现象，这也是农民家庭应对乡村教育困境所做出的成本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策略选择的结果。在我国农村强大的“家”文化体系中，妇女是要通过履行他们作为妻子、母亲和儿媳的家庭职责来获得其地位的，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养育孩子的特殊地位，往往使得家庭只能选择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农村的决策，孩子出生后，部分妇女仍然会继续留守农村，抚养孩子长大，即便再度选择外出务工，也可能因为子女学业而返回农村。[18]由于广大中西部农村和东部偏远农村，本地工商业发展水平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需要转移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青年男性劳动力承担着获取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重任，不可能牺牲掉外出务工收入的机会来专门在家陪读，依然要继续到沿海城市务工。年轻女性作为家庭的副劳动力，当面临外出务工和孩子教育的艰难抉择时，往往为了家庭长远利益而选择留守或者返乡来专门陪孩子读书。在城市化和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留守陪读成为一种新趋势，是农民家庭面对城市化压力和乡村教育困境所做出的新的家庭策略选择。
四、已婚青年妇女回归家庭：留守陪读模式下家庭精细化分工及其基础
已婚青年妇女选择留守陪读重新回归家庭，是农民家庭面对家庭教育困境做出的策略选择，是一种新的家庭劳动力分工模式，也促使家庭分工进一步精细化。已婚青年妇女回归家庭是家庭利益最优化的策略选择，这种选择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也反映了家庭权力格局的变迁。
（一）已婚青年妇女陪读与农民家庭精细化分工
回归家庭的青年妇女专职陪读。不同于传统的留守妇女角色，需要承担子女教育、老人照料以及农业生产等多种角色，而青年妇女重返家庭留守陪读则是一种专职陪读模式，其重心已经转移到子女教育而退出生产领域。这些重返家庭的年轻妇女一般在生育子女之前有较长时期的城市务工经历，甚至生育子女之后也重新外出务工，他们返乡回归家庭的动力，主要是在子女接受学校教育阶段面临家庭教育缺位的压力。一般返乡陪读的已婚青年妇女年龄集中在25岁到40岁之间，主要陪读的阶段是子女中小学教育阶段。已婚青年妇女返乡，由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普遍是不会做也不愿做农活的，而返乡之后本地缺乏就业机会，只有一部分打些零工做点小生意，大多数是长期闲在家里的。年轻留守妇女陪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留在农村陪孩子读书，在农村打些零工，这类陪读模式集中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陪读生活成本不高。另一种是到所在城镇专门租房陪读，一部分年轻妇女做点手工活或者小生意，陪读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不论是采取那种陪读方式，青年母亲回归家庭主要的目的和任务就是陪孩子读书，生产功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成为一种专职陪读模式。冯小在晋西北小寨乡的调研发现，撤点并校以后，进城陪读成为普遍趋势，是城镇化背景下年轻女性追求城市生活方式与享受闲暇的一种积极行为。[19]虽然陪读已经成为年轻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其背后却是乡村教育转型造成的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结构性约束，为了弥补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青年女性回归家庭也是被迫选择。
家庭劳动力分工与代际合作新模式。在“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形成了农民家庭的“新三代家庭”结构，年轻夫妻在城里务工，老年人在家务农同时照顾孙辈读书，这种家庭劳动力分工模式是支持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但是在青年妇女留守陪读的新趋势下，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分工模式进一步精细化，代际合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在代际育儿过程中，家庭内部形成了“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母亲成为育儿“总管”，以“科学育儿”为指导，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祖辈以“帮忙者”的角色进入子女家庭，承担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20]年轻妇女回归家庭，成为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原来留守模式中祖辈承担的教育责任转移给年轻母亲，祖辈则继续以生活照料或者经济支持的方式来进行代际支持。而在城市化和子女教育高消费的经济压力下，年轻男性需要继续常年在城市务工，尽全力投入到养家的角色之中，他们越来越少参与家庭内部的事务，主要责任就是给家庭和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在已婚年轻妇女陪读模式下，面对家庭经济压力，代际合力和支持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家庭劳动力精细化分工，来实现子女教育和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乡村已婚青年妇女陪读的基础
打工经济与代际合力提供经济基础。青年妇女陪读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教育支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当前农村普遍的打工经济模式以及代际合力，为青年妇女回归家庭提供了经济保障。对于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农业生产难以保障家庭经济的积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老年人由于被排斥出城市务工市场，但是这些低龄老人还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因此他们绝大多数返回村庄耕种土地，同时还可以在家乡附近打些零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家庭经济基础也是通过“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分工结构来保障的，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农民家庭经济积累模式。同时“半工半耕”不仅是农民家庭收入和积累的基本模式，也是农民家庭进行代际支持和代际合力完成家庭再生产的基本模式。面对当下城市化和子女教育的高消费压力，单靠一代人是难以支撑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支持子女的教育，代际合力显得尤为重要。青年妇女留守陪读其实正是代际合作与合力的结果，通过家庭两代劳动力共同劳动获得经济收入和积累，来支持年轻女性回归家庭支持下一代的教育，以此实现家庭的向上流动和再生产。
教育竞争营造社会文化环境。打工经济的兴起给农民带来了多元化的就业形式，同时也造成了农民经济分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分化也逐步显现。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就会转化为农民生产生活中的竞争行为，而教育竞争随着教育责任私人化和市场化改革转型而不断加強。农民的教育竞争通过教育支出而直接显现，家庭收入是家庭教育支出的经济基础，家庭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会越高。农村教育分化与竞争始于农村上层家庭通过进城购房、购买市场化教育培训服务等方式，让子女进城接受优质的城市教育资源。城乡教育资源现实性差距加大，以及公立学校教育退缩和市场化教育服务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等，都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教育的弱势地位。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让子女进入城市学校，以及获得城市便利的市场化教育服务机会，这些都成为农民家庭之间教育竞争的标的物。在教育分化背景下，农村的中下层家庭面临着巨大的教育竞争压力，难以支付子女进城接受教育的成本，但是面对乡村教育转型下家庭教育缺失的困境，这部分家庭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和时间投入来应对教育竞争中的不利处境。因此农村青年妇女留守陪读主要是农村中下层家庭的应对策略，在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中逐渐成为普遍趋势。
家庭权力格局变迁促成年轻妇女回归家庭。在快速的城市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农民家庭劳动力分工和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在城乡分割的三代家庭结构模式下，老年人不再担任家庭经济主要来源的角色，也逐渐让渡出家庭权力给年轻的子代家庭，家庭权力格局发生变迁和重构。与此同时，在计划生育带来的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以及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农村男性青年面临着较大的婚姻压力，这些都使女性权力尤其是青年女性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很大提升。在老人权力让渡中，家庭亲子轴倒置，尤其是婆媳关系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逐步转向年轻媳妇。而在夫妻关系中，男性不再是单一的主导地位，在城市化转型背景下，家庭性别分工进一步明晰，男性承担起越来越多的挣钱养家的角色，在现代育儿高消费化的驱使下，父亲更加投入其养家角色之中，凸显其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21]随着男性向城市转移，妇女的角色开始从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家庭事务决策权从男性转向女性，留守妇女成为家庭中的主要决策人。[22]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即是家庭权力格局变迁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话语权提升的结果，同时青年女性通过留守陪读进一步增强了其对子女教育的决策权和主导权。在新的家庭权力格局下，年轻女性回归家庭陪读不仅仅是农民家庭的策略选择，同时也有其家庭政治的合理性。
五、乡村已婚青年妇女陪读的困境
在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教育转型背景下，农村已婚青年妇女回归家庭，选择留守陪读，既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结构压力下的被迫抉择。青年妇女留守陪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子女家庭教育状况，但是也面临着内在困境。
（一）留守妇女本身的文化层次不高，难以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
农村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是为了应对乡村教育转型中隔代教育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状况。青年女性相较于老年人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同时也有过在大城市务工的经历，不论是文化层次还是教育观念都比老年人更为适合作为家庭教育的承担者。但是大部分留守女性依然面临知识结构老化层次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素质教育的理念下，青年女性也难以跟上教育变革的步伐，很多青年留守女性表示“很多题我们也不会做，辅导不了，跟我们那时候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都看不懂。”另一方面，促使青年女性选择返乡留守陪读的重要动力是孩子学习成绩下滑，她们被迫返乡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子女学习成绩。因此她们留守陪读并不是教育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主要是为了子女学习成绩提高的权宜之计，她们主要的教育方式还是督促子女加紧学习，监督管教作用甚至超过了家庭教育辅导本身。已婚青年留守女性一方面本身的教育层次不高，同时教育理念还是以管教和成绩提升为导向，难以真正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加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在这种生计模式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与丈夫一起进入城市务工，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对于应对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压力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乡村教育转型中，已婚青年妇女为了弥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位而选择返乡留守，虽然他们留守中也可以做点零工，但是在中西部地区这种零工机会不多且不稳定，难以保障留守妇女的经济收入。因此留守陪读家庭大多都会损失掉一个主要劳动力，需要城里打工的家庭成员来进行经济支持。已婚青年妇女留守不仅投入了直接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投入了劳动力和时间，家庭教育支出成本明显增加。在教育私人化和市场化转型中，家庭教育支出还有获取市场教育服务资源的支出。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婚青年留守妇女也效仿村庄上层和城里家长给孩子报各类兴趣班和辅导班，直接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压力。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作为农民家庭的被动策略选择，不但直接损失了一个家庭劳动力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成本，在这一升一降中，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教育转型中农民的家庭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三）乡村教育不均衡矛盾突出
在乡村教育转型背景下，学校教育退缩，教育私人化和市场化兴起，直接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尤其是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公立学校教育与市场化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差距明显，乡村教育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处于更加不利地位。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农村家庭，纷纷通过进城买房、购买市场教育资源等方式，把子女送入城市获得更优质的城市教育资源，而农村大多数中下层家庭在城市教育資源各类限制性分配的情况下，以及家庭经济基础有限，难以满足送孩子进城读书的愿望，只能被迫选择青年妇女留守陪读的变通策略。在公共教育资源和市场教育资源的双重配置机制下，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均等性面临严峻挑战，拥有一定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家庭，常常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或者特殊关系等方式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资源获取的差异导致不同学校间质量分化严重，从而无法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需求。[23]家庭教育支出是影响教育机会分布的重要因素，有经济基础的家庭可以直接通过增加经济支出的方式为子女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经济基础差的家庭只能变相通过劳动力和时间的投入的留守陪读来应对教育竞争的需要。农民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投资教育收益的不确定性，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24]一些农村家庭在子女学习成绩还可以时，会努力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或者母亲返乡陪读，以此来给予子女更好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当孩子学习成绩无法改善时，很多农民家庭在投入与教育预期的不确定矛盾下，也会选择主动放弃，留守妇女重新外出务工，重新回归隔代照料模式，对于父母和祖辈来说，只要孩子在家安全就好，很多家长表示“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指望能读到哪，把孩子送到学校让学校帮着照看孩子就可以”。因此在农民分化不断加剧，以及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乡村教育面临的不均衡矛盾进一步突出。
六、结语
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持续存在。随着乡村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在撤点并校、现代素质教育的改革理念和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原来的隔代照料模式面临着严重的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难以满足现代教育对农民家庭教育责任强化的需求。因此在乡村教育转型中，为了应对家庭教育缺位的困境，农村已婚青年妇女回归家庭，返乡留守陪读逐渐成为新趋势。农村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是农民家庭应对城市化和乡村教育转型压力的应对性策略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在已婚青年妇女陪读模式下，青年女性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越来越多农村年轻女性成为专职陪读的留守妇女，需要家庭两代劳动力共同提供经济支持，这种家庭策略选择是农民家庭应对教育竞争压力和家庭权力结构变迁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模式。但是也面临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经济负担加大，以及乡村教育进一步分化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农民家庭之间的不均衡性等内在困境。因此在乡村教育改革中，怎样做到既符合现代素质教育变革的方向，同时又保障农民家庭尤其是弱势群体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权利，减轻农民家庭教育负担，这是值得注意和深入探讨的。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3）.
[2]吴帆，杨伟伟.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缺失与重构——基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1，（6）.
[3]张俊良，马晓磊.城市化背景下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J].农村经济，2010，（3）.
[4]胡枫，李善同.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基于5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9，（2）.
[5]朱科蓉，李春景，周淑琴.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J].教育科学，2002，（4）.
[6]彭大鹏，赵俊清.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之社会和政策因素分析[J].基础教育参考，2005，（1）.
[7]叶敬忠，孟祥丹.对农村教育的反思——基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影响的分析[J].农村经济，2010，（10）.
[8]叶忠.家庭教育投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支持性因素[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9]楚红丽.公共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义务教育阶段不同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率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08，（1）.
[10]杨雄，刘程.关于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合作的思考[J].社会科学，2013，（1）.
[11]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
[12]林光江.国家独生子女儿童观[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13]张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14]吕绍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J].中国妇运，2006，（6）.
[15]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J].青年研究，2014，（6）.
[16]樊欢欢.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0，（5）.
[17]陶然，孔德华，曹广忠.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1，（6）.
[18]吴惠芳.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9]冯小.陪读：农村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基于晋西北小寨乡“进城陪读”现象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12）.
[20]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6）.
[21]王向贤.关于欧美构建新型父职的述评[J].晋阳学刊，2014，（3）.
[22]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23]丁小浩，翁秋怡.职业权力与家庭教育支出——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2015，（8）.
[24]张锦华，杨晖，沈亚芳，韩阳.不确定性对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倾向的影响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4，（6）.
责任编辑：范瑞光
[关键词]青年妇女;陪读;城市化;乡村教育;家庭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1-0088-09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与此相伴随的，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中西部农村的普遍现象。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已达6100万，占农村儿童的40%，在城市化进程中，留守儿童规模迅速扩大。留守儿童虽然有完整的家庭，但是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生活在隔代家庭中，生活照料等问题主要转移到（外）祖父母身上。[1]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系统性破坏，他们的身心健康、学习和社会化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问题。[2]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持续关注的重点。
教育是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中的核心问题，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一直在持续。既有研究延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化的认识，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以下问题：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占用大量的学习时间;祖辈监护人教育程度低，难以提供实质性的学习辅导;亲子分离导致的心理、行为、性格上的不良表现传递到学业表现;在读书无用论和农村青少年辍学潮影响下学习动力不足;农村教育资源的约束。[3]关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也有不同的争论。有学者指出，外出务工父母的汇款能为留守子女接受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有助于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4]并且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因他们的父母是否出去打工和打工长短而有差异。[5]虽然关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尚存争论，但是对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位和亲情缺失则有较广泛的共识。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经商，长期与子女分离，祖辈已经成为农村子女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已是普遍现象，并且还将长期存在。在隔代照料和隔代教育模式下，面临着诸多问题。留守儿童处于情感、人格发育方面的变化转折期，长期与父母分离由祖辈照料，缺少父母的直接亲情关怀和学习监督，很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困扰，影响学习和人格发育。[6]
虽然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教育缺位的问题，但是在留守儿童现象出现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乡村教育还在兴盛发展，学校教育和农民家庭的教育理念保持着传统的一面。由于在儿童教育中，学校教育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并不造成根本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经过持续的乡村教育改革，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新的教育环境。布局调整乃至农村教育受现代化、城镇化思想所主导，学校教育隐性功能逐渐消失，物质化问题日益严重，学校撤并后，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会出现学生自然的分流，强化了社会分层，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7]家庭教育投入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支持性因素，教育改革与发展离不开优化家庭教育投入结构、离不开家庭教育投入取向的参与和渗透。[8]家庭为了满足其家庭成员的教育需求，付出劳动、支出货币以换取教育服务，[9]面临着家庭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有学者呼吁，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密切配合的立体化的“三位一体”教育格局。[10]可见，在教育改革和乡村教育转型背景下，家庭和家庭教育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乡村教育转型及家庭教育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凸显，原来普遍存在的留守儿童隔代照料和隔代教育模式还能否适应新的教育需求？乡村教育转型对农民家庭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面临着怎样的抉择，该如何选择？
笔者在浙东山区农村、长江中游F镇以及晋西北W乡的经验调研发现，有别于原来的隔代教育模式，青年妇女留守陪读逐渐成为新的普遍现象。不同于因为自身素质或者人力资本限制，无法实现劳动力转移而留在家庭顺便承担孩子教育、照料老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村留守妇女现象，青年留守妇女则主要是为了应对子女家庭教育缺位而选择专门留守或者返乡陪读，是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教育转型中的新现象和新趋势。本文基于多地的经验调研基础，从农村青年妇女留守陪读现象切入，对城市化进程中，面临乡村教育转型的现实需求，农民家庭做出的策略选择方式进行学理考察。
二、乡村教育转型：学校教育退缩与家庭责任强化
在农村儿童的教育责任分配中，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的主体也在发生变化，以学校为代表的公共教育资源和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教育资源，一直是支持和影响农村儿童教育的主要因素。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传统以学校为主导的乡村教育模式逐渐瓦解，家庭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强化，这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家庭教育模式的选择。
（一）学校教育为主导的农村儿童教育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集体时期，国家和政府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儿童教育是国家和集体的责任，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在国家和集体的大力投入下，极大地提高了人口受教育率。改革开放之后的整个税费时期，村集体是乡村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通过收取教育附加费、教育筹资等形式，每个村集体都组织起有效的村办教育，保障了农村儿童的入学。这一时期随着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开始出现了因年轻人外出而形成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隔代照料现象。然而整个税费时期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并不十分突出，这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首先是学校教育发挥了农村儿童教育的主导作用，父母外出务工所形成的家庭教育缺位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家庭主要是祖辈提供生活照料的场所，儿童绝大多数的教育责任由学校承担，时间在学校度过。其次是这一时期农民的教育理念还比较传统，认为学校才是学习文化的教育场所，对家庭教育的作用并不重视，因此并不认为子女留守会带来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农村家庭生育观念和生育结构还没彻底转变，传统生育观下的家庭，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对教育重视不足。[11]外出务工改善家庭经济是家庭的主要目标，而这一时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还没有真正作为家庭的大事被重视。因此在整个税费时期，虽然存在留守儿童问题，但是在学校教育为主导的农村儿童教育模式下，村办学校教育、同辈群体、家庭和村庄社会在同一个场域中共同担负起留守儿童教育，这一时期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矛盾尚不突出。 （二）乡村教育转型与教育责任配置
进入新世纪，伴随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对素质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强调使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家庭教育问题不断显现。在教育改革和乡村教育转型中，教育责任重新配置，家庭教育逐渐被重视，提升到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相较于税费时期的学校教育主导模式，乡村教育转型的突出特点是学校教育的退缩，家庭教育责任的不断强化和农村儿童教育主体多元化特征显著。
首先是公办学校教育的退缩。学校教育的退缩并不是学校教育不再重要或者不再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只是在教育改革中原本学校教育为主导的模式，在对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强调中，公办学校教育不再是一方主导，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得以确立。这其中，撤点并校和对素质教育的倡导，使得学校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责任减弱。第一，撤点并校进行学校布局调整，是计划生育和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学龄儿童减少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进了公办教育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提高了利用效率。第二，素质教育在乡村教育系统中也不断推进，对学生的在校时间、学校教学内容、学校考核评价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学校责任更为多元，但是单一的教育责任被冲淡了。在东中西部的乡村调研中发现，在学生减负的改革背景下，学生在校时间被严格控制，很多乡村小学下午三四点钟必须放学离校，不准组织学生补课。学校课程教学内容要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严格限制传统的语文数学等课程学时，增加体音美等素质教育课时，很多地方每周数学课只有三四节。学校的评价体系也不再以成绩竞争为导向，强调快乐教育，不准开展学生之间、学校之间的成绩竞争，学校和教师对成绩竞争的压力减轻。与此同时，学校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行政化任务和安全教育任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学校对文化教育的精力，在教育改革和乡村教育转型中，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在农村学生的文化成绩教育方面的责任不断弱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家庭对学生教育的责任不断加强。
其次是家庭在农村学生教育中责任的强化。在乡村教育转型背景下，家庭责任强化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农民家庭教育观念转变的主观原因。撤点并校和素质教育改革中，学生在校时间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校外时间的增加，家庭承担了更多的学生照料和学习辅导的责任。撤点并校之后农村学生入学距离拉长，广大中西部农村小学缺乏配备校车的条件，因此家庭成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每天接送。对学生在校时间严格控制之后，每天四点左右就要放学离校，之后大量的时间需要在家里度过。同时对课程设置和课时的控制，使得在校学习只能勉强按照课程大纲讲完规定课程，难以在学校进行练习和辅导，因此练习巩固和辅导需要在校外由家庭来承担。乡村教育改革在客观上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责任分担。在素质教育和家庭、学校、社会立体化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农民对家庭教育的意识和重视程度逐渐增加，农村父母在主观上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投入和家庭责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家庭对子女抱有很高的向上流动的期望，高度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12]这种投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农村家庭在时间和人力方面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总之，在乡村教育转型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农村儿童教育出现了私人责任化和市场化的转型，学校等公共教育的缩减，使得儿童教育成为家庭的主要责任。
三、已婚青年妇女陪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困境与农民家庭策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半工半耕”已经成为中国农民最为普遍的家庭生计模式，“新三代家庭结构”[13]成为城市化转型中农民家庭基本的结构模式。处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家庭，面临进城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经济压力，还不足以完成全家体面进城的城市化目标，因此青年人在城里务工，老人和小孩在农村生活的家庭模式还将持续存在，这也意味着农村留守儿童及其教育问题依然突出。面对农民城市化的压力，以及乡村教育转型中家庭教育的困境，需要农民家庭做出符合家庭利益和实际的应对策略。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困境
农村留守儿童主要是由（外）祖父母进行隔代照料和隔代教育，在传统的学校教育为主导的乡村教育模式下，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还可以被学校替代，问题并不突出。但是在乡村教育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对儿童的教育责任不断强化，要承担起更多的家庭教育责任。然而延续隔代教育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乡村教育转型的现实需求，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困境。
首先是隔代教育带来的家庭教育缺位困境。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普遍由祖辈承担家庭教育的责任，由此也带来了家庭教育缺位等诸多矛盾。这种监护人年龄偏大且文化程度较低，使得他们不太可能给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学习上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最主要职责可能是仅仅为留守儿童提供食宿等生活条件。[14]与此同时，祖辈的知识结构大多是在乡村传统文化生活中习得的，注重对儿童的传统伦理道德习惯的培养，知识结构的陈旧难以跟上新时期学生教育的需求。注重安全而轻视学习教育也是隔代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调研中很多爷爷奶奶说“不出事就好，管不了孙子其他就由着他来”，可见隔代教育对家庭教育依然难以形成足够的重视，孙子交到自己手上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这种隔代教育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是与当前乡村教育转型期对家庭教育责任的强化难以匹配的，需要进行新的家庭资源配置。
其次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配置造成的乡村教育衰落。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但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转移，同时优质教育资源也不断向城市集聚，乡村教育明显衰落。第一，农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尤其是优质生源争相进城接受教育情况普遍。在农村，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率先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接受教育，同时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条件也争相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生源流失影响了乡村学校整体的教学环境。在晋西北Z乡，1万余人的乡镇，乡村学校在校学生只有四五十人;长江中游F鎮乡村完小的在校学生人数也不足百人，一些学生人数只有个位数的教学点难以维持而撤并;东部发达地区的偏远山区也面临同样的乡村学校生源严重流失的矛盾。第二，乡村学校年轻专职教师缺乏，难以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在长江中游F镇，很多乡村小学依然是以民办教师转公办的老教师队伍为主，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知识结构陈旧，由于难以吸引和留得住年轻教师，严重缺乏英语、体音美等方面的专业教师，很多素质教育要求的课程难以开起来。虽然国家对乡村教育的硬件物质设施投入了大量资源，教育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软件方面尤其是师资方面的缺乏依然严重，城乡教育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第三，城市聚集了大量优质公立学校以及便利的市场化教育资源，而农村不但面临学校教育衰败的矛盾，同时市场化教育培训资源也稀缺，加剧了农村学生向城市的流动。 再次是农民经济分化教育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家庭教育的责任。教育一直是个人和家庭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往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15]在农民经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一些条件好的家庭在城里买房送子女进城读书，获得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这就增加了农村中产阶层教育竞争的负担，同时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底层家庭，就只能选择在乡村学校接受教育。而教育竞争是以家庭教育支出为前提的，这就对家庭经济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强化的家庭教育责任，需要农民家庭不断整合家庭资源投入子女教育，家庭教育负担不断加重。
（二）青年妇女陪读：农民家庭的策略选择
在我国城市化转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就业，形塑了农民“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以及“新三代家庭”结构。老人留守在家照顾孙辈，年轻子女外出务工获得家庭主要经济收入，这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家庭普遍的家庭劳动力分工和家庭再生产的基本模式。然而，面对城市化快速发展和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乡村教育困境，尤其是家庭教育责任强化和现实的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促使农民家庭做出新的策略选择，进行家庭资源的重新配置。家庭策略的产生和实施实际上是家庭解决问题的过程，它考虑的基本问题是成本和收益问题，或者说是策略实施结果的问题。[16]在家庭教育责任不断加强和农村学生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中，选择怎样的家庭教育模式和资源配置就成为当前农村家庭面临的重要抉择。
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为了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乡村教育的困境，一般会采取三種方式来应对。第一是外出务工的父母把子女带在身边到务工地接受教育，第二是进城买房居住生活使子女接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第三种则是把子女继续留在乡村接受教育，同时采取新的家庭劳动力分工模式，由父母或者其中一方陪读。前两种模式都对家庭经济基础有较高的要求，注定只能成为少数父母工作稳定经济基础好的农村上层家庭的选择。由于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念书费用高，城市消费价格太贵，父母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孩子，父母流动性太强等，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子女还是要留在家乡。[17]当面对家庭教育责任强化和现实中隔代教育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时，需要农民家庭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在实践中第三种模式就成为当下农民家庭新的策略选择模式。那么为了弥补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究竟选择父母哪一方或者双方都留在农村陪读呢？
在东中西部多地调研中，发现乡村教育转型中，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现象在农村悄然兴起，逐渐成为普遍现象，这也是农民家庭应对乡村教育困境所做出的成本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策略选择的结果。在我国农村强大的“家”文化体系中，妇女是要通过履行他们作为妻子、母亲和儿媳的家庭职责来获得其地位的，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养育孩子的特殊地位，往往使得家庭只能选择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农村的决策，孩子出生后，部分妇女仍然会继续留守农村，抚养孩子长大，即便再度选择外出务工，也可能因为子女学业而返回农村。[18]由于广大中西部农村和东部偏远农村，本地工商业发展水平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需要转移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青年男性劳动力承担着获取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重任，不可能牺牲掉外出务工收入的机会来专门在家陪读，依然要继续到沿海城市务工。年轻女性作为家庭的副劳动力，当面临外出务工和孩子教育的艰难抉择时，往往为了家庭长远利益而选择留守或者返乡来专门陪孩子读书。在城市化和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留守陪读成为一种新趋势，是农民家庭面对城市化压力和乡村教育困境所做出的新的家庭策略选择。
四、已婚青年妇女回归家庭：留守陪读模式下家庭精细化分工及其基础
已婚青年妇女选择留守陪读重新回归家庭，是农民家庭面对家庭教育困境做出的策略选择，是一种新的家庭劳动力分工模式，也促使家庭分工进一步精细化。已婚青年妇女回归家庭是家庭利益最优化的策略选择，这种选择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也反映了家庭权力格局的变迁。
（一）已婚青年妇女陪读与农民家庭精细化分工
回归家庭的青年妇女专职陪读。不同于传统的留守妇女角色，需要承担子女教育、老人照料以及农业生产等多种角色，而青年妇女重返家庭留守陪读则是一种专职陪读模式，其重心已经转移到子女教育而退出生产领域。这些重返家庭的年轻妇女一般在生育子女之前有较长时期的城市务工经历，甚至生育子女之后也重新外出务工，他们返乡回归家庭的动力，主要是在子女接受学校教育阶段面临家庭教育缺位的压力。一般返乡陪读的已婚青年妇女年龄集中在25岁到40岁之间，主要陪读的阶段是子女中小学教育阶段。已婚青年妇女返乡，由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普遍是不会做也不愿做农活的，而返乡之后本地缺乏就业机会，只有一部分打些零工做点小生意，大多数是长期闲在家里的。年轻留守妇女陪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留在农村陪孩子读书，在农村打些零工，这类陪读模式集中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陪读生活成本不高。另一种是到所在城镇专门租房陪读，一部分年轻妇女做点手工活或者小生意，陪读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不论是采取那种陪读方式，青年母亲回归家庭主要的目的和任务就是陪孩子读书，生产功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成为一种专职陪读模式。冯小在晋西北小寨乡的调研发现，撤点并校以后，进城陪读成为普遍趋势，是城镇化背景下年轻女性追求城市生活方式与享受闲暇的一种积极行为。[19]虽然陪读已经成为年轻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其背后却是乡村教育转型造成的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结构性约束，为了弥补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青年女性回归家庭也是被迫选择。
家庭劳动力分工与代际合作新模式。在“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形成了农民家庭的“新三代家庭”结构，年轻夫妻在城里务工，老年人在家务农同时照顾孙辈读书，这种家庭劳动力分工模式是支持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但是在青年妇女留守陪读的新趋势下，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分工模式进一步精细化，代际合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在代际育儿过程中，家庭内部形成了“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母亲成为育儿“总管”，以“科学育儿”为指导，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祖辈以“帮忙者”的角色进入子女家庭，承担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20]年轻妇女回归家庭，成为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原来留守模式中祖辈承担的教育责任转移给年轻母亲，祖辈则继续以生活照料或者经济支持的方式来进行代际支持。而在城市化和子女教育高消费的经济压力下，年轻男性需要继续常年在城市务工，尽全力投入到养家的角色之中，他们越来越少参与家庭内部的事务，主要责任就是给家庭和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在已婚年轻妇女陪读模式下，面对家庭经济压力，代际合力和支持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家庭劳动力精细化分工，来实现子女教育和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乡村已婚青年妇女陪读的基础
打工经济与代际合力提供经济基础。青年妇女陪读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教育支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当前农村普遍的打工经济模式以及代际合力，为青年妇女回归家庭提供了经济保障。对于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农业生产难以保障家庭经济的积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老年人由于被排斥出城市务工市场，但是这些低龄老人还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因此他们绝大多数返回村庄耕种土地，同时还可以在家乡附近打些零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家庭经济基础也是通过“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分工结构来保障的，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农民家庭经济积累模式。同时“半工半耕”不仅是农民家庭收入和积累的基本模式，也是农民家庭进行代际支持和代际合力完成家庭再生产的基本模式。面对当下城市化和子女教育的高消费压力，单靠一代人是难以支撑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支持子女的教育，代际合力显得尤为重要。青年妇女留守陪读其实正是代际合作与合力的结果，通过家庭两代劳动力共同劳动获得经济收入和积累，来支持年轻女性回归家庭支持下一代的教育，以此实现家庭的向上流动和再生产。
教育竞争营造社会文化环境。打工经济的兴起给农民带来了多元化的就业形式，同时也造成了农民经济分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分化也逐步显现。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就会转化为农民生产生活中的竞争行为，而教育竞争随着教育责任私人化和市场化改革转型而不断加強。农民的教育竞争通过教育支出而直接显现，家庭收入是家庭教育支出的经济基础，家庭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会越高。农村教育分化与竞争始于农村上层家庭通过进城购房、购买市场化教育培训服务等方式，让子女进城接受优质的城市教育资源。城乡教育资源现实性差距加大，以及公立学校教育退缩和市场化教育服务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等，都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教育的弱势地位。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让子女进入城市学校，以及获得城市便利的市场化教育服务机会，这些都成为农民家庭之间教育竞争的标的物。在教育分化背景下，农村的中下层家庭面临着巨大的教育竞争压力，难以支付子女进城接受教育的成本，但是面对乡村教育转型下家庭教育缺失的困境，这部分家庭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和时间投入来应对教育竞争中的不利处境。因此农村青年妇女留守陪读主要是农村中下层家庭的应对策略，在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中逐渐成为普遍趋势。
家庭权力格局变迁促成年轻妇女回归家庭。在快速的城市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农民家庭劳动力分工和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在城乡分割的三代家庭结构模式下，老年人不再担任家庭经济主要来源的角色，也逐渐让渡出家庭权力给年轻的子代家庭，家庭权力格局发生变迁和重构。与此同时，在计划生育带来的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以及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农村男性青年面临着较大的婚姻压力，这些都使女性权力尤其是青年女性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很大提升。在老人权力让渡中，家庭亲子轴倒置，尤其是婆媳关系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逐步转向年轻媳妇。而在夫妻关系中，男性不再是单一的主导地位，在城市化转型背景下，家庭性别分工进一步明晰，男性承担起越来越多的挣钱养家的角色，在现代育儿高消费化的驱使下，父亲更加投入其养家角色之中，凸显其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21]随着男性向城市转移，妇女的角色开始从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家庭事务决策权从男性转向女性，留守妇女成为家庭中的主要决策人。[22]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即是家庭权力格局变迁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话语权提升的结果，同时青年女性通过留守陪读进一步增强了其对子女教育的决策权和主导权。在新的家庭权力格局下，年轻女性回归家庭陪读不仅仅是农民家庭的策略选择，同时也有其家庭政治的合理性。
五、乡村已婚青年妇女陪读的困境
在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教育转型背景下，农村已婚青年妇女回归家庭，选择留守陪读，既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结构压力下的被迫抉择。青年妇女留守陪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子女家庭教育状况，但是也面临着内在困境。
（一）留守妇女本身的文化层次不高，难以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
农村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是为了应对乡村教育转型中隔代教育造成的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状况。青年女性相较于老年人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同时也有过在大城市务工的经历，不论是文化层次还是教育观念都比老年人更为适合作为家庭教育的承担者。但是大部分留守女性依然面临知识结构老化层次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素质教育的理念下，青年女性也难以跟上教育变革的步伐，很多青年留守女性表示“很多题我们也不会做，辅导不了，跟我们那时候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都看不懂。”另一方面，促使青年女性选择返乡留守陪读的重要动力是孩子学习成绩下滑，她们被迫返乡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子女学习成绩。因此她们留守陪读并不是教育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主要是为了子女学习成绩提高的权宜之计，她们主要的教育方式还是督促子女加紧学习，监督管教作用甚至超过了家庭教育辅导本身。已婚青年留守女性一方面本身的教育层次不高，同时教育理念还是以管教和成绩提升为导向，难以真正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加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在这种生计模式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与丈夫一起进入城市务工，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对于应对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压力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乡村教育转型中，已婚青年妇女为了弥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位而选择返乡留守，虽然他们留守中也可以做点零工，但是在中西部地区这种零工机会不多且不稳定，难以保障留守妇女的经济收入。因此留守陪读家庭大多都会损失掉一个主要劳动力，需要城里打工的家庭成员来进行经济支持。已婚青年妇女留守不仅投入了直接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投入了劳动力和时间，家庭教育支出成本明显增加。在教育私人化和市场化转型中，家庭教育支出还有获取市场教育服务资源的支出。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婚青年留守妇女也效仿村庄上层和城里家长给孩子报各类兴趣班和辅导班，直接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压力。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作为农民家庭的被动策略选择，不但直接损失了一个家庭劳动力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成本，在这一升一降中，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教育转型中农民的家庭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三）乡村教育不均衡矛盾突出
在乡村教育转型背景下，学校教育退缩，教育私人化和市场化兴起，直接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尤其是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公立学校教育与市场化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差距明显，乡村教育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处于更加不利地位。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农村家庭，纷纷通过进城买房、购买市场教育资源等方式，把子女送入城市获得更优质的城市教育资源，而农村大多数中下层家庭在城市教育資源各类限制性分配的情况下，以及家庭经济基础有限，难以满足送孩子进城读书的愿望，只能被迫选择青年妇女留守陪读的变通策略。在公共教育资源和市场教育资源的双重配置机制下，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均等性面临严峻挑战，拥有一定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家庭，常常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或者特殊关系等方式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资源获取的差异导致不同学校间质量分化严重，从而无法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需求。[23]家庭教育支出是影响教育机会分布的重要因素，有经济基础的家庭可以直接通过增加经济支出的方式为子女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经济基础差的家庭只能变相通过劳动力和时间的投入的留守陪读来应对教育竞争的需要。农民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投资教育收益的不确定性，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24]一些农村家庭在子女学习成绩还可以时，会努力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或者母亲返乡陪读，以此来给予子女更好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当孩子学习成绩无法改善时，很多农民家庭在投入与教育预期的不确定矛盾下，也会选择主动放弃，留守妇女重新外出务工，重新回归隔代照料模式，对于父母和祖辈来说，只要孩子在家安全就好，很多家长表示“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指望能读到哪，把孩子送到学校让学校帮着照看孩子就可以”。因此在农民分化不断加剧，以及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乡村教育面临的不均衡矛盾进一步突出。
六、结语
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持续存在。随着乡村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在撤点并校、现代素质教育的改革理念和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原来的隔代照料模式面临着严重的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难以满足现代教育对农民家庭教育责任强化的需求。因此在乡村教育转型中，为了应对家庭教育缺位的困境，农村已婚青年妇女回归家庭，返乡留守陪读逐渐成为新趋势。农村已婚青年妇女留守陪读，是农民家庭应对城市化和乡村教育转型压力的应对性策略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缺位的矛盾。在已婚青年妇女陪读模式下，青年女性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越来越多农村年轻女性成为专职陪读的留守妇女，需要家庭两代劳动力共同提供经济支持，这种家庭策略选择是农民家庭应对教育竞争压力和家庭权力结构变迁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模式。但是也面临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经济负担加大，以及乡村教育进一步分化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农民家庭之间的不均衡性等内在困境。因此在乡村教育改革中，怎样做到既符合现代素质教育变革的方向，同时又保障农民家庭尤其是弱势群体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权利，减轻农民家庭教育负担，这是值得注意和深入探讨的。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3）.
[2]吴帆，杨伟伟.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缺失与重构——基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1，（6）.
[3]张俊良，马晓磊.城市化背景下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J].农村经济，2010，（3）.
[4]胡枫，李善同.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基于5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9，（2）.
[5]朱科蓉，李春景，周淑琴.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J].教育科学，2002，（4）.
[6]彭大鹏，赵俊清.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之社会和政策因素分析[J].基础教育参考，2005，（1）.
[7]叶敬忠，孟祥丹.对农村教育的反思——基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影响的分析[J].农村经济，2010，（10）.
[8]叶忠.家庭教育投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支持性因素[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9]楚红丽.公共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义务教育阶段不同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率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08，（1）.
[10]杨雄，刘程.关于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合作的思考[J].社会科学，2013，（1）.
[11]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
[12]林光江.国家独生子女儿童观[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13]张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14]吕绍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J].中国妇运，2006，（6）.
[15]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J].青年研究，2014，（6）.
[16]樊欢欢.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0，（5）.
[17]陶然，孔德华，曹广忠.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1，（6）.
[18]吴惠芳.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9]冯小.陪读：农村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基于晋西北小寨乡“进城陪读”现象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12）.
[20]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6）.
[21]王向贤.关于欧美构建新型父职的述评[J].晋阳学刊，2014，（3）.
[22]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23]丁小浩，翁秋怡.职业权力与家庭教育支出——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2015，（8）.
[24]张锦华，杨晖，沈亚芳，韩阳.不确定性对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倾向的影响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4，（6）.
责任编辑：范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