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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卓铭顺都在做一个实验。每天，随身带着一个陶瓷小花瓶，花瓶里种了一棵最爱的野草，它陪着他做陶、吃饭，陪着他看电视、听音乐……于是2014年，他决定做一把壶，名字叫“阿壶”。
茶壶也可以挎在肩上？是的，在2014年台湾金壶奖参选作品里，一件红砖质感的趣味茶壶获得了评委一致青睐，勇夺金奖。深冬的一个周末，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此次金奖得主、童心未泯的卓铭顺先生，畅谈他和他的互动陶艺。
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长大的卓铭顺，创作风格受父母的影响颇大，虽然母亲只是陶瓷厂一名普通画师，父亲也只是一位普通农人。在他眼里，互动陶艺是一个新的领域，目前所做只是开端，在他面前还有一大片荒原等待开拓。
茶壶，实践互动陶艺最理想的器物
陶瓷器物美则美矣，但大多只是静静地供在美术馆的橱窗，卓铭顺想让作品回到陶瓷器最初的目的——用。在“用”的过程中产生“互动”、“韵味”，甚至一种“对话”，透过一次次的接触，让人的情感渐渐融入器物之中，陶艺作品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中华手工》：恭喜您获得2014年台湾国际金壶奖金奖。《带着我的阿壶一起去旅行》看上去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作品。您是如何想到创作这样一件作品的？
卓铭顺：谢谢！我做了一个长期的实验，每天都随身带着一个陶瓷小花瓶，花瓶里种了一棵我最爱的野草，做陶时它陪着我工作，出门时就躲进背包里，在车上它和我一起数秒等红绿灯，在餐厅里它静静立在桌上，听我和家人聊天。它和我看同样的电视，听同样的音乐……于是2014年，我决定做一把壶，它的名字叫“阿壶”。我要把它背在身上，我可以带它去旅行。
《中华手工》：您将茶具设计成了穿戴式的行动装置，延续了您的互动陶艺概念。互动陶艺是您提出的吗？
卓铭顺：在现代陶艺圈里，就我所知，目前尚未发现有人为此专论，所以我在2009年以互动、游戏、陶艺为主轴，发表了硕士论文，也期许自己为陶艺的创作类型另辟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
20世纪以来，强调艺术作品与观者互动参与的偶发艺术以及实验各种创作媒材、声音，对抗主流精致艺术的福鲁克萨斯运动，开启了新形态的艺术革命，一直到21世纪愈见成熟的数字多媒材互动装置，成为当代的前卫艺术重要的特质。这些交互式的艺术创作，就是企图让观者在参与作品的过程中改变艺术与观者的角色定位，通过互动交流，打破艺术与生活的分界，落实艺术即生活的理念。
而茶壶因极具互动的特质，所以成了实践“互动陶艺”最理想的器物。
《中华手工》：为什么说茶壶极具互动性？
卓铭顺：当我们手持茶杯，倒水、持杯、饮水等动作，其中就隐含着“杯”与“人”的实质互动，也就是所谓的“器用”。
更进一步来说，人与物的互动关系也可以因人的用心而产生情绪上的转化，这种现象可以在茶壶的使用上得到印证。让我们细想泡茶时的一系列动作：准备茶具，把水煮开，小心地把茶叶倒入壶内，之后再冲入热开水，等茶叶在壶中慢慢舒展开来，散发出茶香，再把茶水倒入杯中细细品尝……无论是一人独享或是三五好友话家常，泡茶的动人韵味就在其中——这正是陶瓷极具互动性的地方。
大风吹，吹什么……一起玩吧！
除了互动，卓铭顺也尝试在茶壶创作中加入“游戏”元素。游戏本质上就是一种“玩”的态度，让人不自觉进入忘我的境界，因此游戏是“糖果”，也是作者精心调配的“开胃菜”。
《中华手工》：您的互动陶艺还提到一个“游戏”的概念，您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哪件？
卓铭顺：2012年创作的茶壶《一起玩吧》。这件作品就连组合的过程都是一个智力挑战，从无到有就是一种互动的乐趣。作品共计有5个零件，运用平衡的力学原理，使茶杯重量造成壶的倾斜，慢慢地把茶水斟满，动作完成后又能自动回复原位。
在制作上最难完成的地方是机器运动时的顺畅度，如果改用金属配件来替代的话可轻松解决，但我始终不愿改用其他材质。或许对于茶叶而言，陶土才是最优质的伙伴。最后，这件作品中埋设了陶制的活动微形滚轮，才一举成功克服了顺畅性的问题。
《中华手工》：所以，您本身就是一个爱玩的人？
卓铭顺：我想，是指童心吧！一种舍不得长大的心情！
《中华手工》：除了茶壶，您还做过哪些互动式陶艺？
卓铭顺：作品《大风吹，吹什么……》是听觉型互动陶艺，它的外观是一朵白色的花，每片花瓣的内部是空心的，里面暗藏斜板设计，并放置数量不等的陶珠。当小孩坐上白色花瓣陶椅时，靠着前后摆动，陶椅内的陶珠滚动就会发出声音，每个花瓣内的撞声结构不同，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
另一件作品《物种指纹产生器》是触觉型互动陶艺，它共有三种款式，分别为鱼鳞指纹器、叶脉指纹器和膜翅指纹器。假设我按下鱼鳞指纹器，手指有了鱼鳞纹，就成为一条鱼，而当我按了叶脉指纹器，就转化成一棵植物。每个物种都会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如果，能随时站在不同的角度，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想必就是大同世界的境界了！
《中华手工》：这些作品除了趣味性外，在制作上有什么特别的工艺吗？
卓铭顺：我的制作方式主要以“陶板成型法”为主。因为作品必须达到很高的精准度，所以陶土的成分必须特别调配，许多作品要预先构思草图，部分精密的设计甚至要画多视角的设计图。作品成型的过程还要不断修正，有些作品像盖房子般需要很多的支架来巩固，而这些撑住作品的附加物，往往比作品本身还多，等到作品出窑后才能完全拆除它们，让作品蜕壳而出。
我一直走在一条没人走的路上
卓铭顺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自然古典”时期和“互动陶艺”时期。1995年，他成立陶瓷工作室，就以自然为师，以自然观察者的角度来创作陶艺，结合古典青花色彩表现野生植物风采。2009年硕士论文完成后，他渐渐倾向于更专业的“互动·游戏”式的陶艺，一直到今日。 《中华手工》：您出生于莺歌，想必对您后来从事陶艺创作有一定影响，您觉得莺歌陶瓷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卓铭顺：我从出生就一直住在莺歌。莺歌是台湾最重要的陶瓷器生产地，耳濡目染之下，对于陶瓷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另外，莺歌到处都是陶瓷工厂、原物料厂以及相关的机器设备厂商，这也是在莺歌做陶的优点之一。
莺歌陶瓷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嗯……莺歌陶瓷器物本身并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自古以来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熏陶，因此其最大特点就是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中华手工》：您的“自然古典”时期主要是记录植物的风采，那么对所要表现的植物是否有特别要求？
卓铭顺：我们身边有许多可亲近的植物。努力攀附在学校围墙上的雀榕，马路旁不畏车轮球鞋蹂躏依旧生机蓬勃的车前草，还有那老是爱恶作剧一根根粘在裤管上拔也拔不完的鬼针草……这些绿色的邻居，没有纯种名花的娇贵气，也不是面临存亡绝续关头的稀有植物，它们也许相貌平平，却拥有超强的适应力，每一个都有与生俱来的美感。
我偶尔到郊区爬山观察植物生态，或者就在家附近用摄影及素描的方式来记录一些常见的野生植物，然后以青花等釉下彩的方式将植物最美的一刻记录在我的陶艺作品中。
《中华手工》：在创作过程中，对您风格影响较大的人是谁？
卓铭顺：我的双亲。我母亲以前在陶瓷工厂工作，那是一间莺歌典型的日用陶瓷工厂，印象中最深刻的全是那些描绘着蓝色、粉色釉下彩的碗盘。一直到现在我看到这种风格的碗盘，就仿佛是看到母亲在工厂里画的一样。细想起来，我最喜爱的陶艺创作形式之一青花釉下彩，不也隐隐传承着莺歌的手工彩绘传统与我母亲的手艺吗？
我父亲是农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务农者，很难单靠农作物的收成来养活一家人，因此除了种田之外，其实父亲的主业是帮人盖房子的泥水匠，而我偶尔也要兼差当个小童工，帮忙搬砖头、递水泥等。在一趟趟无休止的来回搬运中，就算戴上厚厚的麻布手套，双手也会因为搬运粗硬沉重的红砖而渐渐麻痹，失去知觉。就是这样的生活体验，让我对红砖的记忆特别深刻，红砖质感，也就成为我日后最常表现的陶艺风格。
《中华手工》：您现在的作品已经拥有比较明显的个人风格，但台湾从事陶艺的工艺家很多，专门做壶的工艺家也不少，如何才能在芸芸众生中占据一席之位？
卓铭顺：首先，我并非只做茶壶，实乃因为近年来参与一些茶壶的竞赛，并屡屡获得壶艺界的肯定。然而台湾的壶艺界早已是百家争鸣，特别是近年来台湾茶文化的大力推广之下更是方兴未艾，每每有极优异的作品出现。
我一直在走一条没有人走的路，也就是前述的互动陶艺，因为制作上的难度稍高，对我而言也算是一种蓝海策略，至于能不能占上一席之地就留给时间来证明吧！
茶壶也可以挎在肩上？是的，在2014年台湾金壶奖参选作品里，一件红砖质感的趣味茶壶获得了评委一致青睐，勇夺金奖。深冬的一个周末，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此次金奖得主、童心未泯的卓铭顺先生，畅谈他和他的互动陶艺。
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长大的卓铭顺，创作风格受父母的影响颇大，虽然母亲只是陶瓷厂一名普通画师，父亲也只是一位普通农人。在他眼里，互动陶艺是一个新的领域，目前所做只是开端，在他面前还有一大片荒原等待开拓。
茶壶，实践互动陶艺最理想的器物
陶瓷器物美则美矣，但大多只是静静地供在美术馆的橱窗，卓铭顺想让作品回到陶瓷器最初的目的——用。在“用”的过程中产生“互动”、“韵味”，甚至一种“对话”，透过一次次的接触，让人的情感渐渐融入器物之中，陶艺作品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中华手工》：恭喜您获得2014年台湾国际金壶奖金奖。《带着我的阿壶一起去旅行》看上去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作品。您是如何想到创作这样一件作品的？
卓铭顺：谢谢！我做了一个长期的实验，每天都随身带着一个陶瓷小花瓶，花瓶里种了一棵我最爱的野草，做陶时它陪着我工作，出门时就躲进背包里，在车上它和我一起数秒等红绿灯，在餐厅里它静静立在桌上，听我和家人聊天。它和我看同样的电视，听同样的音乐……于是2014年，我决定做一把壶，它的名字叫“阿壶”。我要把它背在身上，我可以带它去旅行。
《中华手工》：您将茶具设计成了穿戴式的行动装置，延续了您的互动陶艺概念。互动陶艺是您提出的吗？
卓铭顺：在现代陶艺圈里，就我所知，目前尚未发现有人为此专论，所以我在2009年以互动、游戏、陶艺为主轴，发表了硕士论文，也期许自己为陶艺的创作类型另辟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
20世纪以来，强调艺术作品与观者互动参与的偶发艺术以及实验各种创作媒材、声音，对抗主流精致艺术的福鲁克萨斯运动，开启了新形态的艺术革命，一直到21世纪愈见成熟的数字多媒材互动装置，成为当代的前卫艺术重要的特质。这些交互式的艺术创作，就是企图让观者在参与作品的过程中改变艺术与观者的角色定位，通过互动交流，打破艺术与生活的分界，落实艺术即生活的理念。
而茶壶因极具互动的特质，所以成了实践“互动陶艺”最理想的器物。
《中华手工》：为什么说茶壶极具互动性？
卓铭顺：当我们手持茶杯，倒水、持杯、饮水等动作，其中就隐含着“杯”与“人”的实质互动，也就是所谓的“器用”。
更进一步来说，人与物的互动关系也可以因人的用心而产生情绪上的转化，这种现象可以在茶壶的使用上得到印证。让我们细想泡茶时的一系列动作：准备茶具，把水煮开，小心地把茶叶倒入壶内，之后再冲入热开水，等茶叶在壶中慢慢舒展开来，散发出茶香，再把茶水倒入杯中细细品尝……无论是一人独享或是三五好友话家常，泡茶的动人韵味就在其中——这正是陶瓷极具互动性的地方。
大风吹，吹什么……一起玩吧！
除了互动，卓铭顺也尝试在茶壶创作中加入“游戏”元素。游戏本质上就是一种“玩”的态度，让人不自觉进入忘我的境界，因此游戏是“糖果”，也是作者精心调配的“开胃菜”。
《中华手工》：您的互动陶艺还提到一个“游戏”的概念，您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哪件？
卓铭顺：2012年创作的茶壶《一起玩吧》。这件作品就连组合的过程都是一个智力挑战，从无到有就是一种互动的乐趣。作品共计有5个零件，运用平衡的力学原理，使茶杯重量造成壶的倾斜，慢慢地把茶水斟满，动作完成后又能自动回复原位。
在制作上最难完成的地方是机器运动时的顺畅度，如果改用金属配件来替代的话可轻松解决，但我始终不愿改用其他材质。或许对于茶叶而言，陶土才是最优质的伙伴。最后，这件作品中埋设了陶制的活动微形滚轮，才一举成功克服了顺畅性的问题。
《中华手工》：所以，您本身就是一个爱玩的人？
卓铭顺：我想，是指童心吧！一种舍不得长大的心情！
《中华手工》：除了茶壶，您还做过哪些互动式陶艺？
卓铭顺：作品《大风吹，吹什么……》是听觉型互动陶艺，它的外观是一朵白色的花，每片花瓣的内部是空心的，里面暗藏斜板设计，并放置数量不等的陶珠。当小孩坐上白色花瓣陶椅时，靠着前后摆动，陶椅内的陶珠滚动就会发出声音，每个花瓣内的撞声结构不同，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
另一件作品《物种指纹产生器》是触觉型互动陶艺，它共有三种款式，分别为鱼鳞指纹器、叶脉指纹器和膜翅指纹器。假设我按下鱼鳞指纹器，手指有了鱼鳞纹，就成为一条鱼，而当我按了叶脉指纹器，就转化成一棵植物。每个物种都会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如果，能随时站在不同的角度，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想必就是大同世界的境界了！
《中华手工》：这些作品除了趣味性外，在制作上有什么特别的工艺吗？
卓铭顺：我的制作方式主要以“陶板成型法”为主。因为作品必须达到很高的精准度，所以陶土的成分必须特别调配，许多作品要预先构思草图，部分精密的设计甚至要画多视角的设计图。作品成型的过程还要不断修正，有些作品像盖房子般需要很多的支架来巩固，而这些撑住作品的附加物，往往比作品本身还多，等到作品出窑后才能完全拆除它们，让作品蜕壳而出。
我一直走在一条没人走的路上
卓铭顺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自然古典”时期和“互动陶艺”时期。1995年，他成立陶瓷工作室，就以自然为师，以自然观察者的角度来创作陶艺，结合古典青花色彩表现野生植物风采。2009年硕士论文完成后，他渐渐倾向于更专业的“互动·游戏”式的陶艺，一直到今日。 《中华手工》：您出生于莺歌，想必对您后来从事陶艺创作有一定影响，您觉得莺歌陶瓷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卓铭顺：我从出生就一直住在莺歌。莺歌是台湾最重要的陶瓷器生产地，耳濡目染之下，对于陶瓷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另外，莺歌到处都是陶瓷工厂、原物料厂以及相关的机器设备厂商，这也是在莺歌做陶的优点之一。
莺歌陶瓷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嗯……莺歌陶瓷器物本身并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自古以来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熏陶，因此其最大特点就是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中华手工》：您的“自然古典”时期主要是记录植物的风采，那么对所要表现的植物是否有特别要求？
卓铭顺：我们身边有许多可亲近的植物。努力攀附在学校围墙上的雀榕，马路旁不畏车轮球鞋蹂躏依旧生机蓬勃的车前草，还有那老是爱恶作剧一根根粘在裤管上拔也拔不完的鬼针草……这些绿色的邻居，没有纯种名花的娇贵气，也不是面临存亡绝续关头的稀有植物，它们也许相貌平平，却拥有超强的适应力，每一个都有与生俱来的美感。
我偶尔到郊区爬山观察植物生态，或者就在家附近用摄影及素描的方式来记录一些常见的野生植物，然后以青花等釉下彩的方式将植物最美的一刻记录在我的陶艺作品中。
《中华手工》：在创作过程中，对您风格影响较大的人是谁？
卓铭顺：我的双亲。我母亲以前在陶瓷工厂工作，那是一间莺歌典型的日用陶瓷工厂，印象中最深刻的全是那些描绘着蓝色、粉色釉下彩的碗盘。一直到现在我看到这种风格的碗盘，就仿佛是看到母亲在工厂里画的一样。细想起来，我最喜爱的陶艺创作形式之一青花釉下彩，不也隐隐传承着莺歌的手工彩绘传统与我母亲的手艺吗？
我父亲是农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务农者，很难单靠农作物的收成来养活一家人，因此除了种田之外，其实父亲的主业是帮人盖房子的泥水匠，而我偶尔也要兼差当个小童工，帮忙搬砖头、递水泥等。在一趟趟无休止的来回搬运中，就算戴上厚厚的麻布手套，双手也会因为搬运粗硬沉重的红砖而渐渐麻痹，失去知觉。就是这样的生活体验，让我对红砖的记忆特别深刻，红砖质感，也就成为我日后最常表现的陶艺风格。
《中华手工》：您现在的作品已经拥有比较明显的个人风格，但台湾从事陶艺的工艺家很多，专门做壶的工艺家也不少，如何才能在芸芸众生中占据一席之位？
卓铭顺：首先，我并非只做茶壶，实乃因为近年来参与一些茶壶的竞赛，并屡屡获得壶艺界的肯定。然而台湾的壶艺界早已是百家争鸣，特别是近年来台湾茶文化的大力推广之下更是方兴未艾，每每有极优异的作品出现。
我一直在走一条没有人走的路，也就是前述的互动陶艺，因为制作上的难度稍高，对我而言也算是一种蓝海策略，至于能不能占上一席之地就留给时间来证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