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泄、倾听和交流:中国第一家心理减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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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世纪之初,一位青年在天津市红桥铃铛阁街社区服务中心创办了“心理减负中心”。各路记者纷至沓来,连《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罗琳也赶来采访,并以半个版面的篇幅在《纽约时报》上予以报道。
  
  认准的事就干起来
  
  世上确有这么一批人物,任何事,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通,一钻就精,他们投身于哪一行业,就是哪一行业的幸运。但是,這些人往往极具前卫意识,一项工作不可能把他们拴得太久,他们的目光和思想总是在未知的领域里驰骋,开垦创新的渴望驱使他们在初战告捷、小有成就后便抽身离去……
  聪明干练的刘青正是这样的人。年轻时求功名,刻苦为文,年过20岁便发表了小说;30岁后专学法律,不久便取得律师资格,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法律工作者。而今,他又开始钻研心理学,更看重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
  中等身材,蓝西服,白眼镜片,普普通通的刘青,从外表看很像一位大学讲师。只有在他开口说话,尤其是滔滔不绝之时,你才能体会到他的非凡智慧。
  采访刘青时,谈到创办“心理减负中心”的初衷,刘青首先展示了一张新近摘录的卡片: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学术会议公布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抑郁症及其自杀造成的疾病负担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首位,我国青年人的疾病负担一半是由精神疾病所致。15~35岁人群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自杀,抑郁症或轻度抑郁症患者,约占人口总数的17%。
  1997年,正当刘青苦读心理学时,接连发生了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枪杀师生和北大学生王晓龙投毒案。刘青说,我当时的感觉是除了震惊与遗憾外,还有一丝歉疚的隐痛,就像我本来能帮助他们,在最关键时刻却没有援手一样。
  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就更让刘青坐不住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找到刘青请教难题,刘青以为朋友要把他带到某高级饭店,不料,这位企业家却在大排档招待他。企业家朋友既兴奋又面露难色地告诉刘青,自己隔三差五地就要来这里吃饭,至于吃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和陌生人无拘无束聊一聊,使饱受压抑的情绪得以缓解。为此,妻子多次和他吵嘴。
  一天一位来串门的亲戚给刘青讲述了自己孩子的不幸遭遇。他上5年级的孩子,一次考试超常发挥,成绩列为全班第一。这原本是件喜事,孰料,这下惹恼了成绩一直保持前3名的同学,这3个同学出于嫉妒,把粉笔末偷偷放进他孩子的水瓶里,幸亏抢救及时,才没造成孩子的喉管残损。
  这些事件深深刺激了刘青。既然社会处于竞争激烈的转型期,人们面对失业、下岗、婚姻、事业等,就会出现各种复杂心态和心理负担,在还没有堆积形成障碍时,为什么不能及时帮助他们进行化解和疏导呢?
  立即,一个大胆的想法浮出脑际。“办个心理减负中心,让那些具有心理负担的人来与我沟通,来这里宣泄……”
  
  如果你想打人、发泄和咆哮就来找我
  
  经过试运行,2000年8月8日,刘青在天津红桥区铃铛阁社区服务中心开设了全国第一家“心理减负服务中心”。
  中心的服务项目,包括:心理咨询、仪器测试、心理减负、情感依托、压力宣泄。它的服务宗旨是:请将您的疲意、您的忧愁、您的烦恼、您的不幸交给我们,我们会尽力抚平您的伤痕。
  “心理减负服务中心”一开业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位年轻漂亮的外企白领丽人,一走进“减负中心”就哭开了。她说,她每天都想哭,但就是没有个合适的地方。“在人前,我风光八面,目空一切,但人后,我却是孤寂抑郁透了。我要发泄!我要倾吐!”她直奔宣泄室“打人”,几天里被她打坏的橡胶人(一种专门作为发泄对象的工具)有七八个,打到激烈处从外面都能隐约听到她的哭骂声。原来她所在的外企公司平时工作异常紧张,竞争激烈,尽管她已经竭尽全力,不分昼夜地拼搏,却还是时常受到老板的批评。她情绪坏到极点时,就跑到空旷处,大喊大叫,并伴以拍手跺脚。一位路人偶然见到后,被吓得打了“110”报警。还有一好事者,一直尾随跟踪到家门口,错以为她是精神病患者……自来“减负中心”后,她的心情好多了,每次发泄一通,便高高兴兴地离去。现在,她已由单纯打“人”宣泄。过渡到与咨询员聊天的心理咨询宣泄,她的心理状态和工作业绩,显著好于以往。
  刘青说,按照心理学上的共识,情绪是无过错的,无论是“想打人”、“想骂街”,甚至是在极端恶劣的情绪下萌生的“想杀人”念头等等,只要不演变成行动,就并不可怕。看见一百万元现钞便蠢蠢欲动,与花2元钱买一张彩票,想中一百万大奖,本质上并无区别。这都是视觉和精神受到刺激后,心理上的正常反应,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能一味地自我谴责。刘青说,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就是这样陷入自责的深渊,不能自拔而致病的。
  一位40岁左右、气质优雅的女士一天来到中心,她要求找一位年龄在40岁以上、有丰富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的男士聊天,刚一开口她便痛哭失声。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交流,她的情绪才稳定下来。这位女士是企业集团的总经理,下属7个分公司,可谓事业有成,春风得意,而且她还有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丈夫对她十分体贴。她对丈夫充满感激,而且非常清楚离开丈夫的关怀抚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单位,与她年龄相仿才智相当的副总,和她日久生情,两人频繁约会,这让她陷入矛盾自责中,觉得实在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但是她又对那份炽热激情不愿割舍,久而久之,在她内心形成了巨大而无形的压力,这种煎熬因不便向人倾诉,逐渐演变为精神焦虑,注意力越来越难集中,工作也不愿与人合作,有时听到的和见到的都令她烦躁不安,甚至连每天接她上班的司机在楼下按的喇叭声,都让她大动肝火。一场秋雨之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状态的危险……几番的宣泄沟通,多次的畅谈咨询,她终于甩掉了心理包袱,同时也甩掉了与副总的情感纠葛。后来,她和她的丈夫还专程一起到中心登门致谢。
  一位40多岁的企业厂长,来中心咨询时给刘青留下深刻印象。来访的那天他穿着一身旧制服,推着一辆自行车,在大门外左顾右盼徘徊很久。原来,他管理的企业并轨改制,一下子冒出了很多陌生的工作头绪,本来就超负荷的他就更有些吃不消。回到家妻子又总是对他无端猜疑、唠唠叨叨。郁闷之极,他曾尝试去歌舞厅、洗浴中心花天酒地,但也没有任何效果。听人说心理减负中心能解决他的问题,就想过来看看。为了避嫌疑躲闲话,他还特意进行了乔装改扮,结果一来就喜欢上了这里。后来经过沟通与疏导,痛快淋漓地发泄一通后,他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工作顺手了。他很感谢刘青,说刘青是心灵按摩大师。
  刘青接待的来访者,还有一位30多岁的下岗女工,她想和丈夫离婚,却担心离婚失去生活保障,迟迟下不了决心,糟糕的情绪使她精神恍惚。她找到刘青诉苦,交流中刘青获悉,她不久前偶遇婚前恋人,现在已是一家私企老板的他,得知她已下岗,家庭收入微薄,便表示要给她经济帮助,还多次打电话与她联系。旧梦重温,使她静如止水的心,猛然间掀起惊涛骇浪,她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丈夫窝囊,越看越不顺心,就连以前的优点也全变成了缺点:体贴疼爱成了罗嗦,操持家务成了婆婆妈妈。她恨自己当初怎么会和这样的人结婚,简直不可思议。她曾找过天津的一位心理学家,这位专家不等她讲完事情经过,便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最好你尽快和你丈夫离婚,长痛不如短痛,只有大胆,才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专家的一番劝告,反而让这位女工越发地无所适从了。
  刘青的办法是,让她逐渐扭转丈夫不如过去恋人的认识。当然这是在对她的家庭尤其是她丈夫取得比较全面细致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给她留的咨询作业就是,回忆丈夫优点随时记录下来,在下一次的咨询中逐条复述。开始时她想不起丈夫到底有何优点,刘青就启发她,你与你昔日恋人多次联系,其实你丈夫从一开始便了如指掌,可他却从未表示不满,这是一般男人很难做到的,既表明了他对你的信任,也显示了他的男子汉的宽宏大量,这难道不是非常难得的优点吗?再者,你丈夫在不求回报的情况下,对你一直关怀呵护,十几年如一日,这不是优点又是什么呢?
  就这样她渐渐改变了对丈夫的看法,积累的优点一条一条多起来。最令她感动的是,她特别喜欢的羊绒衫,因为一直嫌贵没舍得买。而今年春节丈夫兴冲冲给她买了回来。后来当她得知丈夫为了买这件羊绒衫,竟偷偷捡了两个月的破烂时,她的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
  刘青的“减负中心”接待她近50次,终于帮助她纠正了对丈夫的认知偏差,使她重新回到丈夫身边。
  
  今天走的路就是为明天作铺垫
  
  个性化的增强,使人们交流少了,心灵孤独了。沟通心灵、宣泄压力、调整认知,是“减负中心”的主要工作。刘青说:“减负中心不同于医院的心理门诊,我们不会对来访者(不能叫患者更不能称病人)进行指导和心理治疗,更不会开药方。因为我们无法消除引起他们负面情绪的客观因素。我们所要解决的,是人们在认知上的一种失误或者执拗,因为这种失误所导致的心理障碍,无论是对个人和社会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希望通过宣泄、倾听和交流,恢复他们正常的人际交流,最终完善他们的人格。”
  有960万人口的天津,在“心理减负中心”开张半年来只有区区200多人光顾,实在不成比例。人们还存在各种顾虑与心理障碍,一谈起抑郁症或心理障碍,便认为是个人隐私,徘徊不入。往往是观望的多,咨询的少。但眼下,中国人已开始注意精神和心理健康了。“心理减负中心”的出现,无疑标志着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基础上,精神生活迈上一个新起点。
  尽管,刘青时常遭到来访者家属攻击、警告,但刘青从未放弃。他知道,抑郁症患者认知偏差的矫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今天走的路,就是为明天作铺垫。(责编 关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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