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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兰芝是持永伯子的张二个中国妈妈，持永伯子的第一个中国妈妈叫张建珍，曾经为了救活持永伯子妹妹而忍痛舍弃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持永伯子因此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决心帮助敬兰芝将起诉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的官司进行到底。
2000年8月14日，年届花甲的《日中友新闻》编辑、“中国人战争被害者要求支持会”常任运营委员持永伯子女士，轻轻敲开哈尔滨市香坊大街93号1楼敬兰芝老人的家门。79岁的敬兰芝看到持永伯子，惊喜万分地说：“是伯子!真的是伯子!”持永伯子也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说：“妈妈!妈妈!女儿看您来了!”两人一边说着一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奔涌而出……
战争的阴影在孩子的心灵中消除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报降后，一直由日本人控制的“株式会社满州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很快被共产党接收了，改名为东北景影公司，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厂址在鹤岗，但由于当时我国的电影制片技术比较落后，于是就团结了伪满映的一些日本进步人士做技术指导，持永伯子的父亲永只仁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持永伯子只有3岁，在东影厂保育院上幼稚班，能歌善舞而且很会画画，老师伯非常喜欢她，但跟她玩的孩子却没有几个。因为东影厂成立不久，国民常大举进攻东北，很多日本技术人员都携同家人取道回国了，保育院里基本上都是中国孩子，而中国孩子由于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又都普遍疏远日本孩子，所以她只能跟为数不多的本国孩子在一起。
在众多的中国孩子当中，和持永伯子最格格不入的是东影厂制作部副部长、新闻片组组长钱筱璋的女儿钱延江，她总欺负持永伯子。后来持永伯子才知道，钱延江有个小舅死在日本手里，死得非常惨，是被宪兵指唤狼狗活活咬死的，钱延江因此非常限日本人。一次，两个孩子因为几句话打了起来。钱延江被持永伯子打得鼻表脸肿。
晚上，钱延江的母亲张建珍来接她的时候，看到她那副狼猾不堪的样子，问她怎么了，她实话实说，本指望妈妈好好教训持永伯子，没想到张建珍反倒让她给持永伯子赔礼道歉。张建珍说：“伯子的爸爸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迟迟没有带伯子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我们应该多关心伯子才是，你怎么跟她打架呢?”钱延江说：“你平时不是总说日本人害死了我小舅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吗，现在你为什么又要向着日本人说话?”张建珍语重心长地说：“是有一些日本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坏事，但同时也有一些日本人在中国做好事，我们应该明辨是非才对啊。”钱延江仍然很不理解，但还是向持永伯子说了句“对不起”。从此，张建珍就时常把持永伯子领到家里去，以便两上孩子能有更多了解和沟涌的机会。慢慢的，钱延江不再像以前那样敌视持永伯子了，而且还和她成了好朋友。
持永伯子非常感激张建珍，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她已经把张建珍当成除了母亲之外最亲近了的人了，而且持 希望能经常看到张建珍，于是就总缠着父亲母亲带着她到张建珍家去。因此两家人隔几天就在张建珍家聚一次，每次都是持永只仁和钱筱璋一边喝着日本清酒或中国的老白干，一边谈论政治时局。持永伯子的母亲和张建珍坐在一边说着妇人的琐事，而持永伯子则和钱延江在一边哄着刚满两周岁的妹妹持永贵子，满屋子戏耍。一天下午，持永贵子爬到了张建珍家的博古架上，把张建家一块祖传的端砚摔碎了。持永只仁是个精通文物的行家，他从端砚的质地和印记一眼就看出了它的珍贵，气极之下，他抓住永子没轻没重地打了起来。张建珍把“哇哇”大哭的持永贵子抢了过去，紧紧地抱在怀里，说：“持永，你这是干什么呀!”持永只仁满脸歉意地说：“真是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张建珍擦着持永贵子脸上的泪水说：“有什么对不起的，贵子还是个孩子，再说摔碎的不过是一块端砚，又不是什么离了它就活不了的东西。”
大仁大义的第一个中妈妈
持永贵子一直是个十分健康的孩子，平常连感冒发烧的时候都很少，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得上白喉这种病，更想不到的是，她刚住进医院，钱延江紧跟着就住了进来，并且得的也是白喉。她们住了十多天院，药没少吃针没少打，病情却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张建珍、钱筱璋和持永只仁夫妇一起找到医生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治疗白成长须得用盘尼西林，但这种药非常紧缺，医院里只有一支，如果分开给两个孩子打，齐量不够等于没打一样，所以只能用别的药维持。”张建珍说：“为什么不到别的医院再找一支呢?”医生说：“我们已经问过了，都没有。持永只仁半信半疑地说：“怎么可能呢?”医生说：“确实没有，不但鹤岗所有的医院都没有，而且整个鹤岗也找不出第二支盘尼西林。”
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建珍、钱筱璋和持永只仁夫妇心急如焚地跑遍了佳木斯特丹江等附近的大小城市，但还是没有找到。而这时，持永贵子和钱延江已经相当危险了，白天晚上高烧不止，呼吸也一天比一天困难。张建珍在背地里对钱筱璋说：“再不用药两个孩子恐怕都不行了，你看现在怎么办?”钱筱璋说；“：我听你的。”张建珍说：“我想把那支盘尼西林给贵子打。”钱筱璋虽然早就料到张建珍会这么说，钱延江毕竟是他们的亲骨肉啊!可是钱筱璋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点了点了头。
但持永只仁夫妇却无论何也不肯接受，持永只仁说：“我们怎么能自私地为了救活自己的女儿，而忍心看着延江死去呢?那样我们会自责一辈子的。”张建珍说：“我们不会认为你们自私，你们也不必自责，因为这是在中国和国土上，我们必须为贵子的生命负责，如果在日本发生这种事，我相信你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做的。”持永只仁还想说什么，张建珍加重语气说：“你想让两个孩子一起死掉吗!”持永只仁不再拒绝了。
护士将注射器的针头插入持永贵子臀部肌肉的时候，持永贵子疼得哭了起来，她还不知道注射器里盘尼西林已经决定了她和钱延江的生死，而同样蒙在鼓里的钱延江，却在不停地安慰她：“贵子，忍着点，等咱们的病好了，姐姐领你到我家玩。”持永只仁夫妇和钱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都低泣起来，张建珍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她对待永只仁夫妇说：“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回家休息休息，你们就替我照看一下延江吧。”持永只仁夫妇心里十分清楚，张建珍说身体不舒服完全是托词，她是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活生生死去。他们心如刀绞却又无可奈何。
张建珍在持永只仁夫妇面前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回到家里却撕心裂肺地器了个天昏地暗。钱延江死后，她更是整天以泪洗目，时而望着钱延江生前的玩具发愣，时而喃喃自语：“延江，别怪妈妈心狠，妈妈也不想让你死……”
持永只仁夫妇见建珍瘦得不成样子，就经常带着两个女儿过来看看她。每当这时，张建珍的心情就会好一些，总是一手抱着持永伯子一手抱着持永贵子，看也看不够亲也亲不完，就像自己的女儿忽然起死回生又来到她身边了似的。
持永只仁夫妇知道张建珍很难从失去延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想把两个女儿中的一个过继给她，让她在心理上有个寄托。他们考虑到持永贵子年龄还小，离不开母亲，就决定让持永伯子去。可是，张建珍却说什么也不同意，她说：“那怎么行呢，自古就没有情愿离开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也没有情愿离开自己生身父母的孩子，你们就不要勉强自己和孩子了。”持永只仁夫妇仍然一味坚持，张建珍说服不了他们，就搬出持永伯子來搪塞：“你们愿意，伯子还不一定愿意呢。”没想到，持永伯子连犹豫都没犹豫，就说：“我愿意。”这一回，张建珍再也无话可说了。
就这样，持永伯子留在了张建珍家，她管张建珍叫妈妈，管钱筱璋叫爸爸。她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每当张建珍情绪低落闷闷不乐的时候，她总是千方百计地逗张建珍开心，张建珍把她当成了心肚宝贝，一见到他就把什么烦心事都忘了。
1949年，东影厂迁回伪满映的原址长春，钱筱璋因为家里收拾房子，要把持永伯子送到持永只仁家去住几天。张建珍答应得倒挺痛快，可是持永伯子走后她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直直到钱筱璋拾完房子把持永伯子接回来，她才恢复常态又说又笑了。
1953年，持永只仁夫要举家回日本了，张建珍虽然舍不得持永伯子，但又不能什么，她强忍着内心的痛苦，把持永伯子关到持永只仁家。持永只仁说：“我们根本就没打算让伯子跟我们一起回日本，我们决定让她留在中国陪着你。”张建珍紧紧地抱着永伯子，眼泪打湿了衣襟，说：“当初我那样做，根本就没有想到让你们回报我什么，如果有，那也是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打消战争造成的隔阂，世代友好下去，而不是让你们再还一个女儿，”持永只仁见张建珍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而张建珍的一番话，却整整影响了持永伯子的大半生，并让她因此有了第二个中国妈妈。
第二个中国妈妈的血泪控诉
持永伯子回到日本后，顺利地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因为她心里一直记着张建珍说的话，一直想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际的工作，就来到《日中友好新闻》当了一名编辑，后来又担任了“中国人战争被害者要求支持会”的常任运营委员。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她结识了被日本友好人士誉为“和平老人”的中国老太太敬兰芝。
敬兰芝是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下反日组织的情报人员。40年代初，她和丈夫朱之盈、叔叔敬恩瑞先后被日本宪兵逮搏，但她虽然受尽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仍一口嗌定自己是家庭妇女。日本宪兵实没有办法，只好把她释放了，而朱之盈和敬恩瑞死后却没了音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公布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她才得知朱之盈和敬恩瑞已经被731细菌部队做“活体实验”残害了。她悲愤之余，决心向政府讨回公道。90年代后期，她先后四次来到日本，走上法庭声讨探诉。因为后两次的接待工作是由持永伯子负责的，两人便有了接触。那时持永伯子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敬兰芝看到她整天为自己跑前跑后，心里很过意不去，时常说一些感激的话。持永伯子对这个慈祥的老人格外亲近，看到她，就想起了自己的中国妈妈张建珍。持永伯子一直很想知道，敬兰芝是如何度过在日本宪兵队的艰苦岁月的，但她却一直避而不谈，直到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中国民间起诉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第一案”的口头辩论会上，她声泪俱下地向法官陈术的时候，持永伯了才知道，她之所以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每次提起，她都得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和刻骨的仇恨。“……宪兵审问我的时候，我用一连串的‘不知道’回答他们，他们火了，当着朱这盈的面抡起马鞭和皮带就向我劈头盖脸地猛抽起来。朱之盈厉声说：‘她是家庭妇女，你们别打她，想知道什么问我好了!’宪兵们一阵狞笑，随即马鞭和皮带就雨点般地落在了他的身上，血染红了他的衬衫，染红了他的脸。我声嘶力喝地喊着：‘住手!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一个宪兵没等我说完，操起一根木棍就向我的小腹戳了过来，我慌乱之中伸手一挡，‘咔’的一声胳膊断了，我疼得差点没昏过去。另外几个宪兵却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用穿着马靴的脚狠狠地踹我的乳房和脑袋……”敬兰芝讲着讲着，泣不成声，浑身也在不停地颤抖，法庭里，怕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了她的身上，持永伯子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但持永伯子看到的却不仅仅是她的人，而是5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敬兰芝感觉到了气氛的沉重，就换了一种略显轻松的叙述语气：“……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苏醒过来，听到身边传来一声声惨叫，声音如此凄厉，又如此熟悉，就像一根根钢针插进我的心里。我想睁开眼睛，但因为脸被宪兵踹肿了，只能睁开一条缝。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看见朱之盈被宪兵扒光了衣服吊在房梁上，已经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我顾不得周身的疼痛，器喊着扑在了他的身上却被两个宪兵硬拖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没想到，这竟是我见到朱之盈的最后一面……”敬兰芝的陈述，让旁听席上所有的日本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持永伯了更是泪如泉涌。一个中国老人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哭诉那浸落泪水和鲜血的遭遇，她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想到张建珍为了救活毫不相干的日本孩子，不惜舍弃自己的亲生女儿，而张建珍的同胞、眼前的敬兰芝老人，却受尽了日本宪兵的凌辱，一种深深的愧疚促使她双腿一弯跪在了敬兰芝的面前。敬兰芝有几分惊讶又有几分不解地问：“伯子，你这是干什么?”持永伯子泪流满面地说：“我代表我们的国家和所有的日本人民向您赔罪，如果您愿意，请允许我做您的女儿，和您一起把这场官司进行到底。”敬兰芝紧紧地握着持永伯了的手，一时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顿时，旁听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法庭上，是禁止喧哗的何况掌声?谁知，法官竟然没有制止，法官也在悄悄拭泪，他们也被持永伯子的正义之举感动了。在接下来的口头辩论中，敬兰芝的律师小野夺利首先发问，被告席上的律师大都低头不语，只有一个女律师细声辩解了几句，但马上就被旁听席上的抗议声淹没了。休庭的时候，持永伯子兴奋地对敬兰芝说：“这次开庭，法官由中间立场开始倾向我们了，是您的陈述打动了法官，打动了被告律师。”敬兰芝说：“我倒觉得你的声援比我的陈述更有力。”两人相视一笑，都满心观喜地以为这次肯定是稳操胜券了，可是，法院的判决却大大地出乎了她们的意料。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敬兰芝“要求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日本731细菌部队以非人道主义手段杀害我丈夫朱之盈、叔叔敬恩瑞，以及日本宪兵对我个人身体民的伤害，给予赔偿”的诉松，在承认“原告所说的旧日本军进行了非人道迫害是事实”的同时，驳回了敬兰芝的诉讼要求，只是说“我国(日本)应该真诚地向敬兰芝和中国人民谢罪。”敬兰芝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堂堂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竟然会用“谢罪”两个字来了结这场官司，她无法接受，更不能理解，决心继续申诉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持永伯子非常支持敬兰芝，为了发动民众，她先后领敬兰芝在东京、京都、仙台、高知、长崎、歌山等20多个大中城市巡回演讲70余场次。这期间，日本右翼分子企图阻止她们，但他们怕引起国际舆论，不敢把敬兰芝怎么样，却把矛头指向了持永伯子。
日本女儿誓为和平倾尽全力
有一次，在高知的演讲会上，持永伯了发现有几个人扰乱会场，就盯着他们说：“大家请安静。”那几个人虽然没有用语言表示不满，但目光中却充满了敌意。演讲会结束后，其中一个高个子男人来到持永伯子的身边，说：“你还是不是日本人?”持永伯子从他的言行猜测出他是右翼分子，就针锋相对说：“我是日本人，而且还没有丧失一个日本人应有的良知和正义感。”离个子男人不屑地笑了笑，没说话，转身走了，持永伯了知道高个子男人是来警告她的，如果她不马上离开敬兰芝，他们肯定会对她有所行动。可是，她没有想到，他们比她想象中行动的要快。第二天，持永伯子因为要到会场做演讲前的准备工作，就比敬兰芝提前走了一会儿，可是，司机刚把车开出宾馆停车场，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忽然向她的车猛冲过来。她的车往右拐货车也往右拐，她的车往左拐货车也往左拐，司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紧急刹车。持永伯子身不由已地往前一耸，脑袋在了挡风玻璃上，玻璃碎了，她的头也撞破了，鲜血直流。而货车却仍在向她的车迅速逼进，并且只有四五米远的距离。持永伯子不敢再往前看，用手紧紧地捂住了眼睛。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刹车声，持永伯子慢慢松开双手，看见货车在她的车左侧停了下来，肯定是车上的人临时打了转向，要不然两车早撞在一起了。司机愤怒地拍着货车的车门说：“你会不会开车!”车上下来一个小胡子男人但没有理司机，而是看着司机身边的持永伯子说：“我太会开车了，否则就不会掌握这么准确，既没有把你们的车撞飞，也没有把你们撞死。”持永伯子部’你到底是什么人?”小胡子说：“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再给中国人当走狗，可就要小心自己的性命了。”这时敬兰芝坐的车开了过来，小胡子狠狠地瞪了持永伯子一眼开车走了。敬兰芝看到持永伯子脸是血，惊讶地问她怎么了，持永伯子把经过告诉了她，敬兰芝擦着永伯子脸上的鲜血，说：“伯子，为了安全起见，以后你就不要跟我在一起了。”持永伯子说：“那岂不是更助长了右翼分子的嚣张气焰吗。”敬兰芝说：“那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啊。”持永伯子笑着说：“希望能死在他们手里，这样不但会激起广大日本人民对右翼分子的愤恨，而且更有利于打赢这场官司和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敬兰芝紧紧地抱着持永伯子，泪流满面。敬兰芝回国后，持永伯子组建了一个合唱团，排练了一部揭露731细菌部队残害中国人的合唱剧《恶魔的饱食》，并让自己的女儿在中扮演被害死的中国孩子，使下一代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将使中日友好的旗帜永远飘扬。2000年8月14日，持永伯了专程飞往中国，来到敬兰芝家跟她商议起诉的有关事宜。两人一致认为，如果敬兰芝胜诉了，将会使更多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当然，索取赔偿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让日本政府为战争付出代价，避免再次发动战争。为此，她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会坚强地把这场官司打下去。持永伯子还看望了她的第一个中国妈妈张建珍，虽然持永伯子此前每次到中国来都去看过她但见面时还是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张建珍讲了很多她小时候的事情，让她想起了半个世纪前，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光，想起了为持永贵子死去的钱延江……回日本之前，持永伯子在飞机上俯瞰着中国大地，想到张健珍妈妈的深情大义，敬兰芝妈妈的不幸和泪水，不禁深深地留恋这片国土，并决心将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2000年8月14日，年届花甲的《日中友新闻》编辑、“中国人战争被害者要求支持会”常任运营委员持永伯子女士，轻轻敲开哈尔滨市香坊大街93号1楼敬兰芝老人的家门。79岁的敬兰芝看到持永伯子，惊喜万分地说：“是伯子!真的是伯子!”持永伯子也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说：“妈妈!妈妈!女儿看您来了!”两人一边说着一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奔涌而出……
战争的阴影在孩子的心灵中消除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报降后，一直由日本人控制的“株式会社满州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很快被共产党接收了，改名为东北景影公司，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厂址在鹤岗，但由于当时我国的电影制片技术比较落后，于是就团结了伪满映的一些日本进步人士做技术指导，持永伯子的父亲永只仁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持永伯子只有3岁，在东影厂保育院上幼稚班，能歌善舞而且很会画画，老师伯非常喜欢她，但跟她玩的孩子却没有几个。因为东影厂成立不久，国民常大举进攻东北，很多日本技术人员都携同家人取道回国了，保育院里基本上都是中国孩子，而中国孩子由于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又都普遍疏远日本孩子，所以她只能跟为数不多的本国孩子在一起。
在众多的中国孩子当中，和持永伯子最格格不入的是东影厂制作部副部长、新闻片组组长钱筱璋的女儿钱延江，她总欺负持永伯子。后来持永伯子才知道，钱延江有个小舅死在日本手里，死得非常惨，是被宪兵指唤狼狗活活咬死的，钱延江因此非常限日本人。一次，两个孩子因为几句话打了起来。钱延江被持永伯子打得鼻表脸肿。
晚上，钱延江的母亲张建珍来接她的时候，看到她那副狼猾不堪的样子，问她怎么了，她实话实说，本指望妈妈好好教训持永伯子，没想到张建珍反倒让她给持永伯子赔礼道歉。张建珍说：“伯子的爸爸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迟迟没有带伯子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我们应该多关心伯子才是，你怎么跟她打架呢?”钱延江说：“你平时不是总说日本人害死了我小舅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吗，现在你为什么又要向着日本人说话?”张建珍语重心长地说：“是有一些日本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坏事，但同时也有一些日本人在中国做好事，我们应该明辨是非才对啊。”钱延江仍然很不理解，但还是向持永伯子说了句“对不起”。从此，张建珍就时常把持永伯子领到家里去，以便两上孩子能有更多了解和沟涌的机会。慢慢的，钱延江不再像以前那样敌视持永伯子了，而且还和她成了好朋友。
持永伯子非常感激张建珍，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她已经把张建珍当成除了母亲之外最亲近了的人了，而且持 希望能经常看到张建珍，于是就总缠着父亲母亲带着她到张建珍家去。因此两家人隔几天就在张建珍家聚一次，每次都是持永只仁和钱筱璋一边喝着日本清酒或中国的老白干，一边谈论政治时局。持永伯子的母亲和张建珍坐在一边说着妇人的琐事，而持永伯子则和钱延江在一边哄着刚满两周岁的妹妹持永贵子，满屋子戏耍。一天下午，持永贵子爬到了张建珍家的博古架上，把张建家一块祖传的端砚摔碎了。持永只仁是个精通文物的行家，他从端砚的质地和印记一眼就看出了它的珍贵，气极之下，他抓住永子没轻没重地打了起来。张建珍把“哇哇”大哭的持永贵子抢了过去，紧紧地抱在怀里，说：“持永，你这是干什么呀!”持永只仁满脸歉意地说：“真是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张建珍擦着持永贵子脸上的泪水说：“有什么对不起的，贵子还是个孩子，再说摔碎的不过是一块端砚，又不是什么离了它就活不了的东西。”
大仁大义的第一个中妈妈
持永贵子一直是个十分健康的孩子，平常连感冒发烧的时候都很少，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得上白喉这种病，更想不到的是，她刚住进医院，钱延江紧跟着就住了进来，并且得的也是白喉。她们住了十多天院，药没少吃针没少打，病情却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张建珍、钱筱璋和持永只仁夫妇一起找到医生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治疗白成长须得用盘尼西林，但这种药非常紧缺，医院里只有一支，如果分开给两个孩子打，齐量不够等于没打一样，所以只能用别的药维持。”张建珍说：“为什么不到别的医院再找一支呢?”医生说：“我们已经问过了，都没有。持永只仁半信半疑地说：“怎么可能呢?”医生说：“确实没有，不但鹤岗所有的医院都没有，而且整个鹤岗也找不出第二支盘尼西林。”
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建珍、钱筱璋和持永只仁夫妇心急如焚地跑遍了佳木斯特丹江等附近的大小城市，但还是没有找到。而这时，持永贵子和钱延江已经相当危险了，白天晚上高烧不止，呼吸也一天比一天困难。张建珍在背地里对钱筱璋说：“再不用药两个孩子恐怕都不行了，你看现在怎么办?”钱筱璋说；“：我听你的。”张建珍说：“我想把那支盘尼西林给贵子打。”钱筱璋虽然早就料到张建珍会这么说，钱延江毕竟是他们的亲骨肉啊!可是钱筱璋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点了点了头。
但持永只仁夫妇却无论何也不肯接受，持永只仁说：“我们怎么能自私地为了救活自己的女儿，而忍心看着延江死去呢?那样我们会自责一辈子的。”张建珍说：“我们不会认为你们自私，你们也不必自责，因为这是在中国和国土上，我们必须为贵子的生命负责，如果在日本发生这种事，我相信你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做的。”持永只仁还想说什么，张建珍加重语气说：“你想让两个孩子一起死掉吗!”持永只仁不再拒绝了。
护士将注射器的针头插入持永贵子臀部肌肉的时候，持永贵子疼得哭了起来，她还不知道注射器里盘尼西林已经决定了她和钱延江的生死，而同样蒙在鼓里的钱延江，却在不停地安慰她：“贵子，忍着点，等咱们的病好了，姐姐领你到我家玩。”持永只仁夫妇和钱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都低泣起来，张建珍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她对待永只仁夫妇说：“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回家休息休息，你们就替我照看一下延江吧。”持永只仁夫妇心里十分清楚，张建珍说身体不舒服完全是托词，她是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活生生死去。他们心如刀绞却又无可奈何。
张建珍在持永只仁夫妇面前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回到家里却撕心裂肺地器了个天昏地暗。钱延江死后，她更是整天以泪洗目，时而望着钱延江生前的玩具发愣，时而喃喃自语：“延江，别怪妈妈心狠，妈妈也不想让你死……”
持永只仁夫妇见建珍瘦得不成样子，就经常带着两个女儿过来看看她。每当这时，张建珍的心情就会好一些，总是一手抱着持永伯子一手抱着持永贵子，看也看不够亲也亲不完，就像自己的女儿忽然起死回生又来到她身边了似的。
持永只仁夫妇知道张建珍很难从失去延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想把两个女儿中的一个过继给她，让她在心理上有个寄托。他们考虑到持永贵子年龄还小，离不开母亲，就决定让持永伯子去。可是，张建珍却说什么也不同意，她说：“那怎么行呢，自古就没有情愿离开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也没有情愿离开自己生身父母的孩子，你们就不要勉强自己和孩子了。”持永只仁夫妇仍然一味坚持，张建珍说服不了他们，就搬出持永伯子來搪塞：“你们愿意，伯子还不一定愿意呢。”没想到，持永伯子连犹豫都没犹豫，就说：“我愿意。”这一回，张建珍再也无话可说了。
就这样，持永伯子留在了张建珍家，她管张建珍叫妈妈，管钱筱璋叫爸爸。她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每当张建珍情绪低落闷闷不乐的时候，她总是千方百计地逗张建珍开心，张建珍把她当成了心肚宝贝，一见到他就把什么烦心事都忘了。
1949年，东影厂迁回伪满映的原址长春，钱筱璋因为家里收拾房子，要把持永伯子送到持永只仁家去住几天。张建珍答应得倒挺痛快，可是持永伯子走后她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直直到钱筱璋拾完房子把持永伯子接回来，她才恢复常态又说又笑了。
1953年，持永只仁夫要举家回日本了，张建珍虽然舍不得持永伯子，但又不能什么，她强忍着内心的痛苦，把持永伯子关到持永只仁家。持永只仁说：“我们根本就没打算让伯子跟我们一起回日本，我们决定让她留在中国陪着你。”张建珍紧紧地抱着永伯子，眼泪打湿了衣襟，说：“当初我那样做，根本就没有想到让你们回报我什么，如果有，那也是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打消战争造成的隔阂，世代友好下去，而不是让你们再还一个女儿，”持永只仁见张建珍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而张建珍的一番话，却整整影响了持永伯子的大半生，并让她因此有了第二个中国妈妈。
第二个中国妈妈的血泪控诉
持永伯子回到日本后，顺利地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因为她心里一直记着张建珍说的话，一直想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际的工作，就来到《日中友好新闻》当了一名编辑，后来又担任了“中国人战争被害者要求支持会”的常任运营委员。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她结识了被日本友好人士誉为“和平老人”的中国老太太敬兰芝。
敬兰芝是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下反日组织的情报人员。40年代初，她和丈夫朱之盈、叔叔敬恩瑞先后被日本宪兵逮搏，但她虽然受尽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仍一口嗌定自己是家庭妇女。日本宪兵实没有办法，只好把她释放了，而朱之盈和敬恩瑞死后却没了音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公布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她才得知朱之盈和敬恩瑞已经被731细菌部队做“活体实验”残害了。她悲愤之余，决心向政府讨回公道。90年代后期，她先后四次来到日本，走上法庭声讨探诉。因为后两次的接待工作是由持永伯子负责的，两人便有了接触。那时持永伯子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敬兰芝看到她整天为自己跑前跑后，心里很过意不去，时常说一些感激的话。持永伯子对这个慈祥的老人格外亲近，看到她，就想起了自己的中国妈妈张建珍。持永伯子一直很想知道，敬兰芝是如何度过在日本宪兵队的艰苦岁月的，但她却一直避而不谈，直到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中国民间起诉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第一案”的口头辩论会上，她声泪俱下地向法官陈术的时候，持永伯了才知道，她之所以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每次提起，她都得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和刻骨的仇恨。“……宪兵审问我的时候，我用一连串的‘不知道’回答他们，他们火了，当着朱这盈的面抡起马鞭和皮带就向我劈头盖脸地猛抽起来。朱之盈厉声说：‘她是家庭妇女，你们别打她，想知道什么问我好了!’宪兵们一阵狞笑，随即马鞭和皮带就雨点般地落在了他的身上，血染红了他的衬衫，染红了他的脸。我声嘶力喝地喊着：‘住手!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一个宪兵没等我说完，操起一根木棍就向我的小腹戳了过来，我慌乱之中伸手一挡，‘咔’的一声胳膊断了，我疼得差点没昏过去。另外几个宪兵却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用穿着马靴的脚狠狠地踹我的乳房和脑袋……”敬兰芝讲着讲着，泣不成声，浑身也在不停地颤抖，法庭里，怕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了她的身上，持永伯子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但持永伯子看到的却不仅仅是她的人，而是5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敬兰芝感觉到了气氛的沉重，就换了一种略显轻松的叙述语气：“……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苏醒过来，听到身边传来一声声惨叫，声音如此凄厉，又如此熟悉，就像一根根钢针插进我的心里。我想睁开眼睛，但因为脸被宪兵踹肿了，只能睁开一条缝。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看见朱之盈被宪兵扒光了衣服吊在房梁上，已经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我顾不得周身的疼痛，器喊着扑在了他的身上却被两个宪兵硬拖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没想到，这竟是我见到朱之盈的最后一面……”敬兰芝的陈述，让旁听席上所有的日本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持永伯了更是泪如泉涌。一个中国老人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哭诉那浸落泪水和鲜血的遭遇，她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想到张建珍为了救活毫不相干的日本孩子，不惜舍弃自己的亲生女儿，而张建珍的同胞、眼前的敬兰芝老人，却受尽了日本宪兵的凌辱，一种深深的愧疚促使她双腿一弯跪在了敬兰芝的面前。敬兰芝有几分惊讶又有几分不解地问：“伯子，你这是干什么?”持永伯子泪流满面地说：“我代表我们的国家和所有的日本人民向您赔罪，如果您愿意，请允许我做您的女儿，和您一起把这场官司进行到底。”敬兰芝紧紧地握着持永伯了的手，一时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顿时，旁听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法庭上，是禁止喧哗的何况掌声?谁知，法官竟然没有制止，法官也在悄悄拭泪，他们也被持永伯子的正义之举感动了。在接下来的口头辩论中，敬兰芝的律师小野夺利首先发问，被告席上的律师大都低头不语，只有一个女律师细声辩解了几句，但马上就被旁听席上的抗议声淹没了。休庭的时候，持永伯子兴奋地对敬兰芝说：“这次开庭，法官由中间立场开始倾向我们了，是您的陈述打动了法官，打动了被告律师。”敬兰芝说：“我倒觉得你的声援比我的陈述更有力。”两人相视一笑，都满心观喜地以为这次肯定是稳操胜券了，可是，法院的判决却大大地出乎了她们的意料。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敬兰芝“要求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日本731细菌部队以非人道主义手段杀害我丈夫朱之盈、叔叔敬恩瑞，以及日本宪兵对我个人身体民的伤害，给予赔偿”的诉松，在承认“原告所说的旧日本军进行了非人道迫害是事实”的同时，驳回了敬兰芝的诉讼要求，只是说“我国(日本)应该真诚地向敬兰芝和中国人民谢罪。”敬兰芝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堂堂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竟然会用“谢罪”两个字来了结这场官司，她无法接受，更不能理解，决心继续申诉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持永伯子非常支持敬兰芝，为了发动民众，她先后领敬兰芝在东京、京都、仙台、高知、长崎、歌山等20多个大中城市巡回演讲70余场次。这期间，日本右翼分子企图阻止她们，但他们怕引起国际舆论，不敢把敬兰芝怎么样，却把矛头指向了持永伯子。
日本女儿誓为和平倾尽全力
有一次，在高知的演讲会上，持永伯了发现有几个人扰乱会场，就盯着他们说：“大家请安静。”那几个人虽然没有用语言表示不满，但目光中却充满了敌意。演讲会结束后，其中一个高个子男人来到持永伯子的身边，说：“你还是不是日本人?”持永伯子从他的言行猜测出他是右翼分子，就针锋相对说：“我是日本人，而且还没有丧失一个日本人应有的良知和正义感。”离个子男人不屑地笑了笑，没说话，转身走了，持永伯了知道高个子男人是来警告她的，如果她不马上离开敬兰芝，他们肯定会对她有所行动。可是，她没有想到，他们比她想象中行动的要快。第二天，持永伯子因为要到会场做演讲前的准备工作，就比敬兰芝提前走了一会儿，可是，司机刚把车开出宾馆停车场，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忽然向她的车猛冲过来。她的车往右拐货车也往右拐，她的车往左拐货车也往左拐，司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紧急刹车。持永伯子身不由已地往前一耸，脑袋在了挡风玻璃上，玻璃碎了，她的头也撞破了，鲜血直流。而货车却仍在向她的车迅速逼进，并且只有四五米远的距离。持永伯子不敢再往前看，用手紧紧地捂住了眼睛。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刹车声，持永伯子慢慢松开双手，看见货车在她的车左侧停了下来，肯定是车上的人临时打了转向，要不然两车早撞在一起了。司机愤怒地拍着货车的车门说：“你会不会开车!”车上下来一个小胡子男人但没有理司机，而是看着司机身边的持永伯子说：“我太会开车了，否则就不会掌握这么准确，既没有把你们的车撞飞，也没有把你们撞死。”持永伯子部’你到底是什么人?”小胡子说：“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再给中国人当走狗，可就要小心自己的性命了。”这时敬兰芝坐的车开了过来，小胡子狠狠地瞪了持永伯子一眼开车走了。敬兰芝看到持永伯子脸是血，惊讶地问她怎么了，持永伯子把经过告诉了她，敬兰芝擦着永伯子脸上的鲜血，说：“伯子，为了安全起见，以后你就不要跟我在一起了。”持永伯子说：“那岂不是更助长了右翼分子的嚣张气焰吗。”敬兰芝说：“那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啊。”持永伯子笑着说：“希望能死在他们手里，这样不但会激起广大日本人民对右翼分子的愤恨，而且更有利于打赢这场官司和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敬兰芝紧紧地抱着持永伯子，泪流满面。敬兰芝回国后，持永伯子组建了一个合唱团，排练了一部揭露731细菌部队残害中国人的合唱剧《恶魔的饱食》，并让自己的女儿在中扮演被害死的中国孩子，使下一代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将使中日友好的旗帜永远飘扬。2000年8月14日，持永伯了专程飞往中国，来到敬兰芝家跟她商议起诉的有关事宜。两人一致认为，如果敬兰芝胜诉了，将会使更多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当然，索取赔偿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让日本政府为战争付出代价，避免再次发动战争。为此，她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会坚强地把这场官司打下去。持永伯子还看望了她的第一个中国妈妈张建珍，虽然持永伯子此前每次到中国来都去看过她但见面时还是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张建珍讲了很多她小时候的事情，让她想起了半个世纪前，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光，想起了为持永贵子死去的钱延江……回日本之前，持永伯子在飞机上俯瞰着中国大地，想到张健珍妈妈的深情大义，敬兰芝妈妈的不幸和泪水，不禁深深地留恋这片国土，并决心将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