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苏州，春风拂面，繁花似锦。
　　刘达临教授陪着一位性学同行，美国的戴梦得教授在苏州游览，遇到了收藏界的一位朋友。
　　“刘教授，我代你找到了一件文物，可能和你的性学研究有关系，你要吗?”
　　啊，这件事太美妙了。它是一个桃状的瓷器，从釉色来看，该是清代的东西了。它有一个盖，把盖打开，里面是一对瓷塑男女，呈交合状。原来，这个东西叫“压箱底”，是古代的一种性教学工具，平时置箱底以压邪，当女儿要出嫁时，母即揭以示女，晓以“夫妻之道”。
　　要吗?当然要。刘达临毫不迟疑地付了钱。在旁的戴梦得教授(他以后被选为国际性学研究会主席)艳羡不已，讷讷地问刘达临：“如果你不太需要，就让给我，好吗?”
　　“我当然需要。”刘达临说，“以后再买到类似的，就给你，好吗?”这最后一句当然只是抚慰性的客气话。
　　这就是刘达临教授收集到的第一件性文物，以后逐渐发展，甚至一发而不可收了。他收集性文物，开始是自己去文物市场找，但后来越来越多地是靠朋友，特别是那些文物小贩。对这些上下五千年、多被销毁、分散隐藏于角角落落的性文物，要靠一个人去找，实在太困难了。于是，刘达临教授和许多文物贩交上了朋友，他给他们名片，表明自己的身份，向他们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帮助一个家收集性文物是不犯法的；同时，还送他们一些自写的性文化著作，和他们交朋友。“你们帮我收集一些性文物，也可以赚一些钱，不过可不要宰我、骗我，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亿万富翁啊!”
　　这些小贩为他的学者风范所折服，都以和他交朋友为荣。他们为了做买卖，到全国各地、穷乡僻壤去收货，使刘教授的收藏有了不断之源。不过，有的商人总是和欺诈连在一起的，有的人也曾卖假货给刘达临，使她吃亏上当。对此，他往往释然一笑：“算了，吃亏不大，以后吸取教训吧!”不过，有一次一个也爱好收藏的上海大学职工以假货骗了他，他十分气愤：“小贩编了我，我不难过，他们只知道赚钱。可是这个人骗我，太不应该了，我当他同事而信任的呢!”
　　刘达临有一位同稿收藏的好友上海体育学院的陈教授，他很谙于此道，教级刘达临不少鉴别文物的知识，并代刘达临找一些好东西。陈教授很精明，凡是他买到手的东西都很便宜，还价时把价钱压得很低。他常对刘太临说：“你太厚道，杀价远远不够。”刘达临对此却有不同的观点：“你买的都是一般的文物，便宜就买，不便宜就不买；而我看中的都是不多见的性文物，如果失之交臂就可能终身不遇，不给点钱它们就会飞了。而且，稍微让他们(指小贩)多赚些钱，他们就更有积极性为我找性文物。”这番议论颇有古人“千金买马骨”的味道了。
　　当人们走进现在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望着那一千多件展品，不仅不明白从哪里能买到这么多性文物，而且不明白一个教授怎么有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其实，在这上面所花钱，全是刘达临教授的劳动所得。他共出版过60多本书，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出版，还有一些日本、韩国、美国、德国出版，所得搞费的版税是不菲的。此外，他还能“吃老本”。原来，“文革”结束、恢复了稿费制度后，他常有零星的稿费收入，那时，旧红木 家具与古玩、旧工艺品都便宜，不太有人收藏，刘达临就把零星稿费都买成这些东西，以后几十倍、上百倍地升值了。再以后，大规模地收集性文物时，钱不够，就卖掉过去的这些东西，当然他是很舍不得的。他曾卖去一座清代的铜马和19世纪末的英国铁锚牌落地钟，以后还时时想着它们，“铜马铜钟入梦来”。
　　他不仅在国内收集性文物，还常趁出国开会、讲学之便，在国外收集中国的性文物，因为在中国，性文物多遭“诛戮”，而在国外的古外店或拍卖会有时还能见到，不过价钱太吓人了。他在国外讲学，得到一些报酬，回家时往往还是囊空如洗，只是手提箱中多了几件被他称为“游子还乡”的中国性文物而已。
　　为了在国外收集中国性文物，刘达临教授也交了一些这方面的外国朋友，法国的古玩商谢拉就是其中的一个。刘达临每次到巴黎，就去谢拉的店里看看，谢拉往往会为他留下几件中国性文物；谢拉有时来上海，也会为刘达临带来一些东西。刘达临说：“谢拉这个人比较忠厚，不会骗人，价钱稍贵一些，但东西可靠，而且有些东西在它的‘中国故乡’已很难到了。”
　　1996年2月，刘达临教授在澳大利亚的墨尔举办中国古代性文化展鉴，有位满脸白胡子的老人对他说：“我是画廓的主人，我也保存了两件中国的东西，你有兴趣吗?”刘大临一看，原来是明代的两幅象牙诗雕春宫画和一卷春宫画长卷，十分少见。可是一问价格，要3000澳元(当时约合人民币18000元)，从文物本身的价值来看，不算贵，但是从达临的付能力来看，就太贵了。经过好说歹说，对方把价钱降至1500澳元，不肯再降了，而刘达临坚持只肯付1000澳元。最后，这位老板问：“你是付现金还是用信用卡?”刘说：“付现金。”他就马上同意了。事后，刘达临才明白个中奥秘：如果用信用卡支付，他必须付30%的税，只能得1050元，现在收了1000元现金，也差不多。
　　收集性文物不仅是买卖，更是一项为道义所支配的工作。不少人参观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后，都十分感佩，愿意提供支援和帮助。石家庄有位收藏家徐先生，主动与刘达临教授关系，说他多年来收集了四五百件古玉器，其中有可能有性含义，希望刘达临教授前往挑选，挑上什么就拿走什么。刘达临两次去石家庄，挑选了30多件有性含义的玉器，有几件可能是无价之宝。例如，有一件5000年前、高20多厘米的玉雕“鸟衔鱼”，在古代，鸟是男根的象征，鱼是女阴的象征，鸟衔鱼就具有性交崇拜的含义。对这文物，徐先生是无偿捐献，分文不收。刘达临问他：“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他回答：“你为社会做贡献，我就为你做贡献。”
　　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有一次沉甸甸地拎了60多本性学籍来找刘达临说：“我爱看书，也爱收藏书，可是现在眼睛有病，不能再看书啦?我敬仰你为社会做的贡献，这些书送给你，让它们为社会服务吧!”
　　这些事情都极大地鼓舞了刘达临。他感到自己在从事一项为人类造福的伟大事业，但是，要把被埋没、尘封上千年的性文化神秘的纱幕捐开，决非一人之力，也非一代人之功，而需要许多志士仁人不懈的努力。有人对他说：“你的运气好，困难的时候总是有贵人相助。”他说：“有许多人帮我，这是事实。他们为什么要帮我?這似乎用得上‘得道多助’这句话，他们帮助的，不是我而是‘道’，这就是人性发展之必须，社会进步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