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益性”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企业讲公益，明星也讲公益，民间组织当然更讲公益，凡事冠以“公益”二字，似乎就获得了道德优越性，“公益”就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褒义色彩的词。
　　实际中，凡涉及慈善、环保、扶贫、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某些活动，都能看到“公益”的身影，这些活动也往往被称为公益事业。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公益事业与市场机制是矛盾的，凡是带有公益性的活动，就不能采取市场机制。甚至，某些领域和行业经常拿“公益性”作挡箭牌来拒绝市场化改革。这种将公益性与市场机制对立的观点，其根据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一是“动机论”。公益行为的动机是“行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市场行为的动机是“逐利”，“利润挂帅”是市场行为的典型特征，因此公益和市场机制水火不容。应当说，“动机论”有很强的煽惑性，通过占领道德制高点，容易获得民众点赞。“动机”是主观态度，很难检验，以“行善”或“逐利”来区分公益行为和市场行为过于简单。不过，我们完全不必因“行善”动机不够纯粹而耿耿于怀。即便“行善”中掺杂了“逐利”，未必不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不妨仍视之为善。
　　二是“结果论”。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市场主体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展开竞争，但竞争的结果无法产生公益，因此公益与市场机制不相容。这种论证事实上已把“公益”的概念从事前动机换成了事后结果，这样一来，“公益”就成了“公平”“正义”的近义词。但是，“公平”“正义”的含义丝毫不比“公益”更清晰。
　　一个社会有怎样的公平观，归根到底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选择。不过，如果认为总财富最大化是一种“正义”的话，那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表明，恰恰是市场机制最能实现总财富最大化。退一步讲，如果“公平”或“正义”多少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结果平等”，将公平或正义定义为“更加平等”，仍无法否定市场机制。因为公平或正义能通过“市场机制+再分配机制”来实现。公益活动正是再分配机制的一部分，它是市场机制的补充，而不是其对立面。
　　三是“公共物品论”。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而市场无法自发提供公共物品或提供不足，因而具有公益性的领域不能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将“公益”界定为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进而诉诸市场失灵理论，是反对市场机制的各种理由中最有力的一种。可这一推论有许多可商榷之处：
　　首先，现实中许多冠以“公益性”的活动，其公共物品属性往往很弱。例如，人们通常认为教育、医疗等服务具有“公益性”，并将其归为“公共物品”，但实际上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服务，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其次，公共物品无法由市场提供或市场提供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应由政府来提供。政府提供意味着需通过一般性税收来融资，而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再分配因素，从而带来效率损失，即对该公共物品需求较弱的纳税人补贴了那些需求较强的纳税人。例如，当以人头税或累退税来为高速公路这样的公共物品融资时，就意味着很少使用这种交通的穷人在补贴富人，换言之，这时发生了“劫贫济富”的反向再分配。
　　所以，任何公共物品的政府提供，都必然同时涉及效率和再分配两方面的因素。只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提高大于融资过程中的效率损失时，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才是“正当的”。
　　最后，公共物品的政府提供，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来生产。将公共物品提供和生产区分开来的，其理论思路是：公共物品所需费用仍由政府通过税费筹集，但政府将生产环节“外包”给私人企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向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通过各种手段对公共物品的生产进行监督。在此过程中，除筹资环节外，生产环节完全是市场化的。
　　例如，如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食品保障是一种“公益事业”，那么完全可以通过发放食品代金券、让其到市场上购买食品的方式来进行，无须政府亲自组建食品厂来生产。因此，即便将“公益性”界定为“公共物品”，最多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公益事业的资金可能需要政府通过税收而非市场收费来筹集。
　　总之，无论从动机、结果还是实现过程出发，“公益性”与市场机制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益性”。因此，不能以“公益性”为借口来反对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