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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朋友的鼓动下，安装了一个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像预约出租车一样，预约上门的家政服务。结果，周一开始预约却发现，直到周末的服务全都约满了。联想到经常看到的一些报道，称中国农村现在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城市出现招工难，农村出现空心村，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真的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吗？
对一个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国家来说，未来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转向城市。那么，又该如何去解释中国的农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一些人口流出的省份甚至抱怨，当地出现了比人口流入省份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举家迁移的比例只有20%左右。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如果在不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何仍然有5000萬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中国正在出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家庭分居现象。
那么，当前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农村将不再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了呢？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女性仍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60多岁的人在餐馆做服务员或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城市未来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80%以上的水平。
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现象。而在当下，一种表现就是空心村的出现。空心村的出现完全是一种不必要担心的情况，这甚至是一件好事。政府应去关心那些仍然留守的人，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采取政策去阻碍空心村的出现。
那么，农业生产又怎么办呢？很多人担心，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生产会受到威胁，并且列举出农村现在就出现大量田地荒芜的情况。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相应的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数量。这一点只要看看过去中国的粮食产量就知道。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另一方面粮食产量不断增长。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已经出现机器替代劳动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大规模的农场将逐步出现。要知道，当前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难以提高。而为了让农业人口的收入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对农产品的价格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未来农场面积可以不断扩大，那么，农民的人均收入就提高了，大规模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而政府需要给农业的补贴则会相应减少，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人口的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当前，恰恰因为经营农业的收入低，所以农村的人口结构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的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我们不能静态地看待当前农村的人口结构，要知道这样的人口结构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户籍制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户籍和公共服务歧视这些问题逐渐减弱，很多今天在农村出现的现象，包括人口结构，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问题误以为是城市化的错。简单来说，如果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就不需要过多担心。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才是值得担心的，而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某些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错，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女性化和留守儿童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到了劳动力枯竭的阶段，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甚至应该看到，一些年轻男性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已经富有了，城乡差距也由此不断缩小，国家也不需要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保护了。同时，未来在城市里的服务业，将不断出现老龄和女性劳动力，补充其劳动供给。
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状况，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一些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可笑的是，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还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而基层上报的外来人口数量却在下降。到底哪个数据出了问题，放眼一看全国情况就知道了，其他地方人口在逐渐流出，难道他们人间蒸发了吗？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的东部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拐点”，而中西部却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的研究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因为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里，根本就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根本不会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方，在不同时点上出现“刘易斯拐点”。
（摘自《北京日报》）
劳动力去哪里了
对一个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国家来说，未来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转向城市。那么，又该如何去解释中国的农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一些人口流出的省份甚至抱怨，当地出现了比人口流入省份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举家迁移的比例只有20%左右。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如果在不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何仍然有5000萬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中国正在出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家庭分居现象。
那么，当前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农村将不再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了呢？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女性仍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60多岁的人在餐馆做服务员或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城市未来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80%以上的水平。
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现象。而在当下，一种表现就是空心村的出现。空心村的出现完全是一种不必要担心的情况，这甚至是一件好事。政府应去关心那些仍然留守的人，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采取政策去阻碍空心村的出现。
那么，农业生产又怎么办呢？很多人担心，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生产会受到威胁，并且列举出农村现在就出现大量田地荒芜的情况。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相应的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数量。这一点只要看看过去中国的粮食产量就知道。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另一方面粮食产量不断增长。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已经出现机器替代劳动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大规模的农场将逐步出现。要知道，当前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难以提高。而为了让农业人口的收入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对农产品的价格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未来农场面积可以不断扩大，那么，农民的人均收入就提高了，大规模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而政府需要给农业的补贴则会相应减少，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人口的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当前，恰恰因为经营农业的收入低，所以农村的人口结构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的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我们不能静态地看待当前农村的人口结构，要知道这样的人口结构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户籍制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户籍和公共服务歧视这些问题逐渐减弱，很多今天在农村出现的现象，包括人口结构，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我国的城市化是受阻而不是过度
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问题误以为是城市化的错。简单来说，如果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就不需要过多担心。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才是值得担心的，而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某些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错，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女性化和留守儿童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到了劳动力枯竭的阶段，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甚至应该看到，一些年轻男性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已经富有了，城乡差距也由此不断缩小，国家也不需要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保护了。同时，未来在城市里的服务业，将不断出现老龄和女性劳动力，补充其劳动供给。
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状况，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一些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可笑的是，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还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而基层上报的外来人口数量却在下降。到底哪个数据出了问题，放眼一看全国情况就知道了，其他地方人口在逐渐流出，难道他们人间蒸发了吗？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的东部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拐点”，而中西部却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的研究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因为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里，根本就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根本不会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方，在不同时点上出现“刘易斯拐点”。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