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2020年10月
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与研究生
1、人与土地的生命联系
郭洪雷：大家分头读了贺享雍的《乡村志》，一共十本，四五百万字。就小说情节的连续性、结构的完整性和整體规模而言，都体现了一种极为罕见、极为难得的史诗追求。从创作状态看，当代作家真正能够写乡土，并且扎根于乡土的越来越少。我们熟悉的乡土作家，如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人，都慢慢进入了创作的后期。随着时代发展，乡村自身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作家对乡村的新变化未见得很清楚。这样一来，贺享雍的乡土书写就显得极为可贵了。前段时间读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那些印第安人是“被种在土地上的人”。其实，真正好的乡土作家，与土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结关系，无论是贺享雍，还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作家，他们都可以说是被种在土地里，植根于某个地方的人。
高妮妮：刚刚老师说到土地，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谈谈我在《土地之痒》中感受到的人与土地之间的深沉情感。在乡土中国，土地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土地就意味着生活困苦，生存艰难，所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就成了农民最大的执念。作为饥饿史、土地改革史的亲历者，贺世龙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他把自己所有的激情融入土地，只是为了能活下去，改善自己贫苦的生活。这在《创业史》中同样有所体现。梁三老汉一辈子的希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能创起自己的一份家业。这也是中国千万劳苦大众共同的愿望。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物质生产材料，它不仅承载着他们生活的希望，也承载着他们的价值理念。他们深深扎根于土地，与土地融为一体。因此，随着土地政策的不断改变，农民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它随着土地政策的改变一次次崩裂、重建。不论是梁三老汉从租地种到合作社种地，还是贺世龙从租地种到有自己的土地，他们的价值理念都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们二者所处时代不同，面对的境遇不同，但是他们都处于社会历史的大转型时期，也都完成了思想上从一开始的排斥不理解，到最后接受顺应的思想转变。
在《土地之痒》的结尾，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下，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的猛烈攻击，乡村伦理生活开始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土地已经不能带给农民期待的经济收入，农民开始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土地被抛弃似乎已成为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传统的农业文明在今天生存空间不足，但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观念仍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土地仍然是农民内心最深处的情怀。尽管人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证土地的重要性。
朱婷： 我读的也是卷一《土地之痒》，读完这本书，我对人与土地的深切联系也颇有感触。贺享雍借助闪回和插叙，交代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将父亲贺茂前与土地的纠葛娓娓道来。同时，由其爹娘和妹妹在大饥荒中的惨死，来说明农民之所以执着于土地是源于对饥饿的恐惧，再引出后面一系列土地纷争。改水田这一事件也作为了一个线索贯穿全文，贺茂前和贺世龙父子两代人不畏艰辛扎根土地的坚定信念也在这里凸显出来。
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点，就是小说的循环叙事。比如在贺茂前与贺世龙两父子改田，缺少劳动力时，都选择让儿子放下学业，专心务农，并同样采取了粗暴的训骂方式，父与子的相处模式循环延续下来。再如贺世龙与弟弟世凤一家的矛盾，世凤多次得了大哥的的帮助，但却不断地占大哥的便宜。主动送地，撕破脸皮争地的矛盾在不同人物对象、不同时间节点多次循环出现。这其实代表了一种历史观念，即农民命运的循环往复，一生围绕土地而展开爱恨情仇故事。
郭洪雷：事实上，我们读过的很多作品，都展现了一种轮回的历史观念。比如在贾平凹的《古炉》里，有一个人物就叫“来回”。还有在《白鹿原》中，朱先生将白鹿原比作“鏊子”，翻过来掉过去，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循环。很多作家都在通过重复的方式传达一种轮回的感受：历史在循环，而人的命运没有发生改变，生活本身也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既然许多作家都在写循环，同学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贺享雍写历史的循环，他所要传达的是什么？他其实还是要回到回应时代上来，即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个土地上的人的命运是得到了改变，还是一直在轮回循环？
吴晨：老师，我读的是《大城小城》，这本书里也有非常明显的循环反复之感。《大城小城》的文本内容和结构都呈现出了一个封闭的环形结构，讲述着子辈对父辈的反叛与回归，揭露了欲望化都市，怀念着理想化的农村。
在结构上，小说以春夏秋冬作为卷名，一年四季原本就是一个周期，自成一个完整的环形。在内容上，从贺家老孃子的寿宴，一个欢喜的时刻开篇，而后便急转直下。因为她一时的激动，寿宴直接变成了葬礼，葬礼之后，家族第二代带着他们的孩子回到了县城，而后贺家第三代又与父母发生冲突而来到了省城，来到大城市的他们被各色的潜规则压得喘不过气来，文本之中的气氛也变得十分压抑。随后他们又逐级回归，摆脱大城市的压迫与诱惑，直到这里文章才又出现了一抹亮色，以大家又回到了贺家湾的热闹场景结尾。
大城市是难以立足，但它的繁荣与包容力极具诱惑，小城市虽然安稳，却也容易消磨人的斗志。《大城小城》的标题和这一出走又回归的环形结构，都向我们显示了作者以对于进城农民何处安放自己心身的一种思考，对于城市中社会价值观扭曲的呈现，也表明作者坚守农村才是精神家园的坚定立场。
2、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
郭洪雷：乡土作家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比如赵树理就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后来无论是柳青这类作家也好，还是贾平凹、莫言等作家也好，他们书写乡土，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乡村里出现了问题，问题的呈现也就成为他们叙事的动力来源。从这个角度看贺享雍的创作，你们觉得贺享雍的小说受问题驱动明显吗？
叶荷娇：我阅读的是贺享雍先生的《青天在上》，这部小说中所展示的农民与村干部的矛盾，所描绘的复杂多元农民形象，深刻影响并丰富了我对农民的固有印象，让我得以窥见拥有深厚根基的中国农村的经典一貌。 故事是从进县城打工的农民贺世忠向工地老板讨要工钱开始的。贺世忠的老伴儿得了肾病，住院治病急需用钱，所以贺世忠向工地上“主宰工人命运”的老板索要工钱。几次索要无果后，工人们给贺世忠出主意，让他爬上工地吊塔以命相要。这是贺世忠第一次以自己的生命为筹码、以“面子”为代价，向金钱低头。以贺世忠为代表的農民阶级在走投无路时放弃尊严甚至生命，却无法得到围观人的同情或劝慰，换来的却是他们的亵玩狂欢。看客们对农民苦难的冷漠乃至取乐，揭示了农村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现状。贺享雍先生对在吊塔上贺世忠的行为表现作了极其充分深刻的描写，尤其是他在吊塔上悲痛伤心的恸哭，深刻揭示出一个农民在走投无路时是多么地无奈心酸。面对生活苦难，贺世忠没有强大力量与之对抗，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依靠，但他尽管狼狈不堪却仍然拼尽全力挣扎，想方设法要到这笔“救命钱”。只是在拿到钱从吊塔上下来之后，他的尊严感也重新回到他身上，沉重地拉扯着他，为“自己老了才出这样的丑感到羞愧”，甚至伸出手，在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
第二次无可奈何地放下自尊也是为了要一笔救命钱。与第一次不同，贺世忠这次是在乡政府院子里要钱。在乡政府里撒泼甚至要上吊，拿回一万块钱后，在回去医院的路上，他深受折磨：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为了救老伴必须这样丢人现眼地去做，另一方面他实在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贺世忠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他曾经当过贺家湾的支部书记，曾经也教育过别人，拥有身为干部的自尊与自矜。但是今天自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表现就和过去他所见的那些可怜又可恨的人一样。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反省和对自己行为的羞愧，会让贺世忠比其他普通农民更加煎熬折磨。回医院路上一下自责自怨，一下又心安理得地拉扯纠结过程，恰恰是贺世忠人物真实性和复杂性的体现。明明有过当村干部的经历 ，有清醒的认知与强烈的自尊，但为了妻子还是不得不干了自己曾经鄙夷羞愧的事，在贺世忠身上，既包含着他对妻子深切真挚的爱与情谊，也有一个农民在土地上生长的坚忍与顽强，哪怕有时露出丑态，也让人理解其处境而同情不已。
当农民进入县城或都市，他们总要以各种违背本性的行为，如放弃尊严甚至是以生命为筹码来求得在城市的一处落脚之地。《青天在上》中以贺世忠作为一个农民在县城与乡政府等地的狼狈无奈行径，展现了城乡之间难以调和的对峙与冲突。
吕彦霖：我想到有个打工诗人许立志，他后来跳楼自杀了，他的诗就很明显地反映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被城市变成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的过程。赵本山也有部电影叫《落叶归根》，讲的是一个工人死后，主人公不得不背着他的尸体回家安葬的故事，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不少。我本人看了《乡村志》前两卷后，我一直在思索如何给《乡村志》这样的小说下一个定义，最终我找了个词，即“好的主旋律文学”。其一方面是“主旋律”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小说有着与政策紧密结合的倾向;另一方面就像郭洪雷说的，贺享雍有非常明显的问题意识，他的小说直击了乡村社会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其实与赵树理的小说一脉相承。此外，我觉得贺享雍的小说写得特别真切，他通过贺家湾这样一个小地方，将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在对乡村伦理的考察上细致入微。不知道同学们对此有何看法？
麻文卓：我来回应一下吕老师吧。我读的是《青天在上》，我觉得这部小说更侧重于乡土小说中对农民文化性格的探索。比如，从贺世忠的上访之路中，我们就能看出他性格的明显变化。粗略算来，他一共上访了六次，从刚开始的不好意思自责等心态，到最后的理所当然不要脸，他的性格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这是为什么？如果说前三次他都是为了给妻子看病而不得不借钱的话，那么从他的妻子去世这个转折点开始，他的上访则是由背后的伦理关系推动着他不得不上访。在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是这样定义伦理关系的：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关系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此义上。表现在经济上，彼此顾恤互相负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贺世忠在帮了儿子儿媳搞到低保卡之后，女儿以及她的婆家不满意，当女儿和婆家的低保卡搞定之后，为什么贺家的远房亲戚又不满意。也就是说，利益在其伦理关系中，人人都有份，而又以亲疏厚薄为准。贺享雍的这套乡土小说，将故事的发生背景放置在社会的转型之中，一方面，人们的物质条件确实步入了现代化，小说中有很多细节证明了这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支配乡土世界运转的基础仍旧是伦理基准。而在这转型期间，个体的性格如何受其支配，又如何挣扎，我想，这是作者想要提出来让我们反思的。
郭洪雷：农民上访的确是乡土小说中一个重要题材。
王海月：我读的是《盛世小民》，在这本书里，我注意到了作者对当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以及农民对“买房”的执念。前者表现为当工友王兴友死于车祸时，贺世跃为其擦洗身体并换上寿衣，他对工友说的知心话同时也是对于自己命运的慨叹，是一个在生活苦难的重压下和在血汗中讨生活的侥幸者对于不幸者的最后慰藉——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即身处底层与时代巨变中的农民工群体该如何对抗命运的不公？是在生存夹缝中任生活蹂躏，还是奋起与之抗争？抗争的出路又在哪里？这样的出路是否又能成为这一群体的普适性实践方案？这一连串的问题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说作者借用贺世跃的最后选择告诉我们，需要在扭曲的契机中以极端的方式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换来后代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并不那么稳定，或者说，谁也无法保障它的可持续性。这一问题在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令人唏嘘的答案——当为了给儿子买城里房时，贺世跃被逼到想各种歪门邪道的方法以实现“暴富”，最终在一场有预谋的、和当地拆迁户的打架中被砍断右手，后被认定为“意外”事故而终于获得赔偿，而他自己在奋斗半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也随即投湖自尽。可以说，整部小说即是贺世跃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工在新时代、跨城乡背景下的一部血泪史和奋斗史，而在最高潮处，小说戛然而止。
刘宗瑞：我看的是《人心不古》，在这本小说中他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网鸟等生态问题、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些问题中表现出来的乡村伦理与法律博弈的基础上，所显现的传统乡村伦理的顽强和韧性所引发的深思，人心不古的不只是贺家湾的村民，还有当地的政府官员。如在佳桂的死这一事件中。佳桂因为与丈夫贺世国发生一点家庭矛盾而遭到丈夫的殴打，之后佳桂本想以喝农药吓唬丈夫而错过了救援时间，意外死亡。因此，一切靠法律解决问题的贺世普认为贺世国就应该得到法律的惩罚，坚持报警并想将他送进大牢。但是按照本土经验、人情世故上来讲，村民们认为，佳桂死了，再把丈夫送进大牢，这个家就真的散了。失去父母，可怜的还有他两个儿子。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好的教育，可能会变坏，影响孩子的终生。因此也就引发“救死人不救活人？”的问题。通过村民的帮助，并让两个儿子去舅舅家求情，以及政府官员王所长对贺世普的解说，使贺世普也放弃原先的想法，最终贺世国从警察中放出来了。在这里，尽管有法律的武器，但是也没有敌过传统习惯的思想。 贺世普以法律维护自己的采光权上诉同样以失败结束。贺世普将贺世国告上法庭，维护自己的采光权，看似合情合理，但却以贺家湾村民希望法庭为贺世国主持公道的请愿书败诉。足以看出贺家湾传统的风俗、民情，其所固有的本土经验是高于法律之上的。这也恰恰说明了要想改变贺家湾社会风气的压力之大，想要进行乡村法制启蒙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张仁泽：郭老师说到贺享雍的乡土小说更多从赵树理的小说里汲取营养，我也认为贺享雍和赵树理的作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赵树理的《三里湾》整个就是用农村出现的一个个问题带动情节的发展，例如灵芝和玉生的结婚问题、群众与范登高和袁天成的矛盾带来的问题等等。贺享雍的《是是非非》也是这样，由招商引资带来的一连串问题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村干部从哪里招商引资的难题，发展成与上级的矛盾问题，再有农民的斗殴问题等等，一个接一个，一环扣一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增加故事的可读性，也深刻揭示出农村的现有困境，发挥出现实主义小说批判现实的优势。但老生常谈，这种问题意识对艺术造成的伤害也值得我们警惕。《是是非非》这部小说里，贺享雍就摒弃了莫言、贾平凹等作家惯用的象征、心理分析等现代技法，呈现出一种略为生硬的、流水账式的面貌，为了凸显问题而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围绕着当下遇到的现实问题，对于生活底色的描寫，对人物心理的开掘，都停留在最表层。当然，在上世纪对于赵树理小说的研究中，问题意识对艺术造成的伤害就作为部分学者诟病其小说的理由，但赵树理的小说仍然成为文学史经典，因为其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模式以及当时人们的普遍情感。而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贺享雍的作品呢？希望能从老师和同学那里得到解答。
姚佳怡：我也深有同感。我看的是《人心不古》，贺享雍的乡土小说中的确体现出了很强的问题意识，如这本书里谈到了生态保护、法律普及、家庭暴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对这些问题的揭示和剖析也是极有必要的，但作者似乎过于刻意了，有时问题意识甚至对小说的艺术性造成了影响。书中几乎所有人物身上都背负着一个问题，仿佛人物就是为了体现问题而存在的。小说的题材是发人深省的，但表现上还有进步的空间，尤其是在语言的凝练程度和描写的陌生化方面，需要继续钻研。但考虑到此类小说作为“乡村志”，主要用于全方位记录乡村生活，艺术性上欠佳也是可以理解的。
3、创作思维：“在场”与“代入”
郭洪雷：大家觉得贺享雍的创作思维是怎样的？我先给你们举个例子，拿贾平凹来说，他已经离开乡村很多年了，并且长期生活在西安，他只能以偶尔返回到乡村这样一种方式了解乡村，许多乡村真正的生活他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的小说中的问题意识依旧很强烈，像《带灯》里就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上访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等。他采用的其实是一种“代入式”的思维方式，将通过道听途说、报纸、新闻媒介等方式意识到的问题，代入到他熟悉的地方去。乡土书写里几乎都有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那么贺享雍在创作思维上有什么特点？是“在地”的，或者说是“在场式”的，还是像贾平凹那种“代入式”的，亦或是像莫言那样在思考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时，将自己的家乡代入到这些问题中？
童心：在我看来，贺享雍还算是一个比较“本土”的作家。我认为他并不是把自己基于现实经验形成的对乡土世界的想象放在“贺家湾”这个场域内进行演绎，至少在我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这种“代入”产生的悬浮感。相反，朴实无华的描述、生活化的语言使作品中充斥着贴近土地的真实感，我想这与贺享雍作为农民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有关。作为农民，他最直接地感受到来自上层阶级的压迫，以先觉者的姿态唤醒农民群众反抗斗争、捍卫权利的意识;作为村干部，他又以能以一种敏锐的眼光捕捉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体系中存在的漏洞与弊病，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加以客观理性的分析，又不至于使这种“抗争”沦为一种单纯的泄愤。
值得注意的是，贺享雍的笔虽然深深扎根于乡土农村，但他却始终在发展的视野中建构他笔下的乡村世界——贺家湾这个中国政治生态的微观缩影。《乡村志》由十个故事组成，看似彼此独立，实则互为背景，同一个人物常常会在不同故事里重复出现。其次，他并没有给笔下的人物定型定性，每个人物都不局限在自己的故事内拥有一个固定的面貌，而是会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因时而变，依势而变。比如《土地之痒》中的村主任贺春乾到了《民意是天》中就变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官场恶势力代表，《民意是天》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贺端阳是草根民主新兴力量的象征，他为民谋福利的心虽热情诚恳，但他的性格也存在着莽撞轻率，思虑不深的弊病，这也为《是是非非》里他上任村主任后指挥砍树修路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祸端。贺享雍描写的是贺家湾的现状及过去，但他更关心的是以贺家湾为辐射的整个乡土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
高妮妮：我也认为贺享雍的创作是在场式的书写，至少绝大部分是。贺享雍有着四十多年的农民生活，以及作为基层干部的经历，使他对于农民生活有着最贴切的认识与感受。他是农民生活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贺享雍不是农村生活的描述者，而是农民平凡生活的记录者。不论是世龙、世凤两家的矛盾，还是贺世忠、王书记等村乡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纠葛，甚至是兴成、兴仁新一辈人新的思想观念，作者都只是在真实地记录人物的生活，并没有掺杂任何的道德评判。贺享雍是在将最朴素的农民生活展现出来。
贺享雍的创作总体而言对农村农民的书写充满温情。他关注人物自身，致力于对生活真实状态和人物生存面貌做临摹。令我感叹的是，贺世亮经历了被王茵陷害入狱、被伍莉骗婚诈财、借钱被偷等一系列的悲惨遭遇之后，并没有生出一丝儿的仇恨之感，仍对一切充满宽容和善之心。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他作为一个农民骨子里的质朴与善良。
许星星：我看的是《民意是天》这本。小说主要讲述了贺端阳三次竞选村长，前两次均以失败告终，直到第三次才得偿所愿的故事。在看这本小说以前，我上网搜索了一下作者的资料，发现作者也曾在乡村任职过，刚刚妮妮也说了贺享雍有做农村基层干部的经历。在《民意是天》中，作者频繁地将国家关于基层民主的各种政策法规，原样地呈现给读者，此做法是否与他曾经的经历有关？这是否也反映出了他的创作思维方式是深入生活式的？ 夏璐：我看的《天大地大》也与农村基层政治工作有关。前面的同学都提到了，贺享雍当过许多年的农民，是在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作家，并且还担任过乡上的“八大员”和不脱产乡干部。因此，他总是以“农民式”的眼光平视贺家村农民的生活。像《天大地大》中，主人公乔燕作为一个驻村书记熟悉农民的心态，能找到和他们相处的方式，这就和贺享雍当过乡村干部有一定的关系。在这本小说里，作家以农民的眼光，以及农村干部的眼光，揭露和思考了乡村社会的沉珂和困境。比如，贫困户认定中的人情关系，上级政策的一刀切没有考虑地方特色导致的工作困难，农民缺少主人翁意识，只有涉及自身切实利益才会采取行動等等。
许志益：我认同贺享雍的创作思维是在场式的，但我的想法略有不同。不可否认，对于作家来说，拥有在场式的创作思维相当难得，并且也能够以此建构出更加真实的乡土世界。不过我认为，相较于在农村长期扎根，作家时不时的“返乡”更有利于抓取乡土创作素材。一方面，走出乡土的作家能够以一种新的眼光或视角来回望故乡，从而在冲突和比较之中获得更丰富的乡土解读;另一方面，在时间的区隔下，乡村人物往往会凸显出丰富的新特质，更容易发生性格的质变，特别是在时隔多年重返一趟故乡后，面对故乡的种种剧变和物是人非，那种对归乡人的心理冲击更加强烈，这也更能够引起作家强烈的书写冲动，而这些却是长期生活的在场式作家比较容易忽视掉的、也是比较缺乏的因素。
4、浓厚的地域性色彩
张仁泽：我注意到贺享雍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歇后语，使得小说呈现出异常鲜明的四川本土色彩。在我所读过的乡土小说里，几乎很少有乡土作家会如此大规模地使用歇后语。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贺享雍对歇后语的汲取，不仅能够贴合农民的日常生活原生态，而且可以使作品妙趣横生，展现出灵动活泼的风味，让人萌生亲切生动之感。
朱婷：我也关注到了贺享雍的小说中，人物对话之间充斥着川渝地区的方言土语、歇后语，可以说是一大亮点。不仅如此，小说中还描绘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风俗，比如“抬彩亭”、“抬土地菩萨游湾”、“鲊老公公婆婆”等等。这些地方风俗的介绍，一方面为文章营造了一种文化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民族风俗文化的留念记录。但过多的歇后语插入其中也不免有些刻意啰嗦，使语言丧失了些许自然流畅感。
陈佳：前面的同学都提到了贺享雍善于在作品中运用具有“巴蜀味”的方言或歇后语。其实地方语言的使用不仅仅在四川作家群中常见，在河南作家、北京作家的创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并且，作家们偏爱在创作中使用方言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方言通常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中，得益于其特殊的生动性，方言往往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另一方面，方言能更贴切地揭示出当地的文化语境，为整部作品凝聚或沉淀特定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达到既定背景与人物形象的交洽融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方言对作品的审美效果也会有负面影响。部分作品的语言因作者刻意使用方言而限制了受众面，因此这也是地方性写作特征明显的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戴春艳）
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与研究生
1、人与土地的生命联系
郭洪雷：大家分头读了贺享雍的《乡村志》，一共十本，四五百万字。就小说情节的连续性、结构的完整性和整體规模而言，都体现了一种极为罕见、极为难得的史诗追求。从创作状态看，当代作家真正能够写乡土，并且扎根于乡土的越来越少。我们熟悉的乡土作家，如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人，都慢慢进入了创作的后期。随着时代发展，乡村自身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作家对乡村的新变化未见得很清楚。这样一来，贺享雍的乡土书写就显得极为可贵了。前段时间读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那些印第安人是“被种在土地上的人”。其实，真正好的乡土作家，与土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结关系，无论是贺享雍，还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作家，他们都可以说是被种在土地里，植根于某个地方的人。
高妮妮：刚刚老师说到土地，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谈谈我在《土地之痒》中感受到的人与土地之间的深沉情感。在乡土中国，土地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土地就意味着生活困苦，生存艰难，所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就成了农民最大的执念。作为饥饿史、土地改革史的亲历者，贺世龙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他把自己所有的激情融入土地，只是为了能活下去，改善自己贫苦的生活。这在《创业史》中同样有所体现。梁三老汉一辈子的希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能创起自己的一份家业。这也是中国千万劳苦大众共同的愿望。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物质生产材料，它不仅承载着他们生活的希望，也承载着他们的价值理念。他们深深扎根于土地，与土地融为一体。因此，随着土地政策的不断改变，农民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它随着土地政策的改变一次次崩裂、重建。不论是梁三老汉从租地种到合作社种地，还是贺世龙从租地种到有自己的土地，他们的价值理念都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们二者所处时代不同，面对的境遇不同，但是他们都处于社会历史的大转型时期，也都完成了思想上从一开始的排斥不理解，到最后接受顺应的思想转变。
在《土地之痒》的结尾，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下，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的猛烈攻击，乡村伦理生活开始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土地已经不能带给农民期待的经济收入，农民开始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土地被抛弃似乎已成为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传统的农业文明在今天生存空间不足，但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观念仍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土地仍然是农民内心最深处的情怀。尽管人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证土地的重要性。
朱婷： 我读的也是卷一《土地之痒》，读完这本书，我对人与土地的深切联系也颇有感触。贺享雍借助闪回和插叙，交代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将父亲贺茂前与土地的纠葛娓娓道来。同时，由其爹娘和妹妹在大饥荒中的惨死，来说明农民之所以执着于土地是源于对饥饿的恐惧，再引出后面一系列土地纷争。改水田这一事件也作为了一个线索贯穿全文，贺茂前和贺世龙父子两代人不畏艰辛扎根土地的坚定信念也在这里凸显出来。
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点，就是小说的循环叙事。比如在贺茂前与贺世龙两父子改田，缺少劳动力时，都选择让儿子放下学业，专心务农，并同样采取了粗暴的训骂方式，父与子的相处模式循环延续下来。再如贺世龙与弟弟世凤一家的矛盾，世凤多次得了大哥的的帮助，但却不断地占大哥的便宜。主动送地，撕破脸皮争地的矛盾在不同人物对象、不同时间节点多次循环出现。这其实代表了一种历史观念，即农民命运的循环往复，一生围绕土地而展开爱恨情仇故事。
郭洪雷：事实上，我们读过的很多作品，都展现了一种轮回的历史观念。比如在贾平凹的《古炉》里，有一个人物就叫“来回”。还有在《白鹿原》中，朱先生将白鹿原比作“鏊子”，翻过来掉过去，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循环。很多作家都在通过重复的方式传达一种轮回的感受：历史在循环，而人的命运没有发生改变，生活本身也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既然许多作家都在写循环，同学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贺享雍写历史的循环，他所要传达的是什么？他其实还是要回到回应时代上来，即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个土地上的人的命运是得到了改变，还是一直在轮回循环？
吴晨：老师，我读的是《大城小城》，这本书里也有非常明显的循环反复之感。《大城小城》的文本内容和结构都呈现出了一个封闭的环形结构，讲述着子辈对父辈的反叛与回归，揭露了欲望化都市，怀念着理想化的农村。
在结构上，小说以春夏秋冬作为卷名，一年四季原本就是一个周期，自成一个完整的环形。在内容上，从贺家老孃子的寿宴，一个欢喜的时刻开篇，而后便急转直下。因为她一时的激动，寿宴直接变成了葬礼，葬礼之后，家族第二代带着他们的孩子回到了县城，而后贺家第三代又与父母发生冲突而来到了省城，来到大城市的他们被各色的潜规则压得喘不过气来，文本之中的气氛也变得十分压抑。随后他们又逐级回归，摆脱大城市的压迫与诱惑，直到这里文章才又出现了一抹亮色，以大家又回到了贺家湾的热闹场景结尾。
大城市是难以立足，但它的繁荣与包容力极具诱惑，小城市虽然安稳，却也容易消磨人的斗志。《大城小城》的标题和这一出走又回归的环形结构，都向我们显示了作者以对于进城农民何处安放自己心身的一种思考，对于城市中社会价值观扭曲的呈现，也表明作者坚守农村才是精神家园的坚定立场。
2、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
郭洪雷：乡土作家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比如赵树理就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后来无论是柳青这类作家也好，还是贾平凹、莫言等作家也好，他们书写乡土，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乡村里出现了问题，问题的呈现也就成为他们叙事的动力来源。从这个角度看贺享雍的创作，你们觉得贺享雍的小说受问题驱动明显吗？
叶荷娇：我阅读的是贺享雍先生的《青天在上》，这部小说中所展示的农民与村干部的矛盾，所描绘的复杂多元农民形象，深刻影响并丰富了我对农民的固有印象，让我得以窥见拥有深厚根基的中国农村的经典一貌。 故事是从进县城打工的农民贺世忠向工地老板讨要工钱开始的。贺世忠的老伴儿得了肾病，住院治病急需用钱，所以贺世忠向工地上“主宰工人命运”的老板索要工钱。几次索要无果后，工人们给贺世忠出主意，让他爬上工地吊塔以命相要。这是贺世忠第一次以自己的生命为筹码、以“面子”为代价，向金钱低头。以贺世忠为代表的農民阶级在走投无路时放弃尊严甚至生命，却无法得到围观人的同情或劝慰，换来的却是他们的亵玩狂欢。看客们对农民苦难的冷漠乃至取乐，揭示了农村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现状。贺享雍先生对在吊塔上贺世忠的行为表现作了极其充分深刻的描写，尤其是他在吊塔上悲痛伤心的恸哭，深刻揭示出一个农民在走投无路时是多么地无奈心酸。面对生活苦难，贺世忠没有强大力量与之对抗，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依靠，但他尽管狼狈不堪却仍然拼尽全力挣扎，想方设法要到这笔“救命钱”。只是在拿到钱从吊塔上下来之后，他的尊严感也重新回到他身上，沉重地拉扯着他，为“自己老了才出这样的丑感到羞愧”，甚至伸出手，在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
第二次无可奈何地放下自尊也是为了要一笔救命钱。与第一次不同，贺世忠这次是在乡政府院子里要钱。在乡政府里撒泼甚至要上吊，拿回一万块钱后，在回去医院的路上，他深受折磨：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为了救老伴必须这样丢人现眼地去做，另一方面他实在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贺世忠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他曾经当过贺家湾的支部书记，曾经也教育过别人，拥有身为干部的自尊与自矜。但是今天自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表现就和过去他所见的那些可怜又可恨的人一样。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反省和对自己行为的羞愧，会让贺世忠比其他普通农民更加煎熬折磨。回医院路上一下自责自怨，一下又心安理得地拉扯纠结过程，恰恰是贺世忠人物真实性和复杂性的体现。明明有过当村干部的经历 ，有清醒的认知与强烈的自尊，但为了妻子还是不得不干了自己曾经鄙夷羞愧的事，在贺世忠身上，既包含着他对妻子深切真挚的爱与情谊，也有一个农民在土地上生长的坚忍与顽强，哪怕有时露出丑态，也让人理解其处境而同情不已。
当农民进入县城或都市，他们总要以各种违背本性的行为，如放弃尊严甚至是以生命为筹码来求得在城市的一处落脚之地。《青天在上》中以贺世忠作为一个农民在县城与乡政府等地的狼狈无奈行径，展现了城乡之间难以调和的对峙与冲突。
吕彦霖：我想到有个打工诗人许立志，他后来跳楼自杀了，他的诗就很明显地反映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被城市变成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的过程。赵本山也有部电影叫《落叶归根》，讲的是一个工人死后，主人公不得不背着他的尸体回家安葬的故事，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不少。我本人看了《乡村志》前两卷后，我一直在思索如何给《乡村志》这样的小说下一个定义，最终我找了个词，即“好的主旋律文学”。其一方面是“主旋律”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小说有着与政策紧密结合的倾向;另一方面就像郭洪雷说的，贺享雍有非常明显的问题意识，他的小说直击了乡村社会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其实与赵树理的小说一脉相承。此外，我觉得贺享雍的小说写得特别真切，他通过贺家湾这样一个小地方，将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在对乡村伦理的考察上细致入微。不知道同学们对此有何看法？
麻文卓：我来回应一下吕老师吧。我读的是《青天在上》，我觉得这部小说更侧重于乡土小说中对农民文化性格的探索。比如，从贺世忠的上访之路中，我们就能看出他性格的明显变化。粗略算来，他一共上访了六次，从刚开始的不好意思自责等心态，到最后的理所当然不要脸，他的性格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这是为什么？如果说前三次他都是为了给妻子看病而不得不借钱的话，那么从他的妻子去世这个转折点开始，他的上访则是由背后的伦理关系推动着他不得不上访。在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是这样定义伦理关系的：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关系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此义上。表现在经济上，彼此顾恤互相负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贺世忠在帮了儿子儿媳搞到低保卡之后，女儿以及她的婆家不满意，当女儿和婆家的低保卡搞定之后，为什么贺家的远房亲戚又不满意。也就是说，利益在其伦理关系中，人人都有份，而又以亲疏厚薄为准。贺享雍的这套乡土小说，将故事的发生背景放置在社会的转型之中，一方面，人们的物质条件确实步入了现代化，小说中有很多细节证明了这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支配乡土世界运转的基础仍旧是伦理基准。而在这转型期间，个体的性格如何受其支配，又如何挣扎，我想，这是作者想要提出来让我们反思的。
郭洪雷：农民上访的确是乡土小说中一个重要题材。
王海月：我读的是《盛世小民》，在这本书里，我注意到了作者对当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以及农民对“买房”的执念。前者表现为当工友王兴友死于车祸时，贺世跃为其擦洗身体并换上寿衣，他对工友说的知心话同时也是对于自己命运的慨叹，是一个在生活苦难的重压下和在血汗中讨生活的侥幸者对于不幸者的最后慰藉——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即身处底层与时代巨变中的农民工群体该如何对抗命运的不公？是在生存夹缝中任生活蹂躏，还是奋起与之抗争？抗争的出路又在哪里？这样的出路是否又能成为这一群体的普适性实践方案？这一连串的问题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说作者借用贺世跃的最后选择告诉我们，需要在扭曲的契机中以极端的方式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换来后代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并不那么稳定，或者说，谁也无法保障它的可持续性。这一问题在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令人唏嘘的答案——当为了给儿子买城里房时，贺世跃被逼到想各种歪门邪道的方法以实现“暴富”，最终在一场有预谋的、和当地拆迁户的打架中被砍断右手，后被认定为“意外”事故而终于获得赔偿，而他自己在奋斗半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也随即投湖自尽。可以说，整部小说即是贺世跃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工在新时代、跨城乡背景下的一部血泪史和奋斗史，而在最高潮处，小说戛然而止。
刘宗瑞：我看的是《人心不古》，在这本小说中他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网鸟等生态问题、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些问题中表现出来的乡村伦理与法律博弈的基础上，所显现的传统乡村伦理的顽强和韧性所引发的深思，人心不古的不只是贺家湾的村民，还有当地的政府官员。如在佳桂的死这一事件中。佳桂因为与丈夫贺世国发生一点家庭矛盾而遭到丈夫的殴打，之后佳桂本想以喝农药吓唬丈夫而错过了救援时间，意外死亡。因此，一切靠法律解决问题的贺世普认为贺世国就应该得到法律的惩罚，坚持报警并想将他送进大牢。但是按照本土经验、人情世故上来讲，村民们认为，佳桂死了，再把丈夫送进大牢，这个家就真的散了。失去父母，可怜的还有他两个儿子。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好的教育，可能会变坏，影响孩子的终生。因此也就引发“救死人不救活人？”的问题。通过村民的帮助，并让两个儿子去舅舅家求情，以及政府官员王所长对贺世普的解说，使贺世普也放弃原先的想法，最终贺世国从警察中放出来了。在这里，尽管有法律的武器，但是也没有敌过传统习惯的思想。 贺世普以法律维护自己的采光权上诉同样以失败结束。贺世普将贺世国告上法庭，维护自己的采光权，看似合情合理，但却以贺家湾村民希望法庭为贺世国主持公道的请愿书败诉。足以看出贺家湾传统的风俗、民情，其所固有的本土经验是高于法律之上的。这也恰恰说明了要想改变贺家湾社会风气的压力之大，想要进行乡村法制启蒙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张仁泽：郭老师说到贺享雍的乡土小说更多从赵树理的小说里汲取营养，我也认为贺享雍和赵树理的作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赵树理的《三里湾》整个就是用农村出现的一个个问题带动情节的发展，例如灵芝和玉生的结婚问题、群众与范登高和袁天成的矛盾带来的问题等等。贺享雍的《是是非非》也是这样，由招商引资带来的一连串问题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村干部从哪里招商引资的难题，发展成与上级的矛盾问题，再有农民的斗殴问题等等，一个接一个，一环扣一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增加故事的可读性，也深刻揭示出农村的现有困境，发挥出现实主义小说批判现实的优势。但老生常谈，这种问题意识对艺术造成的伤害也值得我们警惕。《是是非非》这部小说里，贺享雍就摒弃了莫言、贾平凹等作家惯用的象征、心理分析等现代技法，呈现出一种略为生硬的、流水账式的面貌，为了凸显问题而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围绕着当下遇到的现实问题，对于生活底色的描寫，对人物心理的开掘，都停留在最表层。当然，在上世纪对于赵树理小说的研究中，问题意识对艺术造成的伤害就作为部分学者诟病其小说的理由，但赵树理的小说仍然成为文学史经典，因为其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模式以及当时人们的普遍情感。而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贺享雍的作品呢？希望能从老师和同学那里得到解答。
姚佳怡：我也深有同感。我看的是《人心不古》，贺享雍的乡土小说中的确体现出了很强的问题意识，如这本书里谈到了生态保护、法律普及、家庭暴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对这些问题的揭示和剖析也是极有必要的，但作者似乎过于刻意了，有时问题意识甚至对小说的艺术性造成了影响。书中几乎所有人物身上都背负着一个问题，仿佛人物就是为了体现问题而存在的。小说的题材是发人深省的，但表现上还有进步的空间，尤其是在语言的凝练程度和描写的陌生化方面，需要继续钻研。但考虑到此类小说作为“乡村志”，主要用于全方位记录乡村生活，艺术性上欠佳也是可以理解的。
3、创作思维：“在场”与“代入”
郭洪雷：大家觉得贺享雍的创作思维是怎样的？我先给你们举个例子，拿贾平凹来说，他已经离开乡村很多年了，并且长期生活在西安，他只能以偶尔返回到乡村这样一种方式了解乡村，许多乡村真正的生活他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的小说中的问题意识依旧很强烈，像《带灯》里就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上访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等。他采用的其实是一种“代入式”的思维方式，将通过道听途说、报纸、新闻媒介等方式意识到的问题，代入到他熟悉的地方去。乡土书写里几乎都有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那么贺享雍在创作思维上有什么特点？是“在地”的，或者说是“在场式”的，还是像贾平凹那种“代入式”的，亦或是像莫言那样在思考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时，将自己的家乡代入到这些问题中？
童心：在我看来，贺享雍还算是一个比较“本土”的作家。我认为他并不是把自己基于现实经验形成的对乡土世界的想象放在“贺家湾”这个场域内进行演绎，至少在我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这种“代入”产生的悬浮感。相反，朴实无华的描述、生活化的语言使作品中充斥着贴近土地的真实感，我想这与贺享雍作为农民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有关。作为农民，他最直接地感受到来自上层阶级的压迫，以先觉者的姿态唤醒农民群众反抗斗争、捍卫权利的意识;作为村干部，他又以能以一种敏锐的眼光捕捉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体系中存在的漏洞与弊病，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加以客观理性的分析，又不至于使这种“抗争”沦为一种单纯的泄愤。
值得注意的是，贺享雍的笔虽然深深扎根于乡土农村，但他却始终在发展的视野中建构他笔下的乡村世界——贺家湾这个中国政治生态的微观缩影。《乡村志》由十个故事组成，看似彼此独立，实则互为背景，同一个人物常常会在不同故事里重复出现。其次，他并没有给笔下的人物定型定性，每个人物都不局限在自己的故事内拥有一个固定的面貌，而是会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因时而变，依势而变。比如《土地之痒》中的村主任贺春乾到了《民意是天》中就变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官场恶势力代表，《民意是天》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贺端阳是草根民主新兴力量的象征，他为民谋福利的心虽热情诚恳，但他的性格也存在着莽撞轻率，思虑不深的弊病，这也为《是是非非》里他上任村主任后指挥砍树修路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祸端。贺享雍描写的是贺家湾的现状及过去，但他更关心的是以贺家湾为辐射的整个乡土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
高妮妮：我也认为贺享雍的创作是在场式的书写，至少绝大部分是。贺享雍有着四十多年的农民生活，以及作为基层干部的经历，使他对于农民生活有着最贴切的认识与感受。他是农民生活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贺享雍不是农村生活的描述者，而是农民平凡生活的记录者。不论是世龙、世凤两家的矛盾，还是贺世忠、王书记等村乡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纠葛，甚至是兴成、兴仁新一辈人新的思想观念，作者都只是在真实地记录人物的生活，并没有掺杂任何的道德评判。贺享雍是在将最朴素的农民生活展现出来。
贺享雍的创作总体而言对农村农民的书写充满温情。他关注人物自身，致力于对生活真实状态和人物生存面貌做临摹。令我感叹的是，贺世亮经历了被王茵陷害入狱、被伍莉骗婚诈财、借钱被偷等一系列的悲惨遭遇之后，并没有生出一丝儿的仇恨之感，仍对一切充满宽容和善之心。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他作为一个农民骨子里的质朴与善良。
许星星：我看的是《民意是天》这本。小说主要讲述了贺端阳三次竞选村长，前两次均以失败告终，直到第三次才得偿所愿的故事。在看这本小说以前，我上网搜索了一下作者的资料，发现作者也曾在乡村任职过，刚刚妮妮也说了贺享雍有做农村基层干部的经历。在《民意是天》中，作者频繁地将国家关于基层民主的各种政策法规，原样地呈现给读者，此做法是否与他曾经的经历有关？这是否也反映出了他的创作思维方式是深入生活式的？ 夏璐：我看的《天大地大》也与农村基层政治工作有关。前面的同学都提到了，贺享雍当过许多年的农民，是在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作家，并且还担任过乡上的“八大员”和不脱产乡干部。因此，他总是以“农民式”的眼光平视贺家村农民的生活。像《天大地大》中，主人公乔燕作为一个驻村书记熟悉农民的心态，能找到和他们相处的方式，这就和贺享雍当过乡村干部有一定的关系。在这本小说里，作家以农民的眼光，以及农村干部的眼光，揭露和思考了乡村社会的沉珂和困境。比如，贫困户认定中的人情关系，上级政策的一刀切没有考虑地方特色导致的工作困难，农民缺少主人翁意识，只有涉及自身切实利益才会采取行動等等。
许志益：我认同贺享雍的创作思维是在场式的，但我的想法略有不同。不可否认，对于作家来说，拥有在场式的创作思维相当难得，并且也能够以此建构出更加真实的乡土世界。不过我认为，相较于在农村长期扎根，作家时不时的“返乡”更有利于抓取乡土创作素材。一方面，走出乡土的作家能够以一种新的眼光或视角来回望故乡，从而在冲突和比较之中获得更丰富的乡土解读;另一方面，在时间的区隔下，乡村人物往往会凸显出丰富的新特质，更容易发生性格的质变，特别是在时隔多年重返一趟故乡后，面对故乡的种种剧变和物是人非，那种对归乡人的心理冲击更加强烈，这也更能够引起作家强烈的书写冲动，而这些却是长期生活的在场式作家比较容易忽视掉的、也是比较缺乏的因素。
4、浓厚的地域性色彩
张仁泽：我注意到贺享雍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歇后语，使得小说呈现出异常鲜明的四川本土色彩。在我所读过的乡土小说里，几乎很少有乡土作家会如此大规模地使用歇后语。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贺享雍对歇后语的汲取，不仅能够贴合农民的日常生活原生态，而且可以使作品妙趣横生，展现出灵动活泼的风味，让人萌生亲切生动之感。
朱婷：我也关注到了贺享雍的小说中，人物对话之间充斥着川渝地区的方言土语、歇后语，可以说是一大亮点。不仅如此，小说中还描绘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风俗，比如“抬彩亭”、“抬土地菩萨游湾”、“鲊老公公婆婆”等等。这些地方风俗的介绍，一方面为文章营造了一种文化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民族风俗文化的留念记录。但过多的歇后语插入其中也不免有些刻意啰嗦，使语言丧失了些许自然流畅感。
陈佳：前面的同学都提到了贺享雍善于在作品中运用具有“巴蜀味”的方言或歇后语。其实地方语言的使用不仅仅在四川作家群中常见，在河南作家、北京作家的创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并且，作家们偏爱在创作中使用方言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方言通常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中，得益于其特殊的生动性，方言往往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另一方面，方言能更贴切地揭示出当地的文化语境，为整部作品凝聚或沉淀特定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达到既定背景与人物形象的交洽融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方言对作品的审美效果也会有负面影响。部分作品的语言因作者刻意使用方言而限制了受众面，因此这也是地方性写作特征明显的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戴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