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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时明镜老犹在，黄金缕画双凤背。
这是经常被今人引用的唐代诗人王建《老妇叹镜》诗中的经典词句，而“黄金缕画双凤背”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指唐代的一种特种工艺镜——金银平脱镜。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始，直至近代逐步被玻璃镜取代，青铜镜在中国走过了漫长的历程，青铜镜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也从古拙简朴的商周铜镜走向精灵轻巧的战国镜，从丰满奇异的汉镜走向富丽堂皇的唐代镜，从秀色纤纤的宋代花鸟镜走向只重实用的商标名号镜和明清吉祥图案、铭文镜。中国青铜镜从史前就这样一路走到近代，不仅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精美的青铜镜，也留下了令人赞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湛的制作工艺，青铜镜中的那些特种工艺镜就是古代制镜工匠的智慧结晶。
青铜镜中的特种工艺大约分为两大类，一类指制造中的特殊工艺，如复合镜，另一类是指装饰方面的特殊工艺，如镶嵌、错金银、彩绘、鎏金、贴金、贴银、螺钿、金银平脱等。那些以特殊工艺制作而成的青铜镜不仅精美无比，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难解的谜题。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历史，一同欣赏古代制镜工匠们留下的杰作——特种工艺镜。
一、复合镜
战国青铜镜工艺被人誉之为具“登峰造极”之妙，而青铜特种工艺镜中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战国时期的复合透空镜了，它以独特的形制，瑰异的纹饰，精湛的铸造技术和高超的复合工艺而令世人惊叹。复合透空镜的技术难点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镜背透雕铸造技术的难度，要求在铸造过程中内范和外范的结合与定位非常精准；其二便是镜面与镜背的复合技术，要求严丝合缝，浑然一体，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难度更大。战国复合镜从复合工艺上可分为嵌合镜和铸焊镜两种，前者是指镜面与镜背分铸后再嵌合在一起，后者则是分铸后再铸焊在一起的。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复合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就是镜面与镜背分铸后再嵌合为一体的嵌合镜(图1)。这面镜为正方形，边长18.5厘米，重929克。镜面为边长16.4厘米、厚仅0.2厘米的平板，且没有弧度。镜背由透空的几何纹框饰带组成，饰带宽0.8～1厘米不等，厚度也仅0.2厘米，如此精细的尺寸无疑更增加了铸造技术的难度。镜的四周有边框，与镜背连铸在一起，镜面嵌合在边框内，即“背包面”。此面复合镜的嵌合技术十分高超，关于这一技术的详情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可谓中国科技考古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另一面战国透空交龙纹镜(图2)则是镜面与镜背分别铸造后再铸焊合成的。这面镜为圆形，镜背直径8厘米，由透空的交错穿行的十五条交龙纹和一周宽0.8厘米的边框组成，钮座和钮区透空，边框三等分处各有一个卧兽，为镜背与镜面的铸焊点。镜面直径10.2厘米，背面有宽1厘米的边框，上饰有25个长S形纹样。边框的内缘三等分处各留有一个缺龛，与镜背上的三个卧兽相对应，为面、背铸焊合成的结合点。此镜的镜背透空交龙纹的纹饰布局和走向极其复杂和繁缛，关于它的成型方法，经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仔细观察和研究后认为是陶范法制成的精品，且陶范的母模系采用泥条盘绕成模法，这在今天也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艺(参见李朝远《新获战国透空复合镜研究》，载上海博物馆《练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湖北省博物馆也收藏有一面包山楚墓出土的圆形透空龙纹复合镜(图3)，特别是其圆形边框上细密复杂的纹饰也是透空的，其成型的难度恐更甚一筹。
二、镶嵌镜
镶嵌装饰工艺早已有之，在距今三千七百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中即已出现镶嵌绿松石的大型龙形器。至战国时，这一技术已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不仅在青铜器上广泛使用，并运用于青铜镜的装饰工艺中，镶嵌的材料不仅有绿松石，且有玉石、琉璃珠、金银丝等。如上面提到的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其镜背整体纹饰以镶嵌绿松石为地，镜背边框上的12个乳钉纹也以绿松石镶嵌，而其主题纹饰上的细线条则以红铜丝镶嵌(见图1)。又如日本和泉市久保恝记念美术馆收藏的一面战国透空四龙纹方镜镜背边框上的四个乳钉都镶嵌了绿松石。而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六山纹镜中，在环钮座以及山字中间竖画两侧则镶嵌了18颗琉璃珠。这些镶嵌物或晶莹或翠绿，其艳丽的色彩将古朴的青铜镜装饰得宝光四溢，更加华贵高雅。
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嵌玉石琉璃镜(图4)则更为精美，这件铜镜系上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洛阳东郊金村大墓。直径12.2厘米，圆体，面光平，背中央以镶嵌白、蓝色同心圆琉璃珠作钮，圆形钮座为玉环镶嵌而成，玉环外周镶嵌大蓝色琉璃环，上由六组白色目形和六出花瓣形纹饰组成主题纹样，外缘镶嵌绳索纹玉环。此镜装饰独特，别具一格，色彩对比强烈、和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铜镜纹样风格及色彩效果。它是先铸造铜镜体，然后将琉璃环及玉环按照这一时期铜镜镜背纹样的内外区间划分形式镶嵌于镜体上，完全改变了铜镜传统的纹样及工艺制作特色，是一件绝无仅有的铜镜珍品。
镶嵌工艺的出现为其他装饰工艺如金银错、金银平脱、嵌螺钿、嵌珐琅等工艺创造了一个基础，这些装饰工艺都是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三、金银错镜
错金银的技术出现较晚，因为金银有很好的延展性能，可拉成长而细的金银丝，再嵌入预先刻出的凹槽中，并加以挤压，使之与槽体结合紧密。因此镶嵌细如毫发的金银丝所需的凹槽与镶嵌绿松石的凹槽不同，后者是在铸造时预留，而前者只有在铸成后，再用钢刀刻出有倒斜度的凹槽，嵌入的金银丝才不至于脱落，因此，金银错工艺与冶铁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在春秋晚期已发明生铁冶铸技术，战国早期就已掌握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已能把生铁铸件经过柔化处理变为可锻铸铁(即韧性铸铁)，大大提高了工具的机械性能，使得错金银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战国时的很多青铜器上都运用了这一装饰技艺，如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一套异常精美的错金银青铜器，其中的错金银青铜牛、犀颈以下至尾部均装饰错金银花纹。如上所述的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其镜背乳钉之间装饰的是错红铜丝双首龙纹，而镜面边框的十二个乳钉之间装饰的则是错金囧纹，同时在镜背的外区四内隅处也各有一错金阎纹乳钉，上饰光焰三组，与镶嵌绿松石的地纹形成色彩上的鲜明对比，颇有画龙点睛之妙(见图1)。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临淄齐故城的战国错金银三钮大铜镜(图5)直径达28厘米，厚0.7厘米，镜背以金银丝和绿松石镶嵌出云纹图案，九枚银质乳钉安排在穿过镜心的四条等分线上，青铜、金，银、绿松石交相辉映，既有点和块面的艳丽色彩，又有流畅的金银丝细线条的点缀，色彩绚丽，嵌错精细。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镶嵌物完成后都要用厝石或皮革磨光，使金银丝或绿松石发出闪亮的光彩，如这 件战国错金银三钮大铜镜背表面的花纹就有明显的磨厝痕迹。
战国错金银青铜镜中最著名的珍品莫过于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错金银狩猎纹铜镜(图6)。这面铜镜也是复合镜，直径17.5厘米，圆形夹层，以镜背外缘包嵌镜面而成。镜背有六组纹饰：其中三组主要图纹——“狩猎纹”用“金错”细线来表现，如戴盔穿甲、手持短剑欲刺向猛兽的骑士与他的对手——猛虎；两只互相搏斗的怪兽；一只立于叶状纹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等。在这三组主要图纹之间又配以三组双龙涡纹，每组为左右相对作S形、相互缠绕的两条变形龙纹，它们的躯体都以“金错”片镶嵌，而其周围又配以一些“银错”的小涡纹。这面铜镜色彩鲜艳，构图巧妙，做工精细，自它出土以来，就博得无数学者与藏者的赞叹，被誉为错金银铜镜乃至战国铜镜中的经典。同样经典的还有一件传为河南金村出土的一面战国金银错虺龙纹镜(图7)，直径20厘米，镜背盘卷交结的龙体金光闪烁，银星映射，美艳无比。
四、彩绘镜
彩绘镜是在铸好的但没有纹饰的镜背上用彩色描绘出各种花纹，所用材料有油彩、彩漆等，颜色有红、白、绿等色，至清代时多采用在漆地上描绘金彩纹样。目前所见最早的彩绘镜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所出的两面彩绘铜镜，一面用漆绘流畅的卷云纹，另一面绘夔凤纹。这一时期的彩绘镜还有一个特点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复合镜，如湖北荆门市博物馆收藏的郭店楚墓出土的漆绘四凤纹方镜(图8)，相同的镜子在湖北省博物馆也有收藏，系包山楚墓出土。据报道，日本一藏家收有一面战国时期漆彩龙纹复合镜，镜背饰透空的两条单首双身龙纹，以黑漆为地，朱彩勾勒龙纹的边缘和边框上的云纹。而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在该馆收藏的那面透空镶嵌几何纹镜面的后背观察到一组银灰色与乌亮色相衬的亮斑状纹饰(见图1)，与器表在同一平面上，且浑然一体无任何游浮之处，有专家认为银灰色处原应有彩绘，脱落后，与周边黑色氧化层形成反差，才有现在所看到的亮斑状纹饰(参见李朝远文章，同上)。如果这种猜测被证实，那么在这面铜镜上就同时出现了三种特殊装饰工艺——镶嵌、错金银、彩绘，再加上难度极大的复杂的透雕和嵌合技术，战国青铜镜制造业的辉煌成就和制镜工匠的聪明才智在这面铜镜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汉代的彩绘镜已有用毛笔绘纹饰的现象，如西安红庙坡出土的西汉彩绘车马人物镜(图9)。此镜的直径28厘米，镜背的圆形钮座及座底涂有朱红颜色，钮底座卅的两条环带将镜背彩绘分为两区：内区涂浅绿色地，上涂深绿色云气纹，间以四朵红色团花，又以白色在红花绿云上勾勒点画，画面清新醒目，且有很强的装饰感。外区施朱红色地，其上共描绘了19个人物、7匹马、6棵树、1辆车，表现了谒见、对语、射猎、归游等四组极富故事情节的画面，刻画细致入微，人物车马形象生动，神采飞扬，画面色调明快，构图疏密得当。镜缘选用汉代盛行的十六内向连弧纹，似光芒四射，于绚烂之中增添了几分厚重。
如果说西汉彩绘镜的构图与手法都已具有了绘画的元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髹漆描金“天仙送子”镜(图10)的镜背则已俨然是一幅祈求吉祥的流行年画，镜背红漆地上以描金绘画一骑麒麟、戴花冠的仙人，手中举着花，一童子尾随其后，高举一播，上书“天仙送子”，背景有湖石和修竹，近柄处的长方框内书有“汪启源”三字，完全是一幅有主题、有人物、有背景、有题款的绘画作品。虽然清代的制镜工艺已渐趋衰微，但宫廷用镜的装饰工艺却非常精致，如故宫收藏的清代描金荷花纹木柄镜(图11)在镜背的黑漆地上以金漆描绘了一幅荷塘美景——飘然欲动的荷叶，婀娜多姿的荷花，随风摇曳的苇草，还有那飞舞的蜻蜓、蝴蝶，其描绘手法的细致工细程度及画面布局与宫廷画家们的工笔花鸟画已无二致。这面镜的直径20.7厘米，柄与镜的连接处还有珊瑚和象牙装饰，更证明了它与皇家的关系。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面清代龙凤双喜彩漆镜(图12)，应是一件皇家的婚庆用品。镜的直径达34，2厘米，镜背上以黑色漆作地漆，钮上方以红漆写“囍”字，两侧以红、黄两色漆描绘出龙、凤图案，龙头、凤首两两相视，中间还配置了一朵寓意富贵的牡丹花，再以云纹配饰周围。镜缘上以褐红色漆作地，以黄色漆绘出卷云纹带饰。整体图案色彩对比强烈，一派喜庆气氛扑面而来。(未完待续)
这是经常被今人引用的唐代诗人王建《老妇叹镜》诗中的经典词句，而“黄金缕画双凤背”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指唐代的一种特种工艺镜——金银平脱镜。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始，直至近代逐步被玻璃镜取代，青铜镜在中国走过了漫长的历程，青铜镜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也从古拙简朴的商周铜镜走向精灵轻巧的战国镜，从丰满奇异的汉镜走向富丽堂皇的唐代镜，从秀色纤纤的宋代花鸟镜走向只重实用的商标名号镜和明清吉祥图案、铭文镜。中国青铜镜从史前就这样一路走到近代，不仅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精美的青铜镜，也留下了令人赞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湛的制作工艺，青铜镜中的那些特种工艺镜就是古代制镜工匠的智慧结晶。
青铜镜中的特种工艺大约分为两大类，一类指制造中的特殊工艺，如复合镜，另一类是指装饰方面的特殊工艺，如镶嵌、错金银、彩绘、鎏金、贴金、贴银、螺钿、金银平脱等。那些以特殊工艺制作而成的青铜镜不仅精美无比，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难解的谜题。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历史，一同欣赏古代制镜工匠们留下的杰作——特种工艺镜。
一、复合镜
战国青铜镜工艺被人誉之为具“登峰造极”之妙，而青铜特种工艺镜中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战国时期的复合透空镜了，它以独特的形制，瑰异的纹饰，精湛的铸造技术和高超的复合工艺而令世人惊叹。复合透空镜的技术难点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镜背透雕铸造技术的难度，要求在铸造过程中内范和外范的结合与定位非常精准；其二便是镜面与镜背的复合技术，要求严丝合缝，浑然一体，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难度更大。战国复合镜从复合工艺上可分为嵌合镜和铸焊镜两种，前者是指镜面与镜背分铸后再嵌合在一起，后者则是分铸后再铸焊在一起的。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复合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就是镜面与镜背分铸后再嵌合为一体的嵌合镜(图1)。这面镜为正方形，边长18.5厘米，重929克。镜面为边长16.4厘米、厚仅0.2厘米的平板，且没有弧度。镜背由透空的几何纹框饰带组成，饰带宽0.8～1厘米不等，厚度也仅0.2厘米，如此精细的尺寸无疑更增加了铸造技术的难度。镜的四周有边框，与镜背连铸在一起，镜面嵌合在边框内，即“背包面”。此面复合镜的嵌合技术十分高超，关于这一技术的详情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可谓中国科技考古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另一面战国透空交龙纹镜(图2)则是镜面与镜背分别铸造后再铸焊合成的。这面镜为圆形，镜背直径8厘米，由透空的交错穿行的十五条交龙纹和一周宽0.8厘米的边框组成，钮座和钮区透空，边框三等分处各有一个卧兽，为镜背与镜面的铸焊点。镜面直径10.2厘米，背面有宽1厘米的边框，上饰有25个长S形纹样。边框的内缘三等分处各留有一个缺龛，与镜背上的三个卧兽相对应，为面、背铸焊合成的结合点。此镜的镜背透空交龙纹的纹饰布局和走向极其复杂和繁缛，关于它的成型方法，经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仔细观察和研究后认为是陶范法制成的精品，且陶范的母模系采用泥条盘绕成模法，这在今天也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艺(参见李朝远《新获战国透空复合镜研究》，载上海博物馆《练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湖北省博物馆也收藏有一面包山楚墓出土的圆形透空龙纹复合镜(图3)，特别是其圆形边框上细密复杂的纹饰也是透空的，其成型的难度恐更甚一筹。
二、镶嵌镜
镶嵌装饰工艺早已有之，在距今三千七百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中即已出现镶嵌绿松石的大型龙形器。至战国时，这一技术已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不仅在青铜器上广泛使用，并运用于青铜镜的装饰工艺中，镶嵌的材料不仅有绿松石，且有玉石、琉璃珠、金银丝等。如上面提到的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其镜背整体纹饰以镶嵌绿松石为地，镜背边框上的12个乳钉纹也以绿松石镶嵌，而其主题纹饰上的细线条则以红铜丝镶嵌(见图1)。又如日本和泉市久保恝记念美术馆收藏的一面战国透空四龙纹方镜镜背边框上的四个乳钉都镶嵌了绿松石。而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六山纹镜中，在环钮座以及山字中间竖画两侧则镶嵌了18颗琉璃珠。这些镶嵌物或晶莹或翠绿，其艳丽的色彩将古朴的青铜镜装饰得宝光四溢，更加华贵高雅。
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嵌玉石琉璃镜(图4)则更为精美，这件铜镜系上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洛阳东郊金村大墓。直径12.2厘米，圆体，面光平，背中央以镶嵌白、蓝色同心圆琉璃珠作钮，圆形钮座为玉环镶嵌而成，玉环外周镶嵌大蓝色琉璃环，上由六组白色目形和六出花瓣形纹饰组成主题纹样，外缘镶嵌绳索纹玉环。此镜装饰独特，别具一格，色彩对比强烈、和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铜镜纹样风格及色彩效果。它是先铸造铜镜体，然后将琉璃环及玉环按照这一时期铜镜镜背纹样的内外区间划分形式镶嵌于镜体上，完全改变了铜镜传统的纹样及工艺制作特色，是一件绝无仅有的铜镜珍品。
镶嵌工艺的出现为其他装饰工艺如金银错、金银平脱、嵌螺钿、嵌珐琅等工艺创造了一个基础，这些装饰工艺都是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三、金银错镜
错金银的技术出现较晚，因为金银有很好的延展性能，可拉成长而细的金银丝，再嵌入预先刻出的凹槽中，并加以挤压，使之与槽体结合紧密。因此镶嵌细如毫发的金银丝所需的凹槽与镶嵌绿松石的凹槽不同，后者是在铸造时预留，而前者只有在铸成后，再用钢刀刻出有倒斜度的凹槽，嵌入的金银丝才不至于脱落，因此，金银错工艺与冶铁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在春秋晚期已发明生铁冶铸技术，战国早期就已掌握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已能把生铁铸件经过柔化处理变为可锻铸铁(即韧性铸铁)，大大提高了工具的机械性能，使得错金银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战国时的很多青铜器上都运用了这一装饰技艺，如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一套异常精美的错金银青铜器，其中的错金银青铜牛、犀颈以下至尾部均装饰错金银花纹。如上所述的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其镜背乳钉之间装饰的是错红铜丝双首龙纹，而镜面边框的十二个乳钉之间装饰的则是错金囧纹，同时在镜背的外区四内隅处也各有一错金阎纹乳钉，上饰光焰三组，与镶嵌绿松石的地纹形成色彩上的鲜明对比，颇有画龙点睛之妙(见图1)。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临淄齐故城的战国错金银三钮大铜镜(图5)直径达28厘米，厚0.7厘米，镜背以金银丝和绿松石镶嵌出云纹图案，九枚银质乳钉安排在穿过镜心的四条等分线上，青铜、金，银、绿松石交相辉映，既有点和块面的艳丽色彩，又有流畅的金银丝细线条的点缀，色彩绚丽，嵌错精细。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镶嵌物完成后都要用厝石或皮革磨光，使金银丝或绿松石发出闪亮的光彩，如这 件战国错金银三钮大铜镜背表面的花纹就有明显的磨厝痕迹。
战国错金银青铜镜中最著名的珍品莫过于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错金银狩猎纹铜镜(图6)。这面铜镜也是复合镜，直径17.5厘米，圆形夹层，以镜背外缘包嵌镜面而成。镜背有六组纹饰：其中三组主要图纹——“狩猎纹”用“金错”细线来表现，如戴盔穿甲、手持短剑欲刺向猛兽的骑士与他的对手——猛虎；两只互相搏斗的怪兽；一只立于叶状纹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等。在这三组主要图纹之间又配以三组双龙涡纹，每组为左右相对作S形、相互缠绕的两条变形龙纹，它们的躯体都以“金错”片镶嵌，而其周围又配以一些“银错”的小涡纹。这面铜镜色彩鲜艳，构图巧妙，做工精细，自它出土以来，就博得无数学者与藏者的赞叹，被誉为错金银铜镜乃至战国铜镜中的经典。同样经典的还有一件传为河南金村出土的一面战国金银错虺龙纹镜(图7)，直径20厘米，镜背盘卷交结的龙体金光闪烁，银星映射，美艳无比。
四、彩绘镜
彩绘镜是在铸好的但没有纹饰的镜背上用彩色描绘出各种花纹，所用材料有油彩、彩漆等，颜色有红、白、绿等色，至清代时多采用在漆地上描绘金彩纹样。目前所见最早的彩绘镜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所出的两面彩绘铜镜，一面用漆绘流畅的卷云纹，另一面绘夔凤纹。这一时期的彩绘镜还有一个特点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复合镜，如湖北荆门市博物馆收藏的郭店楚墓出土的漆绘四凤纹方镜(图8)，相同的镜子在湖北省博物馆也有收藏，系包山楚墓出土。据报道，日本一藏家收有一面战国时期漆彩龙纹复合镜，镜背饰透空的两条单首双身龙纹，以黑漆为地，朱彩勾勒龙纹的边缘和边框上的云纹。而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在该馆收藏的那面透空镶嵌几何纹镜面的后背观察到一组银灰色与乌亮色相衬的亮斑状纹饰(见图1)，与器表在同一平面上，且浑然一体无任何游浮之处，有专家认为银灰色处原应有彩绘，脱落后，与周边黑色氧化层形成反差，才有现在所看到的亮斑状纹饰(参见李朝远文章，同上)。如果这种猜测被证实，那么在这面铜镜上就同时出现了三种特殊装饰工艺——镶嵌、错金银、彩绘，再加上难度极大的复杂的透雕和嵌合技术，战国青铜镜制造业的辉煌成就和制镜工匠的聪明才智在这面铜镜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汉代的彩绘镜已有用毛笔绘纹饰的现象，如西安红庙坡出土的西汉彩绘车马人物镜(图9)。此镜的直径28厘米，镜背的圆形钮座及座底涂有朱红颜色，钮底座卅的两条环带将镜背彩绘分为两区：内区涂浅绿色地，上涂深绿色云气纹，间以四朵红色团花，又以白色在红花绿云上勾勒点画，画面清新醒目，且有很强的装饰感。外区施朱红色地，其上共描绘了19个人物、7匹马、6棵树、1辆车，表现了谒见、对语、射猎、归游等四组极富故事情节的画面，刻画细致入微，人物车马形象生动，神采飞扬，画面色调明快，构图疏密得当。镜缘选用汉代盛行的十六内向连弧纹，似光芒四射，于绚烂之中增添了几分厚重。
如果说西汉彩绘镜的构图与手法都已具有了绘画的元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髹漆描金“天仙送子”镜(图10)的镜背则已俨然是一幅祈求吉祥的流行年画，镜背红漆地上以描金绘画一骑麒麟、戴花冠的仙人，手中举着花，一童子尾随其后，高举一播，上书“天仙送子”，背景有湖石和修竹，近柄处的长方框内书有“汪启源”三字，完全是一幅有主题、有人物、有背景、有题款的绘画作品。虽然清代的制镜工艺已渐趋衰微，但宫廷用镜的装饰工艺却非常精致，如故宫收藏的清代描金荷花纹木柄镜(图11)在镜背的黑漆地上以金漆描绘了一幅荷塘美景——飘然欲动的荷叶，婀娜多姿的荷花，随风摇曳的苇草，还有那飞舞的蜻蜓、蝴蝶，其描绘手法的细致工细程度及画面布局与宫廷画家们的工笔花鸟画已无二致。这面镜的直径20.7厘米，柄与镜的连接处还有珊瑚和象牙装饰，更证明了它与皇家的关系。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面清代龙凤双喜彩漆镜(图12)，应是一件皇家的婚庆用品。镜的直径达34，2厘米，镜背上以黑色漆作地漆，钮上方以红漆写“囍”字，两侧以红、黄两色漆描绘出龙、凤图案，龙头、凤首两两相视，中间还配置了一朵寓意富贵的牡丹花，再以云纹配饰周围。镜缘上以褐红色漆作地，以黄色漆绘出卷云纹带饰。整体图案色彩对比强烈，一派喜庆气氛扑面而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