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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去看望侯波老师，但实在太忙，直到今年春节前才实现这一愿望。老伴走后她很悲痛，神情一直很忧郁，看现在的样子平静很多。她老人家是山西夏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专职摄影长达12年，后调入新华社。她的爱人徐肖冰，浙江桐乡人。参加革命后。从事新闻记录电影与摄影创作。荣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朝鲜政府二级国旗勋章”、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主席等。
经典照片的诞生
在“摄影伉俪”侯波、徐肖冰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照片上的侯波文静、娴熟、恬静、漂亮，那双清澈的大眼睛含情脉脉，显得聪颖灵慧；她的爱人徐肖冰帅气丽潇洒、干练而智慧，真是郎才女貌，女才男德!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5月。”候波指着客厅的照片说，“那时，毛主席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我接到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主席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但中央有任务就来电话通知，常常是背上照相机就走。会见结束后。侯波收拾机器正准备离开，这时，主席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而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陈赓在你家乡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呢!”主席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心里本来有点紧张。没想到主席那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她一下子轻松起来。但想到不能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起身向主席告辞，可她的心里总感到与主席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
果然，主席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起了照相机，侯波、徐肖冰在主席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主席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存中间。”不由分说，主席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一天。作为惟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存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令人激动的一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
当时她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了抓住好的镜头，她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琉璃瓦而上。“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间，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周总理看到了，忙用手拽住我的衣角，等拍完后，发现总理还拽着我的衣角。”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主席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
改换姓名随革命
侯波出生时，爷爷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时，当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周兴处长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候波的爷爷虽然没念过书，但他对读书人很是尊敬，所以想尽办法供养后代上学。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30多罩外的学校念书，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直到侯波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被暗害后，全家人一下子陷入了穷苦的泥沼。
悲伤不已的爷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后来，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一天，一个女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同学们纷纷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应该去中条山找抗日游击队，为抗日出力。
回到家，侯波告诉了奶奶，奶奶二话没说，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裹着四块银元。奶奶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就这样，侯波怀揣四块银元，投奔了中条山革命队伍。不久，她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由于她表现得积极、好学、上进，14岁时，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右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存青训班学习几个月后，侯波来到延安，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先后上了7年学。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
在这期间，她和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相识相恋，这也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与摄影结缘。那时，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一个很秀气、爱脸红的姑娘。有一天，几个女同学约她到延河边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柴，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是咱们团的大摄影师。”当时。侯波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足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战争年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花前月下，两人接触一段时间后，相互的印象都非常好。“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侯波回忆道。
然而，这份朴实的爱却经得起风雨的洗礼。“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为“坏分子”、“假党员”，下放到山两劳动改造。徐肖冰偷偷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上而写着一首短诗，鼓励侯波要相信党和人民，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天冷了，徐肖冰又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存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果是很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没收了糖果，还训了侯波一顿。虽然没吃到糖果，但侯波分明感受到了徐肖冰的情意：“他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
从枣园到中南海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鹤岗市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
从这时起。侯波开始学起了摄影。“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这期间，侯波参加了一些重大活动的摄影，如政协筹备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的拍摄工作。
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 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国家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此后，在近30年的时间里，侯波夫妇俩拍摄了无数幅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时刻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
侯波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对侯波来说，那段给领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说是人生宝贵的馈赠。在中南海记录领袖的日子里，侯波每天都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就出发。不过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就是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
“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同志拍摄的一组照片，是我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当时侯波已经67岁，是彭真同志特地打来电话，请她赶去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画面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另一张照片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的小道，令人感受到革命伉俪情深意笃的生活画面。这两张照片后来被用在了彭真画册的首尾。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这些照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由于他们夫妇拍摄的照片，涉及到领袖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平时都在国家档案馆珍藏。这是第一次与普通观众见面，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参观者来自各行各业，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观看。应许多外地观众的要求，这些摄影作品还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影展反响之强烈，连侯波夫妇自己都说没有料到。
1989年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终于得以出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邓小平同志看了画册，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并在画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建国60年之际的10月，我们的徐肖冰老师走了。大家都非常担心侯渡老师，生怕她老人家挺不住，春节前夕才有时间去看她老1人家，听她家人说，侯波老师在老伴儿走后，也生了一场大病，终于坚强地挺了过来，她的神色和精神看上去很好，她的笑容依然是恬静温和的表情，此刻我才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人们都知道在中国摄影界，有一对闻名遐迩的伉俪，他们半个多世纪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生涯和温馨的爱情，是和我们共和国的成长紧紧相连的，他们就是中国女摄影界的楷模，妇女摄影家协会前主席侯波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前主席徐肖冰，他们夫妇是上个世纪30年代相继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从延河之滨到中南海之畔。他们怀着对革命的赤诚和对理想的追求，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业绩，再现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困走向富强的战斗历程。其中许多珍贵的照片已成为人们十分熟悉的传世之作和不朽的经典。
经典照片的诞生
在“摄影伉俪”侯波、徐肖冰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照片上的侯波文静、娴熟、恬静、漂亮，那双清澈的大眼睛含情脉脉，显得聪颖灵慧；她的爱人徐肖冰帅气丽潇洒、干练而智慧，真是郎才女貌，女才男德!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5月。”候波指着客厅的照片说，“那时，毛主席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我接到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主席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但中央有任务就来电话通知，常常是背上照相机就走。会见结束后。侯波收拾机器正准备离开，这时，主席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而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陈赓在你家乡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呢!”主席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心里本来有点紧张。没想到主席那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她一下子轻松起来。但想到不能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起身向主席告辞，可她的心里总感到与主席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
果然，主席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起了照相机，侯波、徐肖冰在主席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主席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存中间。”不由分说，主席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一天。作为惟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存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令人激动的一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
当时她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了抓住好的镜头，她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琉璃瓦而上。“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间，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周总理看到了，忙用手拽住我的衣角，等拍完后，发现总理还拽着我的衣角。”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主席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
改换姓名随革命
侯波出生时，爷爷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时，当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周兴处长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候波的爷爷虽然没念过书，但他对读书人很是尊敬，所以想尽办法供养后代上学。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30多罩外的学校念书，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直到侯波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被暗害后，全家人一下子陷入了穷苦的泥沼。
悲伤不已的爷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后来，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一天，一个女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同学们纷纷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应该去中条山找抗日游击队，为抗日出力。
回到家，侯波告诉了奶奶，奶奶二话没说，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裹着四块银元。奶奶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就这样，侯波怀揣四块银元，投奔了中条山革命队伍。不久，她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由于她表现得积极、好学、上进，14岁时，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右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存青训班学习几个月后，侯波来到延安，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先后上了7年学。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
在这期间，她和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相识相恋，这也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与摄影结缘。那时，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一个很秀气、爱脸红的姑娘。有一天，几个女同学约她到延河边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柴，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是咱们团的大摄影师。”当时。侯波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足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战争年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花前月下，两人接触一段时间后，相互的印象都非常好。“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侯波回忆道。
然而，这份朴实的爱却经得起风雨的洗礼。“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为“坏分子”、“假党员”，下放到山两劳动改造。徐肖冰偷偷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上而写着一首短诗，鼓励侯波要相信党和人民，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天冷了，徐肖冰又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存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果是很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没收了糖果，还训了侯波一顿。虽然没吃到糖果，但侯波分明感受到了徐肖冰的情意：“他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
从枣园到中南海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鹤岗市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
从这时起。侯波开始学起了摄影。“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这期间，侯波参加了一些重大活动的摄影，如政协筹备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的拍摄工作。
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 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国家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此后，在近30年的时间里，侯波夫妇俩拍摄了无数幅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时刻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
侯波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对侯波来说，那段给领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说是人生宝贵的馈赠。在中南海记录领袖的日子里，侯波每天都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就出发。不过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就是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
“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同志拍摄的一组照片，是我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当时侯波已经67岁，是彭真同志特地打来电话，请她赶去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画面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另一张照片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的小道，令人感受到革命伉俪情深意笃的生活画面。这两张照片后来被用在了彭真画册的首尾。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这些照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由于他们夫妇拍摄的照片，涉及到领袖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平时都在国家档案馆珍藏。这是第一次与普通观众见面，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参观者来自各行各业，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观看。应许多外地观众的要求，这些摄影作品还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影展反响之强烈，连侯波夫妇自己都说没有料到。
1989年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终于得以出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邓小平同志看了画册，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并在画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建国60年之际的10月，我们的徐肖冰老师走了。大家都非常担心侯渡老师，生怕她老人家挺不住，春节前夕才有时间去看她老1人家，听她家人说，侯波老师在老伴儿走后，也生了一场大病，终于坚强地挺了过来，她的神色和精神看上去很好，她的笑容依然是恬静温和的表情，此刻我才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人们都知道在中国摄影界，有一对闻名遐迩的伉俪，他们半个多世纪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生涯和温馨的爱情，是和我们共和国的成长紧紧相连的，他们就是中国女摄影界的楷模，妇女摄影家协会前主席侯波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前主席徐肖冰，他们夫妇是上个世纪30年代相继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从延河之滨到中南海之畔。他们怀着对革命的赤诚和对理想的追求，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业绩，再现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困走向富强的战斗历程。其中许多珍贵的照片已成为人们十分熟悉的传世之作和不朽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