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社会，问题重重，急需要共识，急需真正“人”的观念，然而，最需要的往往是最缺乏的。一方面，各个阶层各种观念之间严重缺乏对话与交流，在不断的撕裂中丧失了共识的获得，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直接用“断裂”来概括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人性逐渐迷失，“人”再一次失去了其作为目的的存在方式，而必须以工具的方式存在。汤吉夫是一位长期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作家，他以自己最为熟悉的高校生活作为视角，参与对整个当代社会现实的思考。新时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有序，然到了1990年代末，高等教育出现了重大变革，即教育产业化，随之而来的便是高等教育“跨越式”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给大学带了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汤吉夫的长篇小说《大学纪事》即以此为背景，讲述雄心勃勃的新任校长何季洲，决心要把一所合并而成、规模巨大的H大建成国际一流的大学，然而不计代价的建设带来的不仅仅有发展，更多的是严重的问题，H大在这样的“发展”中，犹如一辆行驶在老旧的铁轨上，却高速奔驰的列车，随时都有崩盘的可能。
　　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狂欢
　　汤吉夫是一位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开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大学里讲授“小说美学”、“小说叙事学”等现代小说理论课程，然而他并没有在自己的小说中过多地引入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技法（这样的作品也有，像短篇《从早到晚》，但这样借鉴西方小说技巧的作品，在汤吉夫的写作里比重很小），其写作所指是呕心沥血的传统现实主义思考。在人物塑造上，西方现代小说往往特别重视人物形象的变形，使人物脱去现实的面貌，以表达一种更加纯粹的真实。但汤吉夫的作品里，人物的变形度一般是不大的，人物现实可感性很强，如同你周围看见的普通人，只是被生活同化的你并不觉得这些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而汤吉夫的写作却总是能让这样的人物形象走向深刻。
　　在《大学纪事》里，何季洲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汤吉夫要表达创作意图的核心载体，汤吉夫要通过这个人物直接切入当代高校教育之种种忧思。在对待这个人物的时候，评论家们更多地对其给予批评，如指责其的权力欲、指责其行事专制等等，这样的指责的确有道理，然而又实在不严谨同时缺乏深度，也是缺少关怀的，最后导致不能触及作家更为深刻的思考，从而不可避免地遮蔽了更为本质性的问题。
　　的确，小说中，何季洲的爷爷就是一个对权力与地位有着畸形般迷恋的人，“长大要当官”是其对何季洲的全部期待。孙子何季洲在他眼里就是手下的“兵”，他养育何季洲的方式与训练士兵一样，讲究等级，崇尚暴力，“他有他的理论，那就是：‘好兵是打出来的；不打，好人也不成器！’”①为了能全身心地“训练”何季洲并为之树立一个绝对的榜样，他甚至用自宫的方式拒绝为自己说媒的人，同样，为了能深深地在孙子的脑袋植入“要当官”的意识，他更是采用了剖腹自杀的极端方式，这里昭示的是一种十分纯粹的权力欲和等级观念。在这样“教育”之下，何季洲自然不会没有对权力的强烈欲望。然而，成人之后的何季洲受过新时期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还可能是祖辈或祖辈所期望那样纯粹非理性的人吗？其实，何季洲虽然对“政治”的理解依旧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但已然不是祖辈那么简单和极端的人了，他有着“做大事”的气质和气魄，有着将H大建成国际一流大学的强烈冲动——即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而不是单纯具有权力欲的人。整部小说阅读下来，人们固然看到何季洲的运行于潜规则层面的权谋术、固然看到了他对权力的迷信，然而似乎更看到了他对H大发展的大力推动——无论这一推动有着怎样的争议。
　　何季洲对于权力的攫取与垄断、面对女人时的无情与克制，并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其所在H大的发展，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对权力的全面性掌控，去实现一个“国际一流大学”的理想。当然，也有通过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到达一个更高的平台的愿望，但显然何季洲的目的在于“事”，而不是“权”本身。在小说的最后，何季洲一身牛仔装，在台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下面的人们也被他的激情所点燃，并给予他相当程度的肯定，要知道此时的卢放飞完全清楚自己已被边缘化了，显然，如同死水潭里吹来一阵不知道方向的风，何季洲的理想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他们。
　　何季洲有“做大事”的平台也有“做大事”的理想并且付诸实施，但这并不代表汤吉夫认可这个人物，相反，我们可以从小说文本中轻而易举地读出汤吉夫对其的强烈批评。批评的指向自然不是何季洲的理想，而是这种理想的不切实际以及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不择手段，“何季洲像个吹鼓手，要把瘦弱的孩子装扮成一条威猛的壮汉”。这样的人和事，回望历史，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曾因将终极理想当成了现实目标去追求，不得不“大跃进”式的发展，最终整个经济濒临崩溃，人们生活痛苦不堪。历史总是那么相似，现在何季洲寄托在一个合并大学基础之上的“国际一流”高等教育发展理想，其实与当年的发展思维如出一辙，何季洲似乎依旧生活在过去。
　　然而，何季洲真的生活在过去吗？盛副校长在高校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作了一个“没有准备”的讲话，“我要劝大家不要热昏了头，想想1958年我们是怎样栽了个大跟头的吧……”他的讲话除了引起会者们脸上“古怪的笑”之外，没有激起他们任何有效的讨论。人们依旧说着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畅谈着那些完全不着边际的事物，这些人便是他存在的现实土壤，可见，在汤吉夫看来，何季洲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并不是单数，而是一个复数。如果说何季洲的存在，使得校园不得不断裂成两个世界，那么，正是由于这个权力人物的复数性，才使得这个社会轻而易举地被撕裂了。显然，汤吉夫对何季洲的刻画，并不仅仅在于呈现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深入这个人物背后的产生机制，一个怀抱理想的人，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无法不被时代改变；一个人的美丽理想，在这个嘈杂的社会，终究容易被幻化成一个泡沫；所谓的事业，在一种巨大的惯性面前，往往会成为一声沉重的叹息。何季洲们整天都在忙碌，在自己的掌控的大学里，他们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所有的人都产生着影响，他们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可以主导大学的方向，但他们并不了解大学，更不了解大学教师，绝对的权力也使得他们也并不想了解这些，他们永远是生活在大学之外的，他们了解的只是那个被“潜规则”奴役的社会现实。因此，在何季洲看来，要想在当下“做大事”并取得成功，必须与现实合谋，于是，通过更高权力（部长同学）的运作，成立皮包公司，以并不合法的方式为大学“跨越式”发展注入资金。现实成就了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何季洲，也将其逼入悲凉——狂欢过后，理想碎了一地。 　　如果何季洲是一个单纯权力欲极强而毫无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那么这个人物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然而，汤吉夫看到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要想实现其理想，必须要参与一种普遍的狂欢，必须要自我变异为“钱”与“权”的奴仆，否则只能是像盛副校长那样，留下一曲理想主义的悲歌——这不是一个何季洲的悲歌。
　　二、一个人性工具化的“小世界”
　　无疑，《大学纪事》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和大社会同构的“小世界”。在戴维·洛奇笔下，“小世界”是一个披着学术外衣的浮躁世界，是庸庸碌碌的名利场和醉眼迷离的情场，是一个失去了崇高的世界②；而汤吉夫笔下的“小世界”，则更具当代中国的特点，这里没有学术，连学术的外衣都没有，这里甚至看不到什么名利场，有的只是在一个巨大存在影响下失去个性的被动生活场域，这里有崇高，但这崇高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它只是一种从属于历史惯性的虚在。
　　这个“小世界”不但在结构上被撕裂了，而且人逐渐非人化，人性逐渐工具化。工具化的人性当然无法构成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这里只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结构。现代性的社会往往都是理性化的科层制结构，然而在这个“小世界”的结构里，却充满着权威的幽灵。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成三种：即卡里斯玛（依靠信仰和英雄性形成的权威）、传统权威和科层式权威③，这个“小世界”名义上属于科层式的权威结构，但同时却处处充满着卡里斯玛崇拜。时至今日，权威社会本已是过时之物，然而这个“小世界”不但是权威结构，而且个人权威性的权力结构更使得这个“小世界”处于一种非理性化的狂欢之中。因此，在《大学纪事》中，无论何季洲想做什么事情，都能得到最多资源的推动，最终得到实施，这是一个可以让权威结构中的任何人“从1到0”，或者“从0到1”的人，然而，这绝非何季洲一人的问题，而是人们共谋的结果（如卢放飞开始对何季洲魄力的崇拜，还有那些台下欢呼的人们等等）——无论这种“共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正是在这个结构里，一切都被权力所整合，因此几乎无能逃脱被工具化的可能，而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是一种复杂的结构性实体——人们总能意识到了自己原来一直生活在权力约束之下，但却浑然不知或不承认自主性的丧失，这为人们自身不自觉参与合谋提供了一种心理基础。
　　事实上，何季洲也是知道所谓的“国际一流”不是这个由一个航院、一个农院、三个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大学，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一点上，他非常理性，然而一旦他成了“校长”，站在了权威结构的顶端，他却固执地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原因很简单，“国际一流大学我见得多了，我知道我们的差距。可是能因为还有差距就不敢争创一流吗？这是政治啊，你们懂不懂？”是的，在这个“小世界”里，所有的人都被整合进一个叫“政治”的氛围里，在这里，任何人和事，都被其统摄，无可逃遁，包括何季洲。在这个“小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成了这种“政治”的工具。
　　在个人权威的“小世界”里，人们一起狂欢；在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政治正确下，人们不再理会科学发展，不再保持理性态度，“人”不再是“本”，人们不断地被异化、工具化。三好学生、决心要考上研究生的小伊失学、失业，最终在花一样的年龄被这个工具化的“小世界”无情地撕裂，精神彻底崩溃；猥琐的阿修院长想占海伦娜的便宜，不成之后竟撒布流言重伤她；阿古院长从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学者迅速变成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学术官僚；为了凑数，司机都能评上副教授；胸无点墨、只会钻营的阿黄，却也能成了这个“小世界”里的风云人物，并最终取代陈副校长代行其职；刚毕业的小林博士和退休在家的林老教授，在这场狂欢中，同样未能避免被异化的命运，最终沦陷于这结构性的工具化之中……
　　在这个“一并二估”的“小世界”里，在这趟飞奔的列车上，那些尊重事实、尊重学术和学校发展规律本身的人们无疑显得与之极不协调。对何季洲的做法深感忧虑、随时准备“从1到0”的盛副校长，又会时时感到另一种疑惑：“是不是自己太陈旧了呢？按照蒸汽机车去想象波音747的速度，难免就头晕目眩的，自己会不会就是这样呢？”“评教授靠剽靠抄，申博靠跑靠送，千古丑闻哦……我无法理解今天的做法，所以我越来越有一种清末遗老的感觉了。”还有德国来的海伦娜，对工作极度认真负责，对学术极端严谨，她不喜欢对待学术的敷衍态度，更不能理解对学术的功利化想法，为此她甚至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人在这个结构里竟然成了精神不健全的“神经病”；而到后来同样被称为“神经病”的是卢放飞，这个一开始对何季洲的雄心与魄力十分欣赏甚至崇拜的校长办公室主任，深在其中的他对这种发展的狂欢经历了一个逐渐“祛魅”的过程，然而这个清醒的过程，也是他被这个“小世界”逐渐排斥的过程。卢放飞的形象在这部小说里，其实是十分重要的，但总是不为评论者所重视，这个形象对这个社会的病症甚至病灶，有着强烈的隐喻——这是一个“劣币逐良币”的社会。在这个“小世界”里，任何不符合主导话语权的因素，都会被视为侵害整体的疾病因子（被称为“神经病”），从而难逃被祛除的命运，逐渐醒悟的卢放飞也同时是在走向“疾病”，自然难以兼容于这个结构——“他知道，在何季洲的心中，自己却是个出局的角色了”。而海伦娜本身就与这个结构从不相容，她的被驱逐，预示着对这个结构而言，外力的拯救宣告失败，海伦娜只能去西部（然而，“西部”作为一种健康、纯净的象征，何尝又不是作家的想象？）寻找自己存在的正当性。
　　被工具化最严重还是这个“小世界”的主导性力量何季洲本身，人们在这个学政治出身的人身上看不到一点现代政治精神，看不到其对原本已千疮百孔的制度和规则的尊重或者有效的批判。相反，这个爱看《康熙皇帝》、对康熙雍正和乾隆最有兴趣的大学校长，一直在执着于自己成为一种规则与制度，这个“小世界”里的人和事，都必须到他这取得合法性。在阿黄与何季洲之间奴性权力结构的逐渐形成以及在卢放飞与何季洲之间奴性权力结构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人们都可以看到何季洲作为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工具化能量的释放。被权力异化，被政治工具化，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何季洲，然而，在这个结构里，他其实是被动状态和主动状态相结合的产物，在自身被工具化之后他便成了这个结构的一份子，成为一种主动性异化力量。可以说，何季洲是这个“小世界”的典型人格，然而，谁又能说他不是整个社会人格的隐喻呢？
　　事实上，人性的工具化与“小世界”的形成是二位一体的，“一个人是否在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能够爱他人，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开拓自己的理性和客观认识，在体验到自已的生产性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我意识。”④汤吉夫的《大学纪事》虽只是“大学纪事”，但却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言说；这里人性的工具化也不仅仅只是知识分子，而是一种普遍人性的沦落。显然，小说对现实病态的深刻切入，其目的并不在于批判什么，而是在于呼唤一种健康健全的人性和社会结构，任何解构其实都是在结构。
　　注释：
　　①汤吉夫：《大学纪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下面引用小说原文均出自这个版本，不再注明）。
　　②戴维·洛奇著，王家湘译：《小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③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④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