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民间语言被一些左翼理论家提到了决定性高度,“民间语言,是民族形式真正的中心源泉”之说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对民间语言性质、地位以及作用的讨论,是在对五四白话文批判否定基础上进行的。有人指摘五四白话文没有充分采用大众口头语,而只采用了知识阶级的“亭子式语言”;只解决了“小众”即知识分子的民族形式,而没有解决工农兵大众的民族形式,因此并没有完成文艺大众化的使命,这种论调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争议。“旧瓶”(民间语言)与“新酒”(抗战现实)的矛盾也被文艺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揭示出来。与此同时,语言之“欧化”与“民族化”的紧张关系也再次呈现,对借口民族形式否定欧化,进而否定五四语言传统的思潮,文艺界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判与抵制。深具文化意味的是,新、老文艺家尽管不妨对五四采取一种“扬弃”的批评态度,但一旦涉及到对五四的真正否定,他们又会群起而捍卫五四传统。它多少反映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五四“情结”和对五四问题的矛盾、复杂的文化心态,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某些以排斥五四语言传统为指向的“民间形式”的接受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