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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以明老家屋后阿婆房客的儿子，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年，走到院门口，张望了几眼。
孙以明坐在木兰花树下看一部外国喜剧片，地下落了一圈儿暮春开败的紫红色木兰花瓣。趴在他脚边的阿郎对院门口恶狠狠地叫了两声，狗毛瞬间倒竖。
它是一条称职的看门狗，除孙家人以外，对任何人都视若世仇，咬伤过两个来借锄头的村里人，一个为非作歹的小偷。孙以明的父亲赔了两千多块钱，心疼了大半年，暴揍了阿郎几回，嚷着要卖掉它，一度镇压住了它，后来对人和颜悦色了不少。孙以明嘘了声，阿郎闭嘴，凶狠地盯着来者。
少年应该在门口徘徊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进来问：“你喜欢吃炸知了吗？”他往地上扔了两只炸知了，阿郎稍稍犹豫了下，立刻服软，吃起来，倒竖的狗毛也顺帖下来。
孙以明没听清，问他说什么。少年举出一根竹签，上面串着三只油炸成金黄色的知了，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这是孙以明少年时代就热衷的玩意儿，只是很多年没再尝试了。他看看少年，后者挤眉弄眼地笑。孙以明接过炸知了看，却没吃。
少年说：“你是记者，是吗？”
孙以明说：“我是设计师。”话一出口立刻想到，三年前他是一名小报记者，报社倒闭后就开始做室内设计了。从那时起，他不再有之前的身份认同感。不过，既然否认以前的职业，也没必要多解释什么了。
少年一臉失望，连眉毛也像两片树叶一样耷拉下来。
孙以明是看着这少年长大的。事情是这样的。少年跟父母租住他老家屋后阿婆的屋子已很多年了。孙以明还见证了他的出生。那时，他的母亲，一个三十多岁看起来像四十多岁就算说五十岁也不为过的外省妇人，坐着男人的三轮车从医院回村，怀里揣着一大坨鼓鼓囊囊的被褥。孙以明回老家看父母，正好经过他家门口。妇人把这坨泛着不明气息的被褥塞到他眼鼻子前，喜悦地要求他欣赏一下，这是她刚生的儿子。她的男人在旁边憨厚地擦汗，脸上有劳苦功高又颇为谦逊的神色。
彼时孙以明的印象中，这位妇人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小孩儿，从来没有停歇过。就像她家院子里养的一群母鸡，要么在下蛋，要么在孵小鸡。
孙以明忍受着被褥散发的腥臊味儿，从被褥缝窥到了一颗拳头大小的湿乎乎、皱巴巴的小脑袋，脸上有一道红色划痕。妇人内疚地说，这是她指甲划开的，然后满意地掂了掂被褥，说很结实喔。孙以明觉得她的手势就像在菜市场上掂量一块五花肉的分量，他说，是很结实喔。
之后，他三两个月回老家看望父母。一晃几年下来，婴儿就长成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少年。
孙以明问他有什么事。
少年指指他手里的炸知了：“刚炸的，很香，冷了就不好吃了。”
孙以明吃了一口，又香又脆，是好吃。
少年骄傲地说：“你要不要试试炸蝗虫？”
孙以明说：“这个就算了。你有什么事？”
少年说：“你能帮我找找哥哥姐姐吗？”
孙以明问：“你，有哥哥姐姐？”
孙以明的脑子一片空白，这么多年回老家，见到的始终是这少年和他父母，并没有见到他的哥哥或姐姐——可是，他那生殖力极其旺盛的母亲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小孩儿，那么，这些孩子都去哪儿了？
“卖了。”黄小波捕捉到了更多信息，他筛选掉有限认知范围内的谬误信息，剩下的可确信结果就是：黄小波的哥哥姐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人了，这也是他母亲漫长的生育期的原因。黄小波是在他们觉得差不多时才侥幸留下的。
曾经的职业敏感，像蚂蚁一点点儿爬上孙以明的心头。他之所以在失去记者身份后成为设计师，是因为这个职业与世无争，还因为他大学读的就是室内设计专业。孙以明以仅存的最后一点儿职业挫败感发出询问：“你道听途说，你爸妈怎么可能这样做，这是违法的。照你说，他们卖掉了几个孩子？”
黄小波说：“三个。叔叔后来说，他们卖我哥哥姐姐，是因为我爸换过腰子，要经常看病，要很多钱。”
孙以明看着黄小波满怀希冀的目光，疑惑而小心地说：“那你找我——我能做什么？”
黄小波说：“你能帮我找哥哥姐姐。”
孙以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带翻了椅子。黄小波仰脸看他。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旁观的阿郎迅速放弃了因两只炸知了而放松的警惕，冲他理直气壮地叫起来，龇出白花花的利牙。
孙以明说：“我帮不了你，我不是警察。对了，你可以去报案，有困难，找警察。”
黄小波眼里的光芒马上收起来：“不行，那样我爸妈会被抓走。”
孙以明在他要跑开时又喊住他，说，找失踪那么多年的人，很困难。这事肯定有前因后果，他不能因为听人说了几句闲话就认定哥哥姐姐被卖了。孙以明还有个不太好说出来的想法——也许那几个孩子是病死的呢。
黄小波走出院子，孙以明看到他垂头丧气的背影，移开目光，继续玩手机。
吃晚饭时他漫不经心地说起这事，孙父孙母互相看了一眼，笑了。
孙母说，他们卖小孩儿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村里人都知道。孙以明手里的筷子有点儿抖了，他一时不知该责备父母的麻木不仁，还是自己的疏忽大意。父母看他的脸色难看，问是菜不合胃口还是身体不舒服。
孙以明说：“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以这样做？这是贩卖人口，是犯罪。”
父母呆愣一会儿，才想起儿子以前做过记者。他们面面相觑，脸色发红，好像他们就是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孙父说：“其实吧，也不算贩卖人口。听说，我们只是听说啊，好像是杭州、上海一些不会生小孩儿的人家领养了。”
孙母说：“照我看，这也算是积德。家里这么穷，小孩儿跟着只会遭罪。男人换了腰子，每个月要做血透，钱哪儿来？”又说，“他们是外乡人，听说从老家弄来生育指标，不占本地名额的。”
孙以明觉得就像小时候家里没油盐了，母亲把攒了半个来月的鸡蛋装进篮子，让他上街卖掉换油盐——人跟一个鸡蛋好像也没有多大差别。 孙以明想了想说：“我养，反正我一个人。”
孙母说：“你养自己也够了，再说它野惯了，哪住得惯城里。”
孙以明说：“我楼顶有天台，这事交给我，你们别操心了。”
孙以明过了三天回老家，跟父母看望被阿郎咬伤的酱菜贩子，除了还得继续陪他去医院打剩下的狂犬疫苗，又赔了三千块。在酱菜贩子的坚持下，他还写下一张对方日后若犯狂犬病身亡就得赔一大笔钱的协议，协议二十年有效。
孙父长吁短叹，孙母哭了。孙以明说，问过防疫站的朋友，阿郎打过防疫针，咬伤人得狂犬病的概率很小，全市十年来仅发生过一例，运气没那么坏，要他们不用太担心。
孙母抹着泪说：“要是运气真那么坏呢？”
孙父说：“你闭嘴，我老早要打死它，你就是不肯。”
孙母说：“可到底是一条活生生的狗命……”
孙以明说：“好了，交给我，你们别吵了。”
阿郎躲在他家杂物间的狗舍，这些天它低调许多，不再像以往那样蹲在门口威风凛凛地叫嚣。孙以明把狗碗放在它面前，它怯生生地看他一眼，低头吃起来。
孙以明说：“你太狗胆包天了，还要不要命啊？”
身后有人说：“阿郎又咬人了？”黄小波突然出现，指着阿郎说，“它现在跟我很熟了，不会再对我叫。我喂过它炸知了。”
孙以明说：“以后不用喂了。”
黄小波说：“为什么？你要卖掉它？”
孙以明走出杂物间关上门。
黄小波说：“你的话还算数吗？你说月底要去上海。”
孙以明说：“后天，体育中心门口，早上八点。认识吧？”
黄小波骄傲地说：“我去过，参加全市运动会，我还得了跳高第四名呢！”
孙以明说：“很好，有前途。”
孙以明当天晚上要回城，带阿郎走。他们喊阿郎出来，它似乎感觉到要被赶出这个家了，趴在地上赖着一动不动。三人轮番劝说。
孙母说：“阿郎，你听话，跟以明走，他的屋子干干净净，有吃有喝，不会亏待你的。快出来！”
孙父说：“死狗，快滚出来，你还死皮赖脸的，当心我一锄头敲死你。”
孙以明说：“阿郎，快出来，我以后带你去好多好玩的地方。”
孙母说：“好阿郎，你听话啊，我给你准备了鸡骨头、鱼骨头。”
孙父说：“死狗，当初就不该收留你，再不出来我真动手了。”
孙以明把阿郎拖出来。它低叫着，死死抓着脚下的草垫子，他们一齐动手把草垫子弄开。阿郎只能徒劳地乱蹬爪子，悲伤地低叫。
他们把它装进事先准备好的铁笼，上锁，放进后备厢。孙以明宽慰了父母几句开车走了。后视镜里的孙母很不舍地抹泪，孙以明想，自己第一回进城读书时，母亲也是这样子，看来他跟阿郎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也差不多。
开了没多久，车后发出塞塞率率的声音，孙以明拍了下喇叭喝道：“别吵，到家给你好吃的，牛奶、饼干、面包都有，听见没有？”
车后安静下来，阿郎偶尔发出几声无可奈何的叫声，孙以明说：“你这都是自作自受，何苦呢？”
到了公寓楼下，孙以明打开后备厢，先是拎下一大袋父母给他装的青菜萝卜、土豆咸肉之类，每次回城他们都得把后备厢塞得满满的，接着拎下铁笼，阿郎在里面焦躁地转来转去。
孙以明正要关车，车门推开了，一只脚从车门下探出来。
黄小波下车，两手紧紧揪着衣下摆，眨着眼，不安地小声说：“我，怕你不肯带我来。”
孙以明好一会儿缓过气，说：“你这么不信任，还跟着我干吗？”
黄小波吞吞吐吐道：“我忘了体育中心在哪儿，也没拿过跳高第四名，我就是参加过啦啦队。不过，我跳高成绩真的很好，老师没让我参加。”
孙以明一时有点儿怀疑上了他的当，他根本就没什么哥哥姐姐，就是一个太过异想天开的小孩儿随口说了句，而自己当了一回事。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确认，孙母说是真事，就是不知那些孩子被卖了还是送人收养了，问他问这个事做什么。孙以明说要写稿子，孙母说他闲得慌。
黄小波和阿郎在孙以明的小公寓过了不安生的一个晚上，阿郎不停地叫，不愿喝牛奶、吃饼干，拉了一堆狗屎狗尿。黄小波打破了一个漱口杯，扭坏了水龙头，堵住了马桶。孙以明为此付出了大半夜的折腾，好不容易摁住把一人一狗赶出门的念想，扫地拖地，整理屋子，开门窗通风散发臭味儿，又怕开着门窗不安全，只好睡在客厅沙发，半睡半醒支撑着，直到天亮才昏昏沉沉睡去。
早上起来，黄小波见孙以明没醒，就把冰箱里的火腿肉片切给阿郎吃（孙以明平时喜欢火腿肉蒸笋片），他自己蒸了冰箱里最后一包奶黃包，一包有二十个，他眼皮也不眨就吃光了，吃完打着嗝儿问醒来的孙以明这是什么包子，太好吃了。孙以明只好煮了平时迫不得已才吃的方便面填肚子。
孙以明把铁笼拎到屋外的天台，阿郎对着蓝天白云发出欢畅向往的长啸。孙以明的耳朵一阵阵发麻，楼上很快有人怒气冲冲地喊“谁家的狗太吵了”。黄小波跑出去把铁笼拎进屋，阿郎冲他不满意地吠叫。
孙以明看着阿郎，阿郎瞪着黄小波，黄小波盯着孙以明，二人一狗长久地沉默。过了一会儿，阿郎惭愧地轻轻叫了声，一泡狗尿顺着狗腿缓缓而泻，落在刚打过蜡的锃亮光洁的原木地板上。孙以明看着浅浅的浊黄的狗尿，绝望得如同看到黄河决堤泛滥。
孙以明把行李装上车，让黄小波拎上铁笼。阿郎发现又要挪窝了，在铁笼里又兴奋又不安地转动。黄小波问要把它带到哪里，孙以明把铁笼装上后备厢说，出发，去上海。
丢掉阿郎，是孙以明看着它在原木地板上撒下狗尿时想到的，并且瞬间下定决心。
孙以明是这么想的，阿郎必定不能留在父母家了，它会不停地伤人，不停地让父母赔出省吃俭用的养老钱，毁掉他们一辈子善良的好名声。自己养显然也不现实。送人也不可行，没有人会喜欢一条土里土气的土狗，何况这种凶悍孤僻的狗性无法使它与人为善。本地又没什么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卖给餐馆倒是容易，当然，他不会这么做。那么剩下的，只有让它自生自灭了。 孙以明去上海是要签几单生意，跟同学聚一聚，参加一次较大规模的室内设计展会，行程比较宽松。现在加上黄小波，行程也许会有改变了。
去上海路程也就一个多小时，开车很方便。
车子在高速公路奔驰，孙以明打开音乐，让骤然升起的音乐压过阿郎不安的吠叫和黄小波七七八八的问询。他全程一言不发，专注地开车，听音乐，望一望两边掠过的风景，让大脑保持无杂质的真空状态。
黄小波干坐了会儿，用压过音乐的声音大声问：“你要带阿郎去上海吗？”
孙以明点点头，加快油门儿，黄小波抓紧安全带，蜷缩在车座角落。阿郎发出困兽的悲伤吠叫，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危机四伏的命运。
一小时左右，汽车驶下高速，驶向一条路边有瘦高杉木的公路，四周是高低起伏的田地，几只牛羊在吃草。
孙以明把音乐调低一些，打开车窗。窗外飘着草花香的田园空气扑进来，他深吸了口气，心里的郁闷减轻了些。
黄小波说：“上海也有田地吗？上海不是到处是高楼、汽车吗？”
孙以明说：“这是郊区。”
黄小波说：“这里跟水丘湾差不多，我哥哥姐姐在这里吗？”
孙以明说：“不是。”
黄小波不再说话，阿郎高一声低一声地叫起来，声音里带着恐慌。
车子在一片茶园停下，孙以明在车上靠了会儿，然后下车拎出铁笼，抓了一个鼓鼓的袋子，里面是面包牛奶饼干香肠。他朝茶园深处走去，铁笼里的阿郎抓着铁栏杆，慌乱又好奇地四处张望。
茶园空无一人，四周很静，天空很远。茶园旁边是菜地，几个人影儿在锄地，再远点儿是树林和湖泊。孙以明提着笼子走进茶园。
阿郎在笼子里慌乱地蹦跶，绝望地吠叫，现在它确信自己处于何种境地了，曾经在某处野坟竹林里被遗弃的绝望涌上心头。那回它在麻袋里蹿跳，尖叫，麻袋像皮球一样从竹林里滚出来，后来是路过的山民把它解救出来。它以超乎既往能力的嗅觉，循着主人的气味，绕了两片山地，一大块田野，两条河流，三个村子，回到水丘湾，并且与主人同步抵达遗弃它的家园。现在，它又要面对这个似曾相识的遭遇了。
孙以明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面包放在它面前。它嗅了嗅，无心进食，无助哀伤地叫，狗眼越来越湿亮。孙以明折了些茶树枝叶，盖在狗笼上，防止下雨而把它淋湿。此地离家有一百二十公里，它应该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茶园附近经常有人进出，它应该很快会被人带走，所以留在这里是它最好的出路。
孙以明心里对它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不要回头……这是《千与千寻》里的话。
在阿郎悲伤哀求的叫声里，孙以明面无表情地走出茶园。
黄小波像野兔一样蹿过来，蹿进茶园，一会儿就拎出铁笼。
孙以明说：“放下！”
黄小波说：“你为什么要扔掉阿郎？”
孙以明说：“这是我的狗，你别管。”
黄小波说：“不！你不能把它扔在这个陌生地方，它会怕的。”
孙以明说：“就因为是陌生地方才对了。”
黄小波一屁股坐在铁笼上：“你不能扔掉阿郎。”
孙以明努力噎住忍不住要冒出来的那句话——“你连自己也管不住，还管一条狗？”他只能憋着气说：“阿郎咬伤了很多人，我们赔了很多钱，再不扔，会出人命。你想想人命要紧，还是狗命要紧？”
黄小波紧闭嘴唇，他无法反驳这些事实，他也见过阿郎袭击好多人包括自己，可他还是不想阿郎被遗弃在他乡。孙以明要他让开，黄小波坐在铁笼上不动。阿郎歪着脑袋看黄小波，小声叫着，它明白他可能是拯救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黄小波说：“你把它扔在这里，也会咬伤人的。”
孙以明拎过黄小波，拎起铁笼朝茶园更深处走去。
黄小波呆呆地看着，小声哭起来。阿郎没有喜欢过他，他亲近过阿郎，想把它当成伙伴，可阿郎并没有对他表现出亲热的接纳。在它看来，接纳孙家以外的人是不忠诚是背叛。它始终是一头凶悍孤僻以至于有点儿冥顽愚蠢的狗。他们仅仅是看着彼此慢慢长大的邻居。
哭了会儿他抬头，孙以明走回来，阿郎还在铁笼里。两人一声不吭走出茶园。
一个茶农走进茶园，狐疑地盯着他们的背影，过了会儿他喊：“喂，怎么在我的茶园拉狗屎？看看你们干的好事，真是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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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以明开车进入上海办事。黄小波和阿郎跟着奔来颠去。阿郎也明白自己这一次幸免于难，表现出罕见的乖巧温驯，对黄小波言听计从，没有大声吠叫，连拉屎撒尿也跳下车，听從他的指令躲在某个角落偷偷方便。
黄小波一直紧盯着车窗外掠过的大上海，眼前的高楼大厦车来人往是熟悉而陌生的。熟悉是因为电视上见过，陌生是因为从未见过真的，身临其境而产生的震撼远超过看电视时的感受。上海，原来这就是上海，这就是念了很多年很多遍的上海，上海原来是这样子的。
孙以明用了半天签下合同，跟同学的聚会取消了，设计展会因延期也取消，接下来就是订酒店。
阿郎是个问题，既不能带进酒店，也不能放在后备厢，更不可能随便放进上海这个大城市。脸色阴沉的孙以明开着车子绕来绕去，寻找合适的地方。黄小波知道这一连串麻烦是自己带给孙以明的，神情畏怯，大气也不敢喘，紧紧靠着铁笼，与阿郎如同难兄难弟。
傍晚时孙以明找到一家熟悉的城市民宿，跟民宿老板说，同学托他把一条狗带回乡下养，所以能不能放狗进来。好在民宿老板也喜欢狗，犹豫了一下下就答应了，让服务员把铁笼拎到后院，还做了一锅狗粮给阿郎吃。事情就解决了。
孙以明带黄小波进房间，黄小波一直看着他的脸色行事。等他洗漱完毕后，才轻手轻脚走进卫生间洗漱。孙以明奔波了一天疲惫不堪，就钻进被子睡觉，不一会儿就呼呼作鼾。黄小波洗好出来，见孙以明睡着不敢叫醒他，又饿得不行，准备去外面弄点儿吃的，研究了好一会儿门的开法，就出去。门一关上，记起没带钱，回身发现门打不开了。 黄小波也不敢拍门，又不知如何找人，东张西望一阵子，沮丧地蹲在门口，蹲着蹲着就坐地上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孙以明睡了一觉醒来，迷糊了会儿，想起此行是带黄小波来的，可房间里空无一人。他赶紧跳下床，拉开门跑出去，靠门的黄小波摔进来，他差点儿一脚踩上去。黄小波揉着眼睛，呢呢哝哝自己也听不懂的话。
孙以明说：“你知道上海有多大吗？”
黄小波摇摇头。
孙以明说：“一万个水丘湾加起来，还没有一个上海大。如果你在上海丢了，你觉得会怎么样？”
黄小波眨了眨眼说：“可能会碰到我的哥哥姐姐。”
孙以明愣了下，说：“很好，有前途。吃饭吧。”
出去时他们看了看阿郎。民宿老板在逗它，阿郎遭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颠沛放逐后，对此刻陌生人给予的意外而至的善意受宠若惊，它看孙以明的目光有点儿生疏。孙以明看不下去，带黄小波出去了。
按黄小波叔叔提供的信息，他的一个哥哥在徐汇区的江南小区，一个哥哥送到中山新村，一个姐姐送给了杭州一家开餐饮馆的。
当初黄小波叔叔把孩子交给中间人后，以当过侦察兵的警觉性，偷偷尾随这几户收养人家，看他们进小区，上楼，记下了详细地址。此后他还在附近驻留了三四天，看着他们确确实实真心爱着孩子，才揣着怀里的钱，无限内疚地离开。钱是用来救黄小波父亲的命的，他的腰子像一颗摇摇欲坠的葫芦瓜，只有钱才能托住不让它掉下来。
按图索骥是很简单的，孙以明开车来到江南小区。这是一个七八成新的小区。车子停在小区外停车场，两人走进小区。正是上班时间，有人急匆匆赶路，有的人提着几根菜慢吞吞地晃荡。
既要打听到对方的真实下落，又不至于引起对方的怀疑，是有操作难度的。他们不可能直接去敲人家的门。唯一的办法是守株待兔。
黄小波用狩猎目光盯着所有进进出出的十六七岁少年，他们的额头，眼睛，走路的姿态，每一个都像，又不像。孙以明让他在花坛边坐着，让他把快要瞪出的眼珠子收一收，别乱说话也别乱动，就朝小区里走去。
黄小波远远看他跟几个人说话，有人说了一两句话就走开，有人停下来对着某幢楼指指点点，点头或摇头。在黄小波的意识中，要找到哥哥姐姐是清晰的、坚实的，而如何去找则是模糊的、虚浮的，他揪着那清晰的念想在模糊虚浮中悬荡了很多年。他不知道一个成年人到底使用了什么神秘方法，就很容易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或者办成某件事，比如赚钱，比如造房屋，比如生小孩儿，比如开车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比如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寻找一个消失很久的人。
这么想着他内心有点儿凌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告诉他长大后能不能拥有这种神秘方法，包括父母也没说过，他担心长大后什么事也干不了。
黄小波想起阿郎，它现在待在民宿后院，一定也像自己一样孤独无助。如果它是自己，那么他会不会像阿郎那样任由别人牵来牵去？或者，孙以明嫌烦了，把自己丢在这个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上海？他连阿郎都要丢。又或者，孙以明不但没帮着找到哥哥姐姐，竟然还把自己也卖给别人了。再或者……
孙以明用了两根香烟，交换到黄小波的一个哥哥确实住在某幢某号楼的信息，他立刻回来叫他，发现花坛边没人了。
孙以明跑了两条街一条弄堂，找到绕来绕去绕不出的黄小波，就用去了一上午。他买了两瓶可乐，一瓶给黄小波，自己不停地喝，抬头看天，什么话也不说。
黄小波支吾着说：“我，有点儿渴，出来买可乐的。”
孙以明说：“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黃小波说：“你说过，上海有一万个水丘湾这么大。”
孙以明说：“再跟你说三个事：一、我带你出来找人，不会让你掉一根毛，除非你自己不要好。二、我只负责帮你找，不负责一定找到。就这样。”
黄小波说：“不是三个事吗，还有一个呢？”
孙以明说：“记不起了。现在吃饭。”
到了下班放学的时问，两人重新进入小区。这一回，他们径直进入某幢楼层。走到一户门口贴着财神爷的人家门口，孙以明仔细看了看门牌号，低声问黄小波有没有记住叮嘱的话，黄小波点点头。孙以明开始稳稳地敲门，黄小波的腿一点点儿发酸发软，有种逃开的想法。
门开了一条缝儿，屋里一个拿炒菜铲、围围裙的眼镜男审视着他们：“找谁？”
孙以明说：“你是黄小浩爸爸吧？我是贵州的。”
贵州是黄小波的老家，这会提醒对方的记忆。黄小浩是黄小波叔叔把孩子交给中间人时起的名字，他不确定这孩子还叫不叫这名字。
小浩，黄小波反复念这个名字。小浩，这是一个原本混沌的轮廓，现在一笔一画清晰起来。他长什么样呢？高个子还是矮个子？瘦子还是胖子？他会对自己笑一笑吗？黄小波的心跳得厉害。
这名某学校办公室副主任高声说：“什么贵州，什么黄小浩，不认识！”
孙以明抵住将合拢的门说：“对不起，这样很冒昧，不过，请你听我说两句话，再作决定，可不可以？”他不管对方要不要听，凑近上去低声说话。
黄小波没听清孙以明说什么。孙以明挤进门，副主任一脸狐疑地回应，摇头或点头，他们说的话已超出两句，至少有十来句了。黄小波觉得孙以明会运用一如既往的神秘方法，让事情朝着他们的计划走。
楼下传来轻快的脚步声，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跑上来，背后的书包大得惊人。他瘦高个子，皮肤很白，头发有点儿卷。他看看门外的黄小波有点儿惊讶。黄小波的脸腾地红了。
少年惊奇地说：“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门口？”
黄小波慌张地忘了他的名字，指指屋子，孙以明已进屋跟副主任说话，他们已说了二十多句话，还在说。
少年进屋把白色的跑鞋换成拖鞋，看了看跟父亲说话的孙以明，再回头看看门外的黄小波，神情漠然。
副主任对儿子喊：“每回乱扔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少年梗着脖子一脸无所谓地拖着书包进房间。黄小波心头难过，他爸爸竟然这么凶狠地对他，他平时是不是经常挨骂，饭也吃不饱，做错事还会挨打？如果真是这样，他还不如跟他们回到水丘湾，他会让爸爸妈妈好好疼他，就算非常非常宠他，他也不会有一点点儿嫉妒吃醋。黄小波忘了他爸其实对他更凶。
孙以明喊他进屋，黄小波迟疑着，低头看有点儿破的鞋头。他来的时候穿上了那双努力刷白的耐克鞋，现在鞋面发黄了。他不知该让哪一只脚先进去。副主任说进来吧，黄小波看到他嘴角温和的笑意，便进了屋。
副主任说再炒两个菜，进了厨房。黄小波小声问小浩妈妈呢，孙以明说他妈妈不在了。黄小波不明白“不在了”是指小浩妈妈死了还是走掉了，越发觉得这个哥哥可怜，虽然小浩的鞋子比他的高级，个子比他高，皮肤比他白，可他没有了妈妈——不知道他还要不要远方的另一个妈妈。
副主任把菜摆上桌，喊儿子出来。他喊了两声“明浩”。黄小波失望地想，原来他现在叫明浩而不是小浩了，不再跟自己连名了。
他想，明浩好像不用帮爸爸干活儿。他的爸妈烧菜做外卖时，他都会洗菜切菜，从来不会让爸妈忙得满头大汗而他闲着，要那样的话他每天都得挨三顿打，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要是睡觉前没帮着洗第二天要用的菜，还得额外挨一顿。看来小浩爸爸对他还是挺好的，这一想，黄小波有点儿高兴。
明浩出来，对他们清高冷淡地点个头，就自顾白吃饭。
副主任向儿子介绍，这两位是他以前的朋友和朋友儿子，来上海出差，顺便看他。明浩不感兴趣地漫应了声。
孙以明很快就找到了与这名清高而郁郁寡欢的上海少年的沟通方式——他从墙上的美国篮球明星画报上找到话语切人点。于是，他随口提起完赛不久的某场NBA常规赛，科比·布莱恩特、勒布朗·詹姆斯、詹姆斯·哈登。明浩的眼睛瞬间发亮，开始提起对球队和球星的喜恶。他一开口，就换了个人，脸蛋儿泛红，眉飞色舞，眼睛发亮，声调也高了许多。
副主任不时看看儿子，目光颇为惊诧新奇，好像没见过儿子这模样。
黄小波一直安静地吃菜，他不懂篮球，也不懂别的什么球。他悄悄地看明浩，好像要把他牢牢地装进眼睛里。他真的有一个哥哥了，一个真真实实坐在眼前有说有笑的哥哥。
很久以前，他渴望有一个哥哥。尤其与水丘湾的孩子吵嘴打架落下风时，他无比渴望有一个高大的哥哥从天而降，拔出拳头把对方揍得鼻青脸肿，头碰头脸挨脸地躺在床上吃东西翻书，一起洗那些从春天到冬天都洗不完的一大堆青菜，什么事也不用干的时候去春天的田野放风筝，他想坐风筝去远方时也不会有人嘲笑，要是有人嘲笑，哥哥会让对方闭嘴并且说风筝一定能带他们去远方的老家……他一直渴望有这样一个哥哥。很久以后他知道，他竟然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这就像他饿得要命想捏个冷饭疙瘩吃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笼又软又暄又热乎的大馒头。
除了偷偷把明浩装进眼眶，黄小波感兴趣的是桌上的菜，这倒不是他贪嘴，而是这些菜的烧法超出他的见识。父母填充在他成长记忆里的，最多的是他们在棚屋里烧菜和装上板车去工地外卖的佝偻背影。他们用粗大的铁铲在庞大的铁锅里像锄地一样炒菜，然后嗵嗵嗵倒进几口歪嘴瘪脸的锅子，那些菜形状模糊、色泽混沌，工地上的人们依然吃得津津有味。他不知道菜还能有别的烧法，比如火腿肉能切得像纸片一样薄亮，土豆像头发丝一样纤细，蛋饺像一只只精致的元宝，鸡肉做得比牛肉还要好吃，青菜绿嫩得像刚从地里摘下来……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和事。
副主任看着孙以明和儿子越来越热络地聊天，百感交集，儿子很少跟他聊这么多，他还从儿子脸上看到很久看不到的開朗。副主任与妻子结婚五年没孩子。后来妻子离开他，与别的男人生了儿子，这让他对前妻愈发心存愧疚。他见到明浩的一刻就爱上这孩子，从此成为顾家爱子的单身父亲。这么多年，他早就遗忘了明浩不是亲生儿子的事实。
可现在，两个陌生人跑过来提醒了这一残忍事实。
孙以明进门时还用带点儿威胁的语气说：“这孩子有点儿倔也有点儿傻，说要报警告父母卖孩子，这样的话，我想会有一连串麻烦找到你们。所以，我觉得还是让他看一眼吧，你说是吧？”于是，他不得不让他们留下并“看一眼”。他提出不能在明浩面前走漏一点点儿风声的要求。
副主任把火腿肉夹到黄小波的碗里，用看儿子一样的慈爱目光看他。因为爱屋及乌，他还不时端详黄小波的眉眼与儿子的相似之处。黄小波对他的慈爱目光有点儿害怕，很多年前，正是这个人让他失去了一个哥哥。如果不是他，他会有个哥哥一起吃一起玩儿一起去村外的田野放风筝或者做什么都行——可现在，他只有自己一个人，连一条狗都没有。
饭后明浩还在跟孙以明聊篮球，他为这种生疏已久的交流而兴奋，显然，他的日常生活欠缺与父亲的此类沟通。要命的是，他那爱子如命的副主任父亲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畅聊时，副主任在洗碗，黄小波坐在孙以明旁边看明浩，后者嘴里不时蹦出一些他听不懂的外国名字，没有多看他一眼，或者跟他多说一句话，这让他心里有点儿失落，有点儿酸溜溜。不过，黄小波还是很高兴，毕竟他有一个哥哥了，哪怕对方并不清楚自己意外地成了一个哥哥。
孙以明看了看手机愉快地说他们该走了，明浩失望地啊了声。
孙以明让黄小波和明浩握手告别，之前他没建议他们交流些什么。明浩笑着伸手，黄小波愣住，他不知道该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他进门时不知道迈左脚还是右脚。孙以明碰了碰他的右手，黄小波迟迟疑疑地伸出手。
两个陌生少年的手握在一起，黄小波骤然感觉到对方手掌的温润柔滑，这是一种他从来没有触摸过的感觉。这手白嫩干净细长，像女孩子的手，这手可能从来没有洗过菜，做过饭，拉过板车，抓着石子往河道打过水漂儿，抵挡过孩子们之间的打架以及父母因为不顺心而甩过来的巴掌，这是哥哥的手，哥哥就是很亲很亲可以钻一个被窝的人——可是，他很快不能再握这样的手了，不会再有这样一个哥哥了，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就像风吹过麦田一样没有了。他只是很短很短地有了一下。 黄小波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草编小鸟，放在明浩嫩白的手心。
明浩举起惊奇地看：“你编的？”
黄小波骄傲地点点头。孙以明拍拍他的肩说走吧。
明浩惊奇地叫起来：“你的眼睛怎么红了，你是不是在哭？为什么啊？”
黄小波辩解说没有，他使劲儿地眨眼，不让眼睛越来越湿润。
副主任让儿子进屋写作业，他强调说你马上要中考了，你的数学一直很伤脑筋。明浩走进房间，重重地一甩门。
副主任对孙以明说：“我想知道，这孩子跟你无亲无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有没有想过，这会给我和我儿子，还有给这个孩子制造更多的麻烦？”
孙以明说：“我没想那么多，只不过我没觉得是做错的，那就是对的，所以，我就做了。”
副主任摇摇头准备关门。明浩跑出来，把一个篮球给黄小波，说送你的。篮球上写着他的名字。黄小波接过篮球笑了。
孙以明说：“既然你喜欢科比，那应该知道一句话——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是什么样子吗？”
明浩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就转身进房间，这一回他轻轻关上门。
副主任一脸懵懂地看孙以明，后者说：“试着多了解一下你儿子喜欢的篮球，多跟他谈谈关于篮球的事，你们可能会过得很好。真的。再见！”
副主任看着这两位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消失在楼梯转角，自言自语：“洛杉矶凌晨四点？见鬼，难道要我移民美国吗？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他盯了会儿儿子的房门，醒悟过来，“不，我不可能移民，可我们必须尽快搬家了。”
4
黄小波问孙以明他们什么时候再来看明浩。孙以明知道黄小波会这么问，所以，他没让两个孩子做更多的交流。
那些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都成了不辨真假虚实的遥远过去。驱使他这么做的，可能是曾经的职业习性，可能是个人嗜好，可能什么也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没觉得是做错的，那就是对的”。可是，他并不想因此而让两个孩子之间产生不必要的勾连，这是他最初确定的不能逾越的底线。
孙以明边开车边说：“来之前我们约法三章：一、不能直接相认。二、不能要求以后再去。三、以后当这事没发生过。后来又加了三个：一、我带你出来找人，不会让你掉一根毛，除非你自己不要好。二、我只负责帮你找，不负责一定找到。就这样。”
黄小波说知道了，停了会儿说：“还有一个呢？”
孙以明说：“我记不起了。现在回去，明天再找另一个。”
黄小波摸着篮球上明浩的签名，又开朗起来。
两人回到民宿，阿郎吃饱喝足，趴在笼子里睡觉，脑袋不时惊悸几下，依然担惊受怕的样子。黄小波问阿郎怎么了，孙以明说没事，人睡着了，身上的神经以为你死了，就抖动几下防止你真死掉。黄小波说自己也常常这样。
阿郎睁开眼，惊吓地一蹿，惶恐地看着他们。
孙以明说：“你吃了人家两天饭，就不认得我了？”
黄小波说：“阿郎，我是黄小波，你家屋后的。”
阿郎有点儿羞愧，又撒娇又耍赖地呜呜叫。
孙以明说：“我还以为你成上海狗了，看不上我们乡下人了。”
黄小波说：“这叫狗眼看人低吗？”
孙以明说：“你还懂得挺多嘛。”
黄小波说：“我爸常说这话。”
孙以明掏出香肠递到阿郎面前，这是回来路上买的。阿郎嗅了嗅，犹豫不决。
民宿老板趿着拖鞋捧着保温杯过来说：“吃了一大碗上好的狗粮，还有一包牛肉，你让它还怎么吃得下？”
孙以明说：“你喂得这么好，以后我还怎么养？”
民宿老板龇着发黄的牙笑：“老实讲，土狗我一般还看不上眼，不过，你这只还蛮讨人喜欢的。你要是嫌带着麻烦，我收了。”
孙以明想过把阿郎丢了，可没想过把它交给别人。
黄小波急了：“不行，我们要带走阿郎的，不能给你。”
民宿老板说：“我小时候养过一条土狗，它们有点儿像，要不然我也不会要。”
黄小波看孙以明，脸都急红了：“你快说啊，你不会把阿郎给他。”
孙以明说：“我想想。”
回到房间，孙以明洗漱的过程中，黄小波跟在后面喋喋不休。孙以明不耐烦了，要他闭嘴，再多说一句晚上让民宿老板炖狗肉了，他才委屈地闭上嘴，后来连洗漱也不洗，直接钻进被窝睡了。他暗下决心，离开上海时非得带走阿郎不可，如果孙以明不肯，他会偷偷带阿郎离开。
第二天，孙以明和黄小波来到中山新村，两人的心凉了一大截。这个小区比他们想象中的更老旧残破，一半楼房拆了，一半人去楼空，有几个民工拎着菜进进出出。小区静寂得出鬼一般。
黄小波看着孙以明施展一如既往的神秘方法，找到几个人说话，然后回来说他另一个哥哥黄小林应该早搬走了。这是一个拆了三年的老小区，该走的早走了。黄小波看着还有几个人影儿晃动的楼房，不死心地说或许还在呢。他们仅有的线索一是名字，二是收养人家的名字，三是楼层。现在剩下的唯一线索只有楼层了。
在别人的指点下，他们找到属于这个楼层的地基。楼早拆了，地上是断垣残壁，残破的床、椅子、凳子、沙发、橱柜之类的。
黄小波低着头东张西望，踢踢断砖破椅，踢着踢着停下，盯着地面看了会儿，蹲下扒拉开几块断砖，小心翼翼地捡起一小块东西。他扯起衣角擦了擦，举起对着阳光照，眯眼看。孙以明问他发现了什么。
黄小波举到他面前，兴奋地说：“你看，你看，这是黄小林的，一定是的。”
这是一枚校徽，“中山中学”四个字，面上已磨损了。
孫以明说：“你怎么确定？”
黄小波紧紧捏着校徽，固执地说：“我相信是他的，肯定是他的，要不然我不会找到。”
孙以明说：“没错，我也相信。” 黄小波喜悦地把校徽别在衣服左上角，顺手擦了擦潮湿的眼角。校徽在阳光下折闪出一小抹亮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草编小鸟，小心地放在一块干净的砖头上。孙以明看着他做这一切。
他们在断垣残壁上坐了一会儿，黄小波想象并描述黄小林长什么样，他可能黑黑胖胖，因为黄小浩白白瘦瘦的，他需要有个黑胖的哥哥。他喜欢的可能是足球而不是篮球。他饭量惊人，力气很大，学习成绩很差。当黄小浩欺负他时黄小林会帮他，反之亦然。三兄弟在一起可能会天天打架，当然，外人欺负他们时，三兄弟会联手打得外人哭爹喊娘满地找牙——他咧开嘴笑得很得意。
回到民宿他们去看阿郎，民宿老板在跟它玩儿，他们已熟得像亲生的。
黄小波提心吊胆，好在民宿老板没问孙以明考虑得怎么样，孙以明也没提起。两人进了房间。黄小波把涌到嘴边的疑虑使劲儿咽下，唯恐一不小心说漏嘴，反而提醒了孙以明留下阿郎。
第二天，黄小波一醒来就急忙下楼，拎着铁笼不放手。民宿老板喝了口茶说，你们今天走了吗？他一点儿也没留意阿郎，好像忘了这茬事儿。黄小波点点头，一个字也没敢多说。
孙以明结好账，说还得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黄小波拎起铁笼准备上车。孙以明让他把阿郎留下，黄小波没吭声也没动。孙以明上前提铁笼，黄小波不放手。
孙以明说：“我们现在去杭州，杭州我没有熟人，没人帮我们看狗。让它留在这里。”
黄小波还是不作声也不放手。民宿老板趿着拖鞋过来，黄小波后退两步瞪着他，希望阿郎咬他一口，可不知道它会不会已经被他的糖衣炮弹给俘获了。
民宿老板把狗粮给孙以明，伸进笼子摸阿郎，说：“我小时候养过一条土狗，它们有点儿像。”他摸了两把就走开，拖鞋打在地面懒洋洋地“吧嗒、吧嗒”响。
他们在中午时到了杭州，找到那条餐饮街。不出所料，他们要找的那家米亚餐馆早就不见了。
孙以明费尽周折，打听到黄小波的姐姐黄小青当年确实由米亚餐馆老板领养，不过，三年前餐馆关门了，老板两口子带着女儿和儿子回安徽绩溪乡下了，具体地址不清楚。孙以明说他们难道还有个儿子，人家说当初领养女儿就是为了能领来儿子，他们第二年就生了儿子。
黄小波很失望。阿郎在车里待久了叫起来，黄小波也没兴趣理它了。孙以明把铁笼拎下车，拆开狗粮喂它。阿郎立刻摇头摆尾吃起来。孙以明等它吃好拎上车，对黄小波说去吃饭。黄小波都懒得应一声。
汽车开了几条街，孙以明让黄小波看窗外。黄小波抬头，发现窗外是一大片湖，一排排绿油油的柳树，湖面上游船划来划去。他不觉得有什么好看。
孙以明说：“漂亮吧，这就是西湖，多漂亮！”
黄小波当然听说过西湖，还读过西湖的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有点儿兴趣了，脸贴在车窗认真地看。孙以明放慢车速，让他看仔细。不一会儿他从后视镜看到，黄小波已扭开脸，又耷拉着脑袋。
车子开到西湖边一家园林式餐馆停下。孙以明决定破费一回。
黄小波跟着孙以明走进餐馆，他走在这个由竹子、假山、水池、回廊和音乐组成的安静空间，有点儿恍惚，一个吃饭的地方怎么可以这么讲究？在他的印象中，父母拉着板车卖快餐的工地上，有些人连饭桌都不需要，他们端着饭碗蹲在黄沙弥漫的砖头瓦砾堆上就可以吃饭，并且吃得很开心。
年轻女招待领他们走进一间靠窗的小包厢，微笑地递上菜单。她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幅画一样精致好看。孙以明让黄小波点菜，黄小波把菜单推给他。孙以明点了几个菜交给女招待，她像云一样飘走了。
黄小波打量着这个漂亮得过分的地方说：“我们，真的是来吃饭的吗？”
孙以明点点头说：“我遇到开心事的时候，就会去吃一顿好的。遇到不开心事的时候，还会去吃一顿。没有什么事是一顿好菜好饭解决不了的，真解决不了，那就两顿。”
黄小波说：“你要是天天开心，或者天天不开心，那不是能天天吃了？”
孙以明说：“是啊，所以，我是不能亏待自己的。”
女招待步履轻盈地端着菜盘过来，报菜名，帮他们布餐具。黄小波接受不了这么漂亮的姐姐帮自己布餐具，说自己会弄的。女招待抿着嘴笑。
他们开始吃菜。黄小波发现菜的颜色那么鲜亮，味道那么鲜美，比小浩家的还好吃。他偶一回头，发现女招待握着手站在边上，笑容可掬地看着他们。他惶惑地小声问孙以明，她为什么看着他们吃饭。孙以明让他别管，吃自己的。黄小波说有人盯着，他吃不下，觉得自己像偷吃。
孙以明让女招待可以走开，有事会叫她。女招待点点头准备走开。孙以明叫住问她哪儿人，女招待迟疑了下说安徽的。孙以明说绩溪吗，女招待稍稍惊奇了下说是的，她的两只手握得更紧了。
他们说话时，黄小波全神贯注地对付一只香酥蟹，嘎吱嘎吱吃得起劲儿。这蟹壳非常美味酥脆，像他很喜欢吃的焦锅巴。
孙以明的目光迅速地在女招待和黄小波之间转了几圈儿。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听出了女招待介绍菜名时的安徽口音，他有个安徽绩溪的大学同学，同窗四年口音听熟了，所以就有这一问。另一方面也是突如其来的闪念，也许可能呢。
孙以明很直接地说：“你是不是叫黄小青，是不是有个弟弟？”
女招待张大黑亮的眼睛，不再笑容可掬而是警觉，她没回答，转身离开。
黄小波从美食中抬起头，问孙以明是不是认识她。孙以明盯着女招待婀娜的身影，专注过头的样子看着有点儿色。可能认错人了。
结账的时候，黄小波掏出一只草编小鸟，跑到女招待面前，红着脸，塞到她手上就跑开了。女招待用手指尖儿提着草编小鸟，想扔掉又不好意思扔，一脸莫名其妙。孙以明想解释，后来还是什么也没说。
他們把剩下的肉骨头打包，带回给阿郎。
黄小波摸着啃骨头的阿郎说：“阿郎，我们回家了，你是水丘湾第一个进大上海的狗，回去和伙伴们说，它们准羡慕死你了。”
孙以明老家屋后阿婆房客的儿子，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年，走到院门口，张望了几眼。
孙以明坐在木兰花树下看一部外国喜剧片，地下落了一圈儿暮春开败的紫红色木兰花瓣。趴在他脚边的阿郎对院门口恶狠狠地叫了两声，狗毛瞬间倒竖。
它是一条称职的看门狗，除孙家人以外，对任何人都视若世仇，咬伤过两个来借锄头的村里人，一个为非作歹的小偷。孙以明的父亲赔了两千多块钱，心疼了大半年，暴揍了阿郎几回，嚷着要卖掉它，一度镇压住了它，后来对人和颜悦色了不少。孙以明嘘了声，阿郎闭嘴，凶狠地盯着来者。
少年应该在门口徘徊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进来问：“你喜欢吃炸知了吗？”他往地上扔了两只炸知了，阿郎稍稍犹豫了下，立刻服软，吃起来，倒竖的狗毛也顺帖下来。
孙以明没听清，问他说什么。少年举出一根竹签，上面串着三只油炸成金黄色的知了，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这是孙以明少年时代就热衷的玩意儿，只是很多年没再尝试了。他看看少年，后者挤眉弄眼地笑。孙以明接过炸知了看，却没吃。
少年说：“你是记者，是吗？”
孙以明说：“我是设计师。”话一出口立刻想到，三年前他是一名小报记者，报社倒闭后就开始做室内设计了。从那时起，他不再有之前的身份认同感。不过，既然否认以前的职业，也没必要多解释什么了。
少年一臉失望，连眉毛也像两片树叶一样耷拉下来。
孙以明是看着这少年长大的。事情是这样的。少年跟父母租住他老家屋后阿婆的屋子已很多年了。孙以明还见证了他的出生。那时，他的母亲，一个三十多岁看起来像四十多岁就算说五十岁也不为过的外省妇人，坐着男人的三轮车从医院回村，怀里揣着一大坨鼓鼓囊囊的被褥。孙以明回老家看父母，正好经过他家门口。妇人把这坨泛着不明气息的被褥塞到他眼鼻子前，喜悦地要求他欣赏一下，这是她刚生的儿子。她的男人在旁边憨厚地擦汗，脸上有劳苦功高又颇为谦逊的神色。
彼时孙以明的印象中，这位妇人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小孩儿，从来没有停歇过。就像她家院子里养的一群母鸡，要么在下蛋，要么在孵小鸡。
孙以明忍受着被褥散发的腥臊味儿，从被褥缝窥到了一颗拳头大小的湿乎乎、皱巴巴的小脑袋，脸上有一道红色划痕。妇人内疚地说，这是她指甲划开的，然后满意地掂了掂被褥，说很结实喔。孙以明觉得她的手势就像在菜市场上掂量一块五花肉的分量，他说，是很结实喔。
之后，他三两个月回老家看望父母。一晃几年下来，婴儿就长成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少年。
孙以明问他有什么事。
少年指指他手里的炸知了：“刚炸的，很香，冷了就不好吃了。”
孙以明吃了一口，又香又脆，是好吃。
少年骄傲地说：“你要不要试试炸蝗虫？”
孙以明说：“这个就算了。你有什么事？”
少年说：“你能帮我找找哥哥姐姐吗？”
孙以明问：“你，有哥哥姐姐？”
孙以明的脑子一片空白，这么多年回老家，见到的始终是这少年和他父母，并没有见到他的哥哥或姐姐——可是，他那生殖力极其旺盛的母亲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小孩儿，那么，这些孩子都去哪儿了？
“卖了。”黄小波捕捉到了更多信息，他筛选掉有限认知范围内的谬误信息，剩下的可确信结果就是：黄小波的哥哥姐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人了，这也是他母亲漫长的生育期的原因。黄小波是在他们觉得差不多时才侥幸留下的。
曾经的职业敏感，像蚂蚁一点点儿爬上孙以明的心头。他之所以在失去记者身份后成为设计师，是因为这个职业与世无争，还因为他大学读的就是室内设计专业。孙以明以仅存的最后一点儿职业挫败感发出询问：“你道听途说，你爸妈怎么可能这样做，这是违法的。照你说，他们卖掉了几个孩子？”
黄小波说：“三个。叔叔后来说，他们卖我哥哥姐姐，是因为我爸换过腰子，要经常看病，要很多钱。”
孙以明看着黄小波满怀希冀的目光，疑惑而小心地说：“那你找我——我能做什么？”
黄小波说：“你能帮我找哥哥姐姐。”
孙以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带翻了椅子。黄小波仰脸看他。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旁观的阿郎迅速放弃了因两只炸知了而放松的警惕，冲他理直气壮地叫起来，龇出白花花的利牙。
孙以明说：“我帮不了你，我不是警察。对了，你可以去报案，有困难，找警察。”
黄小波眼里的光芒马上收起来：“不行，那样我爸妈会被抓走。”
孙以明在他要跑开时又喊住他，说，找失踪那么多年的人，很困难。这事肯定有前因后果，他不能因为听人说了几句闲话就认定哥哥姐姐被卖了。孙以明还有个不太好说出来的想法——也许那几个孩子是病死的呢。
黄小波走出院子，孙以明看到他垂头丧气的背影，移开目光，继续玩手机。
吃晚饭时他漫不经心地说起这事，孙父孙母互相看了一眼，笑了。
孙母说，他们卖小孩儿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村里人都知道。孙以明手里的筷子有点儿抖了，他一时不知该责备父母的麻木不仁，还是自己的疏忽大意。父母看他的脸色难看，问是菜不合胃口还是身体不舒服。
孙以明说：“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以这样做？这是贩卖人口，是犯罪。”
父母呆愣一会儿，才想起儿子以前做过记者。他们面面相觑，脸色发红，好像他们就是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孙父说：“其实吧，也不算贩卖人口。听说，我们只是听说啊，好像是杭州、上海一些不会生小孩儿的人家领养了。”
孙母说：“照我看，这也算是积德。家里这么穷，小孩儿跟着只会遭罪。男人换了腰子，每个月要做血透，钱哪儿来？”又说，“他们是外乡人，听说从老家弄来生育指标，不占本地名额的。”
孙以明觉得就像小时候家里没油盐了，母亲把攒了半个来月的鸡蛋装进篮子，让他上街卖掉换油盐——人跟一个鸡蛋好像也没有多大差别。 孙以明想了想说：“我养，反正我一个人。”
孙母说：“你养自己也够了，再说它野惯了，哪住得惯城里。”
孙以明说：“我楼顶有天台，这事交给我，你们别操心了。”
孙以明过了三天回老家，跟父母看望被阿郎咬伤的酱菜贩子，除了还得继续陪他去医院打剩下的狂犬疫苗，又赔了三千块。在酱菜贩子的坚持下，他还写下一张对方日后若犯狂犬病身亡就得赔一大笔钱的协议，协议二十年有效。
孙父长吁短叹，孙母哭了。孙以明说，问过防疫站的朋友，阿郎打过防疫针，咬伤人得狂犬病的概率很小，全市十年来仅发生过一例，运气没那么坏，要他们不用太担心。
孙母抹着泪说：“要是运气真那么坏呢？”
孙父说：“你闭嘴，我老早要打死它，你就是不肯。”
孙母说：“可到底是一条活生生的狗命……”
孙以明说：“好了，交给我，你们别吵了。”
阿郎躲在他家杂物间的狗舍，这些天它低调许多，不再像以往那样蹲在门口威风凛凛地叫嚣。孙以明把狗碗放在它面前，它怯生生地看他一眼，低头吃起来。
孙以明说：“你太狗胆包天了，还要不要命啊？”
身后有人说：“阿郎又咬人了？”黄小波突然出现，指着阿郎说，“它现在跟我很熟了，不会再对我叫。我喂过它炸知了。”
孙以明说：“以后不用喂了。”
黄小波说：“为什么？你要卖掉它？”
孙以明走出杂物间关上门。
黄小波说：“你的话还算数吗？你说月底要去上海。”
孙以明说：“后天，体育中心门口，早上八点。认识吧？”
黄小波骄傲地说：“我去过，参加全市运动会，我还得了跳高第四名呢！”
孙以明说：“很好，有前途。”
孙以明当天晚上要回城，带阿郎走。他们喊阿郎出来，它似乎感觉到要被赶出这个家了，趴在地上赖着一动不动。三人轮番劝说。
孙母说：“阿郎，你听话，跟以明走，他的屋子干干净净，有吃有喝，不会亏待你的。快出来！”
孙父说：“死狗，快滚出来，你还死皮赖脸的，当心我一锄头敲死你。”
孙以明说：“阿郎，快出来，我以后带你去好多好玩的地方。”
孙母说：“好阿郎，你听话啊，我给你准备了鸡骨头、鱼骨头。”
孙父说：“死狗，当初就不该收留你，再不出来我真动手了。”
孙以明把阿郎拖出来。它低叫着，死死抓着脚下的草垫子，他们一齐动手把草垫子弄开。阿郎只能徒劳地乱蹬爪子，悲伤地低叫。
他们把它装进事先准备好的铁笼，上锁，放进后备厢。孙以明宽慰了父母几句开车走了。后视镜里的孙母很不舍地抹泪，孙以明想，自己第一回进城读书时，母亲也是这样子，看来他跟阿郎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也差不多。
开了没多久，车后发出塞塞率率的声音，孙以明拍了下喇叭喝道：“别吵，到家给你好吃的，牛奶、饼干、面包都有，听见没有？”
车后安静下来，阿郎偶尔发出几声无可奈何的叫声，孙以明说：“你这都是自作自受，何苦呢？”
到了公寓楼下，孙以明打开后备厢，先是拎下一大袋父母给他装的青菜萝卜、土豆咸肉之类，每次回城他们都得把后备厢塞得满满的，接着拎下铁笼，阿郎在里面焦躁地转来转去。
孙以明正要关车，车门推开了，一只脚从车门下探出来。
黄小波下车，两手紧紧揪着衣下摆，眨着眼，不安地小声说：“我，怕你不肯带我来。”
孙以明好一会儿缓过气，说：“你这么不信任，还跟着我干吗？”
黄小波吞吞吐吐道：“我忘了体育中心在哪儿，也没拿过跳高第四名，我就是参加过啦啦队。不过，我跳高成绩真的很好，老师没让我参加。”
孙以明一时有点儿怀疑上了他的当，他根本就没什么哥哥姐姐，就是一个太过异想天开的小孩儿随口说了句，而自己当了一回事。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确认，孙母说是真事，就是不知那些孩子被卖了还是送人收养了，问他问这个事做什么。孙以明说要写稿子，孙母说他闲得慌。
黄小波和阿郎在孙以明的小公寓过了不安生的一个晚上，阿郎不停地叫，不愿喝牛奶、吃饼干，拉了一堆狗屎狗尿。黄小波打破了一个漱口杯，扭坏了水龙头，堵住了马桶。孙以明为此付出了大半夜的折腾，好不容易摁住把一人一狗赶出门的念想，扫地拖地，整理屋子，开门窗通风散发臭味儿，又怕开着门窗不安全，只好睡在客厅沙发，半睡半醒支撑着，直到天亮才昏昏沉沉睡去。
早上起来，黄小波见孙以明没醒，就把冰箱里的火腿肉片切给阿郎吃（孙以明平时喜欢火腿肉蒸笋片），他自己蒸了冰箱里最后一包奶黃包，一包有二十个，他眼皮也不眨就吃光了，吃完打着嗝儿问醒来的孙以明这是什么包子，太好吃了。孙以明只好煮了平时迫不得已才吃的方便面填肚子。
孙以明把铁笼拎到屋外的天台，阿郎对着蓝天白云发出欢畅向往的长啸。孙以明的耳朵一阵阵发麻，楼上很快有人怒气冲冲地喊“谁家的狗太吵了”。黄小波跑出去把铁笼拎进屋，阿郎冲他不满意地吠叫。
孙以明看着阿郎，阿郎瞪着黄小波，黄小波盯着孙以明，二人一狗长久地沉默。过了一会儿，阿郎惭愧地轻轻叫了声，一泡狗尿顺着狗腿缓缓而泻，落在刚打过蜡的锃亮光洁的原木地板上。孙以明看着浅浅的浊黄的狗尿，绝望得如同看到黄河决堤泛滥。
孙以明把行李装上车，让黄小波拎上铁笼。阿郎发现又要挪窝了，在铁笼里又兴奋又不安地转动。黄小波问要把它带到哪里，孙以明把铁笼装上后备厢说，出发，去上海。
丢掉阿郎，是孙以明看着它在原木地板上撒下狗尿时想到的，并且瞬间下定决心。
孙以明是这么想的，阿郎必定不能留在父母家了，它会不停地伤人，不停地让父母赔出省吃俭用的养老钱，毁掉他们一辈子善良的好名声。自己养显然也不现实。送人也不可行，没有人会喜欢一条土里土气的土狗，何况这种凶悍孤僻的狗性无法使它与人为善。本地又没什么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卖给餐馆倒是容易，当然，他不会这么做。那么剩下的，只有让它自生自灭了。 孙以明去上海是要签几单生意，跟同学聚一聚，参加一次较大规模的室内设计展会，行程比较宽松。现在加上黄小波，行程也许会有改变了。
去上海路程也就一个多小时，开车很方便。
车子在高速公路奔驰，孙以明打开音乐，让骤然升起的音乐压过阿郎不安的吠叫和黄小波七七八八的问询。他全程一言不发，专注地开车，听音乐，望一望两边掠过的风景，让大脑保持无杂质的真空状态。
黄小波干坐了会儿，用压过音乐的声音大声问：“你要带阿郎去上海吗？”
孙以明点点头，加快油门儿，黄小波抓紧安全带，蜷缩在车座角落。阿郎发出困兽的悲伤吠叫，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危机四伏的命运。
一小时左右，汽车驶下高速，驶向一条路边有瘦高杉木的公路，四周是高低起伏的田地，几只牛羊在吃草。
孙以明把音乐调低一些，打开车窗。窗外飘着草花香的田园空气扑进来，他深吸了口气，心里的郁闷减轻了些。
黄小波说：“上海也有田地吗？上海不是到处是高楼、汽车吗？”
孙以明说：“这是郊区。”
黄小波说：“这里跟水丘湾差不多，我哥哥姐姐在这里吗？”
孙以明说：“不是。”
黄小波不再说话，阿郎高一声低一声地叫起来，声音里带着恐慌。
车子在一片茶园停下，孙以明在车上靠了会儿，然后下车拎出铁笼，抓了一个鼓鼓的袋子，里面是面包牛奶饼干香肠。他朝茶园深处走去，铁笼里的阿郎抓着铁栏杆，慌乱又好奇地四处张望。
茶园空无一人，四周很静，天空很远。茶园旁边是菜地，几个人影儿在锄地，再远点儿是树林和湖泊。孙以明提着笼子走进茶园。
阿郎在笼子里慌乱地蹦跶，绝望地吠叫，现在它确信自己处于何种境地了，曾经在某处野坟竹林里被遗弃的绝望涌上心头。那回它在麻袋里蹿跳，尖叫，麻袋像皮球一样从竹林里滚出来，后来是路过的山民把它解救出来。它以超乎既往能力的嗅觉，循着主人的气味，绕了两片山地，一大块田野，两条河流，三个村子，回到水丘湾，并且与主人同步抵达遗弃它的家园。现在，它又要面对这个似曾相识的遭遇了。
孙以明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面包放在它面前。它嗅了嗅，无心进食，无助哀伤地叫，狗眼越来越湿亮。孙以明折了些茶树枝叶，盖在狗笼上，防止下雨而把它淋湿。此地离家有一百二十公里，它应该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茶园附近经常有人进出，它应该很快会被人带走，所以留在这里是它最好的出路。
孙以明心里对它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不要回头……这是《千与千寻》里的话。
在阿郎悲伤哀求的叫声里，孙以明面无表情地走出茶园。
黄小波像野兔一样蹿过来，蹿进茶园，一会儿就拎出铁笼。
孙以明说：“放下！”
黄小波说：“你为什么要扔掉阿郎？”
孙以明说：“这是我的狗，你别管。”
黄小波说：“不！你不能把它扔在这个陌生地方，它会怕的。”
孙以明说：“就因为是陌生地方才对了。”
黄小波一屁股坐在铁笼上：“你不能扔掉阿郎。”
孙以明努力噎住忍不住要冒出来的那句话——“你连自己也管不住，还管一条狗？”他只能憋着气说：“阿郎咬伤了很多人，我们赔了很多钱，再不扔，会出人命。你想想人命要紧，还是狗命要紧？”
黄小波紧闭嘴唇，他无法反驳这些事实，他也见过阿郎袭击好多人包括自己，可他还是不想阿郎被遗弃在他乡。孙以明要他让开，黄小波坐在铁笼上不动。阿郎歪着脑袋看黄小波，小声叫着，它明白他可能是拯救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黄小波说：“你把它扔在这里，也会咬伤人的。”
孙以明拎过黄小波，拎起铁笼朝茶园更深处走去。
黄小波呆呆地看着，小声哭起来。阿郎没有喜欢过他，他亲近过阿郎，想把它当成伙伴，可阿郎并没有对他表现出亲热的接纳。在它看来，接纳孙家以外的人是不忠诚是背叛。它始终是一头凶悍孤僻以至于有点儿冥顽愚蠢的狗。他们仅仅是看着彼此慢慢长大的邻居。
哭了会儿他抬头，孙以明走回来，阿郎还在铁笼里。两人一声不吭走出茶园。
一个茶农走进茶园，狐疑地盯着他们的背影，过了会儿他喊：“喂，怎么在我的茶园拉狗屎？看看你们干的好事，真是岂有此理！”
3
孙以明开车进入上海办事。黄小波和阿郎跟着奔来颠去。阿郎也明白自己这一次幸免于难，表现出罕见的乖巧温驯，对黄小波言听计从，没有大声吠叫，连拉屎撒尿也跳下车，听從他的指令躲在某个角落偷偷方便。
黄小波一直紧盯着车窗外掠过的大上海，眼前的高楼大厦车来人往是熟悉而陌生的。熟悉是因为电视上见过，陌生是因为从未见过真的，身临其境而产生的震撼远超过看电视时的感受。上海，原来这就是上海，这就是念了很多年很多遍的上海，上海原来是这样子的。
孙以明用了半天签下合同，跟同学的聚会取消了，设计展会因延期也取消，接下来就是订酒店。
阿郎是个问题，既不能带进酒店，也不能放在后备厢，更不可能随便放进上海这个大城市。脸色阴沉的孙以明开着车子绕来绕去，寻找合适的地方。黄小波知道这一连串麻烦是自己带给孙以明的，神情畏怯，大气也不敢喘，紧紧靠着铁笼，与阿郎如同难兄难弟。
傍晚时孙以明找到一家熟悉的城市民宿，跟民宿老板说，同学托他把一条狗带回乡下养，所以能不能放狗进来。好在民宿老板也喜欢狗，犹豫了一下下就答应了，让服务员把铁笼拎到后院，还做了一锅狗粮给阿郎吃。事情就解决了。
孙以明带黄小波进房间，黄小波一直看着他的脸色行事。等他洗漱完毕后，才轻手轻脚走进卫生间洗漱。孙以明奔波了一天疲惫不堪，就钻进被子睡觉，不一会儿就呼呼作鼾。黄小波洗好出来，见孙以明睡着不敢叫醒他，又饿得不行，准备去外面弄点儿吃的，研究了好一会儿门的开法，就出去。门一关上，记起没带钱，回身发现门打不开了。 黄小波也不敢拍门，又不知如何找人，东张西望一阵子，沮丧地蹲在门口，蹲着蹲着就坐地上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孙以明睡了一觉醒来，迷糊了会儿，想起此行是带黄小波来的，可房间里空无一人。他赶紧跳下床，拉开门跑出去，靠门的黄小波摔进来，他差点儿一脚踩上去。黄小波揉着眼睛，呢呢哝哝自己也听不懂的话。
孙以明说：“你知道上海有多大吗？”
黄小波摇摇头。
孙以明说：“一万个水丘湾加起来，还没有一个上海大。如果你在上海丢了，你觉得会怎么样？”
黄小波眨了眨眼说：“可能会碰到我的哥哥姐姐。”
孙以明愣了下，说：“很好，有前途。吃饭吧。”
出去时他们看了看阿郎。民宿老板在逗它，阿郎遭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颠沛放逐后，对此刻陌生人给予的意外而至的善意受宠若惊，它看孙以明的目光有点儿生疏。孙以明看不下去，带黄小波出去了。
按黄小波叔叔提供的信息，他的一个哥哥在徐汇区的江南小区，一个哥哥送到中山新村，一个姐姐送给了杭州一家开餐饮馆的。
当初黄小波叔叔把孩子交给中间人后，以当过侦察兵的警觉性，偷偷尾随这几户收养人家，看他们进小区，上楼，记下了详细地址。此后他还在附近驻留了三四天，看着他们确确实实真心爱着孩子，才揣着怀里的钱，无限内疚地离开。钱是用来救黄小波父亲的命的，他的腰子像一颗摇摇欲坠的葫芦瓜，只有钱才能托住不让它掉下来。
按图索骥是很简单的，孙以明开车来到江南小区。这是一个七八成新的小区。车子停在小区外停车场，两人走进小区。正是上班时间，有人急匆匆赶路，有的人提着几根菜慢吞吞地晃荡。
既要打听到对方的真实下落，又不至于引起对方的怀疑，是有操作难度的。他们不可能直接去敲人家的门。唯一的办法是守株待兔。
黄小波用狩猎目光盯着所有进进出出的十六七岁少年，他们的额头，眼睛，走路的姿态，每一个都像，又不像。孙以明让他在花坛边坐着，让他把快要瞪出的眼珠子收一收，别乱说话也别乱动，就朝小区里走去。
黄小波远远看他跟几个人说话，有人说了一两句话就走开，有人停下来对着某幢楼指指点点，点头或摇头。在黄小波的意识中，要找到哥哥姐姐是清晰的、坚实的，而如何去找则是模糊的、虚浮的，他揪着那清晰的念想在模糊虚浮中悬荡了很多年。他不知道一个成年人到底使用了什么神秘方法，就很容易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或者办成某件事，比如赚钱，比如造房屋，比如生小孩儿，比如开车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比如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寻找一个消失很久的人。
这么想着他内心有点儿凌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告诉他长大后能不能拥有这种神秘方法，包括父母也没说过，他担心长大后什么事也干不了。
黄小波想起阿郎，它现在待在民宿后院，一定也像自己一样孤独无助。如果它是自己，那么他会不会像阿郎那样任由别人牵来牵去？或者，孙以明嫌烦了，把自己丢在这个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上海？他连阿郎都要丢。又或者，孙以明不但没帮着找到哥哥姐姐，竟然还把自己也卖给别人了。再或者……
孙以明用了两根香烟，交换到黄小波的一个哥哥确实住在某幢某号楼的信息，他立刻回来叫他，发现花坛边没人了。
孙以明跑了两条街一条弄堂，找到绕来绕去绕不出的黄小波，就用去了一上午。他买了两瓶可乐，一瓶给黄小波，自己不停地喝，抬头看天，什么话也不说。
黄小波支吾着说：“我，有点儿渴，出来买可乐的。”
孙以明说：“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黃小波说：“你说过，上海有一万个水丘湾这么大。”
孙以明说：“再跟你说三个事：一、我带你出来找人，不会让你掉一根毛，除非你自己不要好。二、我只负责帮你找，不负责一定找到。就这样。”
黄小波说：“不是三个事吗，还有一个呢？”
孙以明说：“记不起了。现在吃饭。”
到了下班放学的时问，两人重新进入小区。这一回，他们径直进入某幢楼层。走到一户门口贴着财神爷的人家门口，孙以明仔细看了看门牌号，低声问黄小波有没有记住叮嘱的话，黄小波点点头。孙以明开始稳稳地敲门，黄小波的腿一点点儿发酸发软，有种逃开的想法。
门开了一条缝儿，屋里一个拿炒菜铲、围围裙的眼镜男审视着他们：“找谁？”
孙以明说：“你是黄小浩爸爸吧？我是贵州的。”
贵州是黄小波的老家，这会提醒对方的记忆。黄小浩是黄小波叔叔把孩子交给中间人时起的名字，他不确定这孩子还叫不叫这名字。
小浩，黄小波反复念这个名字。小浩，这是一个原本混沌的轮廓，现在一笔一画清晰起来。他长什么样呢？高个子还是矮个子？瘦子还是胖子？他会对自己笑一笑吗？黄小波的心跳得厉害。
这名某学校办公室副主任高声说：“什么贵州，什么黄小浩，不认识！”
孙以明抵住将合拢的门说：“对不起，这样很冒昧，不过，请你听我说两句话，再作决定，可不可以？”他不管对方要不要听，凑近上去低声说话。
黄小波没听清孙以明说什么。孙以明挤进门，副主任一脸狐疑地回应，摇头或点头，他们说的话已超出两句，至少有十来句了。黄小波觉得孙以明会运用一如既往的神秘方法，让事情朝着他们的计划走。
楼下传来轻快的脚步声，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跑上来，背后的书包大得惊人。他瘦高个子，皮肤很白，头发有点儿卷。他看看门外的黄小波有点儿惊讶。黄小波的脸腾地红了。
少年惊奇地说：“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门口？”
黄小波慌张地忘了他的名字，指指屋子，孙以明已进屋跟副主任说话，他们已说了二十多句话，还在说。
少年进屋把白色的跑鞋换成拖鞋，看了看跟父亲说话的孙以明，再回头看看门外的黄小波，神情漠然。
副主任对儿子喊：“每回乱扔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少年梗着脖子一脸无所谓地拖着书包进房间。黄小波心头难过，他爸爸竟然这么凶狠地对他，他平时是不是经常挨骂，饭也吃不饱，做错事还会挨打？如果真是这样，他还不如跟他们回到水丘湾，他会让爸爸妈妈好好疼他，就算非常非常宠他，他也不会有一点点儿嫉妒吃醋。黄小波忘了他爸其实对他更凶。
孙以明喊他进屋，黄小波迟疑着，低头看有点儿破的鞋头。他来的时候穿上了那双努力刷白的耐克鞋，现在鞋面发黄了。他不知该让哪一只脚先进去。副主任说进来吧，黄小波看到他嘴角温和的笑意，便进了屋。
副主任说再炒两个菜，进了厨房。黄小波小声问小浩妈妈呢，孙以明说他妈妈不在了。黄小波不明白“不在了”是指小浩妈妈死了还是走掉了，越发觉得这个哥哥可怜，虽然小浩的鞋子比他的高级，个子比他高，皮肤比他白，可他没有了妈妈——不知道他还要不要远方的另一个妈妈。
副主任把菜摆上桌，喊儿子出来。他喊了两声“明浩”。黄小波失望地想，原来他现在叫明浩而不是小浩了，不再跟自己连名了。
他想，明浩好像不用帮爸爸干活儿。他的爸妈烧菜做外卖时，他都会洗菜切菜，从来不会让爸妈忙得满头大汗而他闲着，要那样的话他每天都得挨三顿打，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要是睡觉前没帮着洗第二天要用的菜，还得额外挨一顿。看来小浩爸爸对他还是挺好的，这一想，黄小波有点儿高兴。
明浩出来，对他们清高冷淡地点个头，就自顾白吃饭。
副主任向儿子介绍，这两位是他以前的朋友和朋友儿子，来上海出差，顺便看他。明浩不感兴趣地漫应了声。
孙以明很快就找到了与这名清高而郁郁寡欢的上海少年的沟通方式——他从墙上的美国篮球明星画报上找到话语切人点。于是，他随口提起完赛不久的某场NBA常规赛，科比·布莱恩特、勒布朗·詹姆斯、詹姆斯·哈登。明浩的眼睛瞬间发亮，开始提起对球队和球星的喜恶。他一开口，就换了个人，脸蛋儿泛红，眉飞色舞，眼睛发亮，声调也高了许多。
副主任不时看看儿子，目光颇为惊诧新奇，好像没见过儿子这模样。
黄小波一直安静地吃菜，他不懂篮球，也不懂别的什么球。他悄悄地看明浩，好像要把他牢牢地装进眼睛里。他真的有一个哥哥了，一个真真实实坐在眼前有说有笑的哥哥。
很久以前，他渴望有一个哥哥。尤其与水丘湾的孩子吵嘴打架落下风时，他无比渴望有一个高大的哥哥从天而降，拔出拳头把对方揍得鼻青脸肿，头碰头脸挨脸地躺在床上吃东西翻书，一起洗那些从春天到冬天都洗不完的一大堆青菜，什么事也不用干的时候去春天的田野放风筝，他想坐风筝去远方时也不会有人嘲笑，要是有人嘲笑，哥哥会让对方闭嘴并且说风筝一定能带他们去远方的老家……他一直渴望有这样一个哥哥。很久以后他知道，他竟然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这就像他饿得要命想捏个冷饭疙瘩吃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笼又软又暄又热乎的大馒头。
除了偷偷把明浩装进眼眶，黄小波感兴趣的是桌上的菜，这倒不是他贪嘴，而是这些菜的烧法超出他的见识。父母填充在他成长记忆里的，最多的是他们在棚屋里烧菜和装上板车去工地外卖的佝偻背影。他们用粗大的铁铲在庞大的铁锅里像锄地一样炒菜，然后嗵嗵嗵倒进几口歪嘴瘪脸的锅子，那些菜形状模糊、色泽混沌，工地上的人们依然吃得津津有味。他不知道菜还能有别的烧法，比如火腿肉能切得像纸片一样薄亮，土豆像头发丝一样纤细，蛋饺像一只只精致的元宝，鸡肉做得比牛肉还要好吃，青菜绿嫩得像刚从地里摘下来……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和事。
副主任看着孙以明和儿子越来越热络地聊天，百感交集，儿子很少跟他聊这么多，他还从儿子脸上看到很久看不到的開朗。副主任与妻子结婚五年没孩子。后来妻子离开他，与别的男人生了儿子，这让他对前妻愈发心存愧疚。他见到明浩的一刻就爱上这孩子，从此成为顾家爱子的单身父亲。这么多年，他早就遗忘了明浩不是亲生儿子的事实。
可现在，两个陌生人跑过来提醒了这一残忍事实。
孙以明进门时还用带点儿威胁的语气说：“这孩子有点儿倔也有点儿傻，说要报警告父母卖孩子，这样的话，我想会有一连串麻烦找到你们。所以，我觉得还是让他看一眼吧，你说是吧？”于是，他不得不让他们留下并“看一眼”。他提出不能在明浩面前走漏一点点儿风声的要求。
副主任把火腿肉夹到黄小波的碗里，用看儿子一样的慈爱目光看他。因为爱屋及乌，他还不时端详黄小波的眉眼与儿子的相似之处。黄小波对他的慈爱目光有点儿害怕，很多年前，正是这个人让他失去了一个哥哥。如果不是他，他会有个哥哥一起吃一起玩儿一起去村外的田野放风筝或者做什么都行——可现在，他只有自己一个人，连一条狗都没有。
饭后明浩还在跟孙以明聊篮球，他为这种生疏已久的交流而兴奋，显然，他的日常生活欠缺与父亲的此类沟通。要命的是，他那爱子如命的副主任父亲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畅聊时，副主任在洗碗，黄小波坐在孙以明旁边看明浩，后者嘴里不时蹦出一些他听不懂的外国名字，没有多看他一眼，或者跟他多说一句话，这让他心里有点儿失落，有点儿酸溜溜。不过，黄小波还是很高兴，毕竟他有一个哥哥了，哪怕对方并不清楚自己意外地成了一个哥哥。
孙以明看了看手机愉快地说他们该走了，明浩失望地啊了声。
孙以明让黄小波和明浩握手告别，之前他没建议他们交流些什么。明浩笑着伸手，黄小波愣住，他不知道该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他进门时不知道迈左脚还是右脚。孙以明碰了碰他的右手，黄小波迟迟疑疑地伸出手。
两个陌生少年的手握在一起，黄小波骤然感觉到对方手掌的温润柔滑，这是一种他从来没有触摸过的感觉。这手白嫩干净细长，像女孩子的手，这手可能从来没有洗过菜，做过饭，拉过板车，抓着石子往河道打过水漂儿，抵挡过孩子们之间的打架以及父母因为不顺心而甩过来的巴掌，这是哥哥的手，哥哥就是很亲很亲可以钻一个被窝的人——可是，他很快不能再握这样的手了，不会再有这样一个哥哥了，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就像风吹过麦田一样没有了。他只是很短很短地有了一下。 黄小波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草编小鸟，放在明浩嫩白的手心。
明浩举起惊奇地看：“你编的？”
黄小波骄傲地点点头。孙以明拍拍他的肩说走吧。
明浩惊奇地叫起来：“你的眼睛怎么红了，你是不是在哭？为什么啊？”
黄小波辩解说没有，他使劲儿地眨眼，不让眼睛越来越湿润。
副主任让儿子进屋写作业，他强调说你马上要中考了，你的数学一直很伤脑筋。明浩走进房间，重重地一甩门。
副主任对孙以明说：“我想知道，这孩子跟你无亲无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有没有想过，这会给我和我儿子，还有给这个孩子制造更多的麻烦？”
孙以明说：“我没想那么多，只不过我没觉得是做错的，那就是对的，所以，我就做了。”
副主任摇摇头准备关门。明浩跑出来，把一个篮球给黄小波，说送你的。篮球上写着他的名字。黄小波接过篮球笑了。
孙以明说：“既然你喜欢科比，那应该知道一句话——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是什么样子吗？”
明浩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就转身进房间，这一回他轻轻关上门。
副主任一脸懵懂地看孙以明，后者说：“试着多了解一下你儿子喜欢的篮球，多跟他谈谈关于篮球的事，你们可能会过得很好。真的。再见！”
副主任看着这两位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消失在楼梯转角，自言自语：“洛杉矶凌晨四点？见鬼，难道要我移民美国吗？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他盯了会儿儿子的房门，醒悟过来，“不，我不可能移民，可我们必须尽快搬家了。”
4
黄小波问孙以明他们什么时候再来看明浩。孙以明知道黄小波会这么问，所以，他没让两个孩子做更多的交流。
那些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都成了不辨真假虚实的遥远过去。驱使他这么做的，可能是曾经的职业习性，可能是个人嗜好，可能什么也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没觉得是做错的，那就是对的”。可是，他并不想因此而让两个孩子之间产生不必要的勾连，这是他最初确定的不能逾越的底线。
孙以明边开车边说：“来之前我们约法三章：一、不能直接相认。二、不能要求以后再去。三、以后当这事没发生过。后来又加了三个：一、我带你出来找人，不会让你掉一根毛，除非你自己不要好。二、我只负责帮你找，不负责一定找到。就这样。”
黄小波说知道了，停了会儿说：“还有一个呢？”
孙以明说：“我记不起了。现在回去，明天再找另一个。”
黄小波摸着篮球上明浩的签名，又开朗起来。
两人回到民宿，阿郎吃饱喝足，趴在笼子里睡觉，脑袋不时惊悸几下，依然担惊受怕的样子。黄小波问阿郎怎么了，孙以明说没事，人睡着了，身上的神经以为你死了，就抖动几下防止你真死掉。黄小波说自己也常常这样。
阿郎睁开眼，惊吓地一蹿，惶恐地看着他们。
孙以明说：“你吃了人家两天饭，就不认得我了？”
黄小波说：“阿郎，我是黄小波，你家屋后的。”
阿郎有点儿羞愧，又撒娇又耍赖地呜呜叫。
孙以明说：“我还以为你成上海狗了，看不上我们乡下人了。”
黄小波说：“这叫狗眼看人低吗？”
孙以明说：“你还懂得挺多嘛。”
黄小波说：“我爸常说这话。”
孙以明掏出香肠递到阿郎面前，这是回来路上买的。阿郎嗅了嗅，犹豫不决。
民宿老板趿着拖鞋捧着保温杯过来说：“吃了一大碗上好的狗粮，还有一包牛肉，你让它还怎么吃得下？”
孙以明说：“你喂得这么好，以后我还怎么养？”
民宿老板龇着发黄的牙笑：“老实讲，土狗我一般还看不上眼，不过，你这只还蛮讨人喜欢的。你要是嫌带着麻烦，我收了。”
孙以明想过把阿郎丢了，可没想过把它交给别人。
黄小波急了：“不行，我们要带走阿郎的，不能给你。”
民宿老板说：“我小时候养过一条土狗，它们有点儿像，要不然我也不会要。”
黄小波看孙以明，脸都急红了：“你快说啊，你不会把阿郎给他。”
孙以明说：“我想想。”
回到房间，孙以明洗漱的过程中，黄小波跟在后面喋喋不休。孙以明不耐烦了，要他闭嘴，再多说一句晚上让民宿老板炖狗肉了，他才委屈地闭上嘴，后来连洗漱也不洗，直接钻进被窝睡了。他暗下决心，离开上海时非得带走阿郎不可，如果孙以明不肯，他会偷偷带阿郎离开。
第二天，孙以明和黄小波来到中山新村，两人的心凉了一大截。这个小区比他们想象中的更老旧残破，一半楼房拆了，一半人去楼空，有几个民工拎着菜进进出出。小区静寂得出鬼一般。
黄小波看着孙以明施展一如既往的神秘方法，找到几个人说话，然后回来说他另一个哥哥黄小林应该早搬走了。这是一个拆了三年的老小区，该走的早走了。黄小波看着还有几个人影儿晃动的楼房，不死心地说或许还在呢。他们仅有的线索一是名字，二是收养人家的名字，三是楼层。现在剩下的唯一线索只有楼层了。
在别人的指点下，他们找到属于这个楼层的地基。楼早拆了，地上是断垣残壁，残破的床、椅子、凳子、沙发、橱柜之类的。
黄小波低着头东张西望，踢踢断砖破椅，踢着踢着停下，盯着地面看了会儿，蹲下扒拉开几块断砖，小心翼翼地捡起一小块东西。他扯起衣角擦了擦，举起对着阳光照，眯眼看。孙以明问他发现了什么。
黄小波举到他面前，兴奋地说：“你看，你看，这是黄小林的，一定是的。”
这是一枚校徽，“中山中学”四个字，面上已磨损了。
孫以明说：“你怎么确定？”
黄小波紧紧捏着校徽，固执地说：“我相信是他的，肯定是他的，要不然我不会找到。”
孙以明说：“没错，我也相信。” 黄小波喜悦地把校徽别在衣服左上角，顺手擦了擦潮湿的眼角。校徽在阳光下折闪出一小抹亮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草编小鸟，小心地放在一块干净的砖头上。孙以明看着他做这一切。
他们在断垣残壁上坐了一会儿，黄小波想象并描述黄小林长什么样，他可能黑黑胖胖，因为黄小浩白白瘦瘦的，他需要有个黑胖的哥哥。他喜欢的可能是足球而不是篮球。他饭量惊人，力气很大，学习成绩很差。当黄小浩欺负他时黄小林会帮他，反之亦然。三兄弟在一起可能会天天打架，当然，外人欺负他们时，三兄弟会联手打得外人哭爹喊娘满地找牙——他咧开嘴笑得很得意。
回到民宿他们去看阿郎，民宿老板在跟它玩儿，他们已熟得像亲生的。
黄小波提心吊胆，好在民宿老板没问孙以明考虑得怎么样，孙以明也没提起。两人进了房间。黄小波把涌到嘴边的疑虑使劲儿咽下，唯恐一不小心说漏嘴，反而提醒了孙以明留下阿郎。
第二天，黄小波一醒来就急忙下楼，拎着铁笼不放手。民宿老板喝了口茶说，你们今天走了吗？他一点儿也没留意阿郎，好像忘了这茬事儿。黄小波点点头，一个字也没敢多说。
孙以明结好账，说还得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黄小波拎起铁笼准备上车。孙以明让他把阿郎留下，黄小波没吭声也没动。孙以明上前提铁笼，黄小波不放手。
孙以明说：“我们现在去杭州，杭州我没有熟人，没人帮我们看狗。让它留在这里。”
黄小波还是不作声也不放手。民宿老板趿着拖鞋过来，黄小波后退两步瞪着他，希望阿郎咬他一口，可不知道它会不会已经被他的糖衣炮弹给俘获了。
民宿老板把狗粮给孙以明，伸进笼子摸阿郎，说：“我小时候养过一条土狗，它们有点儿像。”他摸了两把就走开，拖鞋打在地面懒洋洋地“吧嗒、吧嗒”响。
他们在中午时到了杭州，找到那条餐饮街。不出所料，他们要找的那家米亚餐馆早就不见了。
孙以明费尽周折，打听到黄小波的姐姐黄小青当年确实由米亚餐馆老板领养，不过，三年前餐馆关门了，老板两口子带着女儿和儿子回安徽绩溪乡下了，具体地址不清楚。孙以明说他们难道还有个儿子，人家说当初领养女儿就是为了能领来儿子，他们第二年就生了儿子。
黄小波很失望。阿郎在车里待久了叫起来，黄小波也没兴趣理它了。孙以明把铁笼拎下车，拆开狗粮喂它。阿郎立刻摇头摆尾吃起来。孙以明等它吃好拎上车，对黄小波说去吃饭。黄小波都懒得应一声。
汽车开了几条街，孙以明让黄小波看窗外。黄小波抬头，发现窗外是一大片湖，一排排绿油油的柳树，湖面上游船划来划去。他不觉得有什么好看。
孙以明说：“漂亮吧，这就是西湖，多漂亮！”
黄小波当然听说过西湖，还读过西湖的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有点儿兴趣了，脸贴在车窗认真地看。孙以明放慢车速，让他看仔细。不一会儿他从后视镜看到，黄小波已扭开脸，又耷拉着脑袋。
车子开到西湖边一家园林式餐馆停下。孙以明决定破费一回。
黄小波跟着孙以明走进餐馆，他走在这个由竹子、假山、水池、回廊和音乐组成的安静空间，有点儿恍惚，一个吃饭的地方怎么可以这么讲究？在他的印象中，父母拉着板车卖快餐的工地上，有些人连饭桌都不需要，他们端着饭碗蹲在黄沙弥漫的砖头瓦砾堆上就可以吃饭，并且吃得很开心。
年轻女招待领他们走进一间靠窗的小包厢，微笑地递上菜单。她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幅画一样精致好看。孙以明让黄小波点菜，黄小波把菜单推给他。孙以明点了几个菜交给女招待，她像云一样飘走了。
黄小波打量着这个漂亮得过分的地方说：“我们，真的是来吃饭的吗？”
孙以明点点头说：“我遇到开心事的时候，就会去吃一顿好的。遇到不开心事的时候，还会去吃一顿。没有什么事是一顿好菜好饭解决不了的，真解决不了，那就两顿。”
黄小波说：“你要是天天开心，或者天天不开心，那不是能天天吃了？”
孙以明说：“是啊，所以，我是不能亏待自己的。”
女招待步履轻盈地端着菜盘过来，报菜名，帮他们布餐具。黄小波接受不了这么漂亮的姐姐帮自己布餐具，说自己会弄的。女招待抿着嘴笑。
他们开始吃菜。黄小波发现菜的颜色那么鲜亮，味道那么鲜美，比小浩家的还好吃。他偶一回头，发现女招待握着手站在边上，笑容可掬地看着他们。他惶惑地小声问孙以明，她为什么看着他们吃饭。孙以明让他别管，吃自己的。黄小波说有人盯着，他吃不下，觉得自己像偷吃。
孙以明让女招待可以走开，有事会叫她。女招待点点头准备走开。孙以明叫住问她哪儿人，女招待迟疑了下说安徽的。孙以明说绩溪吗，女招待稍稍惊奇了下说是的，她的两只手握得更紧了。
他们说话时，黄小波全神贯注地对付一只香酥蟹，嘎吱嘎吱吃得起劲儿。这蟹壳非常美味酥脆，像他很喜欢吃的焦锅巴。
孙以明的目光迅速地在女招待和黄小波之间转了几圈儿。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听出了女招待介绍菜名时的安徽口音，他有个安徽绩溪的大学同学，同窗四年口音听熟了，所以就有这一问。另一方面也是突如其来的闪念，也许可能呢。
孙以明很直接地说：“你是不是叫黄小青，是不是有个弟弟？”
女招待张大黑亮的眼睛，不再笑容可掬而是警觉，她没回答，转身离开。
黄小波从美食中抬起头，问孙以明是不是认识她。孙以明盯着女招待婀娜的身影，专注过头的样子看着有点儿色。可能认错人了。
结账的时候，黄小波掏出一只草编小鸟，跑到女招待面前，红着脸，塞到她手上就跑开了。女招待用手指尖儿提着草编小鸟，想扔掉又不好意思扔，一脸莫名其妙。孙以明想解释，后来还是什么也没说。
他們把剩下的肉骨头打包，带回给阿郎。
黄小波摸着啃骨头的阿郎说：“阿郎，我们回家了，你是水丘湾第一个进大上海的狗，回去和伙伴们说，它们准羡慕死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