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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权外交
在实施“人权外交”的国家中，由于其特殊的国际地位与思想传统，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最为引人注目。“人权外交”一词虽然尚属新生，但作为实践，该种行为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上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且已成为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一美国学者所言：“较之其他任何国家，美国政府更倾向于把外交政策和人权义务联系在一起。”[1]由此，考察“人权外交”背后的推动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认为，美国人权外交发端于伍德罗·威尔逊任期内。威尔逊政府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论及美国参战的必要时，威尔逊言称，美国必须“捍卫人类的权利”。同时，无论从威尔逊对美国的战前动员、或是其为世界提供的战后重建方案来看，对“民主”与“人权”的倡导，都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迥异于欧洲列强的明显特征。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反法西斯为目标，在国会大厦的演讲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罗斯福总统提出，人权的本质是自由和平等，而四大自由则是对人的自由权的具体描述。与威尔逊时期相比，罗斯福对于“人权”的阐述拥有了更为具体与现实的内容。美国真正明确宣布人权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并全面加以推行是在吉米·卡特总统上台后。至此，人权外交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项关键原则、一个基本方面。“民主”“人权”“自由”等美国价值观念开始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之中，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也以一种越来越正式的形式提上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议事日程，并在国际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中逐渐发展。
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
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两大动力
一、意识形态与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美国文化吸收了世界诸多文明的精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构成了美国文化的主体价值观。其中，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美国的社会思潮中占重要地位，美国人权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可见，人权外交政策无法脱离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基础。
（一）“天赋人权”的信仰
“天赋人权”思想最早源于启蒙时代的欧洲，以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及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论述为主要代表。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愿或财产。”[2]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则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人不是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3]。“天赋人权”思想虽孕育于欧洲，然而其最早得以开花结果、付诸于实践却是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上。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宣告了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美国独立革命事实上是启蒙思想应用于實践的第一次尝试。正是出于“天赋人权”的信仰，美国的建国者们赋予其自身的反抗与革命行为以正当性，“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成为美国得以建国的思想基础与重要的立国精神，并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也始终成为其国民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
具体而言，在美国的主流思想传统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是上天所赋予、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政府之所以得以成立，是源于公民自觉的权力让渡。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因而其合法性的延续也有赖于对个体公民权利的保护与尊重。由此，当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在多数美国人看来“侵犯人权”的事件时，不少美国人便倾向于认为，侵犯人权的政府便不再具有合法性，其本国人民乃至于他国政府便有理由干涉该国的政府行为，以保护作为根本的人权。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的建国历史赋予其在国际事务上“保护人权”的“天然使命感”。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独立宣言》在强调个体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同样作为“人权”的集体人权，即国家、民族的权力。即使在美国，个人权利的保障同样无法脱离国家独立的前提。既如此，我们则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为何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在面对侵犯人权的国家政府与具体事件时，美国更倾向于一种“干涉主义”的态度，强调个体权利，而对民族自决的原则以及“维护集体人权”的辩护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呢？这与存在于美国历史中的另一“情愫”，即天定命运的使命感密不可分。
（二）“天定命运”的使命感
“天定命运论”萌芽于美国独立初期。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杰弗逊就多次宣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希望”和“最强大的政府”，“已经在上帝的圣坛上发誓永远反对任何压制人类心灵的暴政”[4]。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说：“美国人将历史的发展看成一条直线，而他们自己则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列。”[5]
虽然“天定命运”的观念伴随着美国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然而其作为一种理论则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陆扩张浪潮中发展出来的。奥沙利文在美国吞并德克萨斯之后声称：“……我们毫不怀疑关于占领本大陆的‘天赋使命’”[6]，“具有无限智慧的万能的上帝已经明显地‘命定了’年富力强的美国人把他们崇高的共和制度从巴拿马传播到北极，也许还有整个南美”。[7]进入20世纪后， “天定命运论”所蕴含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土地扩张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扩张，也以多种形式出现，例如加勒比地区的“传教士外交”、一战期间的“创立民主制度的世界安全体系”的远征、二战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冷战中的反共产主义等。
除了令人自豪的“建国史”与“开拓史”，美国在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使美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增强了其“天定命运”的使命感。19世纪初期，美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短短半个世纪中，美国从一个蛮荒大陆上的新生国家迅速成长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一战期间，美国参战，步入世界舞台之初就以与“腐朽的欧洲列强”不同的面貌示人，提出了改造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全新设想。1929-1933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受到重创，然而在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下，缓解了大萧条造成的困难。直至二战爆发，美国参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又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一系列的历史都使绝大多数美国人深信，他们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与完善的制度，这一优越的制度正是他们克服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源泉与力量来源——其最核心体现即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以及对民主的尊崇。 这种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负有领导世界走向平等和正义职责的“使命感”或“天定命运观”与人权一起构成了一对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价值观念，“天定命运观”推动着人权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人权则使“天定命运观”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加深。所谓“世界秩序捣乱者”或“流氓国家”的出现，不仅被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也是对美国意识形态和道德责任的挑战。“人权外交”之所以成为使美国异于他国的一个重要特点，与美国外交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分不开的。
二、现实利益与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从美国建国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就始终贯穿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只是在不同时期因国内外环境的不同而交替地发挥作用。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因素代表了人权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对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则反映了现实主义思想对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现实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美国人虽然重视信仰，他们同样讲究实际。大量移民来到新大陆，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美国人民养成了崇尚变革创新、讲求实效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新教伦理中也包含着鼓励追求尘世幸福生活、勤俭节约、努力进取的因素。在新教的理论体系中，教徒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得救，因此，他们往往通过追求尘世的成功来证明信仰的虔诚，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这使得新教伦理和追求物质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是这种精神气质在外交方面的表现之一，他们往往清晰地看到世界的残酷斗争，认为抽象的道义原则既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也无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的现实主义思想主要源于18世纪欧洲的强权政治观，其中“均势论”是18世纪强权政治观的核心。“均势论”主张，在国际社会中，一切都是以强权斗争为实质，因此必须以强权制约强权，依靠力量的均势来维持稳定和国家独立。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都对欧洲的强权政治观有所了解，并受其影响。他们起初和杰弗逊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但随之而来的严峻的国际形势使他们很快认识到，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和利用欧洲强权政治，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服务于美国的独立事业。因此，他们从利益决定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出发，采取了一系列与欧洲外交权术类似的灵活策略，从而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为美国独立事业争取到了有利形势。这种现实主义思想对后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产生了很大影响，更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另一准则。
三、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双重驱动
通过前面对美国人权外交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作为美国外交重要手段之一的人权外交政策，是一种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战略，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的统一。
一方面，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根植于其特殊的文化与思想政治传统，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历史上，有不少国家曾经处于类似于美国的全球地位，然而很少有国家的外交政策如美国这般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课题，在别的国家也较为少见。由此，分析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不能忽视其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价值观“根治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甚至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维系美国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因而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绝不可小视。可以说，“人权捍卫者”的特质已经构成了美国的世界形象（world-wide image）与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又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例如，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有选择性地进行“人权外交”。早在人权外交政策正式出炉的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就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人权标准。到里根政府时期，在提交给国会的《人权备忘录》中也规定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人权标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适用积极的人权标准，对它们侵犯人权的行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而对美国的盟国，即使存在侵犯人权现象，也采取消极人权标准。再如，在实施人权外交的过程中，美国将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手段与人权外交手段相结合，以实现其人权外交的目的。一方面，美国将人权与经济援助挂钩，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也必须同时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抵制美国人权外交的国家，则配合武力行动以实现人权外交的目的。1983年10月，美国政府入侵格林纳达；1986年4月，美国政府派遣空军大规模轰炸利比亚；1987年10月，美国动用四艘驱逐舰击毁了伊朗的两座海上石油钻井平台；1988年7月，美国用导弹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1989年12月，美国大举入侵巴拿马，将巴拿马军队首脑诺列加劫往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使用武力就高达40多次。以上事例都说明，在实施人权外交的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存在其现实主义的一面。
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或说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二者处于一个复杂的结构之中，二者看似对立的，本质上却又是相互融合的；它们在外交政策中总是被交叉使用。或许，米尔斯海默的这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外交的特点。他说：“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当追求权力与追求法则并不冲突时，现实主义政策可以名正言顺地装点上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8]。
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困境
尽管美国的人权外交有力地促進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实现了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的统一，然而与此同时，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当的张力，这种张力导致了美国在实施人权外交政策中的困境与矛盾。
首先，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特质使美国陷入了“双重标准”的困境。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对本国和别国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尽管美国国内也存在着不少违反人权的问题，然而美国在其每年的《人权报告》白皮书中对本国存在的诸如失业、贫困、无家可归、暴力、抢劫、枪杀等人权问题从不提及，却经常批评指责别国的人权问题。第二，对美国的“盟友”和非“盟友”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美国政府在推行人权外交时，对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人权标准以服务本国的战略目标。所谓不同的国家，主要是指两类国家，即美国眼中的“盟友”国家和“非盟友”国家，在冷战时期，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其“盟友”国家中的人权问题，美国倾向于采取“视而不见”和“闻而不宣”的态度，或以“不算侵犯人权”来对待；对于“非盟友”国家，及一些具有反美情绪的国家，它们的人权问题就会被美国突出对待，甚至进行各种形式的制裁。第三，对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涉及某个国家，如果其某个历史时期的政策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利益，“人权问题”就可以被利用来指责、要挟和制裁该国；当这个国家迎合了美国政府的利益时，“人权问题”则可能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来对待，而采用激励办法。 这种以“敌我阵营”划界、实施不同的人权标准的做法虽然对美国赢得与巩固世界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却使其国际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换言之，原本作为美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权与民主价值观的吸引力受到了严重挫伤，尤其是当美国将人权外交功利性地运用作实现现实利益的手段时，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虚伪性阻碍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国内社会也涌现出不少“人权问题”，面对别国的批评，美国从来没有客观与虚心接受的态度。因而，可以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特质一方面既是美国人权外交实施的原因，同时另一方面也酝酿了美国人权外交很难摆脱的一个困境和事实：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使得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到其人权外交虚伪、自私的本质。
其次，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人权外交目标逐渐转向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人权与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在实践中却遭到不小的挫折。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宣称，美国要把民主的潮流带进21世纪，使之成为人类的政治主流。然而人类政治的现实显示的则是多样化与复杂性，美国很难把美国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不同的文明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中持续生存下来，必有其特殊的原因。美国以外的其他文明对人权都有不同的理解，美国极力推行本国的人权观，其真正目的是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强权政治。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不少的启示——尽管美国欲在中东建立民主政權、消除贫困与恐怖主义的根源，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采用军事武力等强力手段；尽管“邪恶政权”被摧毁，但所谓健全的民主、持续的和平、繁荣的经济却远未出现。相反地，美国在推广人权与民主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蛮横与武断在伊斯兰世界掀起了不小的反美风潮。在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国家也开始质疑美国以强硬手段强制推广人权与民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美国的人权外交已陷入了不小的危机。
无论是“双重标准”的困境或是“武力推广民主”的悖论，都体现出美国人权外交的危机，美国即使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即使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然而美国也远非“无所不能”，历史远未终结。一方面，保障人权、推动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在世界范围内，努力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也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另一方面，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一共同的目的，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思考与探索。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无疑需要美国的积极参与，然而及时改变方针与策略，对于美国来说或许也已是十分必要的了。美国的人权外交究竟当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进行下去，才能真正促进人权的进步，增进国际的和平？是继续推行人权外交和民主输出，坚持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战略，还是放弃这种战略，充当全球安全的保证者和共同繁荣的振兴者？事实上，真正保护人权、热爱民主的人们早已心知肚明。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理查德·福尔克.寻求主权与人权的调和 [M]//中国发展基金会主编.西方人权观与人权外交.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176.
[2] 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6.
[3]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
[4] Saul K.Padover， Thomas Jefferson on Democracy， New York， 1939： 2.
[5] 詹姆士·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
[6] Albert K.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A Study of National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3.
[7] Thomas A.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its， 1964： 226.
[8]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5.
在实施“人权外交”的国家中，由于其特殊的国际地位与思想传统，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最为引人注目。“人权外交”一词虽然尚属新生，但作为实践，该种行为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上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且已成为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一美国学者所言：“较之其他任何国家，美国政府更倾向于把外交政策和人权义务联系在一起。”[1]由此，考察“人权外交”背后的推动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认为，美国人权外交发端于伍德罗·威尔逊任期内。威尔逊政府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论及美国参战的必要时，威尔逊言称，美国必须“捍卫人类的权利”。同时，无论从威尔逊对美国的战前动员、或是其为世界提供的战后重建方案来看，对“民主”与“人权”的倡导，都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迥异于欧洲列强的明显特征。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反法西斯为目标，在国会大厦的演讲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罗斯福总统提出，人权的本质是自由和平等，而四大自由则是对人的自由权的具体描述。与威尔逊时期相比，罗斯福对于“人权”的阐述拥有了更为具体与现实的内容。美国真正明确宣布人权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并全面加以推行是在吉米·卡特总统上台后。至此，人权外交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项关键原则、一个基本方面。“民主”“人权”“自由”等美国价值观念开始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之中，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也以一种越来越正式的形式提上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议事日程，并在国际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中逐渐发展。
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
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两大动力
一、意识形态与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美国文化吸收了世界诸多文明的精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构成了美国文化的主体价值观。其中，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美国的社会思潮中占重要地位，美国人权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可见，人权外交政策无法脱离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基础。
（一）“天赋人权”的信仰
“天赋人权”思想最早源于启蒙时代的欧洲，以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及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论述为主要代表。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愿或财产。”[2]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则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人不是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3]。“天赋人权”思想虽孕育于欧洲，然而其最早得以开花结果、付诸于实践却是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上。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宣告了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美国独立革命事实上是启蒙思想应用于實践的第一次尝试。正是出于“天赋人权”的信仰，美国的建国者们赋予其自身的反抗与革命行为以正当性，“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成为美国得以建国的思想基础与重要的立国精神，并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也始终成为其国民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
具体而言，在美国的主流思想传统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是上天所赋予、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政府之所以得以成立，是源于公民自觉的权力让渡。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因而其合法性的延续也有赖于对个体公民权利的保护与尊重。由此，当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在多数美国人看来“侵犯人权”的事件时，不少美国人便倾向于认为，侵犯人权的政府便不再具有合法性，其本国人民乃至于他国政府便有理由干涉该国的政府行为，以保护作为根本的人权。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的建国历史赋予其在国际事务上“保护人权”的“天然使命感”。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独立宣言》在强调个体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同样作为“人权”的集体人权，即国家、民族的权力。即使在美国，个人权利的保障同样无法脱离国家独立的前提。既如此，我们则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为何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在面对侵犯人权的国家政府与具体事件时，美国更倾向于一种“干涉主义”的态度，强调个体权利，而对民族自决的原则以及“维护集体人权”的辩护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呢？这与存在于美国历史中的另一“情愫”，即天定命运的使命感密不可分。
（二）“天定命运”的使命感
“天定命运论”萌芽于美国独立初期。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杰弗逊就多次宣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希望”和“最强大的政府”，“已经在上帝的圣坛上发誓永远反对任何压制人类心灵的暴政”[4]。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说：“美国人将历史的发展看成一条直线，而他们自己则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列。”[5]
虽然“天定命运”的观念伴随着美国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然而其作为一种理论则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陆扩张浪潮中发展出来的。奥沙利文在美国吞并德克萨斯之后声称：“……我们毫不怀疑关于占领本大陆的‘天赋使命’”[6]，“具有无限智慧的万能的上帝已经明显地‘命定了’年富力强的美国人把他们崇高的共和制度从巴拿马传播到北极，也许还有整个南美”。[7]进入20世纪后， “天定命运论”所蕴含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土地扩张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扩张，也以多种形式出现，例如加勒比地区的“传教士外交”、一战期间的“创立民主制度的世界安全体系”的远征、二战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冷战中的反共产主义等。
除了令人自豪的“建国史”与“开拓史”，美国在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使美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增强了其“天定命运”的使命感。19世纪初期，美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短短半个世纪中，美国从一个蛮荒大陆上的新生国家迅速成长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一战期间，美国参战，步入世界舞台之初就以与“腐朽的欧洲列强”不同的面貌示人，提出了改造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全新设想。1929-1933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受到重创，然而在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下，缓解了大萧条造成的困难。直至二战爆发，美国参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又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一系列的历史都使绝大多数美国人深信，他们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与完善的制度，这一优越的制度正是他们克服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源泉与力量来源——其最核心体现即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以及对民主的尊崇。 这种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负有领导世界走向平等和正义职责的“使命感”或“天定命运观”与人权一起构成了一对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价值观念，“天定命运观”推动着人权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人权则使“天定命运观”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加深。所谓“世界秩序捣乱者”或“流氓国家”的出现，不仅被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也是对美国意识形态和道德责任的挑战。“人权外交”之所以成为使美国异于他国的一个重要特点，与美国外交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分不开的。
二、现实利益与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从美国建国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就始终贯穿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只是在不同时期因国内外环境的不同而交替地发挥作用。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因素代表了人权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对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则反映了现实主义思想对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现实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美国人虽然重视信仰，他们同样讲究实际。大量移民来到新大陆，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美国人民养成了崇尚变革创新、讲求实效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新教伦理中也包含着鼓励追求尘世幸福生活、勤俭节约、努力进取的因素。在新教的理论体系中，教徒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得救，因此，他们往往通过追求尘世的成功来证明信仰的虔诚，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这使得新教伦理和追求物质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是这种精神气质在外交方面的表现之一，他们往往清晰地看到世界的残酷斗争，认为抽象的道义原则既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也无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的现实主义思想主要源于18世纪欧洲的强权政治观，其中“均势论”是18世纪强权政治观的核心。“均势论”主张，在国际社会中，一切都是以强权斗争为实质，因此必须以强权制约强权，依靠力量的均势来维持稳定和国家独立。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都对欧洲的强权政治观有所了解，并受其影响。他们起初和杰弗逊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但随之而来的严峻的国际形势使他们很快认识到，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和利用欧洲强权政治，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服务于美国的独立事业。因此，他们从利益决定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出发，采取了一系列与欧洲外交权术类似的灵活策略，从而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为美国独立事业争取到了有利形势。这种现实主义思想对后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产生了很大影响，更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另一准则。
三、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双重驱动
通过前面对美国人权外交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作为美国外交重要手段之一的人权外交政策，是一种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战略，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的统一。
一方面，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根植于其特殊的文化与思想政治传统，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历史上，有不少国家曾经处于类似于美国的全球地位，然而很少有国家的外交政策如美国这般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课题，在别的国家也较为少见。由此，分析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不能忽视其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价值观“根治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甚至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维系美国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因而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绝不可小视。可以说，“人权捍卫者”的特质已经构成了美国的世界形象（world-wide image）与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又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例如，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有选择性地进行“人权外交”。早在人权外交政策正式出炉的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就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人权标准。到里根政府时期，在提交给国会的《人权备忘录》中也规定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人权标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适用积极的人权标准，对它们侵犯人权的行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而对美国的盟国，即使存在侵犯人权现象，也采取消极人权标准。再如，在实施人权外交的过程中，美国将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手段与人权外交手段相结合，以实现其人权外交的目的。一方面，美国将人权与经济援助挂钩，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也必须同时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抵制美国人权外交的国家，则配合武力行动以实现人权外交的目的。1983年10月，美国政府入侵格林纳达；1986年4月，美国政府派遣空军大规模轰炸利比亚；1987年10月，美国动用四艘驱逐舰击毁了伊朗的两座海上石油钻井平台；1988年7月，美国用导弹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1989年12月，美国大举入侵巴拿马，将巴拿马军队首脑诺列加劫往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使用武力就高达40多次。以上事例都说明，在实施人权外交的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存在其现实主义的一面。
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或说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二者处于一个复杂的结构之中，二者看似对立的，本质上却又是相互融合的；它们在外交政策中总是被交叉使用。或许，米尔斯海默的这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外交的特点。他说：“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当追求权力与追求法则并不冲突时，现实主义政策可以名正言顺地装点上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8]。
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困境
尽管美国的人权外交有力地促進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实现了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的统一，然而与此同时，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当的张力，这种张力导致了美国在实施人权外交政策中的困境与矛盾。
首先，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特质使美国陷入了“双重标准”的困境。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对本国和别国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尽管美国国内也存在着不少违反人权的问题，然而美国在其每年的《人权报告》白皮书中对本国存在的诸如失业、贫困、无家可归、暴力、抢劫、枪杀等人权问题从不提及，却经常批评指责别国的人权问题。第二，对美国的“盟友”和非“盟友”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美国政府在推行人权外交时，对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人权标准以服务本国的战略目标。所谓不同的国家，主要是指两类国家，即美国眼中的“盟友”国家和“非盟友”国家，在冷战时期，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其“盟友”国家中的人权问题，美国倾向于采取“视而不见”和“闻而不宣”的态度，或以“不算侵犯人权”来对待；对于“非盟友”国家，及一些具有反美情绪的国家，它们的人权问题就会被美国突出对待，甚至进行各种形式的制裁。第三，对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涉及某个国家，如果其某个历史时期的政策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利益，“人权问题”就可以被利用来指责、要挟和制裁该国；当这个国家迎合了美国政府的利益时，“人权问题”则可能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来对待，而采用激励办法。 这种以“敌我阵营”划界、实施不同的人权标准的做法虽然对美国赢得与巩固世界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却使其国际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换言之，原本作为美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权与民主价值观的吸引力受到了严重挫伤，尤其是当美国将人权外交功利性地运用作实现现实利益的手段时，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虚伪性阻碍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国内社会也涌现出不少“人权问题”，面对别国的批评，美国从来没有客观与虚心接受的态度。因而，可以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特质一方面既是美国人权外交实施的原因，同时另一方面也酝酿了美国人权外交很难摆脱的一个困境和事实：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使得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到其人权外交虚伪、自私的本质。
其次，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人权外交目标逐渐转向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人权与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在实践中却遭到不小的挫折。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宣称，美国要把民主的潮流带进21世纪，使之成为人类的政治主流。然而人类政治的现实显示的则是多样化与复杂性，美国很难把美国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不同的文明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中持续生存下来，必有其特殊的原因。美国以外的其他文明对人权都有不同的理解，美国极力推行本国的人权观，其真正目的是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强权政治。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不少的启示——尽管美国欲在中东建立民主政權、消除贫困与恐怖主义的根源，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采用军事武力等强力手段；尽管“邪恶政权”被摧毁，但所谓健全的民主、持续的和平、繁荣的经济却远未出现。相反地，美国在推广人权与民主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蛮横与武断在伊斯兰世界掀起了不小的反美风潮。在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国家也开始质疑美国以强硬手段强制推广人权与民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美国的人权外交已陷入了不小的危机。
无论是“双重标准”的困境或是“武力推广民主”的悖论，都体现出美国人权外交的危机，美国即使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即使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然而美国也远非“无所不能”，历史远未终结。一方面，保障人权、推动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在世界范围内，努力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也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另一方面，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一共同的目的，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思考与探索。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无疑需要美国的积极参与，然而及时改变方针与策略，对于美国来说或许也已是十分必要的了。美国的人权外交究竟当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进行下去，才能真正促进人权的进步，增进国际的和平？是继续推行人权外交和民主输出，坚持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战略，还是放弃这种战略，充当全球安全的保证者和共同繁荣的振兴者？事实上，真正保护人权、热爱民主的人们早已心知肚明。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魏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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