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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4-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历时两天的本轮对话中，两国有关部门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对话成果達26个。这样大规模、涉及多个部门、议题广泛的对话不仅是中美展开战略对话以来空前，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说明中美在增进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对话确实比对抗好
2005年，中美间建立了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两大对话机制。2009年，中美政府决定将两大对话机制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的规格和效率大大提高，战略性的比重也加大了。中美之间对话的举办和成果的取得，缘于中美对全球化时代诸多重大问题的共同关切和通过有效合作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相互间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形势下，中美对话具有世界性影响。中美关系被很多媒体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在防扩散、全球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政治和安全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而在经济领域，两个经济大国的利益矛盾相互交错，难解难分，影响着21世纪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两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伴随着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很多问题上，中美双方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能够坐在一起谈，谈得下去，谈出成果，关键在于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相互之间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不断增强互信基础。在坚持各自原则的基础上，更多地理解对方的立场，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所言，美国对中国“说教”的态度发生转变，双方摆出和解姿态。
在本轮对话中，双方坐在一起，对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许多问题开诚布公、坦诚相见地交换看法，理性地进行讨论，凸显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平台作为双方对话、交流、沟通渠道的价值和意义。如同温家宝总理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国务卿希拉里等美方主要代表时所说的：“对话确实比对抗好。”
理性看待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是历次中美战略对话的热门话题，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也不例外。金融危机夺去了很多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创下26年来的新高。美国国内要求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呼声强烈。许多人认为本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会就此展开冲突不可避免。
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试图将国内的经济矛盾归结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的根源又是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他们指控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导致美国对华巨额逆差，宣称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推动美国出口增加，增加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美国国会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也不断给美国政府施压。3月15日，美国众议员迈克·米肖(Mike Michaud)在其个人网站上张贴了一封美国130名美国议员联名写给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lhner)和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的信函，信中敦促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立即采取行动，解决中国“操纵汇率”问题。
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人民币如何及何时升值，应由中国当局决定，而中国会就本国最佳利益去决定人民币汇价政策，但容许汇率反映市场力量是重要的。同时他也表示，中国当局明白人民币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对全球的影响。盖特纳的表态使一部分人感到意外。
为什么人们预期中的冲突没有出现呢?因为美国人心里很清楚，人民币汇率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并非所有美国人都真的相信压人民币升值能拯救美国的就业。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19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升值的人民币：不会使美国企业受益》的文章指出：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按贸易额加权计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为10％，那么中国出口总额只会减少2％。从2005年到2008年的上一轮人民币升值远没有给出口商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根据美国资本经济咨询公司的数据，虽然当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但中国玩具和纺织品出口商在美国和欧洲的利润率和市场份额却都在上升。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警告说，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恢复美国前几年因为廉价进口产品而损失的就业岗位，“这是一种谬论。生产会转移到下一个成本最低的制造中心，也许是在亚洲的某个地方，但绝对不会是美国。”在美国市场生活用品大量出自中国的情况下，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未必能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美国大量消费品价格上涨，不仅使美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还要冒老百姓消费水平下降的风险。
以上的分析，还是站在美国人立场上的理性思考。而现实中，人民币汇率造成贸易逆差的说法原本就是靠不住的。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进出口额的55.2％由外资企业完成；其中55.9％的出口是外资企业实现的。尽管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83％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和75％的电子产品出口均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其中出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中，90％以上是外资企业主导。2007年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一台由苹果公司开发的售价299美元、30G容量的ipod音乐播放器，其中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设在海外的苹果公司及零售商能够获得设计和营销费用163美元。负责制造和出口零部件到中国的亚洲国家获得了132美元，中国企业仅仅获得4美元组装费用。然而，中国每向美国出口一台组装完成的ipod，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增加150美元。显然，中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帮助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削减了成本，增加了利润，而中国企业却为区区4美元收入要承担巨大的“逆差”责任。
与迫使人民币升值相比，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在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贸易和投资及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方面达成的共识更加理性和切合实际。中国承诺，将实施促进消费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进行结构改革来保障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不断扩大的拉动作用。美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从保持总体需求和支持就业，转向减少中期联邦财政赤字，和保证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双方将共同努力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以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增长。
中美双方同意加强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美方欢迎外国资本投资美国金融业，承诺对中资银行、证券和基金管理公司适用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审慎监管标准。双方还同意加强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合作。
本轮对话中，美国表示，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 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点使许多专家都感到突然，因为中美双方关于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谈判，已经谈了6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经常被美国人当做手中的一张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也是每年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较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如果兑现承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待遇，这在美中贸易关系中应该是一个巨大进步。
聚焦新能源经济
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中美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达成的共识及建立的工作机制。在对话达成的26项成果中，涉及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与清洁能源相关的项目有13项，比重占到50％。
双方签署了《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屋APl000核反应堆核安全合作备忘录》、《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美国国务院中美页岩气资源工作组工作计划》、《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国国务院关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实施的谅解备忘录》等关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文件；宣布成立绿色合作伙伴计划联合秘书处，并启动新一轮的绿色合作伙伴结对工作；欢迎在落实《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同意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重申对《哥本哈根协议》的支持，宣布中国国家发改委和美国环保局将履行对2009年11月《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合作备忘录》的承诺，并拟在一个月之内举行会议启动实施；同意就短寿命温室气体启动讨论，等等。
涉及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的项目占到如此大的比例，说明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首先，中美都是能源消耗大国，传统能源消耗已不能满足维持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的5％，却消耗了全球石油量的24％。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的研究报告(简称BP统计)，美国在2006年一共消耗了9.388亿吨石油，相當于全球的24.1％，大大超过第二名的中国(3.498亿吨)，大约是日本(2.35亿吨)的4倍。2006年，美国每天进口1361.2万桶石油，相当于全球总进口量的25.9％(BP统计2007)。在世界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前总统布什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表达了对能源安全的忧虑：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的能源依靠进口石油，这种依靠使得美国的经济更容易受到敌对政权和恐怖分子的破坏。他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能源消耗大国，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9)统计资料计算，2005年中国每生产1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折合标准油7.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7倍、低收入国家的0.81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41倍、高收入国家的4 75倍。在未来20年，中国能源需求预计仍将增长，能源安全问题也十分突出。
其次，中美都面临着转变增长模式的问题。转变增长方式，节能降耗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根据“十一五”规划，中国单位GDP能耗五年要下降20％左右。“十一五”前四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4.38％，节能减排的任务仍然很重。金融危机使美国靠金融服务业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遭到强烈挑战。奥巴马在竞选时承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这种增长将为广大中产阶级带来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平。这种模式历史上曾经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奥巴马公布了一项扩大出口的计划，宣称在五年内将美国出口提高一倍。奥巴马把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寄托在新兴的清洁能源产业上。奥巴马希望造就一个产值达数十万亿美元的新型产业，大量增加国内就业需求，拉动美国经济再次崛起，使美国再次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
再次，中美能源合作空间巨大。放眼未来世界，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赢得了今后发展的主动权。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在2020年前将碳强度(即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05年削减40％至45％的承诺，只有依靠大量采用新能源技术才能实现。美国早就看好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2009年访华前表示，“清洁能源将推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比单独行动要好得多。通过互惠互利，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减少环境污染，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也说，随着中国遭遇气候挑战，美国绿色科技企业有望抓住机遇填补需求，既能为美国创造就业，又能为中国解决污染问题，着实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可能还有助于解决双方争论多年的美国对中国放松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等问题。
当然，中美之间存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对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从战略和长远角度出发，认清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照顾彼此关切，全面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不仅符合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的26项成果，真实体现了对话的主题“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责任编辑：刘娟娟)
对话确实比对抗好
2005年，中美间建立了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两大对话机制。2009年，中美政府决定将两大对话机制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的规格和效率大大提高，战略性的比重也加大了。中美之间对话的举办和成果的取得，缘于中美对全球化时代诸多重大问题的共同关切和通过有效合作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相互间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形势下，中美对话具有世界性影响。中美关系被很多媒体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在防扩散、全球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政治和安全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而在经济领域，两个经济大国的利益矛盾相互交错，难解难分，影响着21世纪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两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伴随着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很多问题上，中美双方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能够坐在一起谈，谈得下去，谈出成果，关键在于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相互之间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不断增强互信基础。在坚持各自原则的基础上，更多地理解对方的立场，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所言，美国对中国“说教”的态度发生转变，双方摆出和解姿态。
在本轮对话中，双方坐在一起，对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许多问题开诚布公、坦诚相见地交换看法，理性地进行讨论，凸显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平台作为双方对话、交流、沟通渠道的价值和意义。如同温家宝总理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国务卿希拉里等美方主要代表时所说的：“对话确实比对抗好。”
理性看待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是历次中美战略对话的热门话题，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也不例外。金融危机夺去了很多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创下26年来的新高。美国国内要求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呼声强烈。许多人认为本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会就此展开冲突不可避免。
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试图将国内的经济矛盾归结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的根源又是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他们指控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导致美国对华巨额逆差，宣称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推动美国出口增加，增加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美国国会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也不断给美国政府施压。3月15日，美国众议员迈克·米肖(Mike Michaud)在其个人网站上张贴了一封美国130名美国议员联名写给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lhner)和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的信函，信中敦促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立即采取行动，解决中国“操纵汇率”问题。
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人民币如何及何时升值，应由中国当局决定，而中国会就本国最佳利益去决定人民币汇价政策，但容许汇率反映市场力量是重要的。同时他也表示，中国当局明白人民币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对全球的影响。盖特纳的表态使一部分人感到意外。
为什么人们预期中的冲突没有出现呢?因为美国人心里很清楚，人民币汇率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并非所有美国人都真的相信压人民币升值能拯救美国的就业。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19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升值的人民币：不会使美国企业受益》的文章指出：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按贸易额加权计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为10％，那么中国出口总额只会减少2％。从2005年到2008年的上一轮人民币升值远没有给出口商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根据美国资本经济咨询公司的数据，虽然当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但中国玩具和纺织品出口商在美国和欧洲的利润率和市场份额却都在上升。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警告说，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恢复美国前几年因为廉价进口产品而损失的就业岗位，“这是一种谬论。生产会转移到下一个成本最低的制造中心，也许是在亚洲的某个地方，但绝对不会是美国。”在美国市场生活用品大量出自中国的情况下，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未必能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美国大量消费品价格上涨，不仅使美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还要冒老百姓消费水平下降的风险。
以上的分析，还是站在美国人立场上的理性思考。而现实中，人民币汇率造成贸易逆差的说法原本就是靠不住的。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进出口额的55.2％由外资企业完成；其中55.9％的出口是外资企业实现的。尽管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83％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和75％的电子产品出口均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其中出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中，90％以上是外资企业主导。2007年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一台由苹果公司开发的售价299美元、30G容量的ipod音乐播放器，其中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设在海外的苹果公司及零售商能够获得设计和营销费用163美元。负责制造和出口零部件到中国的亚洲国家获得了132美元，中国企业仅仅获得4美元组装费用。然而，中国每向美国出口一台组装完成的ipod，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增加150美元。显然，中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帮助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削减了成本，增加了利润，而中国企业却为区区4美元收入要承担巨大的“逆差”责任。
与迫使人民币升值相比，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在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贸易和投资及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方面达成的共识更加理性和切合实际。中国承诺，将实施促进消费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进行结构改革来保障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不断扩大的拉动作用。美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从保持总体需求和支持就业，转向减少中期联邦财政赤字，和保证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双方将共同努力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以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增长。
中美双方同意加强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美方欢迎外国资本投资美国金融业，承诺对中资银行、证券和基金管理公司适用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审慎监管标准。双方还同意加强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合作。
本轮对话中，美国表示，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 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点使许多专家都感到突然，因为中美双方关于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谈判，已经谈了6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经常被美国人当做手中的一张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也是每年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较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如果兑现承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待遇，这在美中贸易关系中应该是一个巨大进步。
聚焦新能源经济
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中美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达成的共识及建立的工作机制。在对话达成的26项成果中，涉及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与清洁能源相关的项目有13项，比重占到50％。
双方签署了《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屋APl000核反应堆核安全合作备忘录》、《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美国国务院中美页岩气资源工作组工作计划》、《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国国务院关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实施的谅解备忘录》等关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文件；宣布成立绿色合作伙伴计划联合秘书处，并启动新一轮的绿色合作伙伴结对工作；欢迎在落实《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同意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重申对《哥本哈根协议》的支持，宣布中国国家发改委和美国环保局将履行对2009年11月《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合作备忘录》的承诺，并拟在一个月之内举行会议启动实施；同意就短寿命温室气体启动讨论，等等。
涉及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的项目占到如此大的比例，说明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首先，中美都是能源消耗大国，传统能源消耗已不能满足维持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的5％，却消耗了全球石油量的24％。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的研究报告(简称BP统计)，美国在2006年一共消耗了9.388亿吨石油，相當于全球的24.1％，大大超过第二名的中国(3.498亿吨)，大约是日本(2.35亿吨)的4倍。2006年，美国每天进口1361.2万桶石油，相当于全球总进口量的25.9％(BP统计2007)。在世界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前总统布什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表达了对能源安全的忧虑：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的能源依靠进口石油，这种依靠使得美国的经济更容易受到敌对政权和恐怖分子的破坏。他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能源消耗大国，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9)统计资料计算，2005年中国每生产1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折合标准油7.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7倍、低收入国家的0.81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41倍、高收入国家的4 75倍。在未来20年，中国能源需求预计仍将增长，能源安全问题也十分突出。
其次，中美都面临着转变增长模式的问题。转变增长方式，节能降耗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根据“十一五”规划，中国单位GDP能耗五年要下降20％左右。“十一五”前四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4.38％，节能减排的任务仍然很重。金融危机使美国靠金融服务业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遭到强烈挑战。奥巴马在竞选时承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这种增长将为广大中产阶级带来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平。这种模式历史上曾经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奥巴马公布了一项扩大出口的计划，宣称在五年内将美国出口提高一倍。奥巴马把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寄托在新兴的清洁能源产业上。奥巴马希望造就一个产值达数十万亿美元的新型产业，大量增加国内就业需求，拉动美国经济再次崛起，使美国再次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
再次，中美能源合作空间巨大。放眼未来世界，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赢得了今后发展的主动权。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在2020年前将碳强度(即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05年削减40％至45％的承诺，只有依靠大量采用新能源技术才能实现。美国早就看好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2009年访华前表示，“清洁能源将推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比单独行动要好得多。通过互惠互利，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减少环境污染，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也说，随着中国遭遇气候挑战，美国绿色科技企业有望抓住机遇填补需求，既能为美国创造就业，又能为中国解决污染问题，着实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可能还有助于解决双方争论多年的美国对中国放松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等问题。
当然，中美之间存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对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从战略和长远角度出发，认清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照顾彼此关切，全面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不仅符合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的26项成果，真实体现了对话的主题“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