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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汪伪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建立以来,对其统治下的沦陷区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以南京市区为代表的各沦陷区民众面对压迫与奴役,纷纷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反抗,使得汪伪政权的统治遭遇困难,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汪伪沦陷区;南京;民众自发斗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50-03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名义粉末登场,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对汪伪政府的成立表示支持。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建立起来的汪伪政权替日本帝国主义维持统治,镇压和奴役中国人民,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
汪伪政权的统治范围虽然包括苏、浙、皖大部,沪、宁两市,以及湘、赣、鄂、豫的小部分地区,但由于它实际上只是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各种汉奸势力的联合体,与汪伪政权组成的同时,原先北平、上海的“临时”“维新”两政府名义上虽然被取消,但以地位特殊为借口,其实体依然存在。由此可见,在汪伪政府的各辖区之中,其各项政策能得到深入贯彻,产生较为直接和明显不利影响,使百姓深受其害的非其都城南京莫属了。鉴于此,本文对汪伪沦陷区民众自发斗争的特点和作用的分析,选择南京市区作为典型代表。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在南京布置的潜伏组织与人员都已撤离南京,而中国共产党尚未派遣人员潜入南京,饱经血泪苦难的数十万南京市民在这段时间内,失去了中国政府和抗日政党的组织领导,只能以自然的市井形态去面对日本占领军。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始终没有丧失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各种形式的自发斗争。
“不合作运动”和“消极之抵抗”是沦陷区人民采取的非直接斗争的抗争方式。“不合作运动”的具体体现为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有识之士宁可失业挨饿,也不为日伪当局做事。原中央大学教授王瀣,便是一位在日伪统治时期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日伪摧眉折腰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不合作”之外,南京广大市民还以其他种种“消极之抵抗”的方式与日伪当局进行斗争。如在铁路运输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南京三路一厂的工人们,他们斗争的主要方法就是消极怠工。三条铁路的工人们提出的口号是:“磨洋工,混饭吃,不给日本人卖命。”在日伪严酷统治下的南京民众,虽手无寸铁,却做到了重庆中国国民政府所希望的:“不为利诱,不为威屈,造成强固之不合作运动,以为消极之抵抗。”
在南京民众与日伪进行不屈斗争的同时,南京文艺界人士也以戏剧等形式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如在1943年组建的“南社”、1944年秋成立“洪流剧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以戏剧形式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日本宣布投降,日伪的统治结束。正是这种文艺形式的爱国宣传活动,让抵抗中的南京民众在精神上得到了鼓舞,他们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更为可贵的是,除了非直接的斗争方式外,有少数的南京市民勇敢地选择了奋起反抗与主动斗争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浦口营的三次暴动。第一次暴动发生于1942年8月19日,战俘们事前经过秘密串联,制定了在收工点名时夺取卫兵武器、然后冲出战俘营栅门、趁黑夜逃走的计划,这次暴动虽然没有完全成功,战俘牺牲者众多,但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那些后来的广大战俘,暴动消息传到南京与华中各地,在沦陷区的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与影响,重庆与延安的媒体也都做了报道,进一步引起抗战区军民对南京沦陷区人民的关注与思念。1943年4月,浦口战俘营的战俘们又勇敢地举行了第二次暴动,这次暴动采取了隐蔽进行的方式,但结果也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逃出了虎口,获得了自由。第三次暴动发生于1944年2月,这是规模最大的也是计划作为周详的一次暴动,但却在进行的过程中临时出现了意外事件,使暴动计划实施出现了差错,暴动人员行动步调不一致,在对日军袭击与肉搏时,被日军各个击破,暴动的战俘当场被打死100多人,被抓回100多人,但仍有100多名战俘终于冲了出去,获得了自由,这是获救人数最多的一次暴动。浦口战俘营的战俘连续不断、前仆后继的暴动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使日方当局深感震惊与惶恐。
从对以上南京市民的自发斗争史实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汪伪沦陷区人民自发斗争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斗争性质的自卫性与正义性 。南京市民的自发斗争都是在身受压迫的前提下,为保护自身的生命、合法财产及正当权益被迫进行的。汪伪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还都”南京,实际上表明以南京为中心的汪伪沦陷区已经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必要利用傀儡政权对殖民地的财产进行搜刮、对殖民地的人民进行统治、对殖民地的人民反抗斗争进行镇压,而这一切无一例外地会损害沦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日本侵略者的非正义入侵利用伪政权的残暴统治,决定了在其统治下以南京为中心的沦陷区人民的自发斗争具有自卫性与正义性。
(2)斗争形式的多样性。前文叙述了南京市民的三种不同的反抗方式,即“不合作运动”“消极之抵抗”和“直接反抗斗争”。汪伪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授意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对象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产业工人、有高级知识分子、有极具创造热情的文艺界艺术家、还有集中营中的战俘等等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在出身、所受教育程度和所能采取的最大反抗措施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理所当然地采取力所能及的斗争方式,从而形成民众自发斗争的多样性特点。
(3)斗争的无组织性与无领导性。从南京市民的自发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情况下既没有具体的组织、计划,也没有具体的领导机构,完全是凭借着个人或部分群众的反抗热情盲目的进行,如在铁路运输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南京三路一厂的工人们,他们的斗争就反映出这个特点,这也是汪伪政权统治下几乎所有沦陷区民众自发斗争的一个特点。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具有组织与领导能力的政党还没来得及进入这些地区,毫无斗争经验的各沦陷区民众也只能是以自然的市井形式去面对日本占领军及其庇佑下的汪伪政权。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尤其是直接斗争经验地积累,自发斗争的民众们逐渐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去进行反抗。
(4)斗争结局的惨淡性。在众多的民众自发斗争中,虽有少部分采取了积极的直接斗争的反抗方式,但其结局往往是惨淡的。如浦口战俘集中营的三次暴动,第一次暴动,几百名战俘只有32名成功逃离,第二次暴动中,也只有几个人逃出虎口,第三次暴动虽然经过详细的组织策划但也只有100多名战俘获得了自由。这仅仅不到两百名战俘的获救则是以成百上千名战俘的牺牲为代价的。由于在日伪的严密统治下,民众缺乏斗争经验和外界支援,又没有有力的领导核心,所以其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然的。
虽然汪伪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尤其是直接反抗斗争在结局上往往差强人意,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
首先,汪伪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斗争,虽然大多不是直接的武装斗争,但是通过这些斗争,使其扶植下的伪政权在沦陷区的统治遭遇困难,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时后方”得不到稳定,从而势必影响其在前线的作战和部署。如“不合作运动”中的典型代表原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瀣,就不受汪伪政府的胁迫,宁愿饿死也不担任伪中央大学的教授,让伪政府在假惺惺的督办教育之路上遭遇挫折。又如“消极之抵抗”中的工人们,他们利用消极怠工的办法,使得日伪控制下的工厂工作效率低下,加重了日军物资供应不足的困境。而沦陷区民众斗争中存在的少数的直接斗争,如魏特琳女士日记中所记载的在南京城西区的中国居民秘密处决一个日本士兵的事件,这些行动毫无疑问对于消灭日军,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汪伪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为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打奠定了基础。如南京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就为1940年6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建立地下组织、领导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各地的民众在斗争中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在斗争的同时积累了斗争的经验、磨炼了斗争的意志、增强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有利于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再次,汪伪沦陷区人民在及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斗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与抵抗意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抗日军民。如浦口战俘营的三次暴动,战俘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不仅使日方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惧,对南京、华中占领区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在危难中顽强不屈、奋起拼搏。
汪伪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是抗战时期全中国所有沦陷区民众自发斗争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抗战时期中国所有沦陷区民众自发斗争的特点和作用,除此之外,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自发斗争中看到中国普通民众的伟大力量,可以看到令我们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民族精神,更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必将立于不败之地的缘由所在。
参考文献:
[1]经盛鸿.不屈的南京民众 [J].历史学研究,2005.
[2]经盛鸿.南京沦陷八年史(下)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关键词:汪伪沦陷区;南京;民众自发斗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50-03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名义粉末登场,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对汪伪政府的成立表示支持。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建立起来的汪伪政权替日本帝国主义维持统治,镇压和奴役中国人民,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
汪伪政权的统治范围虽然包括苏、浙、皖大部,沪、宁两市,以及湘、赣、鄂、豫的小部分地区,但由于它实际上只是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各种汉奸势力的联合体,与汪伪政权组成的同时,原先北平、上海的“临时”“维新”两政府名义上虽然被取消,但以地位特殊为借口,其实体依然存在。由此可见,在汪伪政府的各辖区之中,其各项政策能得到深入贯彻,产生较为直接和明显不利影响,使百姓深受其害的非其都城南京莫属了。鉴于此,本文对汪伪沦陷区民众自发斗争的特点和作用的分析,选择南京市区作为典型代表。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在南京布置的潜伏组织与人员都已撤离南京,而中国共产党尚未派遣人员潜入南京,饱经血泪苦难的数十万南京市民在这段时间内,失去了中国政府和抗日政党的组织领导,只能以自然的市井形态去面对日本占领军。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始终没有丧失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各种形式的自发斗争。
“不合作运动”和“消极之抵抗”是沦陷区人民采取的非直接斗争的抗争方式。“不合作运动”的具体体现为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有识之士宁可失业挨饿,也不为日伪当局做事。原中央大学教授王瀣,便是一位在日伪统治时期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日伪摧眉折腰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不合作”之外,南京广大市民还以其他种种“消极之抵抗”的方式与日伪当局进行斗争。如在铁路运输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南京三路一厂的工人们,他们斗争的主要方法就是消极怠工。三条铁路的工人们提出的口号是:“磨洋工,混饭吃,不给日本人卖命。”在日伪严酷统治下的南京民众,虽手无寸铁,却做到了重庆中国国民政府所希望的:“不为利诱,不为威屈,造成强固之不合作运动,以为消极之抵抗。”
在南京民众与日伪进行不屈斗争的同时,南京文艺界人士也以戏剧等形式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如在1943年组建的“南社”、1944年秋成立“洪流剧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以戏剧形式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日本宣布投降,日伪的统治结束。正是这种文艺形式的爱国宣传活动,让抵抗中的南京民众在精神上得到了鼓舞,他们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更为可贵的是,除了非直接的斗争方式外,有少数的南京市民勇敢地选择了奋起反抗与主动斗争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浦口营的三次暴动。第一次暴动发生于1942年8月19日,战俘们事前经过秘密串联,制定了在收工点名时夺取卫兵武器、然后冲出战俘营栅门、趁黑夜逃走的计划,这次暴动虽然没有完全成功,战俘牺牲者众多,但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那些后来的广大战俘,暴动消息传到南京与华中各地,在沦陷区的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与影响,重庆与延安的媒体也都做了报道,进一步引起抗战区军民对南京沦陷区人民的关注与思念。1943年4月,浦口战俘营的战俘们又勇敢地举行了第二次暴动,这次暴动采取了隐蔽进行的方式,但结果也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逃出了虎口,获得了自由。第三次暴动发生于1944年2月,这是规模最大的也是计划作为周详的一次暴动,但却在进行的过程中临时出现了意外事件,使暴动计划实施出现了差错,暴动人员行动步调不一致,在对日军袭击与肉搏时,被日军各个击破,暴动的战俘当场被打死100多人,被抓回100多人,但仍有100多名战俘终于冲了出去,获得了自由,这是获救人数最多的一次暴动。浦口战俘营的战俘连续不断、前仆后继的暴动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使日方当局深感震惊与惶恐。
从对以上南京市民的自发斗争史实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汪伪沦陷区人民自发斗争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斗争性质的自卫性与正义性 。南京市民的自发斗争都是在身受压迫的前提下,为保护自身的生命、合法财产及正当权益被迫进行的。汪伪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还都”南京,实际上表明以南京为中心的汪伪沦陷区已经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必要利用傀儡政权对殖民地的财产进行搜刮、对殖民地的人民进行统治、对殖民地的人民反抗斗争进行镇压,而这一切无一例外地会损害沦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日本侵略者的非正义入侵利用伪政权的残暴统治,决定了在其统治下以南京为中心的沦陷区人民的自发斗争具有自卫性与正义性。
(2)斗争形式的多样性。前文叙述了南京市民的三种不同的反抗方式,即“不合作运动”“消极之抵抗”和“直接反抗斗争”。汪伪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授意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对象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产业工人、有高级知识分子、有极具创造热情的文艺界艺术家、还有集中营中的战俘等等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在出身、所受教育程度和所能采取的最大反抗措施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理所当然地采取力所能及的斗争方式,从而形成民众自发斗争的多样性特点。
(3)斗争的无组织性与无领导性。从南京市民的自发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情况下既没有具体的组织、计划,也没有具体的领导机构,完全是凭借着个人或部分群众的反抗热情盲目的进行,如在铁路运输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南京三路一厂的工人们,他们的斗争就反映出这个特点,这也是汪伪政权统治下几乎所有沦陷区民众自发斗争的一个特点。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具有组织与领导能力的政党还没来得及进入这些地区,毫无斗争经验的各沦陷区民众也只能是以自然的市井形式去面对日本占领军及其庇佑下的汪伪政权。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尤其是直接斗争经验地积累,自发斗争的民众们逐渐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去进行反抗。
(4)斗争结局的惨淡性。在众多的民众自发斗争中,虽有少部分采取了积极的直接斗争的反抗方式,但其结局往往是惨淡的。如浦口战俘集中营的三次暴动,第一次暴动,几百名战俘只有32名成功逃离,第二次暴动中,也只有几个人逃出虎口,第三次暴动虽然经过详细的组织策划但也只有100多名战俘获得了自由。这仅仅不到两百名战俘的获救则是以成百上千名战俘的牺牲为代价的。由于在日伪的严密统治下,民众缺乏斗争经验和外界支援,又没有有力的领导核心,所以其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然的。
虽然汪伪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尤其是直接反抗斗争在结局上往往差强人意,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
首先,汪伪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斗争,虽然大多不是直接的武装斗争,但是通过这些斗争,使其扶植下的伪政权在沦陷区的统治遭遇困难,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时后方”得不到稳定,从而势必影响其在前线的作战和部署。如“不合作运动”中的典型代表原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瀣,就不受汪伪政府的胁迫,宁愿饿死也不担任伪中央大学的教授,让伪政府在假惺惺的督办教育之路上遭遇挫折。又如“消极之抵抗”中的工人们,他们利用消极怠工的办法,使得日伪控制下的工厂工作效率低下,加重了日军物资供应不足的困境。而沦陷区民众斗争中存在的少数的直接斗争,如魏特琳女士日记中所记载的在南京城西区的中国居民秘密处决一个日本士兵的事件,这些行动毫无疑问对于消灭日军,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汪伪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为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打奠定了基础。如南京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就为1940年6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建立地下组织、领导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各地的民众在斗争中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在斗争的同时积累了斗争的经验、磨炼了斗争的意志、增强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有利于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再次,汪伪沦陷区人民在及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斗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与抵抗意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抗日军民。如浦口战俘营的三次暴动,战俘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不仅使日方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惧,对南京、华中占领区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在危难中顽强不屈、奋起拼搏。
汪伪沦陷区民众的自发斗争是抗战时期全中国所有沦陷区民众自发斗争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抗战时期中国所有沦陷区民众自发斗争的特点和作用,除此之外,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自发斗争中看到中国普通民众的伟大力量,可以看到令我们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民族精神,更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必将立于不败之地的缘由所在。
参考文献:
[1]经盛鸿.不屈的南京民众 [J].历史学研究,2005.
[2]经盛鸿.南京沦陷八年史(下)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