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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翻译是学术的延伸，且与某一学科的命运息息相关。从一鳞半爪的西方传播学译文到系统介绍传播学知识的译著，再到氣势恢宏的煌煌译丛，学术翻译与中国传播学之间的良好互动，呈现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学科版图的依次铺排，见证了批判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等对传统的经验学派这一主流范式的冲击，有效拓展了传播学的学术空间，也促发了新知识的中国化、本土化进程。
【关 键 词】学术翻译；传播学；学科版图；学术空间
【作者单位】李思乐，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学术翻译往往可以带动大量学术作品的出版，从而改变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生态。作为舶来品，传播学从西方到中国的“理论旅行”自然离不开学术翻译，离不开公开出版的传播学译著。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话语脱胎于西方传播学理论，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理论的宏观把握和传播概念的精确掌控也都是从翻译开始的。甚至可以说，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初期，译者的学术视野和出版社的学术嗅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的研究取向、研究旨趣和传播学的知识版图。有研究显示，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传播学方面的译著104种，占专著出版总量的18%”[1]。在这30年里，每一部新译著的出版，都可能促成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改变传播学的理论谱系，抑或成为大陆传播学领域的经典启蒙之作。在这30年里，众多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大量传播学译丛，甚至成为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如果说“对‘Mass Communication’的首次汉译标志着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那么大量译著的出版则代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蓬勃生命力[1]。
一、启蒙性译著：传播学知识版图的开拓者
对西方传播学的引入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改革开放以后，张隆栋、郑北谓、陈韵昭等学者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后改为《世界新闻事业》）、《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期刊上或摘译，或编译，或选译西方传播学者的文章，成为使传播学进入中国的旗帜性人物。
随着施拉姆访华与其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学术影响力，施拉姆和波特所著的《传播学概论》成为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传播学译著，帮助彼时的中国学者确立了对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认知框架。之后直到1992年，冠之以概论、理论、通论等的传播学启蒙性译著占到了这一时期译著的三分之一[2]。由于研究视域的局限，当时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导致很多研究者认为大众传播学就是传播学。
1989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克莱恩科的《人际交往和理解》是已知最早的人际传播方面的译著。之后，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罗洛夫的《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等译著相继问世。这些译著的出版使人际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打破了大众传播学独霸传播学的局面。据统计，1978年至2008年间， 大陆共出版相关译著55本[1]。
2000年以后，组织传播学著作如米勒的《组织传播》（第二版）、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相继在中国出版。这些译著的面世，使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渐臻完备。
有关学者早期基于研究旨趣所翻译的著作很有可能成为传播学某一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如卜卫翻译的《电视的影响与儿童电视病》（美国学者穆迪）就开启了我国青少年与媒介使用的研究；李晨辉编译的《美国大众传播学教育概况》介绍了31所美国高校的大众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状况，成为中国早期系统介绍美国大众传播学教育的著作；曾静生等翻译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切特罗姆）是中国引进的首部传播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著作。
黄旦和丁未对1984年至2002年间的54部传播学译著的统计显示，原作者为美国学者的超过了四分之三[2]。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传统的经验学派在当时业已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1989年，黄煜等学者翻译的《权力的媒介》（赫伯特·阿特休尔），以及两年后何道宽翻译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论》（麦克卢汉）的出版，标志着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等正式进入大陆传播学的学术场域，从而拓宽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边界。
二、经典性译著：传播学研究的奠基者
西方传播学早就实现了学科化，在各个阶段都有大量专著出现，被译介到中国的只是一小部分，且受到译者的学术兴趣、赞助人、出版商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中的所谓经典并非单纯指原著在母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抑或译本更为“信、达、雅”，而是着重强调该译著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所享有的公认的学术影响力。
作为美国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施拉姆是中国传播学的引路人，跟随者众多。其著作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于1973年出版，1982年该书重新出版时，书名改为了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该书从新的视角审视所有的人类传播，打破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界限，扫除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区隔，凸显了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重视。1984年，该书由陈亮等人翻译出版后，随即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和奠基之作。余也鲁先生是施拉姆的学生，也是传播学进入中国的见证者和领路人。他早年就将该著作翻译为《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由香港海天书楼出版，几年之后大陆的中国展望出版社才发行其译本。施拉姆著述甚多，很多都被译成中文，如1990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促进了我国的发展传播学研究。
赛弗林和坦卡特（又译为赛佛林和坦卡德）合著的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系统介绍了重要的传播理论及其衍变，还融入了方法论等新内容，深受美国及国内学生欢迎，成为大陆最权威的教材之一。陈韵昭首先将其翻译成中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此后，传播学者郭镇之对其进行了重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后来联合郭镇之推出该书的最新版也是最后一版——第五版。 除了以上两本传播学通论，以下三本译著即祝建华和武伟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麦奎尔和温德尔），杜力平翻译的《大众传播学诸论》（德弗勒和洛基奇），以及崔保国等人翻译的《麥奎尔大众传播理论》（麦奎尔）都成为影响深远的西方经典传播学教材。这些大众传播教材的出现，表明中国传播学界已经将大众传播与传播学进行了切割。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出版专著《无声的语言》，首次将跨文化与传播两词并置，无意间开启了跨文化传播学的书写。霍尔洞见深刻，视野宽阔，有诸多理论创新。跨文化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实现学科化后，由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何道宽先生介绍到国内。该著作被刘建荣首先翻译成中文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后，随即成为跨文化与人际传播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侯勇和翻译家何道宽曾先后重译该书。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首部译著应该是陈南于1988年翻译出版的萨默瓦经典之作——《跨文化传通》，该教材每隔三四年就再版一次，一直是美国跨文化传播教育最热门的教材之一。由于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已然到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热度也日益增长。
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一代宗师，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冷热媒介”等颠覆性观点，对中国媒介研究者而言极具冲击性，这些观点便来自其著作《理解媒介》。该书一共有三个英文版，译者都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媒介环境学派研究者何道宽教授。数十年来，他“出版译著70余部，其中新闻传播学译著居多，已发表相关论文40多篇，两者相加逾1800万字”，将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家如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作品一网打尽，为该学派进入中国、推动相关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3]。《理解媒介》的三个版本在1998年至2005年间CSSCI所有传播学类著作中引用率高达“810次，是被引率最高的传播学译著”[3]。
三、大型译丛：传播学学术共同体锻造者
早在1997年，传播学家潘忠党就曾提议系统翻译理论名著、实证研究经典和全面勾勒学科领域的论著和论文集的主张，得到张国良等一批专家的积极响应[1]。第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率先推出《传播与文化译丛》。1998年可以称为新闻传播学译丛出版元年，因为进入新世纪后，各大出版社争相推出新闻传播学类译著，形成了一股出版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国内先后共有近20个系列的译丛问世。除了早期的佼佼者华夏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新锐后来居上，策划出版了大量译著。成建制的译丛代替单打独斗式的翻译，标志着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承认，逐渐由学术边缘向学术中心转移。这些译著几乎涉及传播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为传播学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集中推出经典教材翻译版，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华夏出版社从1999年便开始推出《现代传播译丛·高校经典教材译丛》。这套丛书译著有限，虽仅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等12本教材，但注重借鉴美国大众传播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兼顾国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媒介研究等。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的重镇，中国人民大学为了让其培养的新闻人才更加适应中国入世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出版社从2003年起便陆续推出40多本美国新闻传播经典教材，几乎涵盖了新闻传播学的各个重要领域，堪称引进教材之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传播学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初期引进了《创造性的编辑》《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克莱普纳广告教程》等新闻实践课程，实现了与美国新闻应用型课程的有效对接。从2004年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分别推出了《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和《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虽然数量不多，但视角独特，且译介了日本、英国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教材。巧合的是，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不同译者翻译的《传播法：自由、限制与现代媒介》（泽莱兹尼）。
2.先后推出相似主题译丛，原著选择多元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第一个推出新闻传播类译丛的出版社。其出版的《传播与文化译丛》早在1998年就推出了美国肯尼斯·博克等所著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和大卫·宁等所著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该套丛书选题广泛，既涉及普通传播理论、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又包含了修辞学和电影研究。华夏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共12本译著，“集中反映围绕大众媒介及其生产的研究，所选书目为西方大众传播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学科的代表作”，如美国本土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凯瑞的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及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等都依托该丛书出版[4]。商务印书馆于2000年推出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则专攻英美文化研究，既囊括了英国文化研究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做文化的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等经典著作，还涉及媒介文化和通俗文化研究。该译丛选题精准，译著数量众多，视野宏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文化研究。其实，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0年和2001年也推出过《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出版了克雷克的《时装的面貌》、蒙福德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等，也有不错的学术口碑。
此外，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都推出了自己的媒介系列译丛，选题视角亦有不同。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的“媒介文化系列”将一大批英国、法国和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尚未被译介到中国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将《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等一批孕育经典传播理论的原著翻译到国内；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媒介译丛》则主要集中于广播电视领域。
3.译著出版逐渐精细化，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新华出版社曾邀请英、美等国的多名教授精心遴选20余部著作，并进行翻译，即《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涉及传播理论、法规、媒体实务及媒介经营等，既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这样的学术专著，又有像《新闻报道与写作》这样的经典教材。像新华出版社这种大杂烩式、全覆盖式的学术出版已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落窠臼，不但推出了《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的大师经典系列，将传播学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人的著作翻译出版，还分别推出了《传播与社会变迁译丛》和《文化创意产业译丛》，将反映媒介与社会的互动的《电话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产业相关书籍如《艺术文化经济学》等一类著作译成中文。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也从2005年开始出版《国外传媒经营管理经典译丛》，陆续推出《传媒所有权》《传媒社会学》等，侧面反映了传媒产业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则从2007开始推出《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连续出版了由何道宽翻译的波兹曼、林文刚等人的作品，将伊尼斯、麦克卢汉之后的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介绍到国内。
四、结语
传播学进入中国初期，每一篇关于西方传播学的译文、每一部新的译著都可能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译文、译著的出版犹如甘冽的泉水滋润了早期研究者们干涸的心田，建构了他们对传播学的认知，为推动传播学学科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可否认，当时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译者的学术视野、出版社的出版动机等都对译著的出版有莫大的影响。术语和人名的任意、不规范翻译甚至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时引发学术争鸣，甚至阻碍原著在中国的传播。学术翻译的不平衡还会导致研究的偏向，以至于早期的“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5]。大量引进的传播学教材也使“国人的许多传播学论文引证教材而不是专著的居多”[6]。 传播学进入中国已近40年，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仍然没有过时。舶来的传播学仍需摆脱对学术翻译的路径依赖，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怡红，胡翼青. 中国传播学30年[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2]黄旦，丁未. 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5（2）：23-30.
[3]宋晓舟，林大津. 学术翻译与中国媒介环境学的发展——何道宽教授访谈录[J]. 国际新闻界，2016（9）：6-19.
[4]复兴. 国内首套大型传播研究学术专著译丛“传播·文化·社会”出版[J]. 新闻大学，2003（4）：79.
[5]刘海龙. 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J]. 国际新闻界，2006（5）：5-11.
[6]陈力丹.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 国际新闻界，2005（5）：20-23.
【关 键 词】学术翻译；传播学；学科版图；学术空间
【作者单位】李思乐，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学术翻译往往可以带动大量学术作品的出版，从而改变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生态。作为舶来品，传播学从西方到中国的“理论旅行”自然离不开学术翻译，离不开公开出版的传播学译著。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话语脱胎于西方传播学理论，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理论的宏观把握和传播概念的精确掌控也都是从翻译开始的。甚至可以说，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初期，译者的学术视野和出版社的学术嗅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的研究取向、研究旨趣和传播学的知识版图。有研究显示，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传播学方面的译著104种，占专著出版总量的18%”[1]。在这30年里，每一部新译著的出版，都可能促成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改变传播学的理论谱系，抑或成为大陆传播学领域的经典启蒙之作。在这30年里，众多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大量传播学译丛，甚至成为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如果说“对‘Mass Communication’的首次汉译标志着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那么大量译著的出版则代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蓬勃生命力[1]。
一、启蒙性译著：传播学知识版图的开拓者
对西方传播学的引入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改革开放以后，张隆栋、郑北谓、陈韵昭等学者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后改为《世界新闻事业》）、《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期刊上或摘译，或编译，或选译西方传播学者的文章，成为使传播学进入中国的旗帜性人物。
随着施拉姆访华与其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学术影响力，施拉姆和波特所著的《传播学概论》成为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传播学译著，帮助彼时的中国学者确立了对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认知框架。之后直到1992年，冠之以概论、理论、通论等的传播学启蒙性译著占到了这一时期译著的三分之一[2]。由于研究视域的局限，当时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导致很多研究者认为大众传播学就是传播学。
1989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克莱恩科的《人际交往和理解》是已知最早的人际传播方面的译著。之后，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罗洛夫的《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等译著相继问世。这些译著的出版使人际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打破了大众传播学独霸传播学的局面。据统计，1978年至2008年间， 大陆共出版相关译著55本[1]。
2000年以后，组织传播学著作如米勒的《组织传播》（第二版）、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相继在中国出版。这些译著的面世，使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渐臻完备。
有关学者早期基于研究旨趣所翻译的著作很有可能成为传播学某一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如卜卫翻译的《电视的影响与儿童电视病》（美国学者穆迪）就开启了我国青少年与媒介使用的研究；李晨辉编译的《美国大众传播学教育概况》介绍了31所美国高校的大众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状况，成为中国早期系统介绍美国大众传播学教育的著作；曾静生等翻译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切特罗姆）是中国引进的首部传播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著作。
黄旦和丁未对1984年至2002年间的54部传播学译著的统计显示，原作者为美国学者的超过了四分之三[2]。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传统的经验学派在当时业已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1989年，黄煜等学者翻译的《权力的媒介》（赫伯特·阿特休尔），以及两年后何道宽翻译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论》（麦克卢汉）的出版，标志着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等正式进入大陆传播学的学术场域，从而拓宽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边界。
二、经典性译著：传播学研究的奠基者
西方传播学早就实现了学科化，在各个阶段都有大量专著出现，被译介到中国的只是一小部分，且受到译者的学术兴趣、赞助人、出版商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中的所谓经典并非单纯指原著在母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抑或译本更为“信、达、雅”，而是着重强调该译著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所享有的公认的学术影响力。
作为美国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施拉姆是中国传播学的引路人，跟随者众多。其著作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于1973年出版，1982年该书重新出版时，书名改为了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该书从新的视角审视所有的人类传播，打破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界限，扫除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区隔，凸显了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重视。1984年，该书由陈亮等人翻译出版后，随即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和奠基之作。余也鲁先生是施拉姆的学生，也是传播学进入中国的见证者和领路人。他早年就将该著作翻译为《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由香港海天书楼出版，几年之后大陆的中国展望出版社才发行其译本。施拉姆著述甚多，很多都被译成中文，如1990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促进了我国的发展传播学研究。
赛弗林和坦卡特（又译为赛佛林和坦卡德）合著的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系统介绍了重要的传播理论及其衍变，还融入了方法论等新内容，深受美国及国内学生欢迎，成为大陆最权威的教材之一。陈韵昭首先将其翻译成中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此后，传播学者郭镇之对其进行了重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后来联合郭镇之推出该书的最新版也是最后一版——第五版。 除了以上两本传播学通论，以下三本译著即祝建华和武伟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麦奎尔和温德尔），杜力平翻译的《大众传播学诸论》（德弗勒和洛基奇），以及崔保国等人翻译的《麥奎尔大众传播理论》（麦奎尔）都成为影响深远的西方经典传播学教材。这些大众传播教材的出现，表明中国传播学界已经将大众传播与传播学进行了切割。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出版专著《无声的语言》，首次将跨文化与传播两词并置，无意间开启了跨文化传播学的书写。霍尔洞见深刻，视野宽阔，有诸多理论创新。跨文化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实现学科化后，由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何道宽先生介绍到国内。该著作被刘建荣首先翻译成中文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后，随即成为跨文化与人际传播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侯勇和翻译家何道宽曾先后重译该书。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首部译著应该是陈南于1988年翻译出版的萨默瓦经典之作——《跨文化传通》，该教材每隔三四年就再版一次，一直是美国跨文化传播教育最热门的教材之一。由于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已然到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热度也日益增长。
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一代宗师，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冷热媒介”等颠覆性观点，对中国媒介研究者而言极具冲击性，这些观点便来自其著作《理解媒介》。该书一共有三个英文版，译者都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媒介环境学派研究者何道宽教授。数十年来，他“出版译著70余部，其中新闻传播学译著居多，已发表相关论文40多篇，两者相加逾1800万字”，将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家如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作品一网打尽，为该学派进入中国、推动相关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3]。《理解媒介》的三个版本在1998年至2005年间CSSCI所有传播学类著作中引用率高达“810次，是被引率最高的传播学译著”[3]。
三、大型译丛：传播学学术共同体锻造者
早在1997年，传播学家潘忠党就曾提议系统翻译理论名著、实证研究经典和全面勾勒学科领域的论著和论文集的主张，得到张国良等一批专家的积极响应[1]。第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率先推出《传播与文化译丛》。1998年可以称为新闻传播学译丛出版元年，因为进入新世纪后，各大出版社争相推出新闻传播学类译著，形成了一股出版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国内先后共有近20个系列的译丛问世。除了早期的佼佼者华夏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新锐后来居上，策划出版了大量译著。成建制的译丛代替单打独斗式的翻译，标志着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承认，逐渐由学术边缘向学术中心转移。这些译著几乎涉及传播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为传播学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集中推出经典教材翻译版，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华夏出版社从1999年便开始推出《现代传播译丛·高校经典教材译丛》。这套丛书译著有限，虽仅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等12本教材，但注重借鉴美国大众传播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兼顾国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媒介研究等。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的重镇，中国人民大学为了让其培养的新闻人才更加适应中国入世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出版社从2003年起便陆续推出40多本美国新闻传播经典教材，几乎涵盖了新闻传播学的各个重要领域，堪称引进教材之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传播学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初期引进了《创造性的编辑》《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克莱普纳广告教程》等新闻实践课程，实现了与美国新闻应用型课程的有效对接。从2004年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分别推出了《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和《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虽然数量不多，但视角独特，且译介了日本、英国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教材。巧合的是，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不同译者翻译的《传播法：自由、限制与现代媒介》（泽莱兹尼）。
2.先后推出相似主题译丛，原著选择多元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第一个推出新闻传播类译丛的出版社。其出版的《传播与文化译丛》早在1998年就推出了美国肯尼斯·博克等所著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和大卫·宁等所著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该套丛书选题广泛，既涉及普通传播理论、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又包含了修辞学和电影研究。华夏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共12本译著，“集中反映围绕大众媒介及其生产的研究，所选书目为西方大众传播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学科的代表作”，如美国本土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凯瑞的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及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等都依托该丛书出版[4]。商务印书馆于2000年推出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则专攻英美文化研究，既囊括了英国文化研究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做文化的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等经典著作，还涉及媒介文化和通俗文化研究。该译丛选题精准，译著数量众多，视野宏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文化研究。其实，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0年和2001年也推出过《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出版了克雷克的《时装的面貌》、蒙福德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等，也有不错的学术口碑。
此外，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都推出了自己的媒介系列译丛，选题视角亦有不同。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的“媒介文化系列”将一大批英国、法国和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尚未被译介到中国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将《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等一批孕育经典传播理论的原著翻译到国内；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媒介译丛》则主要集中于广播电视领域。
3.译著出版逐渐精细化，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新华出版社曾邀请英、美等国的多名教授精心遴选20余部著作，并进行翻译，即《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涉及传播理论、法规、媒体实务及媒介经营等，既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这样的学术专著，又有像《新闻报道与写作》这样的经典教材。像新华出版社这种大杂烩式、全覆盖式的学术出版已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落窠臼，不但推出了《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的大师经典系列，将传播学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人的著作翻译出版，还分别推出了《传播与社会变迁译丛》和《文化创意产业译丛》，将反映媒介与社会的互动的《电话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产业相关书籍如《艺术文化经济学》等一类著作译成中文。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也从2005年开始出版《国外传媒经营管理经典译丛》，陆续推出《传媒所有权》《传媒社会学》等，侧面反映了传媒产业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则从2007开始推出《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连续出版了由何道宽翻译的波兹曼、林文刚等人的作品，将伊尼斯、麦克卢汉之后的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介绍到国内。
四、结语
传播学进入中国初期，每一篇关于西方传播学的译文、每一部新的译著都可能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译文、译著的出版犹如甘冽的泉水滋润了早期研究者们干涸的心田，建构了他们对传播学的认知，为推动传播学学科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可否认，当时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译者的学术视野、出版社的出版动机等都对译著的出版有莫大的影响。术语和人名的任意、不规范翻译甚至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时引发学术争鸣，甚至阻碍原著在中国的传播。学术翻译的不平衡还会导致研究的偏向，以至于早期的“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5]。大量引进的传播学教材也使“国人的许多传播学论文引证教材而不是专著的居多”[6]。 传播学进入中国已近40年，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仍然没有过时。舶来的传播学仍需摆脱对学术翻译的路径依赖，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怡红，胡翼青. 中国传播学30年[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2]黄旦，丁未. 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5（2）：23-30.
[3]宋晓舟，林大津. 学术翻译与中国媒介环境学的发展——何道宽教授访谈录[J]. 国际新闻界，2016（9）：6-19.
[4]复兴. 国内首套大型传播研究学术专著译丛“传播·文化·社会”出版[J]. 新闻大学，2003（4）：79.
[5]刘海龙. 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J]. 国际新闻界，2006（5）：5-11.
[6]陈力丹.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 国际新闻界，2005（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