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提琴家杜普蕾与“硬化症”抗争的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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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绝症,没有特效药,也没有谁能预测疾病的进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行动、语言甚至呼吸,被一点点地蚕食、吞噬。
  杰奎琳·杜普蕾是英格兰300年来最杰出的演奏家之一,她拥有最罕见的才华,糅合了精辟独到和完全本能的强烈直觉。她从小就展露出过人的天赋,这把和她身高一样的大提琴她用来却得心应手,她将踏进命中注定的世界。1971年,她罹患一种罕见的病——综合硬化症,手指开始失去知觉,1973年仅仅28岁时,无奈别离了挚爱的音乐舞台,退出乐坛。之后她试图教授音乐,但最终病情加重,于1987年10月19日病逝于伦敦家中,享年42岁,过早地归于沉寂。
  17岁就在伦敦开演奏会
  杰奎琳·杜普蕾1945年出生于英国牛津,她幼年在唱歌、跳舞方面的天赋,是遗传自她的母亲,但是杜普蕾还没有特别的专长,直到她4岁时第一次在收音机里听到大提琴的声音。当时她非常喜欢,就跟妈妈要能发出这种声音的东西,妈妈答应了,给了她一把大大的大提琴,还专门给她写些曲子。杜普蕾说:“一开始我基本上不会拉大提琴,妈妈就先给我写一些小曲子,然后加上词,在乐谱的背面她画上漂亮的图,来解释这些曲子。她在我睡觉的时候做这些,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等待黎明的到来,因为我一觉醒来就会发现这些美丽的东西正等着我,所以我对大提琴才这么热爱。”
  后来,母亲为杜普蕾请了一位老师一威廉·皮利斯。从师不到一年,杜普蕾就成为宝贵的史姬雅奖最年轻的竞争者,当时评审小组的主席是约翰·巴比罗利。据约翰·巴比罗利说:“我记得很清楚,杜普蕾是第4个上台的,评審小组其中一个主要同事是莱昂内尔·特蒂斯,一位非常出色的英国音乐家,我记得杜普蕾演奏了大概两三分钟,我转过头对莱昂内尔说:“就是她了。”能有幸目睹这样一朵精彩、美妙自然的大提琴天才之花,是我最美好的经历,这是音乐之花,也是精神之花。也许有人会觉得她还太过稚嫩,但我已经深深爱上她了。因为当你还年轻,所有的门都向你敞开,但是要找出你在以后岁月的那扇门却不容易,而杜普蕾却找到了,她确实找到了。”
  在17岁以前,杜普蕾囊括了大提琴大部分已设的奖项,其中包括女王奖以及古班德·夏利华尔兹奖,17岁时,她觉得是时候在伦敦开演奏会了。1962年,杜普蕾首次演出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在伦敦节日音乐厅,她以独特的演奏开场,由BBC管弦乐团伴奏,当时的指挥是鲁道夫·施瓦兹,同年,她和母亲一起录制了一个电视演奏会,她的权威从此确立。
  大提琴是她最好的朋友
  年轻的杜普蕾在音乐事业上一帆风顺,爱情的到来也为她的艺术生涯增添了传奇的一笔。杜普蕾与巴伦伯伊姆的结合成就了一对相互爱慕的情侣,也造就了乐坛上的一对名副其实的金童玉女似的神话。杜普蕾和巴伦伯伊姆的音乐共鸣,以及在创作中非凡的乐趣,很快就把他们拉到了一起,他们买下了几乎所有的大提琴和钢琴曲谱。他们第一次合作公开演出时,出色地演奏了贝多芬的作品,他们还为皇家交响乐协会举行了第一场管弦乐音乐会,然后为美国音乐协会录制了海顿和帕格尼尼的协奏曲。在他们订婚后不久,以色列人受到战争的威胁。杜普蕾和巴伦伯依姆都对局势非常关心,但过了很久,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一切都还平静,直到他们接到了从以色列打来的电话,父母以为当晚会开战,事实上,当时离开战还有10天,巴伦伯伊姆想也不想就准备要回去,杜普蕾也毅然跟随他一同回去。她要与他一起共同进退,他们在大家以为的战争前夕到达,其实一切都还好,没有战争的痕迹,但局势很紧张,他们想做点什么,于是就开始举行音乐会。巴伦伯依姆指挥兼弹钢琴,他们演奏舒曼的曲子。当时有很好的演奏氛围,因为这些音乐正是当时所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杜普蕾发现她的手有时候不听使唤,甚至握不住琴弓,眼睛有时候也会看不清东西。她开始变得越来越敏感,脆弱,更多的时候,她觉得莫名的孤独和无助,她担心即将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大提琴和她心爱的人。
  一直到17岁时,大提琴都是杰奎琳·杜普蕾最好的朋友。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独自走进自己世界时的感觉。那是她美丽的秘密,大提琴虽然没有生命,却可以让她倾诉悲伤和难题,它真是有求必应。有一天,伦敦的一位提琴商查尔斯·比尔送给了杜普蕾一把名琴。这把琴造于1712年,在纽约保存了35年,在此之前,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优秀的提琴手大卫多夫也曾用过。这把琴经过20次修改,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它的扬声系统非常优秀,是一把很棒的琴。
  悲喜从幼年就埋下种子
  不为公众所知的那个杜普蕾,一生的悲喜其实是从幼年就埋下了种子的。杜普蕾生于音乐世家,身为音乐教授的母亲,在发现天才、培养天才方面,本身就是个天才。她为杜普蕾量身打造了成功的阶梯,那样循循善诱,那样体贴入微。杜普蕾什么都不必想,什么都不必做,只需要兀自沉醉在音乐的醇酒里就好了。有谁能相信,在舞台上收放自如的音乐家杰奎琳·杜普雷,无论到哪里巡回演出,都会把包裹一个接一个地寄回家——里面没有礼物,只是所有的换洗衣服,连袜子也不能幸免。这个习惯,杜普蕾终生未改。
  后来与音乐家丹尼尔·巴伦伯伊姆的联姻,使杜普蕾人格上的障碍终于酿成了一杯酸酒,让这对令外人艳羡的金童玉女喝得苦不堪言。雪片一般的演出邀约,与丈夫生活习惯的巨大冲突,都让杜普蕾无所适从:母亲、师长成功地教会了她拉琴、演出,唯独没有教会她该怎样生活,怎样在外界与内心的双重压力下如常人一般地生活。
  病魔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入侵她娇弱的躯体的。连她的至亲好友也说不清楚,对于杜普蕾而言,心灵与肉体的煎熬,究竟谁先谁后,或者,互为因果?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绝症,没有特效药,也没有谁能预测疾病的进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杜普蕾的行动、语言甚至呼吸,被一点点地蚕食、吞噬。在公众场合,杜普蕾是与病魔抗争到底的斗士,是为慈善事业筹集资金的招牌,是喜欢煽情的媒体的宠儿;回到家,她却堕入了深深的绝望,她的脆弱与骄傲,加上桀骜不驯的性情,最终使得任何人都与她亲近不得。鲜花和不幸是同时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家庭的。杜普蕾的母亲在去世前的13年里成了可怜的替罪羊,她遭到了世人的批评,有人认为她早年的教育给了杜普蕾太大的压力。
  邢大军据《家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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