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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纠缠了几年之后，人们对它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颇感意外，发展到今天的泰然处之，“民工荒”本身也不再是新鲜的词儿。
然而，“民工荒”似乎远不满足于寓居沿海，其势力范围在悄无声息中已经扩张到了中西部地区，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有报道称，就连安徽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开始为“民工荒”困扰了，如今该省农民工缺口达30多万人。而且，多方信息显示，“民工荒”不但规模在扩大，而且其持续时间也在延长，成为众多企业挥之不去的阴影。
悲喜两重天
“民工荒”以排山倒海之势掩盖了“民工潮”，走入大众视野之初，就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面对挥之不去的顽疾，众口不一。
有人说，“民工荒”是个好兆头，应该乐观看待。
民工不再甘做廉价劳动力，证明民工的维权意识已经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付出劳动获得报酬的同时，还想学到知识、掌握技能，他们要求加班加点时得到合理的报酬，要求居住环境得到改善，要求丰富自己的休息时间，要求企业为自己的身体安全提供保障，要求企业尊重他们的尊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了打工生活更快乐，他们开始对企业进行最基本的评估，开始“用脚投票”，开始大声索要拖欠的工资，开始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
“民工荒”，出现在城市，却能折射出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到来，针对“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产品价格上涨、免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粮食最低收购，种粮补贴等措施，让农民增收减负，农民的生活状况明显好于从前。外出打工的人把算盘一打，发现在家种地不但生活可以丰衣足食，而且免去了外出打工的漂泊之痛。权衡之下，很多农民放弃了远离妻儿老小外出打工的念头，让自己的劳动再次倾注田野之上，回归质朴的乡村生活，分享新农村的果实。
所有这些，都在“民工荒”背后，让人惊喜，让人欣慰。
然而，换个角度思考，“民工荒”让劳动管理部门感到意外和头痛，也不无根据。沿海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没了这些劳动力，这些企业将遭遇灾难性的打击。岗位空缺，工厂无法照常开工，这对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来说，是很大的经济损失。广东省去年六成企业严重缺工，平均每1.5个岗位争夺一名求职者，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流失，技术工人每新招一人的同时流失0.67人。据有关人士预计，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缺口将持续扩大。
就连国外媒体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用工短缺问题，去年的《印度时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做了题为《民工荒会将死中国吗？》和《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会导致贸易移位》的文章，纷纷指出劳动力优势的削减，将致使中国廉价产品优势慢慢退去。
最近几年，沿海企业纷纷采取各种方法，把解决“民工荒”当做一场战争来对付。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途径吸引、留住农民工，甚至不惜成本和精力，派人亲自跑到四川、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招揽民工。每年春节前后，沿海一带“老板慌”取代“民工慌”，即使面对送上门的产品订单，老板也要再三考虑，如果接了活而又找不到人来生产，就只有等着赔本的份了。
年薪保底、不再克扣工资、为民工购买往返机票、颁发返厂奖、礼节赠送礼品等恩惠，企业拢住民工的花样不断翻新。去年年关，成都一房产个体老板，自掏腰包20多万，宴请农民工2600人，可以说是受到了沿海企业“吃分岁酒”做法的启发，用情感法打动民工。有的企业甚至不惜采用恶性挖人的手段，对介绍别的工厂工人前来上班的老员工给予价额不等的物质奖励。
尽管如此，回顾这几年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处心积虑地缓解民工短缺的危机，作用却微乎其微。“民工荒”的蔓延，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已经为“有限剩余”取代，供需市场的气象已不同往日。
供：在成长中转变
“民工荒”的两端，一是民工，二是企业。然而，在企业为找不到工人而发愁的同时，资料却显示我国农村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异常状况让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农民工不出来打工了，难道他们宁愿在家种地或者闲着，也不愿出来挣钱了吗？
农民工的无限供应史中断，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众多因素的合力使农民工不再坚守城市阵地，纷纷转战农村。
工资要求高
调查显示，“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待遇低。江苏大学经济学教授袁寿其曾经指出，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等，都是“民工荒”显而易见的原因。
在理论上讲，民工进城的工资额，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应挂钩。然而，多年的“民工潮”之后，民工收入增加速度严重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有数据显示，以浙江温岭、河北保定、广东深圳为例，中小私企招用非技术岗位民工，很少企业能把月薪开到1000元。然而，民工的基本工资在闯关1000元的同时，城市的GDP却在以每年几十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民工工资低于市场的均衡价格，差距拉大的现实让民工的生活改变甚微。
以一对年轻夫妻为例，如果每月按总收入2000元计算，扣除房租400元，吃饭、穿衣500元，水电煤气费100元，交通100元，孩子上学500元，他们手中剩余的400元要用来孝敬两方父母、社交应酬等等。如果碰上孩子生病、意外事故，他们只能另谋出路。
据央视报道，春节过后，浙江温岭的劳务市场热闹非凡，前来找工作的民工看起来很多，但是企业却反映“招不够人”，原因是不少返城务工者对工资待遇的要求都有明显提高，有的务工者提出了月薪1800元的高价。相比之下，目前1000元的行价明显低于务工者的需求值。
而且，有些工厂为务工者解决食宿问题，减少了民工的经济开支。然而，企业提供的条件以最低生存需要为标准，有些工厂采取最低成本管理方式，很多人一起居住，他们共用服务设施，吃清汤寡水的大锅饭，根本谈不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更何况，结婚成家的人在工厂里找不到免费居住的地方，还是要搬出来花钱租房子。
工资低、待遇差，已经使部分民工失去了继续打工的热情。到深圳打工已有10年的陈大庆，今年选择了呆在老家种地。他说，干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手里也没有什么积蓄，一边挣一边花呗，这样下去不如呆在家里舒服，还能守在父母身边尽孝道。
立足城市难
农民工，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心中同样有着美好的愿望。根据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调查报告显示，超过55％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那么，现实生活中，这些“半城里人”的真实生活如何呢？
城市在规划，价格便宜的平房不断拆迁，而租住楼房又价格昂贵，这意味着可供民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民工聚集的大城市周边村落转一圈就会发现，一个宅院的平房里，至少会住着5-8家民工，一个房间就是一户民工，夫妻俩带着孩子挤在一个最多十几平米的空间，其拥挤可想而知。而在城市里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房价，对大多数民工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物价上涨导致粮油涨价、服务涨价，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也随之上涨，就算一个馒头涨一毛钱，对民工来说也是负担。虽然是城市里的打工者，但衣、食、行等各种花费都得和城里人一样，粮食蔬菜要买，喝水要掏钱，就连周围卫生的维护都要缴纳卫生费，这对农民工来说，显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从城市物价和自身收入来看，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是减少了。这样，他们能攒出钱来在城市买房的可能性又减少了一分。
而从孩子上学、户籍壁垒、福利保障等“软”环境来看，“打工仔”、“打工妹”难以忍受被隔离于城市之外的辛酸。打工者以赚钱为目的，暂时地留在城市，心中缺乏城市归宿感，加上一些“软设施”对民工的限制，民工不管在城里干了多久，都有出门在外的漂泊感。
2007年春节晚会，一帮质朴无暇的孩子，没有亮丽的服饰，没有耀眼的道具，和平时在教室里朗诵一样，“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更是祖国的花！”这些谈不上朗诵技巧的语言，却道出了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残酷现实，更反映了他们父辈生活在城市的艰辛。
最初的打工者已经从20多岁步入了30、40多岁，感受了城市漂泊的酸甜苦辣之后，很多人选择了返乡。专家指出，如果城市不能给务工者“家”的感觉，其吸引力就会不断下降。更何况，在农村也有一个正在发展的空间等待他们去开拓，他们已经无需忍辱负重地奋斗在他乡。这种“回归”，也正与中国千百年来“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观念不谋而合。
务工观念转变
在“民工潮”汹涌了20多年之后，最初的打工一代已经渐渐退出，“80后”农民工成了新生代民工的主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占到了60%。比起他们的父辈，新一代务工者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上有着不同的标准。同“80后”作家、“80后”IT精英一样，“80后”农民工也有着与时代同步的特点：他们看待就业更加理性，对工作时间、工资标准、福利待遇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80后”农民工表示，他们进城不全是为了赚钱，他们跳槽是迫不得已，是因为企业让他们加班却又不给他们加班费，因为企业提供的生产生活环境太差。“80后”农民工看中公平与尊重，他们渴望农民工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呼吁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农民工权益维护机构，要求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被纳入政府工程，一旦企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便以“跳槽”为武器，寻求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一份有关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只有18.4%的“80后”农民工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他们的职业流动率很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这其中，有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不适”，以及“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
因此，企业抱怨说，“80后”农民工吃不了苦，工作要求高，不肯干脏、累的活，而且经常跳槽，容易打乱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生产计划。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院近日汇集推出《2007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80后”农民工，是此次调查中的重点群体。调查显示，与父辈相比，新一代民工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但是，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缺乏吃苦忍耐的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
另外一份来自广州的调查显示，新一代外来务工者普遍认为，一线生产工人“工资低、加班多、工作枯燥、上升空间小”，从事的是“没有前途”的工作。他们中多数人将“有前途”作为选择工作的重要条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把城里人作为参照对象。
务工者群体自身观念的变化，带给企业的，依然是招人难的困境：普通岗位民工不愿意干，技术岗位又没人干得了。再加上民工“跳槽”的概率增大，企业要不断的招人才能维持生产。面对“80后”民工，企业除了无奈与迁就，别无他法。
求：抵不住膨胀的压力
“民工荒”不再是春节前后的特有物，而成为近年来的普遍现象，这与企业发展的轨迹不无关系。对于用工方的企业来讲，招不到实际需要的工人是一大难题，然而，工厂对工人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对民工的需求结构调整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与务工者形成了层次和能力错位的状态，这对“民工荒”的现状无疑也是雪上加霜。
用工需求数量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的高增长，拉动了企业的用工需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想推动经济增长，就不得不加大对劳动力的投入。
中科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可见，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优势资本和主要动力，为中国商品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
而且，中国加入WTO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刺激企业的用人需求急剧增加，大大超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
以广东省为例，根据省劳动部门对全省303家企业用工定点抽样调查结果，2006年广东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为729.92万人次，而求职者只有482.24万人次，其中，59.41%的企业缺乏普通工人。
据《佛山市2006年年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和2007年上半年企业用工预测》预计，2007年全市用工需求30万（其中七成是空缺补员，三成是新增岗位），预计新增7万至9万个就业岗位。
不仅是珠三角遭遇农民工短缺，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信息表明，深圳市一季度劳动力需求量将达到100万人左右，预计劳动力缺口20余万人；位于长三角的杭州市，有关部门公布的一项春季用工需求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08家企业中，有52家表示招聘有困难，其中8家企业认为招聘会遇到较大困难；威海晚报报道，威海市各级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对全市各类企业用工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规模以上重点单位的135家企业用工缺口达44510人，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电子、食品加工等行业，另外渔具、餐饮、建筑等行业用工缺口也相对较大。
企业用工需求不断扩大，即使现有民工队伍不流失，用工也将出现短缺，更何况，众多因素导致了年轻一代民工数量减少、很多原有民工不愿意继续留在城市，“民工荒”似乎在需与求之间难以平衡。
用工需求调整缓慢
冷静观察这几年的“用工荒”现象，便可以发现，虽然普通工人也出现了大范围的短缺现象，但企业最缺乏的仍然是有工作经验、有技术能力的劳动力。而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现在外来务工者大多数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术，难以到达企业要求。
技术工人不同于普通的劳动力，他们有一技之长。企业在培养技工的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一旦技术工人流失，对企业将是很大的损失，而且新招进来的技工，适应工作也需要时间和精力，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双重损失。温州个别企业采取的恶性挖人法，用金钱吸引本厂员工把别厂的技术工人挖过来，正是企业为技术工人短缺所迫而出的下策。
资料显示，在新的一年里，广东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普通工人需求人数预计比去年增长9.46％，技工需求人数预计增长20.35％。在深圳从事建筑装修业的张经理表示，招工已经成为每年公司运营的最大困难。熟练的技术工人很难找，而且，技术工人的培养需要一定的年限，因此，技术好的的民工在年龄上一般较大，他们中有很多结婚生子之后便返回农村，过起了稳定的田园生活；年轻一代打工者不但缺乏技能，而且不愿意干脏活累活，工作稍一不顺利就走人。
有报道称，温州木工现在已经于在奇缺的状态，即使企业出到月薪3000元的高价，招工依然是难事。而且，企业对务工者的年龄、性别的限制，也极大地缩小了企业可以选择的范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章铮副教授指出，目前企业短缺的是3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供不应求的主要是25岁以下的员工。而数字却显示，25-35岁年龄段的务工者数目正在以递减趋势下降。另外，个别企业只招募女工或者一定年龄段的男工，生过孩子和年龄稍大的女工在就业市场的可获空间很小。这样，企业的条件性选择再次与务工者的现状发生了错位，自然会招不到需要的民工。
民工数量不能满足企业规模扩大的需要，民工素质不能满足企业技术升级的需要，这不但说明企业的技术设备更新快于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提高速度，同时也在提醒企业，依赖劳动力投入的发展模式是不安全的。因此，有经济专家指出，“民工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警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市场，要彻底解决“民工荒”，就需要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企业进行适度的深度改造，升级设备，改进技术，提高机械化程度，减少对劳动力消耗的依赖。
然而，就算企业改革了，也给民工增加了工资、改善了环境，如果不加大对民工的培训力度，很可能会出现新一级“技工荒”。所以，有专家提出，应该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对民工进行定向培训，让民工变成高素质的职工，这样才能形成稳定可靠的劳动力资源市场，才能留住民工。
由此看来，“民工荒”中断了劳动力的无限供应史，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企业需求与劳动力市场供应错位失衡的结果。要有效解决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用工企业必须转变其用人逻辑，改变以老大自居的“雇主思维”，改变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观念，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放宽对民工的年龄、性别限制；同时，务工者也应不断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技能培训，满足企业生产的需求。做到如此，“民工荒”才有望成为历史。■
然而，“民工荒”似乎远不满足于寓居沿海，其势力范围在悄无声息中已经扩张到了中西部地区，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有报道称，就连安徽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开始为“民工荒”困扰了，如今该省农民工缺口达30多万人。而且，多方信息显示，“民工荒”不但规模在扩大，而且其持续时间也在延长，成为众多企业挥之不去的阴影。
悲喜两重天
“民工荒”以排山倒海之势掩盖了“民工潮”，走入大众视野之初，就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面对挥之不去的顽疾，众口不一。
有人说，“民工荒”是个好兆头，应该乐观看待。
民工不再甘做廉价劳动力，证明民工的维权意识已经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付出劳动获得报酬的同时，还想学到知识、掌握技能，他们要求加班加点时得到合理的报酬，要求居住环境得到改善，要求丰富自己的休息时间，要求企业为自己的身体安全提供保障，要求企业尊重他们的尊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了打工生活更快乐，他们开始对企业进行最基本的评估，开始“用脚投票”，开始大声索要拖欠的工资，开始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
“民工荒”，出现在城市，却能折射出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到来，针对“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产品价格上涨、免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粮食最低收购，种粮补贴等措施，让农民增收减负，农民的生活状况明显好于从前。外出打工的人把算盘一打，发现在家种地不但生活可以丰衣足食，而且免去了外出打工的漂泊之痛。权衡之下，很多农民放弃了远离妻儿老小外出打工的念头，让自己的劳动再次倾注田野之上，回归质朴的乡村生活，分享新农村的果实。
所有这些，都在“民工荒”背后，让人惊喜，让人欣慰。
然而，换个角度思考，“民工荒”让劳动管理部门感到意外和头痛，也不无根据。沿海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没了这些劳动力，这些企业将遭遇灾难性的打击。岗位空缺，工厂无法照常开工，这对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来说，是很大的经济损失。广东省去年六成企业严重缺工，平均每1.5个岗位争夺一名求职者，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流失，技术工人每新招一人的同时流失0.67人。据有关人士预计，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缺口将持续扩大。
就连国外媒体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用工短缺问题，去年的《印度时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做了题为《民工荒会将死中国吗？》和《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会导致贸易移位》的文章，纷纷指出劳动力优势的削减，将致使中国廉价产品优势慢慢退去。
最近几年，沿海企业纷纷采取各种方法，把解决“民工荒”当做一场战争来对付。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途径吸引、留住农民工，甚至不惜成本和精力，派人亲自跑到四川、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招揽民工。每年春节前后，沿海一带“老板慌”取代“民工慌”，即使面对送上门的产品订单，老板也要再三考虑，如果接了活而又找不到人来生产，就只有等着赔本的份了。
年薪保底、不再克扣工资、为民工购买往返机票、颁发返厂奖、礼节赠送礼品等恩惠，企业拢住民工的花样不断翻新。去年年关，成都一房产个体老板，自掏腰包20多万，宴请农民工2600人，可以说是受到了沿海企业“吃分岁酒”做法的启发，用情感法打动民工。有的企业甚至不惜采用恶性挖人的手段，对介绍别的工厂工人前来上班的老员工给予价额不等的物质奖励。
尽管如此，回顾这几年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处心积虑地缓解民工短缺的危机，作用却微乎其微。“民工荒”的蔓延，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已经为“有限剩余”取代，供需市场的气象已不同往日。
供：在成长中转变
“民工荒”的两端，一是民工，二是企业。然而，在企业为找不到工人而发愁的同时，资料却显示我国农村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异常状况让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农民工不出来打工了，难道他们宁愿在家种地或者闲着，也不愿出来挣钱了吗？
农民工的无限供应史中断，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众多因素的合力使农民工不再坚守城市阵地，纷纷转战农村。
工资要求高
调查显示，“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待遇低。江苏大学经济学教授袁寿其曾经指出，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等，都是“民工荒”显而易见的原因。
在理论上讲，民工进城的工资额，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应挂钩。然而，多年的“民工潮”之后，民工收入增加速度严重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有数据显示，以浙江温岭、河北保定、广东深圳为例，中小私企招用非技术岗位民工，很少企业能把月薪开到1000元。然而，民工的基本工资在闯关1000元的同时，城市的GDP却在以每年几十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民工工资低于市场的均衡价格，差距拉大的现实让民工的生活改变甚微。
以一对年轻夫妻为例，如果每月按总收入2000元计算，扣除房租400元，吃饭、穿衣500元，水电煤气费100元，交通100元，孩子上学500元，他们手中剩余的400元要用来孝敬两方父母、社交应酬等等。如果碰上孩子生病、意外事故，他们只能另谋出路。
据央视报道，春节过后，浙江温岭的劳务市场热闹非凡，前来找工作的民工看起来很多，但是企业却反映“招不够人”，原因是不少返城务工者对工资待遇的要求都有明显提高，有的务工者提出了月薪1800元的高价。相比之下，目前1000元的行价明显低于务工者的需求值。
而且，有些工厂为务工者解决食宿问题，减少了民工的经济开支。然而，企业提供的条件以最低生存需要为标准，有些工厂采取最低成本管理方式，很多人一起居住，他们共用服务设施，吃清汤寡水的大锅饭，根本谈不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更何况，结婚成家的人在工厂里找不到免费居住的地方，还是要搬出来花钱租房子。
工资低、待遇差，已经使部分民工失去了继续打工的热情。到深圳打工已有10年的陈大庆，今年选择了呆在老家种地。他说，干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手里也没有什么积蓄，一边挣一边花呗，这样下去不如呆在家里舒服，还能守在父母身边尽孝道。
立足城市难
农民工，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心中同样有着美好的愿望。根据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调查报告显示，超过55％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那么，现实生活中，这些“半城里人”的真实生活如何呢？
城市在规划，价格便宜的平房不断拆迁，而租住楼房又价格昂贵，这意味着可供民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民工聚集的大城市周边村落转一圈就会发现，一个宅院的平房里，至少会住着5-8家民工，一个房间就是一户民工，夫妻俩带着孩子挤在一个最多十几平米的空间，其拥挤可想而知。而在城市里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房价，对大多数民工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物价上涨导致粮油涨价、服务涨价，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也随之上涨，就算一个馒头涨一毛钱，对民工来说也是负担。虽然是城市里的打工者，但衣、食、行等各种花费都得和城里人一样，粮食蔬菜要买，喝水要掏钱，就连周围卫生的维护都要缴纳卫生费，这对农民工来说，显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从城市物价和自身收入来看，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是减少了。这样，他们能攒出钱来在城市买房的可能性又减少了一分。
而从孩子上学、户籍壁垒、福利保障等“软”环境来看，“打工仔”、“打工妹”难以忍受被隔离于城市之外的辛酸。打工者以赚钱为目的，暂时地留在城市，心中缺乏城市归宿感，加上一些“软设施”对民工的限制，民工不管在城里干了多久，都有出门在外的漂泊感。
2007年春节晚会，一帮质朴无暇的孩子，没有亮丽的服饰，没有耀眼的道具，和平时在教室里朗诵一样，“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更是祖国的花！”这些谈不上朗诵技巧的语言，却道出了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残酷现实，更反映了他们父辈生活在城市的艰辛。
最初的打工者已经从20多岁步入了30、40多岁，感受了城市漂泊的酸甜苦辣之后，很多人选择了返乡。专家指出，如果城市不能给务工者“家”的感觉，其吸引力就会不断下降。更何况，在农村也有一个正在发展的空间等待他们去开拓，他们已经无需忍辱负重地奋斗在他乡。这种“回归”，也正与中国千百年来“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观念不谋而合。
务工观念转变
在“民工潮”汹涌了20多年之后，最初的打工一代已经渐渐退出，“80后”农民工成了新生代民工的主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占到了60%。比起他们的父辈，新一代务工者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上有着不同的标准。同“80后”作家、“80后”IT精英一样，“80后”农民工也有着与时代同步的特点：他们看待就业更加理性，对工作时间、工资标准、福利待遇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80后”农民工表示，他们进城不全是为了赚钱，他们跳槽是迫不得已，是因为企业让他们加班却又不给他们加班费，因为企业提供的生产生活环境太差。“80后”农民工看中公平与尊重，他们渴望农民工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呼吁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农民工权益维护机构，要求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被纳入政府工程，一旦企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便以“跳槽”为武器，寻求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一份有关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只有18.4%的“80后”农民工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他们的职业流动率很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这其中，有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不适”，以及“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
因此，企业抱怨说，“80后”农民工吃不了苦，工作要求高，不肯干脏、累的活，而且经常跳槽，容易打乱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生产计划。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院近日汇集推出《2007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80后”农民工，是此次调查中的重点群体。调查显示，与父辈相比，新一代民工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但是，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缺乏吃苦忍耐的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
另外一份来自广州的调查显示，新一代外来务工者普遍认为，一线生产工人“工资低、加班多、工作枯燥、上升空间小”，从事的是“没有前途”的工作。他们中多数人将“有前途”作为选择工作的重要条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把城里人作为参照对象。
务工者群体自身观念的变化，带给企业的，依然是招人难的困境：普通岗位民工不愿意干，技术岗位又没人干得了。再加上民工“跳槽”的概率增大，企业要不断的招人才能维持生产。面对“80后”民工，企业除了无奈与迁就，别无他法。
求：抵不住膨胀的压力
“民工荒”不再是春节前后的特有物，而成为近年来的普遍现象，这与企业发展的轨迹不无关系。对于用工方的企业来讲，招不到实际需要的工人是一大难题，然而，工厂对工人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对民工的需求结构调整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与务工者形成了层次和能力错位的状态，这对“民工荒”的现状无疑也是雪上加霜。
用工需求数量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的高增长，拉动了企业的用工需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想推动经济增长，就不得不加大对劳动力的投入。
中科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可见，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优势资本和主要动力，为中国商品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
而且，中国加入WTO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刺激企业的用人需求急剧增加，大大超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
以广东省为例，根据省劳动部门对全省303家企业用工定点抽样调查结果，2006年广东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为729.92万人次，而求职者只有482.24万人次，其中，59.41%的企业缺乏普通工人。
据《佛山市2006年年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和2007年上半年企业用工预测》预计，2007年全市用工需求30万（其中七成是空缺补员，三成是新增岗位），预计新增7万至9万个就业岗位。
不仅是珠三角遭遇农民工短缺，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信息表明，深圳市一季度劳动力需求量将达到100万人左右，预计劳动力缺口20余万人；位于长三角的杭州市，有关部门公布的一项春季用工需求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08家企业中，有52家表示招聘有困难，其中8家企业认为招聘会遇到较大困难；威海晚报报道，威海市各级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对全市各类企业用工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规模以上重点单位的135家企业用工缺口达44510人，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电子、食品加工等行业，另外渔具、餐饮、建筑等行业用工缺口也相对较大。
企业用工需求不断扩大，即使现有民工队伍不流失，用工也将出现短缺，更何况，众多因素导致了年轻一代民工数量减少、很多原有民工不愿意继续留在城市，“民工荒”似乎在需与求之间难以平衡。
用工需求调整缓慢
冷静观察这几年的“用工荒”现象，便可以发现，虽然普通工人也出现了大范围的短缺现象，但企业最缺乏的仍然是有工作经验、有技术能力的劳动力。而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现在外来务工者大多数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术，难以到达企业要求。
技术工人不同于普通的劳动力，他们有一技之长。企业在培养技工的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一旦技术工人流失，对企业将是很大的损失，而且新招进来的技工，适应工作也需要时间和精力，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双重损失。温州个别企业采取的恶性挖人法，用金钱吸引本厂员工把别厂的技术工人挖过来，正是企业为技术工人短缺所迫而出的下策。
资料显示，在新的一年里，广东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普通工人需求人数预计比去年增长9.46％，技工需求人数预计增长20.35％。在深圳从事建筑装修业的张经理表示，招工已经成为每年公司运营的最大困难。熟练的技术工人很难找，而且，技术工人的培养需要一定的年限，因此，技术好的的民工在年龄上一般较大，他们中有很多结婚生子之后便返回农村，过起了稳定的田园生活；年轻一代打工者不但缺乏技能，而且不愿意干脏活累活，工作稍一不顺利就走人。
有报道称，温州木工现在已经于在奇缺的状态，即使企业出到月薪3000元的高价，招工依然是难事。而且，企业对务工者的年龄、性别的限制，也极大地缩小了企业可以选择的范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章铮副教授指出，目前企业短缺的是3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供不应求的主要是25岁以下的员工。而数字却显示，25-35岁年龄段的务工者数目正在以递减趋势下降。另外，个别企业只招募女工或者一定年龄段的男工，生过孩子和年龄稍大的女工在就业市场的可获空间很小。这样，企业的条件性选择再次与务工者的现状发生了错位，自然会招不到需要的民工。
民工数量不能满足企业规模扩大的需要，民工素质不能满足企业技术升级的需要，这不但说明企业的技术设备更新快于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提高速度，同时也在提醒企业，依赖劳动力投入的发展模式是不安全的。因此，有经济专家指出，“民工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警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市场，要彻底解决“民工荒”，就需要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企业进行适度的深度改造，升级设备，改进技术，提高机械化程度，减少对劳动力消耗的依赖。
然而，就算企业改革了，也给民工增加了工资、改善了环境，如果不加大对民工的培训力度，很可能会出现新一级“技工荒”。所以，有专家提出，应该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对民工进行定向培训，让民工变成高素质的职工，这样才能形成稳定可靠的劳动力资源市场，才能留住民工。
由此看来，“民工荒”中断了劳动力的无限供应史，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企业需求与劳动力市场供应错位失衡的结果。要有效解决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用工企业必须转变其用人逻辑，改变以老大自居的“雇主思维”，改变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观念，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放宽对民工的年龄、性别限制；同时，务工者也应不断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技能培训，满足企业生产的需求。做到如此，“民工荒”才有望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