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地球是有灵性的，树木好比毛发，水就是血液，石油就是脂肪，山脉是骨骼……现在毛发被剔除，血液被污染，脂肪快被抽完，骨骼在被寸寸打断……”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全球董事会董事马云曾不无忧心地表示。而作为地球上的美丽生灵，野生动植物似乎也在唱着凄凉的挽歌。近日，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证实，世界最巨型大象“萨陶”死于非命，而使其招致杀身之祸的正是他美丽的象牙。盗猎者的残忍令人不寒而栗，而世界各地非法走私象牙的行径，却从未中止。在这千疮百孔的地球上，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究竟几时才肯休？作为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重要武器——环境法又该怎样发挥其力量？同样，身为公民的你，除了熟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宣传语外，还可以做些什么？野生动植物之殇来自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的数据显示，近些年来，非洲大陆平均每年被猎杀的大象多达2万头，南非每11个小时就有一头犀牛被屠杀。非洲和东南亚的森林每年损失近3，000头大型类人猿。从2005年至今，全球至少失去了22，218头大型类人猿。而在过去的7年中，至少有643头黑猩猩、48头倭黑猩猩、98头大猩猩和1，019头红毛猩猩被从野外捕获用于非法贸易。冰冷的数字背后正是一条条鲜活生命的逝去。至今，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非法贸易，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数据显示，非法野生动植物年贸易额高达150-200亿美元，导致每年损失480-1，530亿美元的自然资本。与此同时，这一后果使得当前的物种灭绝趋势高于自然预期水平的100-1000倍。2013年，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在公开场合表示，目前全世界近800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备受关注的野生虎已由1900年的约10万头急剧下降到目前不足3，500头……物种一旦消失，就不会再生，同时还会通过生物链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对整个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将是难以估量的损失。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强调，全球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状况已经面临十分紧迫的形势。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中国项目主任张颖溢则表示，与濒危动物不同，许多植物濒危的原因还没有找到，植物与各环境因子乃至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在带血的动植物皮毛、骨头、根茎背后，是被抓获的犯罪分子，及已经曝光和尚未曝光的非法交易事件。2011年，从南非走私的犀牛角达448个，犀牛角在亚洲的价格与可卡因在美国的价格相差无几。2012年10月，中国广东省在为期一个月的候鸟保护专项行动中，收缴野生动物5万多只。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7月至2013年6月，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就有近50吨非法走私象牙被执法机构查没。行动乃当务之急在暴利的促使下，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给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制造了危机。与此同时，非法交易以形成黑色产业链的形式折射出打击之路的任重道远。“只有共同采取务实有效的行动，才能实现保护的目标。”中国国家林业局原副局长印红公开呼吁。高效快速的行动，唯能给犯罪分子以打击。国际间合作5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肯尼亚访问期间，再次强调将加强同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在保护生态和野生动物方面的合作。7月9日，在中美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宣传活动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同20多个国家联手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违法犯罪。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主任周珂表示，“随着中国环境法制的进步、生态文明的进步，及人民群众环境意识的觉悟，中国在环境国际公约遵守上越来越严格，加入也越来越积极。与此同时，和周边国家双边环境资源保护条约的签署中，也采取越来越重视的态度。”对于当前国际野生动植物走私的现状，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曾公开指出，通常政治边界割裂了地域空间，使栖息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分散了保护动物的力量。正因此，国际间应密切合作，提高执法能力，来共同打击犯罪。据悉，中国已先后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并与韩国、俄国、蒙古、印度等国家签订了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协议。出重拳打击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呈现出五个特点：其一，国内非法贸易与走私并存；其二，野生动物走私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其三，走私形式以个人携带、邮寄和托运形式显现；其四，大宗走私和团伙犯罪活跃；其五，网络贸易隐匿。对此，中国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亚洲、非洲和北美有关国家，从2013年底至2014年初，开展了代号为“眼镜蛇二号行动”的全球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联合行动。2014年初中国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次公开销毁6.15吨查没的象牙。周珂告诉记者，在中国，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既要受到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有关条款的约束，还要受到走私罪条款的约束。其中，走私罪情节严重者判处死刑。这种多元的法律机制，彰显出国家对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力度大大加强。“据我了解，最近欧盟把严重破坏环境生态的犯罪，在定罪幅度上进行了大大升格。比如，走私或向国外非法运送危险废物，会被欧洲警察组织认定为有组织的犯罪，将会等同于恐怖组织类型对待。”周珂补充道。存在的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共有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地球丰富多彩”的共识更加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尚存在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动物福利未涉及对于野生动植物在法律上的保护，周珂坦言，“自1949年建国后，中国野生动植物在法律保护的指导思想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就指导思想被概括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积极繁殖驯养等三点，可见端倪。即野生动植物被看成一种可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为满足人类的经济利益需求而存在。“立足点是为开发利用，即保护是为了利用。”他强调。随后，他一针见血指出，当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所涉及的动物福利基本空白。“长期以来，动物福利在中国是一个法律外的话语，甚至到今天也是一个法律以外的话语。在中国，法律被认为是与动物福利没有太多关联的，动物福利是哲学上、道德上的问题。所以，立法上对此并没有考量。”而在新加坡，1965年颁布的《畜鸟法》中规定，“如拥有人未对动物进行合理的照料和指导，则应视为虐待了该动物。”在英国，最早的《马丁法案》即把伤害动物本身视为犯罪。在美国，专门制定的《动物福利法案》对给予动物怎样的正常生存环境也作出了具体规定。“不应该只强调经济利益的目的，还有对动物福利的涉及，都应是生态文明的应有之意。”周珂指出。保护方法论有失偏颇古语有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当前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方法论，恰恰存在这样的问题。资料显示，中国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目录在过去25年里除了将麝类从二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调到一级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并没有做到适时根据监测情况进行不断调整。“中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倾向于保护野生物种本身，缺乏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实质内容。”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北京代表处物种项目主任范志勇表示。对此，周珂也明确表明，“国外野生动物保护方法论证优于中国。国外更加注重以栖息地作为一个基础，用栖息地来对种群的数量进行保护，种群只是作为辅助性标准。在英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还会关注到乡村环境的保护，之间是相互整合的关系，这样更符合生态学原理。”数据显示，欧洲关于保护野生动植物和保护原始、未被破坏景观的理念，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欧洲现有保护区已达到43，018块，保护面积为750，000平方千米，占欧洲土地面积的15%。民众意识有待提高在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强调，保护野生动物不仅需要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加强协作，以打击有组织的跨国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更需要提高普通民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北京动物园的志愿者王博，在提及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时，向记者大倒苦水：“除了随地乱扔垃圾等陋习外，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明明很多地方都标注了请勿用闪光灯对动物拍照，但大家却视而不见。在我上前制止后，他们并没有觉得这种行为会给动物造成伤害。等我一转身，闪光灯又被打开，屡禁不止。管中窥豹，他们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理念也许更加无知。”而在记者的调查中，部分民众除了熟知一些宣传口号外，并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加入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行列里。而那些好食野味的食客、好用装饰品的收藏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非法交易市场的存在。王博建议，在保护动物的环节上，公众可以像“随手拍照上传网络解救乞讨儿童”一样，通过网络监督来曝光各种劣行。同样，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的道路上，民众积极参与网络监督也将有效弥补传统保护中的漏洞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