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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际，心潮澎湃，十分激动！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10月出生在上海市松江县城。从小学二年级起就酷爱打乒乓球，在少年宫业余训练，先后获得了儿童冠军、少年冠军、全县冠军。“文革”中断了学业，作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参加工作至今已有50多年。1972年有幸作为第1批工农兵大学生被选入了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1974年毕业到上海交通大学执教。光阴如梭，45个年头，生命与体育结缘，与教育结缘，感恩北京体育大学，感恩上海交通大学，感恩体育运动，成就了我的体育人生。人生70年，我有幸见证了新中国学校体育的演进与发展，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片段历历在目。
努力践行为祖国至少健康工作50年
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74年8月22日那一天，我踏进上海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的大门，从此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体育教师。在大门口引领我的教师叫周锦堂，他是当年学校的女篮教练员，十分厉害：在罚球线上投篮连续命中148个，打破了俄罗斯功勋运动员创造的投篮世界纪录。当年，上海《新民晚报》专门刊文报道赞叹！此外，体育教师中，还有中国田径界、游泳界权威的总裁判葛衢康、陈景兰，有拳击全国冠军许连生、竞走全国纪录保持者孟长富、1964年大比武郭兴福教学法获奖的忻洪福老师，等等，上海交通大学体育教师队伍技艺高超、人才济济，这些深深激励了我……孙中山先生“强国强种”题词在上海交通大学;毛泽东主席“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响彻操场;20世纪50年代推行苏联“劳卫制”，挑灯夜战，发展体育的痕迹仍留存。“老”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两把钥匙”的故事，当年新生入学每名新生可以领到2把钥匙，1把是自己宿舍的钥匙，另1把是体育馆训练用衣橱的钥匙，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文革”多年，学校体育发展中断，迫切需要恢复与发展，作为“文革”后期第1个跨进上海交通大学校门的青年教师，我能在这所名校任教，是我一生的幸运，我无比珍惜和热爱。任教第1天就立下志愿：一定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服务学生，当一名优秀的大学体育教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作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5月，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团中央联合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史称“扬州会议”）。这是我国学校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盛会，对中国学校体育的后续发展影响至深。“扬州会议”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级别之高史无前例。会议重点研究解决了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中的4个重大问题：一是，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要地位，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加强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三是，加强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制度建设;四是，明确了“增强学生体质”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1979年10月5日，教育部、国家体委联合发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以下并称“两个暂行规定”）并通知执行。“扬州会议”与“两个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提出“学校开展学校卫生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学生体质，要从实际出发，认真上好体育课，必须坚持‘三好’方針，正确处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纠正忽视体育卫生的思想，摆正体育卫生工作位置，切实把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搞好，使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扬州会议”精神和重要文件下发执行，鼓舞了全国大中小学校体育教育战线，在践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道路上，我以马约翰先生、张伯苓先生、蔡元培先生、唐文治先生等老一代教育家前辈的教诲为指引，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实践中，一路埋头苦干。我始终认为，“上好课，是一名大学教师的基本功”“课是核心”“课比天大”“对课要有敬畏之心”。从跨入上海交通大学以来的超过45年的大学体育人生中，我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认真用心用情地上好每一堂课，不论担任什么职务、获得什么职称，不管社会工作有多少，坚持把上课作为一个教师的最核心本职工作，从不轻易缺课、请人代课（重大的国际外事竞赛活动除外），坚持每堂课“精气神，一身汗”，以教师的激情带动学生的激情，认真钻研教材、教法，编写教学大纲、计划、教材，研究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手段。
从1968年至2018年，我也践行了自己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心愿。
活跃在中国学校体育竞技舞台上
在上海交通大学这个平台上，除了教学科研之外，我也有幸担任校运动队的教练员、领队、竞赛裁判工作等。伴随着中国学校竞技体育的成长发展而前行。1992年以来，我组建并担任了中国大学生乒乓球男队教练员、领队，从事课余训练和竞赛活动。连续27年带队活跃在中国和国际体育竞赛的舞台上，在世界大学生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实现了自己儿时心中的梦：让五星红旗因我们高高升起，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国内、国际赛场被宏亮地奏响！
1982年，第1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作为上海代表团乒乓球队的主教练，先带队在安徽休宁赛区预赛，然后挺进北京，在清华大学打决赛。
1983年8月，在重庆大学，重庆大学主任陈翠然、王福兴等倡议发起成立教育部直属工科院校体育协作组，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14所高等院校合作，当即起草了章程，拟定了年度竞赛计划、科研论文会计划等。我作为上海交通大学代表，参与了发起、成立工作。很快，经教育部领导批准，1983年、1984年分别建立起了教育部直属工科院校体育协作组（由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14所高等院校组成。自2002年起我担任协会理事长近18年）和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体育协作组（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13所高等院校组成）。当时，27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成立的这2个组织，引领了全国大学体育的发展。大学学校体育工作的科研论文报告会、体育竞技比赛开始蓬勃地开展起来。 最重要最难忘的是1985年12月27日至1986年1月1日，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团中央在山东掖县联合召开了“全国学校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史称“掖县会议”），会议由各省（区、市）教委、教育厅、高等教育厅、体委领导和相关业务部门领导，部分基层学校领导，教学研究人员160多人参加，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等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年）》（以下简称《规划》）。在会上，宋尽贤代表清华大学作了大会发言，我受学校校长委托，代表上海交通大学作《为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中国大学生运动队而努力奋斗》大会发言，清华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发言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全体与会代表。1986年11月11日，《规划》正式印发，我国的课余训练进入有目标、有规划、有要求的发展阶段。1987年4月，国家教委发布《普通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在全国确定了51所高校作为首批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试点校，并于1988年公布了216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中学”，开始了“教体结合”的实践与探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体制改革的要求，一是加快体育改革，提出体育发展机制社会化，明确学校体育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国际学生体育竞赛逐步由原国家体委移交由教育部组织参与;二是进行训练体制改革，改革过分集中由省级以上体育运动委员会办优秀运动队，鼓励有条件城市、企业、大学办高水平运动队。
1995年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竞赛成绩，同时也为了缓解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国家教委等6部委印发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为专业运动员进入高校学习与训练开辟了专用通道，“体教结合”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也正式启动。
到2004年，教育部批准的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大学达102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校达320所，经过多年的发展，至今，经教育部批准的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大学已达到235所，《规划》实施之后，由教育部门组队参加世界中学生、世界大学生体育竞赛，取得了可喜成绩。
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勇夺15块金牌;中国女排荣获世界杯冠军，开始了5连冠征程，“振兴中华”口号响彻祖国大地。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校际体育比赛开始活跃。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首先发起在上海金笔厂的赞助下，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全国大学生“英雄杯”篮球比赛，之后分别在沈阳、武汉、南京相继举行了“孔雀杯”“钢化杯”“金陵杯”全国大学生篮球比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组织了全国大学生排球赛。各级各类学校课余训练热情高涨。1988年，在第3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在南京东南大学，我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纽觉民老师、华东化工学院陆名通老师、东南大学王志苏老师、北京大学侯文达老师、兰州交通大学石振民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张振宇老师等，联合倡议发起建立中国大学生乒乓球协会，得到了时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宋尽贤司长等人的大力支持。经过1年多筹备，1990年8月，中国大学生乒乓球协会正式在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成立。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任名誉主席，华东化工学院党委副書记、副校长项伯龙同志担任主席，我被推选为秘书长。此外，中国大学生篮球协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国大学生排球协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中国大学生田径协会在中国矿业大学成立，中国大学生羽毛球协会在中国地质大学成立……中国大学生竞技体育发展势头迅猛。“掖县会议”结出丰硕成果。记得1992年中国大学生乒乓球队组队，参加了在法国里昂进行的第9届世界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与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队选手较量，获得了男女团体第3名、男女混双亚军等。我担任中国男队主教练，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等领导看望鼓励了我们。此后，从1992年至2019年，我连续担任主教练或领队，率队征战了7届世界大学生锦标赛和7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累计男队共荣获40枚金牌，在2019年意大利那不勒斯第30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男女队一举囊括了全部7项冠军、5项亚军，为中国大学生争了光。1994年受教育部委派，我担任中国体育援外专家组组长，与北京邮电大学王晓毅老师、中国地质大学裴良望老师赴泰国执教泰国国家青少年队，分别担任乒乓球、排球、羽毛球队援外教练，还受到泰国诗琳通公主接见。
1998年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正式成立，从2003年起，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含单项）的国际联络及参赛组团任务全部移交给教育部门，这一内部机制改变，对促进我国高校运动训练与竞技水平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乒乓球竞赛裁判的工作中，我也连续参加了9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9届世界锦标赛、8届世界杯、3届奥运会、1届世界残奥会、1届世界特奥会、3届亚运会、3届亚洲锦标赛，以及数十次国际公开赛和国际职业巡回赛总决赛、世界大运会、世界中学生锦标赛等各级各类各种比赛，在比赛中担任裁判员、裁判长、技术代表、仲裁等，荣获中国乒乓球运动贡献奖、国际乒联贡献奖。
至今，看到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已日益发展壮大，新领导班子不断筹划改革创新，活跃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舞台上，中美、中法、中德、中英人文交流、高层论坛，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落户中国，引领开创了新局面，我禁不住内心的无比喜悦和欢欣鼓舞！
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
1990年至2010年，我有幸连续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主任20年;1993年起被推选进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担任委员，后又先后担任公体组副组长、公体组组长，担任全国体育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等;也有幸见证参与了一系列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文件的起草和颁布。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中国学校体育的政策体系是最好的。 1990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学校体育工作层次最高、最全面的行政法规，对推动学校体育法制化有重要价值。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其中明确规定：“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并将体育课列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科目，学校必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对学生在校期间每天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给予保证，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合格的体育教师，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工作特点有关的待遇……”这些条款的设置为学校体育的良性开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同年，国务院还正式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将其称之为“跨世纪的、滚动的、涉及方方面面的一个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有效地促进了学校体育以及社区体育的开展，提升了广大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参与质量”。
进入21世纪，国家更加重视学校体育发展，在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上，针对学校体育工作专门提出了“贯彻‘健康第一’的思想，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和健康水平，增加体育课时并保證学生每天参加一小时体育活动”的要求。
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教体艺〔2002〕13号，以下简称《指导纲要》）印发，《指导纲要》共8章23条，包含了体育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课程建设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对学校体育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改革作用，并沿用至今。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2007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加强青少年体质健康进行了研究。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1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等到会发言;上海交通大学以《四个结合构建大学生体育发展新体系》为题、深圳大学以《俱乐部体育教学模式》为题在会上作大会交流发言，上海交通大学的《四个结合构建大学生体育发展新体系》被教育部以简报（2007第5期）的形式，送呈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领导，我也有幸列席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以下简称中央7号文件）颁布，明确了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总体要求：“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青少年普遍达到国家体质健康的基本要求，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素质明显提高，营养不良、肥胖和近视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中央7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青少年体质健康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其对于21世纪学校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2008年，为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经国务院批复，设立了由教育部牵头、七部委参加的“加强青少年体育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国家体育总局也成立了青少年司。
2009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条例》，其中规定了“学校应当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1小时的体育活动”“学校每学年至少举办1次全校性的运动会”等条款;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器材配备目录》（教体艺厅〔2004〕6号）印发，2005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意见》（教体艺〔2005〕3号）印发;2006年《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教体艺〔2006〕6号）印发，在全国大中小学掀起阳光体育运动的热潮，形成全员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风气。期间，我有幸参与了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场地器材配备目录及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意见等相关文件的研制起草工作，为学校体育事业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党的十八大后，学校体育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立德树人”确定为教育根本任务，一系列新的重要政策文件出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53号），包括5章17条。5章内容包括：充分认识加强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明确加强学校体育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落实加强学校体育的重点任务、建立健全学校体育的监测评价机制、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组织领导。
2014年，《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号）印发，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有了法律性的依据。
201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校园足球工作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校体育的目标，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提高运动技能水平，培养健全人格。
2014年7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树立“健康第一”理念，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我有幸作为专家应邀参会。
2015年，教育部颁布《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教体艺〔2015〕3号）。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颁发，提出了“切实发挥体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综合作用”的要求。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联合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并被专家解读为：层次高，完整的顶层设计，理念新，意义深远，时间明，目标量化，措施实，保障有力，职业化体系构建。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文包含序言、总体战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健全支撑与保障、强化组织实施共9个部分29章。
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学校体育思想也更加强调体育运动对青少年良好道德素养形成上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我国体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的科学论述。2017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运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时，我作为参会代表，又聆听了总书记对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受到极大鼓舞。
回顾这些片段，我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学校体育工作高度重视，极其支持，更强化了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创新仍任重道远
2014年《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号，以下简称《基本标准》）印发后，受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领导委托，我参加了由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牵头，对全国各省（区、市）高校体育工作进行的专项调研（为期3年），每年10个省（区、市），每个省（区、市）抽取“985”“211”重點大学、省属高校、高职高专、民办院校各1所代表性学校，重点调研《基本标准》等文件贯彻落实的实际情况、校园足球开展情况等，并从2015年起每年发布年度《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报告》。我耳闻目睹了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体育工作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辉煌成果，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创新仍任重道远。
青少年学生体质下降，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体力活动缺乏，体能水平下降，力量耐力素质仍薄弱，心肺功能不强，肥胖率、近视率居高不下，提升青少年体质仍在路上。学校体育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学生体质下降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政府、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各方面都有责任，必须齐抓共管，要岗位责任各司其职，推进面向人人的体育工作。
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政策体系是十分优越的，党和政府一系列的文件精辟地论述了发展学校体育的方方面面，从制度上、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保证。然而，在操作层面上，政策落地的组织管理机构、运转机制、保障措施体系、监督评价体系、激励体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薄弱环节。
大学体育发展需要更多的文化含量和内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不仅培养学生体能技能，更多的是人格养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体育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体育的道德素养培养，不能急功近利，需要长时期的培育、积累、沉淀形成。
中国学校体育的改革创新发展，仍然面临着较严重的地区不平衡，一些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展地区相比，人力、物力等各方面仍然有巨大差距，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支持也是必须要长期坚持的。而学校体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仍然处于较边缘化的状态，仍然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无论是国家教育的“双一流”计划，还是“双万计划”，体育学科的发展仍然要进一步提升，全体学生全面发展仍然是不懈努力的目标。
悠悠岁月，冬去春来，45年多的大学教师生涯，付出心血，付出勤劳，收获光荣，生命留下了精彩片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也是我自己不懈的追求。我希望：如果有来生，如果上天眷顾我，一定让我再做教师，一定再来上海交通大学，做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党、对得起学校、对得起给我机会的人。
作者简介：孙麒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体委副主任、校体科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库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教育部直属工科院校体育协会顾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乒协裁委会副主任，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乒乓球技术委员会委员（亚洲代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秘书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羽毛球分会副主席。曾任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网球分会副主席、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游泳分会常务副主席、上海市徐汇区人大代表等。获第2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精品教材奖、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主持人、宝钢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以及全国体育卫生先进个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上海市模范教师、上海市育才奖等。曾任奥运会、世界特奥会、残奥会、亚运会、全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亚洲锦标赛、世界大运会、世界中运会、国际大赛等赛事总裁判长。7次荣获“全国体育优秀裁判员”，2002年获“中国乒乓球运动贡献奖”，2008年获“国际乒联贡献奖”等。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及一般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国家体育总局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托课题等多项，出版专著、译著、教材多部，在国际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国际乒联科学大会、全国大运会科学大会及有关学报发表论文多篇。
努力践行为祖国至少健康工作50年
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74年8月22日那一天，我踏进上海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的大门，从此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体育教师。在大门口引领我的教师叫周锦堂，他是当年学校的女篮教练员，十分厉害：在罚球线上投篮连续命中148个，打破了俄罗斯功勋运动员创造的投篮世界纪录。当年，上海《新民晚报》专门刊文报道赞叹！此外，体育教师中，还有中国田径界、游泳界权威的总裁判葛衢康、陈景兰，有拳击全国冠军许连生、竞走全国纪录保持者孟长富、1964年大比武郭兴福教学法获奖的忻洪福老师，等等，上海交通大学体育教师队伍技艺高超、人才济济，这些深深激励了我……孙中山先生“强国强种”题词在上海交通大学;毛泽东主席“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响彻操场;20世纪50年代推行苏联“劳卫制”，挑灯夜战，发展体育的痕迹仍留存。“老”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两把钥匙”的故事，当年新生入学每名新生可以领到2把钥匙，1把是自己宿舍的钥匙，另1把是体育馆训练用衣橱的钥匙，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文革”多年，学校体育发展中断，迫切需要恢复与发展，作为“文革”后期第1个跨进上海交通大学校门的青年教师，我能在这所名校任教，是我一生的幸运，我无比珍惜和热爱。任教第1天就立下志愿：一定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服务学生，当一名优秀的大学体育教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作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5月，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团中央联合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史称“扬州会议”）。这是我国学校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盛会，对中国学校体育的后续发展影响至深。“扬州会议”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级别之高史无前例。会议重点研究解决了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中的4个重大问题：一是，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要地位，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加强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三是，加强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制度建设;四是，明确了“增强学生体质”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1979年10月5日，教育部、国家体委联合发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以下并称“两个暂行规定”）并通知执行。“扬州会议”与“两个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提出“学校开展学校卫生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学生体质，要从实际出发，认真上好体育课，必须坚持‘三好’方針，正确处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纠正忽视体育卫生的思想，摆正体育卫生工作位置，切实把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搞好，使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扬州会议”精神和重要文件下发执行，鼓舞了全国大中小学校体育教育战线，在践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道路上，我以马约翰先生、张伯苓先生、蔡元培先生、唐文治先生等老一代教育家前辈的教诲为指引，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实践中，一路埋头苦干。我始终认为，“上好课，是一名大学教师的基本功”“课是核心”“课比天大”“对课要有敬畏之心”。从跨入上海交通大学以来的超过45年的大学体育人生中，我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认真用心用情地上好每一堂课，不论担任什么职务、获得什么职称，不管社会工作有多少，坚持把上课作为一个教师的最核心本职工作，从不轻易缺课、请人代课（重大的国际外事竞赛活动除外），坚持每堂课“精气神，一身汗”，以教师的激情带动学生的激情，认真钻研教材、教法，编写教学大纲、计划、教材，研究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手段。
从1968年至2018年，我也践行了自己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心愿。
活跃在中国学校体育竞技舞台上
在上海交通大学这个平台上，除了教学科研之外，我也有幸担任校运动队的教练员、领队、竞赛裁判工作等。伴随着中国学校竞技体育的成长发展而前行。1992年以来，我组建并担任了中国大学生乒乓球男队教练员、领队，从事课余训练和竞赛活动。连续27年带队活跃在中国和国际体育竞赛的舞台上，在世界大学生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实现了自己儿时心中的梦：让五星红旗因我们高高升起，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国内、国际赛场被宏亮地奏响！
1982年，第1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作为上海代表团乒乓球队的主教练，先带队在安徽休宁赛区预赛，然后挺进北京，在清华大学打决赛。
1983年8月，在重庆大学，重庆大学主任陈翠然、王福兴等倡议发起成立教育部直属工科院校体育协作组，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14所高等院校合作，当即起草了章程，拟定了年度竞赛计划、科研论文会计划等。我作为上海交通大学代表，参与了发起、成立工作。很快，经教育部领导批准，1983年、1984年分别建立起了教育部直属工科院校体育协作组（由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14所高等院校组成。自2002年起我担任协会理事长近18年）和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体育协作组（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13所高等院校组成）。当时，27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成立的这2个组织，引领了全国大学体育的发展。大学学校体育工作的科研论文报告会、体育竞技比赛开始蓬勃地开展起来。 最重要最难忘的是1985年12月27日至1986年1月1日，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团中央在山东掖县联合召开了“全国学校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史称“掖县会议”），会议由各省（区、市）教委、教育厅、高等教育厅、体委领导和相关业务部门领导，部分基层学校领导，教学研究人员160多人参加，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等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年）》（以下简称《规划》）。在会上，宋尽贤代表清华大学作了大会发言，我受学校校长委托，代表上海交通大学作《为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中国大学生运动队而努力奋斗》大会发言，清华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发言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全体与会代表。1986年11月11日，《规划》正式印发，我国的课余训练进入有目标、有规划、有要求的发展阶段。1987年4月，国家教委发布《普通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在全国确定了51所高校作为首批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试点校，并于1988年公布了216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中学”，开始了“教体结合”的实践与探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体制改革的要求，一是加快体育改革，提出体育发展机制社会化，明确学校体育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国际学生体育竞赛逐步由原国家体委移交由教育部组织参与;二是进行训练体制改革，改革过分集中由省级以上体育运动委员会办优秀运动队，鼓励有条件城市、企业、大学办高水平运动队。
1995年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竞赛成绩，同时也为了缓解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国家教委等6部委印发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为专业运动员进入高校学习与训练开辟了专用通道，“体教结合”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也正式启动。
到2004年，教育部批准的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大学达102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校达320所，经过多年的发展，至今，经教育部批准的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大学已达到235所，《规划》实施之后，由教育部门组队参加世界中学生、世界大学生体育竞赛，取得了可喜成绩。
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勇夺15块金牌;中国女排荣获世界杯冠军，开始了5连冠征程，“振兴中华”口号响彻祖国大地。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校际体育比赛开始活跃。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首先发起在上海金笔厂的赞助下，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全国大学生“英雄杯”篮球比赛，之后分别在沈阳、武汉、南京相继举行了“孔雀杯”“钢化杯”“金陵杯”全国大学生篮球比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组织了全国大学生排球赛。各级各类学校课余训练热情高涨。1988年，在第3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在南京东南大学，我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纽觉民老师、华东化工学院陆名通老师、东南大学王志苏老师、北京大学侯文达老师、兰州交通大学石振民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张振宇老师等，联合倡议发起建立中国大学生乒乓球协会，得到了时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宋尽贤司长等人的大力支持。经过1年多筹备，1990年8月，中国大学生乒乓球协会正式在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成立。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任名誉主席，华东化工学院党委副書记、副校长项伯龙同志担任主席，我被推选为秘书长。此外，中国大学生篮球协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国大学生排球协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中国大学生田径协会在中国矿业大学成立，中国大学生羽毛球协会在中国地质大学成立……中国大学生竞技体育发展势头迅猛。“掖县会议”结出丰硕成果。记得1992年中国大学生乒乓球队组队，参加了在法国里昂进行的第9届世界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与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队选手较量，获得了男女团体第3名、男女混双亚军等。我担任中国男队主教练，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等领导看望鼓励了我们。此后，从1992年至2019年，我连续担任主教练或领队，率队征战了7届世界大学生锦标赛和7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累计男队共荣获40枚金牌，在2019年意大利那不勒斯第30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男女队一举囊括了全部7项冠军、5项亚军，为中国大学生争了光。1994年受教育部委派，我担任中国体育援外专家组组长，与北京邮电大学王晓毅老师、中国地质大学裴良望老师赴泰国执教泰国国家青少年队，分别担任乒乓球、排球、羽毛球队援外教练，还受到泰国诗琳通公主接见。
1998年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正式成立，从2003年起，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含单项）的国际联络及参赛组团任务全部移交给教育部门，这一内部机制改变，对促进我国高校运动训练与竞技水平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乒乓球竞赛裁判的工作中，我也连续参加了9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9届世界锦标赛、8届世界杯、3届奥运会、1届世界残奥会、1届世界特奥会、3届亚运会、3届亚洲锦标赛，以及数十次国际公开赛和国际职业巡回赛总决赛、世界大运会、世界中学生锦标赛等各级各类各种比赛，在比赛中担任裁判员、裁判长、技术代表、仲裁等，荣获中国乒乓球运动贡献奖、国际乒联贡献奖。
至今，看到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已日益发展壮大，新领导班子不断筹划改革创新，活跃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舞台上，中美、中法、中德、中英人文交流、高层论坛，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落户中国，引领开创了新局面，我禁不住内心的无比喜悦和欢欣鼓舞！
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
1990年至2010年，我有幸连续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主任20年;1993年起被推选进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担任委员，后又先后担任公体组副组长、公体组组长，担任全国体育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等;也有幸见证参与了一系列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文件的起草和颁布。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中国学校体育的政策体系是最好的。 1990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学校体育工作层次最高、最全面的行政法规，对推动学校体育法制化有重要价值。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其中明确规定：“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并将体育课列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科目，学校必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对学生在校期间每天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给予保证，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合格的体育教师，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工作特点有关的待遇……”这些条款的设置为学校体育的良性开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同年，国务院还正式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将其称之为“跨世纪的、滚动的、涉及方方面面的一个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有效地促进了学校体育以及社区体育的开展，提升了广大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参与质量”。
进入21世纪，国家更加重视学校体育发展，在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上，针对学校体育工作专门提出了“贯彻‘健康第一’的思想，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和健康水平，增加体育课时并保證学生每天参加一小时体育活动”的要求。
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教体艺〔2002〕13号，以下简称《指导纲要》）印发，《指导纲要》共8章23条，包含了体育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课程建设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对学校体育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改革作用，并沿用至今。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2007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加强青少年体质健康进行了研究。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1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等到会发言;上海交通大学以《四个结合构建大学生体育发展新体系》为题、深圳大学以《俱乐部体育教学模式》为题在会上作大会交流发言，上海交通大学的《四个结合构建大学生体育发展新体系》被教育部以简报（2007第5期）的形式，送呈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领导，我也有幸列席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以下简称中央7号文件）颁布，明确了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总体要求：“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青少年普遍达到国家体质健康的基本要求，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素质明显提高，营养不良、肥胖和近视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中央7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青少年体质健康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其对于21世纪学校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2008年，为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经国务院批复，设立了由教育部牵头、七部委参加的“加强青少年体育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国家体育总局也成立了青少年司。
2009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条例》，其中规定了“学校应当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1小时的体育活动”“学校每学年至少举办1次全校性的运动会”等条款;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器材配备目录》（教体艺厅〔2004〕6号）印发，2005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意见》（教体艺〔2005〕3号）印发;2006年《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教体艺〔2006〕6号）印发，在全国大中小学掀起阳光体育运动的热潮，形成全员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风气。期间，我有幸参与了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场地器材配备目录及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意见等相关文件的研制起草工作，为学校体育事业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党的十八大后，学校体育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立德树人”确定为教育根本任务，一系列新的重要政策文件出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53号），包括5章17条。5章内容包括：充分认识加强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明确加强学校体育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落实加强学校体育的重点任务、建立健全学校体育的监测评价机制、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组织领导。
2014年，《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号）印发，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有了法律性的依据。
201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校园足球工作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校体育的目标，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提高运动技能水平，培养健全人格。
2014年7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树立“健康第一”理念，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我有幸作为专家应邀参会。
2015年，教育部颁布《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教体艺〔2015〕3号）。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颁发，提出了“切实发挥体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综合作用”的要求。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联合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并被专家解读为：层次高，完整的顶层设计，理念新，意义深远，时间明，目标量化，措施实，保障有力，职业化体系构建。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文包含序言、总体战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健全支撑与保障、强化组织实施共9个部分29章。
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学校体育思想也更加强调体育运动对青少年良好道德素养形成上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我国体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的科学论述。2017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运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时，我作为参会代表，又聆听了总书记对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受到极大鼓舞。
回顾这些片段，我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学校体育工作高度重视，极其支持，更强化了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创新仍任重道远
2014年《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号，以下简称《基本标准》）印发后，受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领导委托，我参加了由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牵头，对全国各省（区、市）高校体育工作进行的专项调研（为期3年），每年10个省（区、市），每个省（区、市）抽取“985”“211”重點大学、省属高校、高职高专、民办院校各1所代表性学校，重点调研《基本标准》等文件贯彻落实的实际情况、校园足球开展情况等，并从2015年起每年发布年度《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报告》。我耳闻目睹了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体育工作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辉煌成果，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学校体育改革创新仍任重道远。
青少年学生体质下降，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体力活动缺乏，体能水平下降，力量耐力素质仍薄弱，心肺功能不强，肥胖率、近视率居高不下，提升青少年体质仍在路上。学校体育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学生体质下降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政府、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各方面都有责任，必须齐抓共管，要岗位责任各司其职，推进面向人人的体育工作。
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政策体系是十分优越的，党和政府一系列的文件精辟地论述了发展学校体育的方方面面，从制度上、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保证。然而，在操作层面上，政策落地的组织管理机构、运转机制、保障措施体系、监督评价体系、激励体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薄弱环节。
大学体育发展需要更多的文化含量和内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不仅培养学生体能技能，更多的是人格养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体育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体育的道德素养培养，不能急功近利，需要长时期的培育、积累、沉淀形成。
中国学校体育的改革创新发展，仍然面临着较严重的地区不平衡，一些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展地区相比，人力、物力等各方面仍然有巨大差距，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支持也是必须要长期坚持的。而学校体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仍然处于较边缘化的状态，仍然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无论是国家教育的“双一流”计划，还是“双万计划”，体育学科的发展仍然要进一步提升，全体学生全面发展仍然是不懈努力的目标。
悠悠岁月，冬去春来，45年多的大学教师生涯，付出心血，付出勤劳，收获光荣，生命留下了精彩片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也是我自己不懈的追求。我希望：如果有来生，如果上天眷顾我，一定让我再做教师，一定再来上海交通大学，做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党、对得起学校、对得起给我机会的人。
作者简介：孙麒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体委副主任、校体科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库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教育部直属工科院校体育协会顾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乒协裁委会副主任，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乒乓球技术委员会委员（亚洲代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秘书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羽毛球分会副主席。曾任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网球分会副主席、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游泳分会常务副主席、上海市徐汇区人大代表等。获第2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精品教材奖、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主持人、宝钢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以及全国体育卫生先进个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上海市模范教师、上海市育才奖等。曾任奥运会、世界特奥会、残奥会、亚运会、全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亚洲锦标赛、世界大运会、世界中运会、国际大赛等赛事总裁判长。7次荣获“全国体育优秀裁判员”，2002年获“中国乒乓球运动贡献奖”，2008年获“国际乒联贡献奖”等。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及一般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国家体育总局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托课题等多项，出版专著、译著、教材多部，在国际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国际乒联科学大会、全国大运会科学大会及有关学报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