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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洞庭湖区开发史的简要追溯，复原湖区“水灾频发”的自然环境背景，并进一步应用计量史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得出在地广人稀的湖区采取垸田“规模经营”是对高昂的防洪筑（修）堤成本所作出的恰当应对，且“水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进一步导致土地兼并，垸田“规模经营”进一步扩大。
关键词：洞庭湖 垸田 水灾 规模经营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8）09（b）-0070-04
我国先秦时期就曾提出“因地制宜”的农业经营原则，农田经营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理解，但是农田经营模式的选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环境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圩田”（或“垸田”）作为一种湿地环境下的稻作技术与环境改造工程近年来研究颇多[1]。普遍认为“圩田”技术既与当地湿地自然环境相适应，也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是一种湿地环境下的恰当农田经营模式。
据滨岛敦俊先生研究：江南水乡从明代至近代一直存在着以径塍分割和开沟分圩的形式化大圩为小圩的倾向。究其原因，文章含蓄的认为这是在应对洪灾时小圩“民力易集”，大圩“遇害不救，十居八九”而导致的，洞庭湖区挽湖修垸兴盛于明清，清末仍是一片地广人稀的湖洲淤滩，其开发过程中的防洪筑垸开支始终占农户总开支的大头，“规模经营”是形势所迫。且晚清民国，国内商品谷物贸易极为兴盛，在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下湖区垸田“规模经营”越发兴旺，土地兼并不断。
1 与水争地”之垸田与“水患频发”之环境
筑堤与围垸最初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围垸的前提是淤洲的出现[1]。“无泥沙即无湖洲，无湖洲即无堤垸。围垸是泥沙淤积的结果，而不是泥沙淤积的原因”[2]。所以，筑堤防洪或灌溉最早始于唐宋，而滨湖挽垸则始于明代。
真正意义上的洞庭湖湖区围湖挽垸始于明初，最早筑垸的是华容、沅江两县，明嘉靖年间荆江北岸穴口尽数堵塞后，水沙大量南倾，淤洲日见增长。明清之际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湖区一片凋敝荒零。康熙、雍正两朝“许民各就滩荒筑围垦田”，湖区开发的高潮一直持续到乾隆十二年。咸丰二年至清末的这60年是湖区垸田恶性膨胀时期。
由于荆江四口南流局面形成[3]，荆江携泥沙南注洞庭，洞庭湖北部和西部渐多淤埠，湖面渐浅。从光绪二十五年始，藩司发给藩照、芦照，“以明钱一百个，可领照亩百弓”。从此，大规模、大批量的垸田随即由北向南、由西向东于新淤洲滩、湖心、河港等处渐次兴起。民国政府将湖田召民承垦作为重要税收来源，“以发照确定产权，以收照费而裕府库”；1918年，湖南省长张敬尧下令：“挽垸熟田清丈升科后由业主缴纳照费，发给民业田照，按亩征收田赋；从此，洞庭湖区进入了疯狂的开垦高潮。据1935年湖南省建设厅统计资料显示滨湖十四县共有1475处堤垸，而1942年《湖南省三十一年度经济年鉴》统计显示有613处堤垸（见图1）。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1935年之前，湖区堤垸个数和面积是逐年递增的，特别是清代（晚清）民国时期，疯狂的围湖造田，导致湖面急剧萎缩，由1825年的约6000km2降到1949年的4350km2，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洪灾的爆发，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发生，而大洪水发生频次，由明清时期的19.4年1次，上升到清末民国时期的9.4年1次，围湖十余县，浸入鱼鳖乡矣。
荆江北岸堵口和四口局面形成以后，洪水频次明显增多，出现这一局面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自然原因无疑是因为荆江泥沙通过荆江四口尽数南流（见表1）。
在这样一种水网密布、泛滥成灾的自然背景下所开展的湖田开发实际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与水争地”和“防洪救灾”战斗，而老百姓向自然发起挑战的利器就是——堤垸，堤垸环绕下的“垸田农业”是一种为了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做出的一种必然的农田经营选择。
2 垸田”农业下的投入成本
湖洲淤地地势低平，土壤极其肥沃，气候适宜[6]，是闻名的“鱼米之乡”，新开发的淤洲土多为贫困农户的无奈之举，因为新淤积出来的土地很可能再次被淹，所以一般采用比较粗放的经营模式，成本极小，但收获不大。
2.1 承佃照业投入
清代湖南布政使司颁发藩照、芦照，取费标准是“以明钱一百个，可领照亩百弓”[7]。正如前文所言，民国初期政治混乱，执照五花八门：佃照、湖田执照、民业田照、垦照、屯垦照湖照、白泥执照，这些执照花费有待进一步考证。民国六年（1917），湖区设清理湖田局，发照承垦，当时的承垦费用见表2。
承垦照费之外还有手续费：每亩0.1元；津贴费：每张照费100元者，附收20元；照纸费：每张0.1元。所谓“垦照”、“草山照”仍然是“官业”，要想变成“私业”则需要换成“民业执照”见表2。
2.2 堤垸工程投入
在一个典型的泛滥平原中，首先要解决的是防洪问题，控制洪水泛滥范围，保障农田不受频年洪潦之灾，“筑堤捍御，以卫田庐，是与水争地也，然舍此别无良图也”。
以黄珠洲为例，初修费用共约六七万元，平均每亩修筑费用是六七元，在堤垸建成之后，业主可以变卖垸田，但一般获利不大，因为新修堤防，工程不稳，卖价才每亩10元左右，所以业主大多自己经营，并将“垸局”改组，重新推举办事人员，且只有10亩以上的业主才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无论谁何，如具资金之条件，则可以修新垸，或购买之方式，在任何地方，取得土地”。
常年的堤垸工程投入除堤费之外，还有工贷、搶险费、热水工费、陈亏。所谓工贷即水灾后，水灾救济会贷款给业主修复堤垸之款，但“工贷竟有全推在佃户肩上”（见图2）。
2.3 水稻生产投入
湖区虽然地势平坦，但也有高低水旱之分，以低地为主，多种水稻，水稻品种繁多，一季稻多为中稻，二季稻为早稻和晚稻。除了澧县之外，其余9县一季稻和二季稻兼有，多种植一季稻，沅江、南县、安乡3县二季稻最多，均有或超过30%（见表3）。 2.4 赋税支出
新垸建成后，业主视耕地面积确定是自己耕种，还是招民承垦，最常见者为“不定期定租制”，期限3～5年不等，租额固定，种稻之地以实物地租为主，平均每亩1.1～1.9不等，种棉之地多行货币地租，每斗地5～7元不等。佃户进庄需交“进庄谷”（押金，有退）每亩至少1.5石，至多2石，一般“对租对庄”。佃农有改稻为棉，疏通沟洫的权利。
3 规模经营下的“垸田经济”
3.1 规模经营是筑堤防洪开支下的必然选择
收入情况：“湖区农民，大多以出卖农产品为生产目的，做商品性的生产”，谷物价格季节波动很大，秋收之后，每石谷价跌至1～2元，春荒时每石又高至5～6元。平年谷价稳定，灾年谷价飞涨。以正常年份每石3元估计，农民每亩收入15.6元（见表4）。
3.2 灾害频发导致土地兼并
频繁的水灾和高额的赋税导致土地兼并。水灾频发，贫困百姓抗风险能力低，水灾之后百姓饱受高利贷的盘剥。
湖区还有“丰灾”，即谷物丰收后谷价暴跌而导致农户破产的一种特有灾害。比如南县1933年谷价仅2.25元/石，1934年僅2.86元/石[10]，而水灾之年谷价又暴涨。
3.3 规模经营是一种地主投资行为
由于湖区土地集中现象非常严重，7%的富农以上阶层占69%的土地，此现象并不完全是糊口性质的规模经营所造成的，规模经营还是一种地主投资行为，由承担照业开支和始修堤垸开支可知，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地主才能承担，所以湖区出现许多“不在地地主”携巨款而来投资开发，1947年滨湖洲土视察团调查，一至七万洲土垸田者有陈浴笙、傅南轩等20余人，且“多系不在地主”，“至于千亩以内之中等地主，为数更多”。
4 结语
无疑，近代洞庭湖区的“垸田经济”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特性，这一特性与当地水患频发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对于处于地广人稀的湖区的百姓来说不管是在建垸初还是建垸后筑堤工程开支始终是一笔巨大的负担，只有适度的“规模经营”才能维持基本生计。而水患频发又进一步导致抗风险能力弱的农户破产，最终导致地主“规模经营”的扩大。当地社会人文环境也是另一大主因，晚清民国时期的招垦政策面向的就是资金雄厚的大地主，他们将资本投资于湖区，通过领照、建垸、兼并最终成为称霸一方的“洲土大王”，且通过谷物贩卖获取巨额收益，又反向助推了其经营规模的扩大。
规模经营下的“垸田经济”符合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更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所以即使是在解放后，由政府力量直接取代民间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湖区整治、规划工程。进一步裁并中小型堤垸，新建大型国有农场，致使堤垸数由民国时期的993个，急降为1961年的220个，新建超过15个大型国营农场。
参考文献
[1] 赵崔莉，刘新卫.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J].古今农业，2003（3）：58.
[2] 高碧云.洞庭湖经济史话[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27.
[3]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编著.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M].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2011：174.
[4] 长江流域规划办.长江水利史略[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79：141.
[5] 湖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编.湖南省水利志[M].北京：中国湖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1985：53.
[6] 地力调查[A].载湖南省政府编：湖南省滨湖洲土视察团报告书[C].1947：167.
[7] 湖南省政府编.湖南省滨湖洲土视察团报告书[R].1947：
120.
[8] 湖南省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指挥部.洞庭湖堤垸工程图片集——修复富饶的祖国粮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5：51，58。
[9] 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湖南滨湖各县农产品调查[M].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丛编（第5册）[C].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34.
[10] 张人价.湖南之谷米[M].湖南民国经济资料选刊二[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539.
关键词：洞庭湖 垸田 水灾 规模经营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8）09（b）-0070-04
我国先秦时期就曾提出“因地制宜”的农业经营原则，农田经营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理解，但是农田经营模式的选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环境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圩田”（或“垸田”）作为一种湿地环境下的稻作技术与环境改造工程近年来研究颇多[1]。普遍认为“圩田”技术既与当地湿地自然环境相适应，也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是一种湿地环境下的恰当农田经营模式。
据滨岛敦俊先生研究：江南水乡从明代至近代一直存在着以径塍分割和开沟分圩的形式化大圩为小圩的倾向。究其原因，文章含蓄的认为这是在应对洪灾时小圩“民力易集”，大圩“遇害不救，十居八九”而导致的，洞庭湖区挽湖修垸兴盛于明清，清末仍是一片地广人稀的湖洲淤滩，其开发过程中的防洪筑垸开支始终占农户总开支的大头，“规模经营”是形势所迫。且晚清民国，国内商品谷物贸易极为兴盛，在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下湖区垸田“规模经营”越发兴旺，土地兼并不断。
1 与水争地”之垸田与“水患频发”之环境
筑堤与围垸最初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围垸的前提是淤洲的出现[1]。“无泥沙即无湖洲，无湖洲即无堤垸。围垸是泥沙淤积的结果，而不是泥沙淤积的原因”[2]。所以，筑堤防洪或灌溉最早始于唐宋，而滨湖挽垸则始于明代。
真正意义上的洞庭湖湖区围湖挽垸始于明初，最早筑垸的是华容、沅江两县，明嘉靖年间荆江北岸穴口尽数堵塞后，水沙大量南倾，淤洲日见增长。明清之际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湖区一片凋敝荒零。康熙、雍正两朝“许民各就滩荒筑围垦田”，湖区开发的高潮一直持续到乾隆十二年。咸丰二年至清末的这60年是湖区垸田恶性膨胀时期。
由于荆江四口南流局面形成[3]，荆江携泥沙南注洞庭，洞庭湖北部和西部渐多淤埠，湖面渐浅。从光绪二十五年始，藩司发给藩照、芦照，“以明钱一百个，可领照亩百弓”。从此，大规模、大批量的垸田随即由北向南、由西向东于新淤洲滩、湖心、河港等处渐次兴起。民国政府将湖田召民承垦作为重要税收来源，“以发照确定产权，以收照费而裕府库”；1918年，湖南省长张敬尧下令：“挽垸熟田清丈升科后由业主缴纳照费，发给民业田照，按亩征收田赋；从此，洞庭湖区进入了疯狂的开垦高潮。据1935年湖南省建设厅统计资料显示滨湖十四县共有1475处堤垸，而1942年《湖南省三十一年度经济年鉴》统计显示有613处堤垸（见图1）。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1935年之前，湖区堤垸个数和面积是逐年递增的，特别是清代（晚清）民国时期，疯狂的围湖造田，导致湖面急剧萎缩，由1825年的约6000km2降到1949年的4350km2，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洪灾的爆发，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发生，而大洪水发生频次，由明清时期的19.4年1次，上升到清末民国时期的9.4年1次，围湖十余县，浸入鱼鳖乡矣。
荆江北岸堵口和四口局面形成以后，洪水频次明显增多，出现这一局面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自然原因无疑是因为荆江泥沙通过荆江四口尽数南流（见表1）。
在这样一种水网密布、泛滥成灾的自然背景下所开展的湖田开发实际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与水争地”和“防洪救灾”战斗，而老百姓向自然发起挑战的利器就是——堤垸，堤垸环绕下的“垸田农业”是一种为了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做出的一种必然的农田经营选择。
2 垸田”农业下的投入成本
湖洲淤地地势低平，土壤极其肥沃，气候适宜[6]，是闻名的“鱼米之乡”，新开发的淤洲土多为贫困农户的无奈之举，因为新淤积出来的土地很可能再次被淹，所以一般采用比较粗放的经营模式，成本极小，但收获不大。
2.1 承佃照业投入
清代湖南布政使司颁发藩照、芦照，取费标准是“以明钱一百个，可领照亩百弓”[7]。正如前文所言，民国初期政治混乱，执照五花八门：佃照、湖田执照、民业田照、垦照、屯垦照湖照、白泥执照，这些执照花费有待进一步考证。民国六年（1917），湖区设清理湖田局，发照承垦，当时的承垦费用见表2。
承垦照费之外还有手续费：每亩0.1元；津贴费：每张照费100元者，附收20元；照纸费：每张0.1元。所谓“垦照”、“草山照”仍然是“官业”，要想变成“私业”则需要换成“民业执照”见表2。
2.2 堤垸工程投入
在一个典型的泛滥平原中，首先要解决的是防洪问题，控制洪水泛滥范围，保障农田不受频年洪潦之灾，“筑堤捍御，以卫田庐，是与水争地也，然舍此别无良图也”。
以黄珠洲为例，初修费用共约六七万元，平均每亩修筑费用是六七元，在堤垸建成之后，业主可以变卖垸田，但一般获利不大，因为新修堤防，工程不稳，卖价才每亩10元左右，所以业主大多自己经营，并将“垸局”改组，重新推举办事人员，且只有10亩以上的业主才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无论谁何，如具资金之条件，则可以修新垸，或购买之方式，在任何地方，取得土地”。
常年的堤垸工程投入除堤费之外，还有工贷、搶险费、热水工费、陈亏。所谓工贷即水灾后，水灾救济会贷款给业主修复堤垸之款，但“工贷竟有全推在佃户肩上”（见图2）。
2.3 水稻生产投入
湖区虽然地势平坦，但也有高低水旱之分，以低地为主，多种水稻，水稻品种繁多，一季稻多为中稻，二季稻为早稻和晚稻。除了澧县之外，其余9县一季稻和二季稻兼有，多种植一季稻，沅江、南县、安乡3县二季稻最多，均有或超过30%（见表3）。 2.4 赋税支出
新垸建成后，业主视耕地面积确定是自己耕种，还是招民承垦，最常见者为“不定期定租制”，期限3～5年不等，租额固定，种稻之地以实物地租为主，平均每亩1.1～1.9不等，种棉之地多行货币地租，每斗地5～7元不等。佃户进庄需交“进庄谷”（押金，有退）每亩至少1.5石，至多2石，一般“对租对庄”。佃农有改稻为棉，疏通沟洫的权利。
3 规模经营下的“垸田经济”
3.1 规模经营是筑堤防洪开支下的必然选择
收入情况：“湖区农民，大多以出卖农产品为生产目的，做商品性的生产”，谷物价格季节波动很大，秋收之后，每石谷价跌至1～2元，春荒时每石又高至5～6元。平年谷价稳定，灾年谷价飞涨。以正常年份每石3元估计，农民每亩收入15.6元（见表4）。
3.2 灾害频发导致土地兼并
频繁的水灾和高额的赋税导致土地兼并。水灾频发，贫困百姓抗风险能力低，水灾之后百姓饱受高利贷的盘剥。
湖区还有“丰灾”，即谷物丰收后谷价暴跌而导致农户破产的一种特有灾害。比如南县1933年谷价仅2.25元/石，1934年僅2.86元/石[10]，而水灾之年谷价又暴涨。
3.3 规模经营是一种地主投资行为
由于湖区土地集中现象非常严重，7%的富农以上阶层占69%的土地，此现象并不完全是糊口性质的规模经营所造成的，规模经营还是一种地主投资行为，由承担照业开支和始修堤垸开支可知，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地主才能承担，所以湖区出现许多“不在地地主”携巨款而来投资开发，1947年滨湖洲土视察团调查，一至七万洲土垸田者有陈浴笙、傅南轩等20余人，且“多系不在地主”，“至于千亩以内之中等地主，为数更多”。
4 结语
无疑，近代洞庭湖区的“垸田经济”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特性，这一特性与当地水患频发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对于处于地广人稀的湖区的百姓来说不管是在建垸初还是建垸后筑堤工程开支始终是一笔巨大的负担，只有适度的“规模经营”才能维持基本生计。而水患频发又进一步导致抗风险能力弱的农户破产，最终导致地主“规模经营”的扩大。当地社会人文环境也是另一大主因，晚清民国时期的招垦政策面向的就是资金雄厚的大地主，他们将资本投资于湖区，通过领照、建垸、兼并最终成为称霸一方的“洲土大王”，且通过谷物贩卖获取巨额收益，又反向助推了其经营规模的扩大。
规模经营下的“垸田经济”符合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更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所以即使是在解放后，由政府力量直接取代民间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湖区整治、规划工程。进一步裁并中小型堤垸，新建大型国有农场，致使堤垸数由民国时期的993个，急降为1961年的220个，新建超过15个大型国营农场。
参考文献
[1] 赵崔莉，刘新卫.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J].古今农业，2003（3）：58.
[2] 高碧云.洞庭湖经济史话[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27.
[3]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编著.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M].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2011：174.
[4] 长江流域规划办.长江水利史略[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79：141.
[5] 湖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编.湖南省水利志[M].北京：中国湖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1985：53.
[6] 地力调查[A].载湖南省政府编：湖南省滨湖洲土视察团报告书[C].1947：167.
[7] 湖南省政府编.湖南省滨湖洲土视察团报告书[R].1947：
120.
[8] 湖南省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指挥部.洞庭湖堤垸工程图片集——修复富饶的祖国粮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5：51，58。
[9] 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湖南滨湖各县农产品调查[M].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丛编（第5册）[C].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34.
[10] 张人价.湖南之谷米[M].湖南民国经济资料选刊二[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