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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创新竞争在产业这个层次上是有声无势：“有声”就是声“有声”就是尸势浩大，大家看到我们对创新的宣传力度是非常高的：“无势”就是最后没有成效，我们在展览会上看到了创新产品，但是我们在市场上并没有看到大量的创新成果。
当今社会，最热的两个词莫过于“全球化”和“创新”。如果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从创新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当今的世界，各国可谓是百舸争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在不断地进行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然而，在创新的过程中，中国也遇见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特别采访了国内创新领军人物——国际创新研究院院长马俊如。
《华人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创新也在全球化。与国外相比，我们国家的创新动力是比较薄弱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又造成了如今国内创新的怎样一个局面?
马俊如：其实，我们国家的创新动力并不弱。但与国外相比，本应是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它的创新动力是比较薄弱的。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就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学和像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独立科研院所。不仅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而且国家的经费支持、拨款支持、创新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对于我们国家的企业来说，它只关心生产，不关心创新。这就直接造成了我们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应对国际竞争、创新竞争，我们的做法是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动员大学和研究所，在实验室里搞技术和产品，以国际上的大企业、新产品为目标来进行攻关。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不对，但却忽略了创新最后的目标是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国外创新的产品进了市场，我们创新的产品只进了展览会。
后来发现了这条路的弊端，于是又在大学和科学院的基础上办企业进行延伸。即使是这样，事实也证明这条路是不通的。因为大学和研究所的企业都是在孵化当中，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所以这样的企业，在国际上的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创新竞争在产业这个层次上是有声无势：“有声”就是声势浩大，大家看到我们对创新的宣传力度是非常高的；“无势”就是最后没有成效，我们在展览会上看到了创新产品，但是我们在市场上并没有看到大量的创新成果。
《华人世界》：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的企业应该如何去做呢?
马俊如：现在，世界上各行各业创新的办法是不一样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有几条基本的规律和类型。我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企业内设研究所，组织自己企业的力量在企业内开展研发。国家改革开放以后这类研究所已经逐渐增加，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少。在这方面最成功、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韩国。韩国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明白了要往前进就要靠创新，尤其要靠企业创新。1981年韩国成立了174个企业研究所，而到了今天，韩国已经有1万多个企业研究所。它们与企业是共命运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如今韩国的创新走在世界前列。
第二、参与国家科技计划或民间联合的共性技术研发。国家每年都有一些重大的科技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很好的机会。同时，民间企业可以自己组织在一块，也可以由政府牵头组织。
第三、委托和资助科研院所和大学，开展企业需求的创新项目。自己做不了怎么办?委托大学。企业出钱委托大学根据企业提出的要求进行研究科技项目。成功的话，企业得益，不成功的话就等于交了一些学费。为什么企业愿意这样做?因为企业自己没有力量做，特别是稍微看得远的企业。这些企业利用很少的投入，委托大学或者研究所，充分利用它们知识丰富，也有时间、有精力做的优势，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购买科研院所和大学的研究成果去开发和应用。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指国内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也包括国际上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成果。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普遍的，今天讲自主创新不能排除这些购买的情况。自己创新的成果是有限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创新，只要你学会用，生产出市场上畅销的产品，也是可以的。
《华人世界》：在您看来，除了企业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创新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的呢?
马俊如：我们在创新活动当中，仍然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在我们国家小企业创新非常的活跃，但是这些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却是非常的艰难。在那么多的小企业中，现在只有几个成为了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大企业，比如深圳的华为、中兴通讯，北京的联想等等。但除了这些，我们更多的是看到那些小企业怎么也长不大。如果一年、两年我们还可以观察，三年、五年我们也可以等待，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从高新技术企业兴起到现在已经有20年。在这20年过程当中，这些小企业成长太慢，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华人世界》：那这些小企业长不大的原因是什么?
马俊如：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国家长期把我们创新资源集中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等这样的研究所里。它们那儿是需要创新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把企业边缘化，只让企业生产而不创新。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对大企业创新的鼓励不够。现在我们国家鼓励企业创业的政策非常多，但几乎所有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都是针对小企业的，而鼓励小企业做大、并为它们解决成长中的烦恼的政策却很少。一个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在市场运作、金融运作里需要的支持有很多，但是我们的政策跟不上。这就反映我们的管理体制、机制在鼓励大的企业和鼓励全球创新这两个问题上还需完善。
另外在社会意识当中，对于企业创新力量薄弱的解读不同。我碰到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教授、专家，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叫企业创新，大学和研究所的使命不是赚钱，所以大学和研究所脱离国家的皇粮整天跟市场竞争，它就会变成一个企业而不是大学和研究所了。如果一个企业不行，你不应该只看到结果，而是要看到造成的原因，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界不行。因为你不关心、不支持所造成的。现在积极的做法是加强对企业的支持，鼓励它创新，帮助它创新，这样才对。这个社会意识要不断的解读我们才可以走得更好一点。
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今天的创新一定是在全球化的创新环境里面来谈创新，离开全球化创新活动就不大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竞争对手来自于哪里，所以必须要理解、了解它，而且还要利用全球化的创新环境才能得到创新的效益，比如现在都是在讲整合全球的资源创新，你不再完全是依靠本地资源，要在全球组织生产来推动你的发展，这个地方做得不够。
《华人世界》：您提到我们对大企业的创新的支持不够，那我们为什么要大企业呢?大企业在创新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一个作用?
马俊如：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竞争过程中，都是依靠大企业来吸收小企业活跃创新的成果，把这些成果变成生产力的。在只有600万人口的芬兰，诺基亚公司是非常强大的。它占芬兰GDP(国民生产总值)的30％～40％，而它吸收的创新占整个国家创新的60％以上。韩国的三星公司其实已经超出了公司的意义，在世界市场 上，它已经是作为韩国产品的形象而存在的了。这就是大企业的领头带动的作用。所以我们非常期盼出现一个金字塔，有几个大的企业在世界上领航，这样我们中国的创新才会有声有色。
《华人世界》：我们知道，创新离不开知识。那您认为知识在如今的经济发展中到底是怎样的地位?
马俊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国家芬兰，在世界上创新发展是第一位，经济活力排名也是第一。100多万人口的爱尔兰现在也非常有名，原因就是它在软件的生产上创造了很高的财富。这两个有些不起眼的国家因此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世界上近200多个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国家走到前面去了，而其它的国家掉在了后面?其实，道理很简单，它们都很好的把知识转化为了生产力。现在已经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作了一个调查，其中的一个结论在今天看来非常正确：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已经不仅仅在于资本了。资本是一个问题，知识也是一个问题。没有知识是落后的，但不会用知识则会更加落后。其实，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你有没有创造知识，而在于你会不会利用已经有的知识来生产出产品。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自己并没有创造多少知识，但它把别国的东西拿了过来，转化为产品赚钱。韩国、亚洲四小龙也几乎都是这样的。这说明，今天的世界就是你会利用知识就可以赚钱。
《华人世界》：我们杂志9月刊做了一期微创新的专题。对于中国企业的微创新，您是如何看待的?
马俊如：我觉得微创新和创新不能割裂开来。我认为创新应该是群众性的。只有把创新变为群众性的，那么每个人微小的创新才能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我认为国家应该创造一个适宜创新的环境，要把创新作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来看待，而这个决策一定是由一点一滴的微创新来实现的。我们需要制定大的目标，但更多的还是应该从点滴做起，因为很小的一个创新也会带来整个行业的大变化。
采访手记：
提到创新，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乔布斯，都是苹果，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放到国内。其实，国内并不是没有创新，也不是没有大的创新，而是很多的创新都只停留在实验室、科研院所或者博览会上。如果真正将这些创新转变成产品、推向市场，其产生的效益和影响难以估量。
现在人人都在谈创新、想创新，但是只停留在谈和想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将创新的技术与产品相结合，有了一件件畅销的创新型产品，才能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并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人之功，而是需要国家、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相互配合，共同发力。而在这过程中，企业自身对创新的渴望起着关键作用。它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的推动器，因为是它将实验室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在创新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企业必须拓宽思路，除了自己成立科研基地，还应该把自己放到更广的层面，参与国家科技计划，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甚至可以购买那些创新的成果和应用。只有企业活了，中国在创新之路上才能越走越宽，越走越快。
当今社会，最热的两个词莫过于“全球化”和“创新”。如果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从创新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当今的世界，各国可谓是百舸争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在不断地进行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然而，在创新的过程中，中国也遇见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特别采访了国内创新领军人物——国际创新研究院院长马俊如。
《华人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创新也在全球化。与国外相比，我们国家的创新动力是比较薄弱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又造成了如今国内创新的怎样一个局面?
马俊如：其实，我们国家的创新动力并不弱。但与国外相比，本应是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它的创新动力是比较薄弱的。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就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学和像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独立科研院所。不仅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而且国家的经费支持、拨款支持、创新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对于我们国家的企业来说，它只关心生产，不关心创新。这就直接造成了我们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应对国际竞争、创新竞争，我们的做法是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动员大学和研究所，在实验室里搞技术和产品，以国际上的大企业、新产品为目标来进行攻关。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不对，但却忽略了创新最后的目标是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国外创新的产品进了市场，我们创新的产品只进了展览会。
后来发现了这条路的弊端，于是又在大学和科学院的基础上办企业进行延伸。即使是这样，事实也证明这条路是不通的。因为大学和研究所的企业都是在孵化当中，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所以这样的企业，在国际上的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创新竞争在产业这个层次上是有声无势：“有声”就是声势浩大，大家看到我们对创新的宣传力度是非常高的；“无势”就是最后没有成效，我们在展览会上看到了创新产品，但是我们在市场上并没有看到大量的创新成果。
《华人世界》：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的企业应该如何去做呢?
马俊如：现在，世界上各行各业创新的办法是不一样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有几条基本的规律和类型。我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企业内设研究所，组织自己企业的力量在企业内开展研发。国家改革开放以后这类研究所已经逐渐增加，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少。在这方面最成功、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韩国。韩国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明白了要往前进就要靠创新，尤其要靠企业创新。1981年韩国成立了174个企业研究所，而到了今天，韩国已经有1万多个企业研究所。它们与企业是共命运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如今韩国的创新走在世界前列。
第二、参与国家科技计划或民间联合的共性技术研发。国家每年都有一些重大的科技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很好的机会。同时，民间企业可以自己组织在一块，也可以由政府牵头组织。
第三、委托和资助科研院所和大学，开展企业需求的创新项目。自己做不了怎么办?委托大学。企业出钱委托大学根据企业提出的要求进行研究科技项目。成功的话，企业得益，不成功的话就等于交了一些学费。为什么企业愿意这样做?因为企业自己没有力量做，特别是稍微看得远的企业。这些企业利用很少的投入，委托大学或者研究所，充分利用它们知识丰富，也有时间、有精力做的优势，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购买科研院所和大学的研究成果去开发和应用。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指国内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也包括国际上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成果。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普遍的，今天讲自主创新不能排除这些购买的情况。自己创新的成果是有限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创新，只要你学会用，生产出市场上畅销的产品，也是可以的。
《华人世界》：在您看来，除了企业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创新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的呢?
马俊如：我们在创新活动当中，仍然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在我们国家小企业创新非常的活跃，但是这些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却是非常的艰难。在那么多的小企业中，现在只有几个成为了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大企业，比如深圳的华为、中兴通讯，北京的联想等等。但除了这些，我们更多的是看到那些小企业怎么也长不大。如果一年、两年我们还可以观察，三年、五年我们也可以等待，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从高新技术企业兴起到现在已经有20年。在这20年过程当中，这些小企业成长太慢，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华人世界》：那这些小企业长不大的原因是什么?
马俊如：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国家长期把我们创新资源集中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等这样的研究所里。它们那儿是需要创新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把企业边缘化，只让企业生产而不创新。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对大企业创新的鼓励不够。现在我们国家鼓励企业创业的政策非常多，但几乎所有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都是针对小企业的，而鼓励小企业做大、并为它们解决成长中的烦恼的政策却很少。一个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在市场运作、金融运作里需要的支持有很多，但是我们的政策跟不上。这就反映我们的管理体制、机制在鼓励大的企业和鼓励全球创新这两个问题上还需完善。
另外在社会意识当中，对于企业创新力量薄弱的解读不同。我碰到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教授、专家，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叫企业创新，大学和研究所的使命不是赚钱，所以大学和研究所脱离国家的皇粮整天跟市场竞争，它就会变成一个企业而不是大学和研究所了。如果一个企业不行，你不应该只看到结果，而是要看到造成的原因，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界不行。因为你不关心、不支持所造成的。现在积极的做法是加强对企业的支持，鼓励它创新，帮助它创新，这样才对。这个社会意识要不断的解读我们才可以走得更好一点。
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今天的创新一定是在全球化的创新环境里面来谈创新，离开全球化创新活动就不大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竞争对手来自于哪里，所以必须要理解、了解它，而且还要利用全球化的创新环境才能得到创新的效益，比如现在都是在讲整合全球的资源创新，你不再完全是依靠本地资源，要在全球组织生产来推动你的发展，这个地方做得不够。
《华人世界》：您提到我们对大企业的创新的支持不够，那我们为什么要大企业呢?大企业在创新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一个作用?
马俊如：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竞争过程中，都是依靠大企业来吸收小企业活跃创新的成果，把这些成果变成生产力的。在只有600万人口的芬兰，诺基亚公司是非常强大的。它占芬兰GDP(国民生产总值)的30％～40％，而它吸收的创新占整个国家创新的60％以上。韩国的三星公司其实已经超出了公司的意义，在世界市场 上，它已经是作为韩国产品的形象而存在的了。这就是大企业的领头带动的作用。所以我们非常期盼出现一个金字塔，有几个大的企业在世界上领航，这样我们中国的创新才会有声有色。
《华人世界》：我们知道，创新离不开知识。那您认为知识在如今的经济发展中到底是怎样的地位?
马俊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国家芬兰，在世界上创新发展是第一位，经济活力排名也是第一。100多万人口的爱尔兰现在也非常有名，原因就是它在软件的生产上创造了很高的财富。这两个有些不起眼的国家因此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世界上近200多个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国家走到前面去了，而其它的国家掉在了后面?其实，道理很简单，它们都很好的把知识转化为了生产力。现在已经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作了一个调查，其中的一个结论在今天看来非常正确：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已经不仅仅在于资本了。资本是一个问题，知识也是一个问题。没有知识是落后的，但不会用知识则会更加落后。其实，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你有没有创造知识，而在于你会不会利用已经有的知识来生产出产品。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自己并没有创造多少知识，但它把别国的东西拿了过来，转化为产品赚钱。韩国、亚洲四小龙也几乎都是这样的。这说明，今天的世界就是你会利用知识就可以赚钱。
《华人世界》：我们杂志9月刊做了一期微创新的专题。对于中国企业的微创新，您是如何看待的?
马俊如：我觉得微创新和创新不能割裂开来。我认为创新应该是群众性的。只有把创新变为群众性的，那么每个人微小的创新才能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我认为国家应该创造一个适宜创新的环境，要把创新作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来看待，而这个决策一定是由一点一滴的微创新来实现的。我们需要制定大的目标，但更多的还是应该从点滴做起，因为很小的一个创新也会带来整个行业的大变化。
采访手记：
提到创新，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乔布斯，都是苹果，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放到国内。其实，国内并不是没有创新，也不是没有大的创新，而是很多的创新都只停留在实验室、科研院所或者博览会上。如果真正将这些创新转变成产品、推向市场，其产生的效益和影响难以估量。
现在人人都在谈创新、想创新，但是只停留在谈和想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将创新的技术与产品相结合，有了一件件畅销的创新型产品，才能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并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人之功，而是需要国家、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相互配合，共同发力。而在这过程中，企业自身对创新的渴望起着关键作用。它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的推动器，因为是它将实验室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在创新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企业必须拓宽思路，除了自己成立科研基地，还应该把自己放到更广的层面，参与国家科技计划，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甚至可以购买那些创新的成果和应用。只有企业活了，中国在创新之路上才能越走越宽，越走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