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文人的幸福感哪家强？
　　 有人会说是唐，李白写个诗，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这种待遇，幸不幸福？
　　 有人会说是宋，柳永搞个读者见面会，朝底下喊：大家都说说在什么地方能听到我的词呀？底下喊成一片：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词。这种一呼百应，幸不幸福？
　　 还有人会说是晋，大家见面就喝喝酒吹吹箫磕磕五石散，磕嗨了就赤身裸体地跑出去：这天地都是我的房子，这房子都是我的衣服，你们怎么都钻我衣服里来了？这种自由奔放，幸不幸福？
　　 幸福感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不像经济民生水平那样可以找到具体量化的指标。况且文人团体又是个性特别强烈的一群人，要找到一个适用于大部分人的指标恐怕会众口难调。当然，从文学史角度而言，一般认为，浪漫主义开始复苏的魏晋南北朝，以及受其影响颇深的唐与宋，是中国历史上文人最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代。但毕竟想象力和创造力决定的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他们的幸福感。
　　 始皇帝以法家治天下，秦亡后汉高祖尊黄老，文景两朝继之。但这毕竟都是短之又短的历史时期。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察举制选拔官吏，开始以中央集权的力量驾驭文人的思想。从此文人的命运便与庞大的帝国捆绑在一起，每个文人都被努力吸纳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个体。维持长达两千年之久的文官制度，放眼世界都是一个奇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人创作中对于个性的表达，往往都是基于一种对抗的目的而非顺应时代的大趋势。所以当汉亡之后，集权统治出现暂时的松动，愤世嫉俗的竹林七贤就一下子可以把这种对抗推到极致。后来隋文帝的打压没有消灭这种对抗，唐高宗的自信又给予这种对抗一段继续生长的空间，所以这种浪漫主义才得以延续下来。但这，一定不是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主流。
　　 这就塑造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使在中国文学史最璀璨的页数上，那些最伟大的文学家统统混得很惨。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些伟大的作品，在当时的视角下统统是非主流。
　　 李白最为崇拜的二谢——谢眺与谢灵运，统统都不到中年就死于政争;李白自己只被玄宗欣赏了一年就抛离京城，晚年更因为站错队伍被发配夜郎;杜甫干脆就一辈子都没如意过，每天发着各种各样的牢骚，不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司马光若不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贬到洛阳，不会有那么多闲工夫琢磨他的《资治通鉴》;苏东坡若是能留在京城做官也不会跑到赤壁去念两句“千古风流人物”;有井水的地方就有的柳词，其中又唱出三变先生多少的辛酸与失意，“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那有没有文人真正能够主宰思想潮流的时代？有，在先秦。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完成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松散的政治体制下文人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着。那未必是一个文采飞扬的时代，却是一个能产生如此多思想流派，并能自由争鸣，由文人的意愿去主导政治主张的时代。
　　 当我们回忆孔子在卫灵公面前的洒脱，回忆孟子在梁惠王面前的讥诮，回忆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的博学，哪怕回忆韩非子那句两千多年来我们仍没有做到的“君无为，法无不为”，我们都会深深地被那个时代的兼容并蓄所震撼。
　　 这才应该是文人幸福感最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奇迹——在一个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的时代，靠笨重的木简记载、传播的文字，能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并有如此大量的典籍流传至今，足以证明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文字、思想的看重与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