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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强弱通常有两个尺度：一个是量的尺度，另一个是质的尺度。一个作家，如果其作品数量很少而质量不错，那不能简单地说这个作家的创作实力很强；同样，一个作家，如果其作品数量很多而质量平平，那也不能片面地说这个作家的创作实力不弱。只有既具备较多数量同时又拥有较高质量作品的作家，才可以说是创作实力较强的作家。继《生命如烛》（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之后，周春荣最近又要推出他的第二本散文集《秦关冷月》。前者一百余篇，后者则由数十篇构成；前者没作任何分类，后者则分为“文化苦旅”、“雪泥鸿爪”、“人生感悟”、“朝花夕拾”、“亲情温馨”等五辑；前者篇幅较小，后者篇幅较大，特别是“文化苦旅”一辑。从量的角度看，春荣的散文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从质的角度言，《秦关冷月》除了仍然呈现出流畅自然，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饱含韵味又充满真情等特点之外，题材比《生命如烛》更宽，且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的社会问题乃至热点问题。在纳雍那片一向以诗歌创作见长的土地上，春荣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散文创作的不足。虽然纳雍从事散文创作的人也不少，但如用上述两个尺度来加以衡量，他们要么数量偏少，要么质量一般，大多尚未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和冲击力，而春荣的散文创作已达到了某种高度。
与诗歌和小说相比，散文好像要容易进入和把握一些。由于诗歌和小说文本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因而要写出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和小说相当困难。换言之，一个以“成品”形式出现的文本是不是诗歌或者小说还需打个问号，除非它已经完全具备了诗歌和小说文本的本质特征。而散文远没有那么严格，散文通常只存在质量上的优劣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上乘之作的散文轻易就能写得出来，那些长期从事散文创作的人深知要想从思想或题材上使散文得以超越绝非易事。由此，他们往往从切入角度或语言表达上寻找突破口，并进而认为只有如此他们的散文作品才可能让人耳目一新。春荣是否体味到其中的甘苦我不得而知，但下面的文字却使我认定春荣从来就不曾停止过类似探索。“显示器说，她天天给人看，好惨。鼠标说，你算什么惨，我天天给人摸，也还没说呢。键盘忍俊不禁了，大声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天天被人打呢。主机发话了：都别说了，你们没我惨，人家天天用手戳我的肚脐眼!”（《浮生七日》）一台普普通通的电脑，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缺乏生命和情感的机器，而成了一群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知的七嘴八舌的女人。《秦关冷月》这本散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调侃笔调。这一笔调主要表现为各种修辞方法和文学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以及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之间专门用语的自由互换，它既可以用来表达人类的快乐情感，也可以用来讲述人类的悲哀情感和其他情感。而这种笔调本身不但要求作者要有较强的思维控制能力，而且还要有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透过《秦关冷月》，我们不难发现来自春荣的那些调侃背后所潜藏着的恬淡快乐和深层忧虑。
一
春荣的调侃笔调首先表达的是一种快乐心情，这种快乐心情贯穿于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
“我那时的想法是要去水城看水。”“到了水城，不见水，只见一城的路、房子和车子，我也就忘了先前的初衷，径直去找姑父。”（《那个夏天》）在这里，春荣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颗童心。这颗童心通过“水城”这个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地名得到充分体现。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的心里，“水城”无疑是一个处处碧波荡漾的地方，但当想象中的一切被眼前宽广的马路、拥挤的房屋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所取代时，他并没有刻意去追问其中的缘由，而是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这与儿童的心理特征相符，显得合情合理。
当然，童年时期的孩子除了天真纯朴的想象，好奇心、恐惧感也无时无刻不夹杂其间。“我和可可曾钻到火车底下去看是什么牵动一节节车厢，结果我们都没看出端倪来。第二天，姑父给我说，火车站二站台头天轧死了两个小学生，惊出我一身虚汗来，心里暗自庆幸厄运没让我和可可碰上，我的人也在那一瞬间突然长大了。”（《那个夏天》）随着年龄在一天天增大，他们厮守在一起的日子眼看就越来越少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最终不得不分手并独自承担起适合自己的职责。“心有余悸地玩了几天，我便搭了一辆拖水泥的车子赶回老家，不久便开始了无际无边的中学日子，像苦行僧，可可则开始了收破铜烂铁的营生。我们钻火车底的事至今谁也没有说出来。”（《那个夏天》）
萦绕在《秦关冷月》一书中的快乐不仅来源于春荣的亲身经历，而且还体现在那些曾经与他朝夕相处的家畜身上。这些家畜除了牛和猪，更多的则是那只反复出现在春荣笔下的狗。“把草背回家时，牛正把脖子搭到圈门上，瞪着眼，盼，不时叫上一两声。鲜草来了，倒在牛圈里，牛不再叫唤了，吃得欢欢的。猪冷不防从旁边冒将出来抢吃，牛一下子来了牛脾气，歪了头，用角去顶，将猪逼进角落里”（《求学记》）一边是饥饿难耐的脾气暴躁的牛，一边是一向憨厚老实却因为草料的到来而变得不安分守己的猪。动物世界没有那么多人为的规定和约束，因而它们之间的对于食物的本能争夺从来也就不会真正停止。“陪伴我们到达学校的，除了文具盒的响声之外，还有家里那条狗，人走在前，它跟在后，你慢它就慢，你快它就快。丢个石头吓它回家，它立即掉头就跑，跑到数十丈外，又立在原地看你，如若瞅着你还在路上监督它，它就跟没事人一样，找准一个石头或者一蓬灌木丛，抬着腿撒尿”“趁它撒尿的时候，我和哥赶紧跑，要把它‘卖’了——哥哥一直说‘卖’，就是现在也是这样说的——可是，等到了学校门口反脸一看，它到底还是跟了上来。也不管它了，读书是正事”（《求学记》）在这里，狗对主人的依恋和忠诚被春荣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与狗之间善意的斗智斗勇也历历在目。更为重要的，是主人并没有一味沉溺于与狗东躲西藏的乐趣中，而是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什么是“正事”了——这是少年主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午回家，人到家门口，睡在撮箕里的狗马上站起来，摇尾，嗅前嗅后……我想不明白，它是什么时候回家的，中途有没有与其它的同类寻衅滋事来着。”“过后我就想，那狗真知道庄稼是碰不得的？只是这种想法终归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或许，那狗真的什么都没有想，只是闹着玩儿罢了。”“那狗也还跟着，前前后后地跑，遇到路上的流浪狗，它要惹人家一下，多半是狗仗人势了。”（《求学记》）“狗通人性”的说法，在这里得到了有力证实。狗不能与主人一道进入教室，其心情的沮丧和内心的迷茫可想而知，但这一点也不影响狗对主人的依恋和忠诚，更不足以构成狗负气出走的理由。狗似乎有着超越于其它动物的层次，它对主人的宽容和理解，它对自己身份的默认等等都已经暴露了出来。
除了表现狗的宽容和理解，在《狗年说狗》一文中，春荣还着力揭示了狗的可爱和机智。狗对一切外来入侵者的高度警觉和不近人情，狗在主人面前的乖巧温顺，春荣以拟人修辞使我们获得了空前的心理愉悦和审美享受。“狗窝置于猪圈旁边，忠实的狗整个晚上就守候着圈里的猪，有生人路过，它努力地吼，算是打响声，盗贼不敢靠边，主人可以放心睡觉。半夜里，主人若是起床打着手电去检查圈门闩好没有，狗就会耍一下赖皮，或者睁开眼睛瞅主人一眼又继续装睡，或者干脆伸个懒腰，然后用爪子抓一下主人的脚，算是撒娇。”“主人背着牛粪下地，半路上歇上一阵子，跑在前面的狗就远远地站着，望着远方吠两声，然后又折身往回走，赶回主人跟前，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然后跑到山路旁的灌木丛边撒一泡尿，大概是留个记号的意思。”
狗在春荣的笔下通常扮演正面角色，但这并不排除有时它也以反面的形象出现。当熟识变成陌生，当主人成为路人，狗就一改从前的乖巧和温顺，面目狰狞，动物的凶残本性自然就暴露无遗。此时，狗与人之间不再是亲人或朋友般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敌对或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一方是“我”的自信与计谋，一方则是狗的不依不饶和疯狂进攻，狗与人之间不再温情脉脉，而是一场征服与被征服、胜利与失败、生存与死亡的对决，结果是：一方落荒而逃，一方幸灾乐祸。“我手里有了阎王刺棍子，心里自然不慌，但还是佯装出怕狗的胆怯样子，故意把狗引到村外。”“那狗有些狗仗人势的意思，追我竟然追得有些不近人情。把那狗引出村外，我就用阎王刺棍子佯攻。狗不知是计，一口咬上了，倒刺刺进了狗嘴里，只好任由我拖着它走。走出老远，我弃了棍子，狗这才一路哀嚎着滚回家去。看见狗损兵折将，我暗自快乐。”（《快乐6＋1》）
步入青年，谈情说爱突然成了人生的主题。此时，快乐是“涛声依旧”还是荡然无存？从《秦关冷月》看，无忧无虑的日子在逐渐减少，而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沉。春荣写男女之恋，并未遵循一本正经的思维方式和循规蹈矩的语言表述，而是套用外交术语，把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转换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既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当然就不能轻举妄动，当然就少不了一定的策略和方案。于是，提心吊胆而又充满期待地一次、二次、三次去与心爱的人接触的过程，也就成了恋情逐渐明朗、对方逐渐敞开心扉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为春荣诙谐的笔调而变得趣味横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从而也就凸显了出来。“这就是我与她的第一次非正式‘外交’。”“当然，这一次也还是非正式‘外交’。”“这时，我们已经算是完成了‘两国互访’。”（《求婚记》）
二
春荣在展示其轻松、快乐心情的同时，还着重表达了沉积于他内心深处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春荣尤其显得忧心忡忡。在人类对待牛马的恶劣态度上，春荣明显流露出自己的不满，且表示出自己深切的同情。尽管牛马一度为人类的幸福付出了巨大代价，可换来的仍然是无端的辱骂和残酷的体罚。而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时，春荣依然把“工钱”、“辞职”、“寿终正寝”等通常用在人类身上的词语巧妙地糅合其间，这使人忍俊不禁。“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没少耳闻目睹动物们被骂的事。‘快走，你这个剐马皮的！’这是骂马；‘跟路，大瘟收的。’这又是骂牛。不管是骂牛还是骂马，都是体无完肤的骂法，听得多了，便觉得这是一种奴役、一种剥削。”“牛耕地，马拉车，这些都是做牛马的在替人挨累受苦。按说，人对此应该心存一点怜悯。可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类忘记了旧社会给财主做牛做马的苦楚，人一阔就变脸，不拿牛马当人。牛马们一天到黑苦熬硬撑下来，工钱领不到，还要被骂得体无完肤；不独如此，被骂了还得干活，偷懒不行，辞职不准；就算老得不能动弹了，也还要被人出卖，送往屠宰场，不得寿终正寝。”（《做个动物不容易》）
牛马的悲惨处境如此，猪的命运如何呢？在春荣看来，猪的命运有过之而无不及。猪所遭遇到的无以复加的命运被“刑场”、“智商”、“阴谋诡计”、“静坐绝食”和“集体减肥”等词汇推向了调侃的极致。“牛马们被剥削的，通常只是力气，这还好些；比牛马们不如的还大有人在。比如猪。猪长大了要被人吃，这个道理，猪们可能要等到走向刑场时才会明白。如果猪们的智商高一点，能识破人的这些阴谋诡计，那么，从童年时候起，它们就不会成天拼吃要喝了，而是来个静坐绝食表示抗议，或者干脆串通一气集体减肥。”（《做个动物不容易》）
而在下述文字中，我们简直感觉到来自春荣的谴责甚至愤怒了。特别让春荣不解的是，人与各种动物都属于同类，按理说是应当友好相处的，可现实的事实却是，人类在用一种非人道的方式灭绝着动物，他们变换着各种花样，以吃得肉麻为乐，以吃得另类为荣，这在春荣看来是忍无可忍的。从这里也透露出，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除了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良知和心中郁积的块垒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人是很坏的，什么都吃，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四只脚的除了桌椅板凳，无吃不求其全。除了猪鸡鸭鹅，人还吃蛇吃兔吃鱼吃狗吃青蛙吃蚂蚱猴子甚至天鹅肉。广东那边就曾有过人吃猴脑的报道，其吃法据称是用一个类似于枷的工具锁住猴子的四肢，然后用锤子敲开猴子的天灵盖，用汤匙从猴子颅内舀着脑髓生吃，很残忍的。这些年，人吃动物的招数无奇不有，越来越另类，有用活鱼丢在滚汤里蘸着吃的，有吮吸活蛇血液的……对人类猎食动物的这些行为，恐怕连号称兽中之王的老虎也会心惊胆战：‘从前是我们老虎吃人，现在变成人吃我们来了，真是人心不古啊！’”“眼下，那些饱食终日的公主少爷们，玩腻了一切之后开始玩动物了，大肆养鱼养鸟养猫养狗。虽然被养的动物过的是养尊处优的日子，但是，自尊是没有的了。是鱼就得乖乖呆在玻璃缸中，不得越雷池半步；是鸟就得好好蹲在鸟笼子里，眼前巴掌大的天；是狗就得摇尾乞怜，讨人欢心；是猫就得小鸟依人，承欢膝下。总之，被玩弄的动物就像豪华别墅里的‘小二’们，始终得承受着比被剥削和被吃更甚的摧残。”“每天上班的路上，我都会碰上一些人，他们在用口哨挑逗着笼子中的鸟。那口哨，总好像恶少调戏良家妇女，不乏轻薄和浪荡。那样的时候，我就想，人一方面自称要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以剥削、猎食、玩弄等等手段摧残着动物们。这种悖论，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呢？”（《做个动物不容易》）
在恃强凌弱的人类面前，春荣深知一切苦口婆心的劝说均无济于事，最后他不得不用一种喜剧的形式，即鹦鹉侮辱主人的方式来为这些鸣冤叫屈的动物伸张正义。“好在还有被养的鹦鹉为动物们争了一口气——有个故事说，一主人养了一只鹦鹉，一天，主人对着鹦鹉戏谑说：叫我爸爸！鹦鹉知道被玩弄了，不理，待主人离开后，才开口对主人的儿子说：叫我爸爸”（《做个动物不容易》）
当春荣的视线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自身，情形是否会有所改观呢？回答是否定的。人类自身的情形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这一开始就从古代寻欢作乐的皇帝的身上表现出来。在江山与美人的取舍问题上，唐玄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美色，这是任何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明君的大忌。但在唐玄宗那里，“他干脆得很，索性连班也不上了。”（《长歌当哭》）皇帝们纵情于声色犬马或许原本就不足为奇，可一向以忧国忧民著称的诗人们到底如何呢？诗人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无可奈何，杜甫就是典型的例子。杜甫虽然终日在念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可是，在春荣看来这并不现实，因为“杜甫一不是房开商，二不是大款，肯定没有能力兑现他的假设。”(《住》)但无论如何，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已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过分苛求古人显得过于残酷，春荣的思绪慢慢回到了正在飞速旋转的社会现实中，瞬间的时空跨越却使春荣吓了一跳，这从一枚小小的五分硬币上体现了出来。“现在，被我捡拾回家的那个五分硬币还静静地躺在茶几的下层，没谁去碰它。有一天，孩子从外面玩耍回来找玩具，偶然看到了那个分币，就问它是什么。我说是钱，孩子睁大了眼睛，满脸狐疑：‘这是哪种钱？’中国的钱就一种，还能是哪种？但我真的无法给他说清楚，毕竟我不见分币很久了，而他则是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分币。”（《不见分币》）
如果说小孩子不知他从未见过的硬币为何物尚在情理之中，那么，那几个天天聚在一起打台球的小伙子就更使春荣感到纳闷了。成天打球、抽烟、喝酒，他们的开销从何得来？孔子曾有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的感慨，春荣是否也有同感？“环城路上有家台球室。每一次路过那里，我都会看见几个小青年在打台球，时间在变，面孔却一成不变，老是那么几张。他们打球，抽烟，还喝啤酒，像电视里的人一样潇洒。电视里的那些演员不见工作，却经常下馆子、进酒吧、谈恋爱，出门打的，进门打的，钞票大把大把地花。大家都知道，那是演电视；生活中的这几个青年肯定不是演电视，可我真的又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城市浮图》之四）
人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必然会遇到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些困难可能有求学的艰辛，可能有求职的挫折，还可能有求婚的困惑等。但少年时代的春荣从来就没有因为前进道路上横亘着的重重障碍而停步不前，相反，他满不在乎，甚至是举重若轻。“书包也是他换了新书包后才给我的，到我手里算是超期‘服役’。”（《求学记》）
春荣在不厌其烦地用一串排比词组再现废品的收购时，其间就包含了人们为了谋生而引发的极度疲惫和荒唐。具体表现为守着迷人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却无心观赏。为什么？基本的物质生活尚且不保，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呢？“他在昆明的求生手段是收废品，废书废报废铁巴废洗衣机壳壳废炮弹壳壳废飞机壳壳，都收。”“平时，他忙于收购那些废书废报废铁巴废洗衣机壳壳废炮弹壳壳废飞机壳壳，守着景点却不能一饱眼福；这下子，终于有时间了，把想逛的都逛了个够。”（《求生记》）虽然如此，但当“我”转了一圈，又回到从前生活的小镇，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终点等于起点——荒诞的色彩越发浓烈。“小二仍然在牌桌上，仍然和一帮女人打麻将，仍然叼着香烟与人说笑，仿佛压根就没去过昆明似的；我仍然教书，仿佛也没有金桥地产那事儿。”（《求生记》）
春荣并未就此止步，他在生存的道路上仍然在艰难跋涉、上下求索。结局如何呢？接二连三的“流产”，几乎使春荣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冯友兰先生说命是力之所无可奈何者，这是否正是命运使然？这是否正是命运在对一个拼命挣扎的人的有意捉弄和无情痛击？春荣不仅信命，而且简直就是认命了。“没去习酒是‘流产’，没到统基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就任是‘习惯性流产’”“我请假回家拿钱，不想一场车祸彻底打消了我的斗志，求职再次‘习惯性流产’”“求职的多次‘习惯性流产’使我明白，人生该怎么是有一定的。”（《求职记》）
求职过程如此一波三折，世俗社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对此，春荣似乎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强大的世俗面前，春荣只能节节败退、举手“投降”。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春荣承认：“三分臭铜，逼死英雄！在不能免俗的礼尚往来面前，在永远发不够的压岁钱面前，在宁可人负我不能我负人的世俗面前，多少人面对年关，英雄为之气短，多少人面对年关，苦脸强作笑颜！”“大丈夫‘醉死也要喝酒，借钱也要请客’”（《年关》）
在“父亲”借牛一事的叙写中，春荣的调侃语调仍然无处不在。他是否在刻意以此使事情本身变得更为轻松我不得而知，可临行前，“父亲”的一系列细腻心理活动的铺陈，无疑加重了借牛的凶多吉少成分和悲剧色彩。春荣把一些常见的文学术语恰如其分地嵌入到“父亲”的心理活动中，使得“父亲”的谦卑、谨慎、善良的性格特征变得可感可触、充满悲情。虽然作过周密细致的筹划，但现实的残酷性再一次使“父亲”明白“打铁要靠本身硬”那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试图依赖别人谋求生存的想法从而变得不堪一击。“仗着以前曾经方便过他人的这一点旧人情，父亲决定去求人，看能不能把眼前的困难了结了。在家里，他先把求人借牛的话想好了，怎么启、怎么承、怎么转、怎么合，都一一作了精心设计，‘台词’也背了三五遍，生怕稍有不慎，吃了闭门羹，碰一身灰头土脸。”“找谁家借牛呢？父亲也先在心里逐一把所有的人家排了队：张三家有牛，但以前人家没欠着自己的，开不了口；李四家有牛，以前自己也方便过人家，但人家正忙着，不好开口；就王五家吧——王五家以前那阵要翻自留地，用了咱的牯牛，这事该能成吧。”“去了，先打听人家第二天干什么活来着——如果人家要犁地，话就只‘启’不‘承’了，因为说也白说。没想到，人家第二天真要犁地，父亲只好悻悻返回了。”“罢了，到赵六家。赵六家的牛闲着，以前也欠着咱家的人情。开了口，人家倒没有明说不借，但一直支吾，不是说牛脖子被牛枷磨渗血了，就是说还想抢农时把没翻的土给翻了”“不想碰一身灰头土脸，结果还是碰了一身灰头土脸。为此，父亲决计再次买牛，否则，土地真要撂荒了。”（《求人记》）
“父亲”“打铁要靠本身硬”的信念从失败的深刻教训中提炼而成，“母亲”则是通过自己不停劳作的双手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得以体现。在春荣笔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一主题总是在亲人的所思所想和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交替出现。“一锅稀粥从早上喝到晚上，一只盆子从天亮刮到天黑，水田才有了一点水田的模样”（《母亲》）
春荣从来就没有忽视过那些在他身边走走停停的小人物，即使是靠做小生意为生的女人，春荣也给她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下述文字是一幅过于辛酸的画面。那个在大街上卖馒头的女人，她生意好坏与否我们不得而知，可她起早贪黑、睡眠严重不足的事实却清晰可见。幸亏那只顽皮的小狗应时出现，否则我们沉重的心情将难以得到缓解。对于一只小狗来说，它只知道沉浸在摆弄毛线团的无穷乐趣里，却并不知悉毛线团主人无边的苦涩。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懵懂无知的狗其实比足智多谋的人要快乐和幸运得多。“尽管炸馒头的蜂窝煤火已经关闭了风门，但油还在吱吱地冒着气泡，锅里的馒头无言地靠在边缘的铁架子上，孤独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的过路人。女人先头在钩拖鞋，钩着钩着，打了一个呵欠，困了，就斜靠在小茶几上。不想，这一靠却沉沉地睡着了，毛线团滚到了地上。”“不知道谁家的小狗狗跑进了店里，抱着那个毛线团玩儿。小狗狗不停地用脚爪抓玩毛线团。毛线团最后被小狗狗抓出了门外，滚一两米，想停，停不住，又滚，滚出三米四米，最后才在马路边缘勉强停下来，追逐毛线团的小狗狗坐在水泥地上，望着毛线团出神”（《城市浮图》之二）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春荣来说，他比谁都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当卫生院隔壁那个晾衣服的女人把“我”长长的身影踩来踩去时，春荣似乎就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这个预感是什么？是亲人的即将离世。春荣有能力化解这一不祥的预感吗？没有。春荣不但无力拒绝死神对于亲人的光顾，就是一些看似寻常的疾病的到来也总是让春荣苦不堪言。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人类才会真正远离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降临呢？“夏天的阳光穿过2004年5月30日早晨的天空，斜斜地照在卫生院的外墙上，把我的身影长长地印在水泥地上，一任卫生院隔壁起早晾衣服的妇女踩来踩去。”“一个人乱了方寸时，即便只是一根稻草，他也会伸手去抓。对我而言，医生就是那棵稻草，他说什么，我都信，都不打折扣地执行。”“后来不行了，病灶变本加厉，在喉头里不断‘圈地’，越圈越猖狂，憋在肚子里的话出不来，外面想进去的食物无路可走，好比公路上发生落石，路中央被大石头挡住了，两头堵了车，什么时候能疏通没个准头。就这样，我不仅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而且还几乎等同哑巴，只会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感受。”（《求医记》）
同样是调侃式的语言风格，在《活着真好》一文中，春荣却注入了更多的思考成分和批判精神。这种思考和批判主要针对现代人总是被一种“盲目必然性”所支配的悲哀。这些人一天到黑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行色匆匆，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他们生命的意义何在？在清醒和冷静的春荣看来，他们是在舍本逐末，他们在痴迷于那些身外之物的同时却丢掉了也许对他们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在春荣那里，曾经的熟悉即是陌生，貌似的切近其实遥远。春荣试图透过巨大财富、显赫权力和特殊地位的表象捕捉到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特别是那些隐藏于光鲜荣耀背后的肮脏交易和罪恶勾当。“许许多多的白天和黑夜，许许多多的人就这样兵不解甲马不卸鞍地来往穿梭于这条路或那条路之间，从昨天走过今天走向明天，忘了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是名份、是非、人情、钱物”“周围虽然尽是我们的熟人，然而，那些熟悉的面孔却陌生得要命——熟悉是因为我们把对方的面容看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陌生却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看清他们的名份观、是非观、人情观、钱物观，而看得最清的则是其财富、权力和地位。”
而在《人生》一文中，春荣则把上述的思考和批判作了进一步深化。春荣吃惊地发现，表面聪明的人类实际上极其愚蠢，他们总是乐于用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把自己捆绑起来。不吃不喝、勒紧裤带地买房如此，其它的种种活动无不如此。结果，人类的个性和自我丧失了，人类的生机和活力萎缩了，人类的才能、智慧和创新亦不复存在。“人是很容易陷入格子或者模式的动物，自己设置的，他人设置的，都概莫能外，先例也不少。陷入格子或模式的人常常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给别人设计格子或模式，从而使别人无法出格。”“从拼命挣钱买房子开始，他们就已经陷入了格子。这种自己为自己打造‘格子’的过程，很像蚕的作茧自缚！”“我们像鸟一样呆在格子里，喜怒哀乐被忽略，酸甜苦辣被淡化，五彩缤纷的人生被断章取义。”
当我缓缓地合上春荣这本命名为《秦关冷月》的散文集，我的眼前依然晃动着那些穿行在不是很严肃、不是很庄重、不是很本分的语言文字之间的鲜活人物、生动事件和滚烫情思。这些人物、事件和情思让人倍感亲切。有时我想，一个优秀的阅读者，与其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虚掷在那些高深莫测、盛气凌人的鸿篇巨制里，还不如早点抽身出来平心静气地翻阅一下充满生活气息和蔼可亲的短小篇什。春荣的散文恰巧具备了这一特征。春荣的散文不矫揉造作，总是娓娓道来，既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人、某一特定的物、某一特定的事，但又并非漫无边际，让人不知所云。他似乎完全领悟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真谛。春荣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异常宁静，有时好像与他一成不变的繁忙工作和四处奔走的身影不甚相称，但在既要保障生存而又不能放弃文学梦想的春荣那里确实一时难以得到有效调和。如果有哪一天我们突然听到春荣在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他已经卸下了一直压在他瘦削肩头的那些名目繁多的“任务”，真正上升到孟子所向往的“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的理想境界，那一定是春荣期待已久的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散文创作最佳时期的到来。
与诗歌和小说相比，散文好像要容易进入和把握一些。由于诗歌和小说文本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因而要写出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和小说相当困难。换言之，一个以“成品”形式出现的文本是不是诗歌或者小说还需打个问号，除非它已经完全具备了诗歌和小说文本的本质特征。而散文远没有那么严格，散文通常只存在质量上的优劣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上乘之作的散文轻易就能写得出来，那些长期从事散文创作的人深知要想从思想或题材上使散文得以超越绝非易事。由此，他们往往从切入角度或语言表达上寻找突破口，并进而认为只有如此他们的散文作品才可能让人耳目一新。春荣是否体味到其中的甘苦我不得而知，但下面的文字却使我认定春荣从来就不曾停止过类似探索。“显示器说，她天天给人看，好惨。鼠标说，你算什么惨，我天天给人摸，也还没说呢。键盘忍俊不禁了，大声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天天被人打呢。主机发话了：都别说了，你们没我惨，人家天天用手戳我的肚脐眼!”（《浮生七日》）一台普普通通的电脑，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缺乏生命和情感的机器，而成了一群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知的七嘴八舌的女人。《秦关冷月》这本散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调侃笔调。这一笔调主要表现为各种修辞方法和文学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以及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之间专门用语的自由互换，它既可以用来表达人类的快乐情感，也可以用来讲述人类的悲哀情感和其他情感。而这种笔调本身不但要求作者要有较强的思维控制能力，而且还要有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透过《秦关冷月》，我们不难发现来自春荣的那些调侃背后所潜藏着的恬淡快乐和深层忧虑。
一
春荣的调侃笔调首先表达的是一种快乐心情，这种快乐心情贯穿于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
“我那时的想法是要去水城看水。”“到了水城，不见水，只见一城的路、房子和车子，我也就忘了先前的初衷，径直去找姑父。”（《那个夏天》）在这里，春荣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颗童心。这颗童心通过“水城”这个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地名得到充分体现。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的心里，“水城”无疑是一个处处碧波荡漾的地方，但当想象中的一切被眼前宽广的马路、拥挤的房屋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所取代时，他并没有刻意去追问其中的缘由，而是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这与儿童的心理特征相符，显得合情合理。
当然，童年时期的孩子除了天真纯朴的想象，好奇心、恐惧感也无时无刻不夹杂其间。“我和可可曾钻到火车底下去看是什么牵动一节节车厢，结果我们都没看出端倪来。第二天，姑父给我说，火车站二站台头天轧死了两个小学生，惊出我一身虚汗来，心里暗自庆幸厄运没让我和可可碰上，我的人也在那一瞬间突然长大了。”（《那个夏天》）随着年龄在一天天增大，他们厮守在一起的日子眼看就越来越少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最终不得不分手并独自承担起适合自己的职责。“心有余悸地玩了几天，我便搭了一辆拖水泥的车子赶回老家，不久便开始了无际无边的中学日子，像苦行僧，可可则开始了收破铜烂铁的营生。我们钻火车底的事至今谁也没有说出来。”（《那个夏天》）
萦绕在《秦关冷月》一书中的快乐不仅来源于春荣的亲身经历，而且还体现在那些曾经与他朝夕相处的家畜身上。这些家畜除了牛和猪，更多的则是那只反复出现在春荣笔下的狗。“把草背回家时，牛正把脖子搭到圈门上，瞪着眼，盼，不时叫上一两声。鲜草来了，倒在牛圈里，牛不再叫唤了，吃得欢欢的。猪冷不防从旁边冒将出来抢吃，牛一下子来了牛脾气，歪了头，用角去顶，将猪逼进角落里”（《求学记》）一边是饥饿难耐的脾气暴躁的牛，一边是一向憨厚老实却因为草料的到来而变得不安分守己的猪。动物世界没有那么多人为的规定和约束，因而它们之间的对于食物的本能争夺从来也就不会真正停止。“陪伴我们到达学校的，除了文具盒的响声之外，还有家里那条狗，人走在前，它跟在后，你慢它就慢，你快它就快。丢个石头吓它回家，它立即掉头就跑，跑到数十丈外，又立在原地看你，如若瞅着你还在路上监督它，它就跟没事人一样，找准一个石头或者一蓬灌木丛，抬着腿撒尿”“趁它撒尿的时候，我和哥赶紧跑，要把它‘卖’了——哥哥一直说‘卖’，就是现在也是这样说的——可是，等到了学校门口反脸一看，它到底还是跟了上来。也不管它了，读书是正事”（《求学记》）在这里，狗对主人的依恋和忠诚被春荣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与狗之间善意的斗智斗勇也历历在目。更为重要的，是主人并没有一味沉溺于与狗东躲西藏的乐趣中，而是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什么是“正事”了——这是少年主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午回家，人到家门口，睡在撮箕里的狗马上站起来，摇尾，嗅前嗅后……我想不明白，它是什么时候回家的，中途有没有与其它的同类寻衅滋事来着。”“过后我就想，那狗真知道庄稼是碰不得的？只是这种想法终归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或许，那狗真的什么都没有想，只是闹着玩儿罢了。”“那狗也还跟着，前前后后地跑，遇到路上的流浪狗，它要惹人家一下，多半是狗仗人势了。”（《求学记》）“狗通人性”的说法，在这里得到了有力证实。狗不能与主人一道进入教室，其心情的沮丧和内心的迷茫可想而知，但这一点也不影响狗对主人的依恋和忠诚，更不足以构成狗负气出走的理由。狗似乎有着超越于其它动物的层次，它对主人的宽容和理解，它对自己身份的默认等等都已经暴露了出来。
除了表现狗的宽容和理解，在《狗年说狗》一文中，春荣还着力揭示了狗的可爱和机智。狗对一切外来入侵者的高度警觉和不近人情，狗在主人面前的乖巧温顺，春荣以拟人修辞使我们获得了空前的心理愉悦和审美享受。“狗窝置于猪圈旁边，忠实的狗整个晚上就守候着圈里的猪，有生人路过，它努力地吼，算是打响声，盗贼不敢靠边，主人可以放心睡觉。半夜里，主人若是起床打着手电去检查圈门闩好没有，狗就会耍一下赖皮，或者睁开眼睛瞅主人一眼又继续装睡，或者干脆伸个懒腰，然后用爪子抓一下主人的脚，算是撒娇。”“主人背着牛粪下地，半路上歇上一阵子，跑在前面的狗就远远地站着，望着远方吠两声，然后又折身往回走，赶回主人跟前，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然后跑到山路旁的灌木丛边撒一泡尿，大概是留个记号的意思。”
狗在春荣的笔下通常扮演正面角色，但这并不排除有时它也以反面的形象出现。当熟识变成陌生，当主人成为路人，狗就一改从前的乖巧和温顺，面目狰狞，动物的凶残本性自然就暴露无遗。此时，狗与人之间不再是亲人或朋友般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敌对或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一方是“我”的自信与计谋，一方则是狗的不依不饶和疯狂进攻，狗与人之间不再温情脉脉，而是一场征服与被征服、胜利与失败、生存与死亡的对决，结果是：一方落荒而逃，一方幸灾乐祸。“我手里有了阎王刺棍子，心里自然不慌，但还是佯装出怕狗的胆怯样子，故意把狗引到村外。”“那狗有些狗仗人势的意思，追我竟然追得有些不近人情。把那狗引出村外，我就用阎王刺棍子佯攻。狗不知是计，一口咬上了，倒刺刺进了狗嘴里，只好任由我拖着它走。走出老远，我弃了棍子，狗这才一路哀嚎着滚回家去。看见狗损兵折将，我暗自快乐。”（《快乐6＋1》）
步入青年，谈情说爱突然成了人生的主题。此时，快乐是“涛声依旧”还是荡然无存？从《秦关冷月》看，无忧无虑的日子在逐渐减少，而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沉。春荣写男女之恋，并未遵循一本正经的思维方式和循规蹈矩的语言表述，而是套用外交术语，把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转换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既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当然就不能轻举妄动，当然就少不了一定的策略和方案。于是，提心吊胆而又充满期待地一次、二次、三次去与心爱的人接触的过程，也就成了恋情逐渐明朗、对方逐渐敞开心扉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为春荣诙谐的笔调而变得趣味横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从而也就凸显了出来。“这就是我与她的第一次非正式‘外交’。”“当然，这一次也还是非正式‘外交’。”“这时，我们已经算是完成了‘两国互访’。”（《求婚记》）
二
春荣在展示其轻松、快乐心情的同时，还着重表达了沉积于他内心深处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春荣尤其显得忧心忡忡。在人类对待牛马的恶劣态度上，春荣明显流露出自己的不满，且表示出自己深切的同情。尽管牛马一度为人类的幸福付出了巨大代价，可换来的仍然是无端的辱骂和残酷的体罚。而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时，春荣依然把“工钱”、“辞职”、“寿终正寝”等通常用在人类身上的词语巧妙地糅合其间，这使人忍俊不禁。“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没少耳闻目睹动物们被骂的事。‘快走，你这个剐马皮的！’这是骂马；‘跟路，大瘟收的。’这又是骂牛。不管是骂牛还是骂马，都是体无完肤的骂法，听得多了，便觉得这是一种奴役、一种剥削。”“牛耕地，马拉车，这些都是做牛马的在替人挨累受苦。按说，人对此应该心存一点怜悯。可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类忘记了旧社会给财主做牛做马的苦楚，人一阔就变脸，不拿牛马当人。牛马们一天到黑苦熬硬撑下来，工钱领不到，还要被骂得体无完肤；不独如此，被骂了还得干活，偷懒不行，辞职不准；就算老得不能动弹了，也还要被人出卖，送往屠宰场，不得寿终正寝。”（《做个动物不容易》）
牛马的悲惨处境如此，猪的命运如何呢？在春荣看来，猪的命运有过之而无不及。猪所遭遇到的无以复加的命运被“刑场”、“智商”、“阴谋诡计”、“静坐绝食”和“集体减肥”等词汇推向了调侃的极致。“牛马们被剥削的，通常只是力气，这还好些；比牛马们不如的还大有人在。比如猪。猪长大了要被人吃，这个道理，猪们可能要等到走向刑场时才会明白。如果猪们的智商高一点，能识破人的这些阴谋诡计，那么，从童年时候起，它们就不会成天拼吃要喝了，而是来个静坐绝食表示抗议，或者干脆串通一气集体减肥。”（《做个动物不容易》）
而在下述文字中，我们简直感觉到来自春荣的谴责甚至愤怒了。特别让春荣不解的是，人与各种动物都属于同类，按理说是应当友好相处的，可现实的事实却是，人类在用一种非人道的方式灭绝着动物，他们变换着各种花样，以吃得肉麻为乐，以吃得另类为荣，这在春荣看来是忍无可忍的。从这里也透露出，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除了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良知和心中郁积的块垒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人是很坏的，什么都吃，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四只脚的除了桌椅板凳，无吃不求其全。除了猪鸡鸭鹅，人还吃蛇吃兔吃鱼吃狗吃青蛙吃蚂蚱猴子甚至天鹅肉。广东那边就曾有过人吃猴脑的报道，其吃法据称是用一个类似于枷的工具锁住猴子的四肢，然后用锤子敲开猴子的天灵盖，用汤匙从猴子颅内舀着脑髓生吃，很残忍的。这些年，人吃动物的招数无奇不有，越来越另类，有用活鱼丢在滚汤里蘸着吃的，有吮吸活蛇血液的……对人类猎食动物的这些行为，恐怕连号称兽中之王的老虎也会心惊胆战：‘从前是我们老虎吃人，现在变成人吃我们来了，真是人心不古啊！’”“眼下，那些饱食终日的公主少爷们，玩腻了一切之后开始玩动物了，大肆养鱼养鸟养猫养狗。虽然被养的动物过的是养尊处优的日子，但是，自尊是没有的了。是鱼就得乖乖呆在玻璃缸中，不得越雷池半步；是鸟就得好好蹲在鸟笼子里，眼前巴掌大的天；是狗就得摇尾乞怜，讨人欢心；是猫就得小鸟依人，承欢膝下。总之，被玩弄的动物就像豪华别墅里的‘小二’们，始终得承受着比被剥削和被吃更甚的摧残。”“每天上班的路上，我都会碰上一些人，他们在用口哨挑逗着笼子中的鸟。那口哨，总好像恶少调戏良家妇女，不乏轻薄和浪荡。那样的时候，我就想，人一方面自称要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以剥削、猎食、玩弄等等手段摧残着动物们。这种悖论，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呢？”（《做个动物不容易》）
在恃强凌弱的人类面前，春荣深知一切苦口婆心的劝说均无济于事，最后他不得不用一种喜剧的形式，即鹦鹉侮辱主人的方式来为这些鸣冤叫屈的动物伸张正义。“好在还有被养的鹦鹉为动物们争了一口气——有个故事说，一主人养了一只鹦鹉，一天，主人对着鹦鹉戏谑说：叫我爸爸！鹦鹉知道被玩弄了，不理，待主人离开后，才开口对主人的儿子说：叫我爸爸”（《做个动物不容易》）
当春荣的视线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自身，情形是否会有所改观呢？回答是否定的。人类自身的情形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这一开始就从古代寻欢作乐的皇帝的身上表现出来。在江山与美人的取舍问题上，唐玄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美色，这是任何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明君的大忌。但在唐玄宗那里，“他干脆得很，索性连班也不上了。”（《长歌当哭》）皇帝们纵情于声色犬马或许原本就不足为奇，可一向以忧国忧民著称的诗人们到底如何呢？诗人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无可奈何，杜甫就是典型的例子。杜甫虽然终日在念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可是，在春荣看来这并不现实，因为“杜甫一不是房开商，二不是大款，肯定没有能力兑现他的假设。”(《住》)但无论如何，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已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过分苛求古人显得过于残酷，春荣的思绪慢慢回到了正在飞速旋转的社会现实中，瞬间的时空跨越却使春荣吓了一跳，这从一枚小小的五分硬币上体现了出来。“现在，被我捡拾回家的那个五分硬币还静静地躺在茶几的下层，没谁去碰它。有一天，孩子从外面玩耍回来找玩具，偶然看到了那个分币，就问它是什么。我说是钱，孩子睁大了眼睛，满脸狐疑：‘这是哪种钱？’中国的钱就一种，还能是哪种？但我真的无法给他说清楚，毕竟我不见分币很久了，而他则是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分币。”（《不见分币》）
如果说小孩子不知他从未见过的硬币为何物尚在情理之中，那么，那几个天天聚在一起打台球的小伙子就更使春荣感到纳闷了。成天打球、抽烟、喝酒，他们的开销从何得来？孔子曾有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的感慨，春荣是否也有同感？“环城路上有家台球室。每一次路过那里，我都会看见几个小青年在打台球，时间在变，面孔却一成不变，老是那么几张。他们打球，抽烟，还喝啤酒，像电视里的人一样潇洒。电视里的那些演员不见工作，却经常下馆子、进酒吧、谈恋爱，出门打的，进门打的，钞票大把大把地花。大家都知道，那是演电视；生活中的这几个青年肯定不是演电视，可我真的又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城市浮图》之四）
人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必然会遇到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些困难可能有求学的艰辛，可能有求职的挫折，还可能有求婚的困惑等。但少年时代的春荣从来就没有因为前进道路上横亘着的重重障碍而停步不前，相反，他满不在乎，甚至是举重若轻。“书包也是他换了新书包后才给我的，到我手里算是超期‘服役’。”（《求学记》）
春荣在不厌其烦地用一串排比词组再现废品的收购时，其间就包含了人们为了谋生而引发的极度疲惫和荒唐。具体表现为守着迷人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却无心观赏。为什么？基本的物质生活尚且不保，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呢？“他在昆明的求生手段是收废品，废书废报废铁巴废洗衣机壳壳废炮弹壳壳废飞机壳壳，都收。”“平时，他忙于收购那些废书废报废铁巴废洗衣机壳壳废炮弹壳壳废飞机壳壳，守着景点却不能一饱眼福；这下子，终于有时间了，把想逛的都逛了个够。”（《求生记》）虽然如此，但当“我”转了一圈，又回到从前生活的小镇，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终点等于起点——荒诞的色彩越发浓烈。“小二仍然在牌桌上，仍然和一帮女人打麻将，仍然叼着香烟与人说笑，仿佛压根就没去过昆明似的；我仍然教书，仿佛也没有金桥地产那事儿。”（《求生记》）
春荣并未就此止步，他在生存的道路上仍然在艰难跋涉、上下求索。结局如何呢？接二连三的“流产”，几乎使春荣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冯友兰先生说命是力之所无可奈何者，这是否正是命运使然？这是否正是命运在对一个拼命挣扎的人的有意捉弄和无情痛击？春荣不仅信命，而且简直就是认命了。“没去习酒是‘流产’，没到统基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就任是‘习惯性流产’”“我请假回家拿钱，不想一场车祸彻底打消了我的斗志，求职再次‘习惯性流产’”“求职的多次‘习惯性流产’使我明白，人生该怎么是有一定的。”（《求职记》）
求职过程如此一波三折，世俗社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对此，春荣似乎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强大的世俗面前，春荣只能节节败退、举手“投降”。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春荣承认：“三分臭铜，逼死英雄！在不能免俗的礼尚往来面前，在永远发不够的压岁钱面前，在宁可人负我不能我负人的世俗面前，多少人面对年关，英雄为之气短，多少人面对年关，苦脸强作笑颜！”“大丈夫‘醉死也要喝酒，借钱也要请客’”（《年关》）
在“父亲”借牛一事的叙写中，春荣的调侃语调仍然无处不在。他是否在刻意以此使事情本身变得更为轻松我不得而知，可临行前，“父亲”的一系列细腻心理活动的铺陈，无疑加重了借牛的凶多吉少成分和悲剧色彩。春荣把一些常见的文学术语恰如其分地嵌入到“父亲”的心理活动中，使得“父亲”的谦卑、谨慎、善良的性格特征变得可感可触、充满悲情。虽然作过周密细致的筹划，但现实的残酷性再一次使“父亲”明白“打铁要靠本身硬”那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试图依赖别人谋求生存的想法从而变得不堪一击。“仗着以前曾经方便过他人的这一点旧人情，父亲决定去求人，看能不能把眼前的困难了结了。在家里，他先把求人借牛的话想好了，怎么启、怎么承、怎么转、怎么合，都一一作了精心设计，‘台词’也背了三五遍，生怕稍有不慎，吃了闭门羹，碰一身灰头土脸。”“找谁家借牛呢？父亲也先在心里逐一把所有的人家排了队：张三家有牛，但以前人家没欠着自己的，开不了口；李四家有牛，以前自己也方便过人家，但人家正忙着，不好开口；就王五家吧——王五家以前那阵要翻自留地，用了咱的牯牛，这事该能成吧。”“去了，先打听人家第二天干什么活来着——如果人家要犁地，话就只‘启’不‘承’了，因为说也白说。没想到，人家第二天真要犁地，父亲只好悻悻返回了。”“罢了，到赵六家。赵六家的牛闲着，以前也欠着咱家的人情。开了口，人家倒没有明说不借，但一直支吾，不是说牛脖子被牛枷磨渗血了，就是说还想抢农时把没翻的土给翻了”“不想碰一身灰头土脸，结果还是碰了一身灰头土脸。为此，父亲决计再次买牛，否则，土地真要撂荒了。”（《求人记》）
“父亲”“打铁要靠本身硬”的信念从失败的深刻教训中提炼而成，“母亲”则是通过自己不停劳作的双手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得以体现。在春荣笔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一主题总是在亲人的所思所想和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交替出现。“一锅稀粥从早上喝到晚上，一只盆子从天亮刮到天黑，水田才有了一点水田的模样”（《母亲》）
春荣从来就没有忽视过那些在他身边走走停停的小人物，即使是靠做小生意为生的女人，春荣也给她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下述文字是一幅过于辛酸的画面。那个在大街上卖馒头的女人，她生意好坏与否我们不得而知，可她起早贪黑、睡眠严重不足的事实却清晰可见。幸亏那只顽皮的小狗应时出现，否则我们沉重的心情将难以得到缓解。对于一只小狗来说，它只知道沉浸在摆弄毛线团的无穷乐趣里，却并不知悉毛线团主人无边的苦涩。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懵懂无知的狗其实比足智多谋的人要快乐和幸运得多。“尽管炸馒头的蜂窝煤火已经关闭了风门，但油还在吱吱地冒着气泡，锅里的馒头无言地靠在边缘的铁架子上，孤独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的过路人。女人先头在钩拖鞋，钩着钩着，打了一个呵欠，困了，就斜靠在小茶几上。不想，这一靠却沉沉地睡着了，毛线团滚到了地上。”“不知道谁家的小狗狗跑进了店里，抱着那个毛线团玩儿。小狗狗不停地用脚爪抓玩毛线团。毛线团最后被小狗狗抓出了门外，滚一两米，想停，停不住，又滚，滚出三米四米，最后才在马路边缘勉强停下来，追逐毛线团的小狗狗坐在水泥地上，望着毛线团出神”（《城市浮图》之二）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春荣来说，他比谁都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当卫生院隔壁那个晾衣服的女人把“我”长长的身影踩来踩去时，春荣似乎就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这个预感是什么？是亲人的即将离世。春荣有能力化解这一不祥的预感吗？没有。春荣不但无力拒绝死神对于亲人的光顾，就是一些看似寻常的疾病的到来也总是让春荣苦不堪言。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人类才会真正远离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降临呢？“夏天的阳光穿过2004年5月30日早晨的天空，斜斜地照在卫生院的外墙上，把我的身影长长地印在水泥地上，一任卫生院隔壁起早晾衣服的妇女踩来踩去。”“一个人乱了方寸时，即便只是一根稻草，他也会伸手去抓。对我而言，医生就是那棵稻草，他说什么，我都信，都不打折扣地执行。”“后来不行了，病灶变本加厉，在喉头里不断‘圈地’，越圈越猖狂，憋在肚子里的话出不来，外面想进去的食物无路可走，好比公路上发生落石，路中央被大石头挡住了，两头堵了车，什么时候能疏通没个准头。就这样，我不仅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而且还几乎等同哑巴，只会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感受。”（《求医记》）
同样是调侃式的语言风格，在《活着真好》一文中，春荣却注入了更多的思考成分和批判精神。这种思考和批判主要针对现代人总是被一种“盲目必然性”所支配的悲哀。这些人一天到黑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行色匆匆，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他们生命的意义何在？在清醒和冷静的春荣看来，他们是在舍本逐末，他们在痴迷于那些身外之物的同时却丢掉了也许对他们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在春荣那里，曾经的熟悉即是陌生，貌似的切近其实遥远。春荣试图透过巨大财富、显赫权力和特殊地位的表象捕捉到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特别是那些隐藏于光鲜荣耀背后的肮脏交易和罪恶勾当。“许许多多的白天和黑夜，许许多多的人就这样兵不解甲马不卸鞍地来往穿梭于这条路或那条路之间，从昨天走过今天走向明天，忘了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是名份、是非、人情、钱物”“周围虽然尽是我们的熟人，然而，那些熟悉的面孔却陌生得要命——熟悉是因为我们把对方的面容看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陌生却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看清他们的名份观、是非观、人情观、钱物观，而看得最清的则是其财富、权力和地位。”
而在《人生》一文中，春荣则把上述的思考和批判作了进一步深化。春荣吃惊地发现，表面聪明的人类实际上极其愚蠢，他们总是乐于用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把自己捆绑起来。不吃不喝、勒紧裤带地买房如此，其它的种种活动无不如此。结果，人类的个性和自我丧失了，人类的生机和活力萎缩了，人类的才能、智慧和创新亦不复存在。“人是很容易陷入格子或者模式的动物，自己设置的，他人设置的，都概莫能外，先例也不少。陷入格子或模式的人常常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给别人设计格子或模式，从而使别人无法出格。”“从拼命挣钱买房子开始，他们就已经陷入了格子。这种自己为自己打造‘格子’的过程，很像蚕的作茧自缚！”“我们像鸟一样呆在格子里，喜怒哀乐被忽略，酸甜苦辣被淡化，五彩缤纷的人生被断章取义。”
当我缓缓地合上春荣这本命名为《秦关冷月》的散文集，我的眼前依然晃动着那些穿行在不是很严肃、不是很庄重、不是很本分的语言文字之间的鲜活人物、生动事件和滚烫情思。这些人物、事件和情思让人倍感亲切。有时我想，一个优秀的阅读者，与其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虚掷在那些高深莫测、盛气凌人的鸿篇巨制里，还不如早点抽身出来平心静气地翻阅一下充满生活气息和蔼可亲的短小篇什。春荣的散文恰巧具备了这一特征。春荣的散文不矫揉造作，总是娓娓道来，既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人、某一特定的物、某一特定的事，但又并非漫无边际，让人不知所云。他似乎完全领悟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真谛。春荣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异常宁静，有时好像与他一成不变的繁忙工作和四处奔走的身影不甚相称，但在既要保障生存而又不能放弃文学梦想的春荣那里确实一时难以得到有效调和。如果有哪一天我们突然听到春荣在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他已经卸下了一直压在他瘦削肩头的那些名目繁多的“任务”，真正上升到孟子所向往的“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的理想境界，那一定是春荣期待已久的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散文创作最佳时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