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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平衡发展的问题上，抛弃自己的身份和固定的思维，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很有智慧。
让我从一个思想实验说起，如果要拉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收入水平，该怎么办？把美国人的钱给中国人，或者让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真正有意义的平衡发展是尽量缩小地区间（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差距。
所谓人均收入，无非就是总收入除以总人口。因此，平衡的发展就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从富裕地区（国家）向落后地区（国家）转移“钱”，将分子做得平均一些；而另一条路则是从落后地区（国家）向富裕地区（国家）转移“人”，落后地区的人转出后，剩下的人就有了更多的人均资源，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地区（国家）间的劳动力价格和收入水平就会趋同。
当然平衡发展的这两条路，在国家间是不太现实的。但自由移民在一个国家内却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人或许会说在中国，去发达地区的人都是受高教育的人，欠发达地区留不住人才。这话既对，也不对。
实际上，高技能劳动者向少数地区集中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因为高技能劳动者需要相互靠近以便相互学习和分享信息。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也在跨地区地迁移，但他们却难以被流入地接纳，很多人最终还是要回到欠发达的家乡。地区之间的人没有充分自由流动，这样一来，平衡发展的目标就只好更依赖转移钱来实现了。
如果在国家内部实现自由移民，那么，区域间的差距最终是会缩小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它们走过了一条区域间差距持续扩大再缩小的道路。一开始，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向核心大城市集聚，之后必然引起这些地方的生产成本上升，于是产业出现外迁，地区间的差距随之缩小。
中国所面临的麻烦在于，每个地方的居民都在采取地方主义思维。发达地区的居民总觉得，如果允许低技能劳动者平等地分享公共服务，自己分到的蛋糕就小了。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却说，既然人不能充分地流动起来，那么请给我资源，我们自己发展工业。于是过去十多年，内地在建设用地指标、财政转移支付和企业所获得的补贴中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多。
问题是，我们相信不相信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样是发展工业，是让劳动力流动到有利于降低成本的地方去，还是让资源流向劳动力多的地方去？中国经济今天有大约一半的GDP来自于工业，另有大约40%的GDP来自于服务业。同时，进出口占GDP的份额在60%以上。
在这样一个高度开放，并且已经工业化的经济中，任何的经济政策必须经过“全球化”的检验。当大量经济资源转向地理欠优势的地方，企业会不会跟进？一部分企业会，但仍有不少企业认为，与其转向那些地理欠优势的地区，不如转战东南亚。
那些转向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看上去是在应对发达地区生产要素的上升，却很少有人追问，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是怎么上升的？
在一个通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的价格总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在中国，行政力量成为限制发达地区生产要素供给的因素。地价、房价、劳动力价格是在2003年后迅速上涨，而恰恰是这一年，内地在建设用地指标和财政转移支付中所占的份额有了明显的上升。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供给受到限制，当然其价格就要涨。问题在于，劳动者的技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迅猛提高的，生产要素涨价，产出却不同步上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下降。
这样的发展路径能不能持续？除了全球化，中国经济必须要经过的另一个考验，就是金融市场。大量的资源靠行政力量配置，其效率便难以保证。一方面是来自中央层面的倾斜政策；另一方面，内地的地方政府还大举借债。从公开数据看，内地在城投债中所占的份额在近年中明显上升。理论上说，借债本身不是问题，只要借债能带来产出，用政府税收还债就可以了。麻烦在于，如果借债的地方恰恰是效率低的地方，则新增的税收不足以用来还债，金融风险就逐渐形成了。
其实，在区域平衡发展的问题上，只要抛弃掉自己的身份和固定的思维，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很有智慧。通过行政力量来阻碍资源的流动，原来的目的可能是控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结果呢？在行政力量将钱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时候，高技能劳动力却仍然相对自由地在流动，而低技能劳动力滞留在欠发达地区，或者在去发达地区打工之后又返回到欠发达的老家，这最终反而不利于地区间差距的缩小。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其基本原因就是人口没有充分地自由流动。即便不考虑欧盟内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仅仅在制度层面，欧盟内部的国家间移民面临的障碍比中国内部地区间移民的障碍要小得多。
在区域平衡发展上，大家都要换换脑筋。让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起来，既能保持中国经济竞争力，又能实现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平衡。有人会担心，如果劳动力充分流动了，未来谁养活13亿人吃饭？这个问题问得没道理。农业产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土地，不是人的数量。现在，农业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农村的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产出并没有减少。
从土地角度来说，农业劳动力进一步流出，反而有利于增加耕地。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减少，是因为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城后最终还要回到老家，因此出现在城市和农村“双重占地”的现象。如果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城市化只会有利于增加耕地，因为城市的人均占地要远远低于农村。
只要有好的制度安排，未来中国的农业用地总量是不用担心的。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数据看，2008年，农村居民点占地16.53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4.06万平方公里，农村居民点面积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4倍。
因此，只要土地制度改革到位，可以讓进城农民自愿且有偿放弃家乡的宅基地，并且复耕为农业用地，越是城市化，耕地越多。
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农村仍然大量在建的房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不会逆转的，这意味着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将持续下降，中国的乡村有些将变成“空心村”直至逐渐消失。
同样的政府开支，是用于补贴农民在农村建房好，还是用于补贴农民工在城市租房好？只要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今天在建的农村住房有不少将难逃被推倒的命运，因为在未来不如让这部分地用来种粮食。到了那时，剩下的是一点关于乡村生活的记忆和忧伤，这是现代化的代价。
平衡发展的两条路
让我从一个思想实验说起，如果要拉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收入水平，该怎么办？把美国人的钱给中国人，或者让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真正有意义的平衡发展是尽量缩小地区间（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差距。
所谓人均收入，无非就是总收入除以总人口。因此，平衡的发展就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从富裕地区（国家）向落后地区（国家）转移“钱”，将分子做得平均一些；而另一条路则是从落后地区（国家）向富裕地区（国家）转移“人”，落后地区的人转出后，剩下的人就有了更多的人均资源，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地区（国家）间的劳动力价格和收入水平就会趋同。
当然平衡发展的这两条路，在国家间是不太现实的。但自由移民在一个国家内却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人或许会说在中国，去发达地区的人都是受高教育的人，欠发达地区留不住人才。这话既对，也不对。
实际上，高技能劳动者向少数地区集中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因为高技能劳动者需要相互靠近以便相互学习和分享信息。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也在跨地区地迁移，但他们却难以被流入地接纳，很多人最终还是要回到欠发达的家乡。地区之间的人没有充分自由流动，这样一来，平衡发展的目标就只好更依赖转移钱来实现了。
如果在国家内部实现自由移民，那么，区域间的差距最终是会缩小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它们走过了一条区域间差距持续扩大再缩小的道路。一开始，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向核心大城市集聚，之后必然引起这些地方的生产成本上升，于是产业出现外迁，地区间的差距随之缩小。
中国的地方主义
中国所面临的麻烦在于，每个地方的居民都在采取地方主义思维。发达地区的居民总觉得，如果允许低技能劳动者平等地分享公共服务，自己分到的蛋糕就小了。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却说，既然人不能充分地流动起来，那么请给我资源，我们自己发展工业。于是过去十多年，内地在建设用地指标、财政转移支付和企业所获得的补贴中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多。
问题是，我们相信不相信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样是发展工业，是让劳动力流动到有利于降低成本的地方去，还是让资源流向劳动力多的地方去？中国经济今天有大约一半的GDP来自于工业，另有大约40%的GDP来自于服务业。同时，进出口占GDP的份额在60%以上。
在这样一个高度开放，并且已经工业化的经济中，任何的经济政策必须经过“全球化”的检验。当大量经济资源转向地理欠优势的地方，企业会不会跟进？一部分企业会，但仍有不少企业认为，与其转向那些地理欠优势的地区，不如转战东南亚。
那些转向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看上去是在应对发达地区生产要素的上升，却很少有人追问，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是怎么上升的？
在一个通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的价格总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在中国，行政力量成为限制发达地区生产要素供给的因素。地价、房价、劳动力价格是在2003年后迅速上涨，而恰恰是这一年，内地在建设用地指标和财政转移支付中所占的份额有了明显的上升。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供给受到限制，当然其价格就要涨。问题在于，劳动者的技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迅猛提高的，生产要素涨价，产出却不同步上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下降。
这样的发展路径能不能持续？除了全球化，中国经济必须要经过的另一个考验，就是金融市场。大量的资源靠行政力量配置，其效率便难以保证。一方面是来自中央层面的倾斜政策；另一方面，内地的地方政府还大举借债。从公开数据看，内地在城投债中所占的份额在近年中明显上升。理论上说，借债本身不是问题，只要借债能带来产出，用政府税收还债就可以了。麻烦在于，如果借债的地方恰恰是效率低的地方，则新增的税收不足以用来还债，金融风险就逐渐形成了。
平衡发展的更好办法
其实，在区域平衡发展的问题上，只要抛弃掉自己的身份和固定的思维，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很有智慧。通过行政力量来阻碍资源的流动，原来的目的可能是控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结果呢？在行政力量将钱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时候，高技能劳动力却仍然相对自由地在流动，而低技能劳动力滞留在欠发达地区，或者在去发达地区打工之后又返回到欠发达的老家，这最终反而不利于地区间差距的缩小。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其基本原因就是人口没有充分地自由流动。即便不考虑欧盟内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仅仅在制度层面，欧盟内部的国家间移民面临的障碍比中国内部地区间移民的障碍要小得多。
在区域平衡发展上，大家都要换换脑筋。让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起来，既能保持中国经济竞争力，又能实现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平衡。有人会担心，如果劳动力充分流动了，未来谁养活13亿人吃饭？这个问题问得没道理。农业产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土地，不是人的数量。现在，农业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农村的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产出并没有减少。
从土地角度来说，农业劳动力进一步流出，反而有利于增加耕地。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减少，是因为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城后最终还要回到老家，因此出现在城市和农村“双重占地”的现象。如果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城市化只会有利于增加耕地，因为城市的人均占地要远远低于农村。
只要有好的制度安排，未来中国的农业用地总量是不用担心的。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数据看，2008年，农村居民点占地16.53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4.06万平方公里，农村居民点面积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4倍。
因此，只要土地制度改革到位，可以讓进城农民自愿且有偿放弃家乡的宅基地，并且复耕为农业用地，越是城市化，耕地越多。
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农村仍然大量在建的房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不会逆转的，这意味着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将持续下降，中国的乡村有些将变成“空心村”直至逐渐消失。
同样的政府开支，是用于补贴农民在农村建房好，还是用于补贴农民工在城市租房好？只要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今天在建的农村住房有不少将难逃被推倒的命运，因为在未来不如让这部分地用来种粮食。到了那时，剩下的是一点关于乡村生活的记忆和忧伤，这是现代化的代价。